在國家公園山行中,思考人與環境依存關係與原住民族復甦

張瀠之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註一)

  東華山社於上學期(111-1),邀請《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作者,布農詩人作家沙力浪演講「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歷史課」,由我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山行中思考人與環境關係。有別於常見社團山行模式,東華山社同學在體能、技巧、裝備和安全認知之外,更增加人文歷史面向,透過演講和讀書會認識了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故事,之後請卓溪登山協會帶領社員到 Asang daingaz 舊社四天三夜。

卓溪登山協會嚮導帶領山社同學 Asang daingaz 舊社之行。

  這學期(111-2)山社幾位同學藉由申請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自主學習計畫,以踏查合歡越嶺古道為主題,邀請《百年立霧溪:太魯閣橫貫道路開拓史》作者金尚德老師演講。金老師帶來多年豐富田調、資料搜集和實地踏查經驗,讓我們看見今日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立霧溪流域,從太魯閣族人的生活場域、日治時期太魯閣戰役、現代國家經由合歡越嶺古道及各支線的開拓進入、霧社事件後報復式集團移住太魯閣族、日治末期國家公園規劃,採礦、水力發電到國家公園成為世界級觀光景點過程中,人們在立霧溪流域中的活動。

山社合歡越嶺古道踏查。

  另外,本學期中山社也邀請我分享,我的分享主要聚焦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的關係,持續與同學一起山行,並從人在山林間移動和生活的視角,延伸思考原住民族復甦(Indigenous resurgence)、當代環境正義以及轉向以地方思考(place-based)的知識建構。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的過去與現在

  2017 年由花蓮縣文化局主導,結合卓溪鄉布農族人和台東大學的團隊,重建拉庫拉庫溪舊社,在玉山國家公園內之瓦拉米步道的佳心重建 Istasipal 石板家屋。(註二) 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塑計畫」克服重重的法律限制以及跨部門合作的困難,是各方環境教育、部落工作者、跨部門合作等請益的對象。對在地卓溪布農族人來說,提供了良好平台可以回到舊社領域、透過嚮導、協作、文化復振、觀光、教育和環境動植物調查的取徑,讓大家認識布農族山林知識在當代運用的價值。然而,這個令眾人感到佩服且以布農族人為主體的計畫,其實在行政分工和法規上屢受挑戰。在初期,受限於國家公園法的規定無法就地開採,重建所需的樑木和石板,無法就地取材,分別來自北美和屏東。到 2020 年,此計畫累積成果已受到國內外肯定,由花蓮縣文化局登錄為「佳心舊部落文化景觀」。即使如此,持續進行佳心地區文化景觀資產的維護、保存與管理,族人自主性仍因受限於玉山公園管理處、文化部、林務局及其所依據規範。這從我的外部觀察來看覺得相當可惜,因為計畫的優秀工作人員(包括文化局承辦、建築和學術工作者和在地族人)得不斷花時間精力在政府各部門間協商和解釋,他們擁有前瞻視野和寶貴能力,若與政府部門間協調不需要這麼費力,能好好投入舊社溯源和重建的實作,成果想必更為可觀。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不只是驅趕和歧視族人及土地掠奪的歷史(見下節),當今國家公園在國家治理體系中享有的位置,在現在仍在諸多面向限縮原住民族在土地上依照自己意願生活的可能性。國家公園在土地使用、建築要求、基礎建設、用火、寵物和商業模式的規範,對山友和遊客角度來看或許合理,但對在這個區域中生活、工作和頻繁移動的人有深刻的影響。

  熟悉原住民族事務的人對以上情節幾乎不陌生,拉庫拉庫溪舊社重建朔源計畫執行至今六年從旁的觀察,我認為可以清楚看見,即使現在大社會及政治氛圍對原住民族意識有所翻轉,且 2019「向山致敬」、2020「向海致敬」政策企圖扭轉台灣戒嚴歷史,然而由於人民對山海的疏離,實際上要在山林和水域從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各項活動,仍是相當困難。根本地來說,除了族群政治權力不平等的結構問題,以保育主義為核心思想的環境治理模式是關鍵。如果爬梳 19 世紀美國國家公園成立的知識傳統和當時殖民與經濟脈絡,特別是關於「無人荒野的想像」,有助於理解 21 世紀人與環境的關係以及全球原住民族復甦運動的連結。

無人荒野(wilderness)的想像:文明與殖民擴張下驅逐原住民族的國家公園

  無人荒野的想像,與 19 世紀美國承襲的知識傳統、由東往西的殖民擴張社會政治脈絡及工業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有複雜的連結。2020 年,擁有 200 萬會員的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執行長 Michael Brune 以公開信的方式,承認其組織創辦人,美國國家公園之父 John Muir(1836-1938)對黑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種族歧視,並指出俱樂部成立之初,是以白人為主的中產階級休閒登山社團。山巒俱樂部為了徹底反思該組織在階級和種族上的排他性,宣告調整組織以涵納環境保護運動長期忽略的黑人和原住民族經驗。(註三)隔年,美國國會無條件通過由 Cayuse  與 Walla Walla 族的 Charles Sams III 出任美國國家公園處處長。這項人事任命,可以被視為是當局正視國家公園建立在將原住民族淨空的保育基礎上,無論在國家公園功能或環境保育工作上,都有需要修復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並求教於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和視角。(註四)國家公園處前處長 Jonathan Jarvis 說:「原住民族為美國土地、水、生物和歷史管理者(stewardship)提供重要典範」。新任處長具體工作包括:保育、外來種排除、基礎建設安排、訴說被抹除的故事。(註五)

  在 Black live matters 和國內政治兩極化的脈絡下,這兩個事件可以看見美國政府及重要組織,對百年前國家公園設立與環境保護主義排除原住民族的肯認,並顯示出需要原住民族知識對當代環境關係與治理的重要性。當然,政府與機構的肯認,不代表其公民和組織成員皆同意。1892 年成立的山巒俱樂部現在約有 75 萬名會員,2020 年對執行長反思組織白人至上的本質出現各種反應,引發組織內部對核心價值的爭辯,Brune於2021年下台,2022 年曾擔任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英文全名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執行長,黑人人權領袖 Ben Jealous 接下任務。要理解這一系列爭議和人事異動,我們先回到 John Muir 的故事及他以他為代表的美國健行模式和環境保護主義傳統上。

  Muir 於 1836 年出生於蘇格蘭,約十歲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中西部。當時正值美國土地開墾西進的年代,一天要花 17-18 小時的時間,投入開闢農場和建立家園的辛勞生活。南北戰爭(1861-1865)期間,Muir 趁機逃離極權父親,開啟第一次荒野生活經驗。戰爭結束後,Muir 輾轉到 Indianapolis 鐵路製造工廠工作。一晚因為錯誤的化學反應讓他一眼失明,康復後他毅然決然離開高密度工業生產生活,於 1867 年 9 月 1 日,背著一只裝著書和植物標本平壓器的布袋,從印第安納州走到墨西哥灣。(註六)這段 1000 英里的路程經驗,後來變成今天我們熟悉的自然書寫傳統重要著作之一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註七)

  「成千上萬疲憊的、不安的、虛弱的人,感覺到山上去就像回到家一樣,曠野是人生所必需,國家公園及保留區不僅是森林及河流的泉源,更是生命的泉源」。後代我們熟悉他對自然的讚嘆,相對來說,忽略了他對黑人和原住民社區的描述用詞:骯髒、貧窮和懶惰。同樣身為是巨大社會變遷被迫改變生活方式的他,卻無法同理旅途行經南北戰爭肆虐的南方生活,顯示著一種內在矛盾。1871  年世界上第一個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誕生,將環境資源視為公共財,其中背景脈絡和環境保育(conservation)及環境保護(preservation)的辯論,環境資源到底是該撇除人為因素還是適度開發,已有眾多著作說明(註八),這裡主要補充 Muir 的種族秩序觀念,包括主張驅趕原住民、和其摯友 Henry Fairfield Osborn 成立當年認定非白人之種族皆為劣等人的優生學協會。2021 年刊登於 Science 的最新研究發現,原住民族的傳統土地,透過戰役、掠奪、條約簽訂和集團移住等方式,消失了 1.5 億公頃,相當於 98.9%。(註九)喬治亞州大學 Claudio Saunt 教授製作的互動地圖,視覺化從 1776 美國立國到 1887 年一百多年中,歐洲殖民西進征服及原住民族被從土地上清空的過程。(註十)這些先是從家園上被強制驅逐,後來在論述上被噤聲等原住民族觀點是怎麼看待 Muir 傳奇呢?至今仍稱黃石公園、Sierra Nevada 及周圍地區為家鄉的 Miwuk 族人認為,族人長久以來便過著在自然中自給自足的生活,只是沒有寫成書出版,而且大家都歸功 Muir 找到伊甸園(指 Sierra Nevada),但從 Miwuk 族人的觀點來看,Sierra 一直都在。(註十一)

  Muir 的故事讓我們清楚看到殖民版圖擴張、工業開發和資本主義生產劇烈改變生活下,擁擠和污染的都市生活使中產階級對自然作為一種無人乾淨之地的嚮往。國家公園觀念的形成和演變,奠定在原住民族的排除上,滿足中產階級白人休閒觀光需求的環境保育模式。從肯認 Muir 的種族歧視和國家公園由原住民出任處長兩個事件,可以說是對這段歷史的肯認和彌補,但更是對於歐洲中心生態知識匱乏的反省,在全球氣候劇烈變遷中,轉向肯定和求教於原住民族環境治理能力。

原住民族返還山林、土地照顧者與環境知識的肯定

  近十年來,政府或環境治理機構轉向對原住民族及環境知識學習的典範轉移範例中,2017 年紐西蘭 Whanganui 河的法人化,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註十二)以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世界觀出發的人與環境,在法律上肯定了毛利人與河的互相依存關係,強調流域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改變了人跟河川的關係。Whanganui 河從 19 世紀以來,經歷歐洲觀光客、林業和畜牧發展、工業污染和都市開發等衝擊,河川的管理,從上游的火山地形涉及觀光和國家公園,中游大量的樹林,到出海口的工業區和都會議題,管轄權橫跨了主管河川、農業、林務、畜牧、觀光、國家公園、及不同中央和地方行政區分。毛利人主張河為人有三個層次:河作為族人祖先、法人、和實際上代表河的人。(註十三)

  從毛利觀點來看,河是不可分隔的整體。從政府分工來看,河川是分裂的,反應著如文章開頭所說,族人和在地工作者伸張權利時,費工周旋與不同官僚體系間尋求適當對口。毛利人自稱土地之人(tangata whenua),與山林和河流的關係,從傳承西方知識傳統和現代國家對土地作為財產的視角來看,需要經歷深刻解殖民和反省才能理解。近年來在澳洲社會在各種場合的肯認族鄉(Acknowledgment of Country)(註十四)和北美大學常見土地肯認(land acknowledgement)的各種實踐,肯認機構所在的土地之傳統看護者(traditional custodian/stewardship),透過承認墾殖(settler-colonial )政權略奪,是在意識形態上以當地原住民族返回土地正當性的解殖工程。這樣的土地肯認,跳脫私有或公有二分的土地所有權觀念,回歸人與環境相互依存照顧的關係。這些當代作為,回應的是殖民進入對無主地或是無人荒野的想像,延續至今要面對的真實共業是各種開發,無論是水庫建設、礦物開採、光電或觀光。

  如馬丁尼克出生的環境學者 Malcom Ferdinand 提出的「解殖生態學」(註十五),世界諸多生態學者及環境正義運動者,都投入讓各地原住民族的在地環境知識復甦、呈現和轉譯的工作,嘗試在歐洲中心的生物、地理和治理知識外,找到更有效治理和運用土地上的動植物以及其他資源的模式。這波工作的首要任務,在於正視原住民族土地被剝奪的過往,更重要的是,理解這並非過去的歷史,原住民族聲音和意願的排除,是至今仍深植環境治理的結構性暴力。

走在萩坂道路上

  人類社會經歷工業革命、帝國擴張和資本主義生產劇烈改變,保育風潮和中產階級遊憩需求興起,國家公園於 19 世紀末在美國誕生了,包括日本的世界各國也陸續跟進。1935 年日本政府指定「次高太魯閣」為國立公園候補地, 公園的建立後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停擺。

  《帝國的思考:日本帝國對台灣原住民的知識支配》指出,1944 年日本政府規劃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想像,延續著日本內地民族認同和殖民地觀光風景的需求,可見國家公園的成立並非單純保育和觀光需求,而具有政治、社會與經濟面向。(註十六) 戰後台灣進入戒嚴,山區管制阻斷和限制了人與土地的連結,到1984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1987 年解嚴至 2019 年山林開放大幅鬆綁的登山行政,鼓勵人民親山。我們跟山林的關係,只有攀登、探險和考察嗎?山上處處可見歷史的痕跡,這些人們生活的地方,這些人當今生活是什麼樣貌呢?

萩坂道路。

鶯橋。

  走在比人高的芒草間,腳下是日本時代的道路,停下來仔細看時會不時看到。坐在日治時期大正 10 年 3 月竣工銜接西奇良駐在所和對岸萩坂道路的鶑橋旁,我回想在峭壁上為了進入和佔領太魯閣族人家園而鑿出的古道。我想著當時日本人受到什麼樣的動力進行這些工程,太魯閣戰役和族人被集團移住的過程,近年來在台灣進行轉型正義的脈絡下慢慢進入大家的認知和正史中。但那些被移除的族人和被抹除的故事都只是過去的歷史嗎?

  每年有 400-500 萬遊客進出太魯閣國家公園,會在東西橫貫公路牌樓前拍照,在前方的 7-11 補給和在中油加油站加油。少有人留意,這裡是被集團移住的太魯閣族富世部落(Alang Bsngan)。7-11 對面的亞泥礦場,原本是被集團移住的族人的家園。1973 年亞泥開發新城山礦區取得 20 年礦權,50 年後的今天仍繼續開挖。族人組成「反亞泥還我土地自救會」長年透過抗爭和訴訟,近年也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和近期《礦業法》修法等法律上的依據,但長期權力不平等和結構性問題,族人至今仍無法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註十七)

  各式開發對衝擊環境和原住民族生活,在台灣各地、甚至全世界不斷上演,但原住民族的山林及海洋知識,至今持續依循在地和時代需求調整和累積。也就是說,原住民族文化沒有如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預言消失,問題在於高度依賴文字和科學邏輯的我們,缺乏辨識和理解的能力。。在山林間行走,我常常想著台灣社會目前面臨的族群緊張關係和各項環境開發議題,在台灣戒嚴歷史和國家主權不明朗的狀況下,台灣人與環境的關係,需要透過更多具有山行能力和族群認識的人在社會各層面慢慢翻轉。多元史觀和族群差異的意識,如果停留在過去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框架中,而無法看見深度殖民結構如何持續主宰當代重要社會、政治和經濟議題,轉型正義和環境正義會是分裂社會的議題。台灣山林從來都不是無人荒野,以人為中心的知識傳統,除了排除了不同族群,更是限縮了跨物種的視角。下學期(112-1),跟山社同學一起,希望透過山行認識台灣因為戒嚴而斷裂的山林歷史,更能學習不同原住民族的環境知識,持續跟山林和萬物維繫的關係。


註解

  • 註一:感激卓溪登山協會支持山社活動。感謝卓登沙力浪與鄭儀君(Abus Istasipal)、東華多元所博士生蔡金智(太魯閣族)、台文所碩士生張光承與作者的討論和文章勘誤。
  • 註二:沙力浪.達岌斯菲萊蘭與林宏益(2021)。走進石板屋——拉庫拉庫溪家屋探索與重建。花蓮縣文化局出版。
  • 註七:王知一(譯)(2021)。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國家公園之父約翰‧謬爾投入自然保育啟蒙之旅(原作者:J. Muir)。台北:馬可孛羅文化。(原著出版年:1916)
  • 註八:請參見人類學家 Tsing, A. L.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p. 94-10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註十三:Matthias Kramm. (2020). When a River Becomes a Person.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21:4, 307-319.
  • 註十四:Kowal, E. (2015). Welcome to Country: Acknowledgement, Belonging and White Anti-racism.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1(2), 173-204.
  • 註十五:Ferdinand, M., & Davis, A. Y. (2022). Decolonial Ecology: Thinking from the Caribbean World (A. P. Smith,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註十六:松田京子(2019)。帝國的思考:日本帝國對台灣原住民的知識支配。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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