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明益，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他自稱：「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另編有《臺灣自然寫作選》，並與吳晟合編《溼地‧石化‧島嶼想像》。曾四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金石堂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書、博客來華文創作年度之最，《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作品已售出英、美、法、日多國版權。本文為其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多倫多國際作家節、蒙特婁藍色文學節的心得分享。
──編者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小說家莫言曾經說過，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這句話說明了，在許多情況下，寫作就像在座頭鯨在闃黑的海洋尋找同樣頻率的聲音。
2011年的一個午後，我與夏日出版社的總編輯陳靜惠小姐與版權經紀人譚光磊先生在台北「海邊的卡夫卡」見面，談關於小說《複眼人》翻譯版權的問題，2013年英國版的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出版，加上陸陸續續法文版、美國版都接連上市，我因而有機會，展開一連串的「書旅行」。這趟旅行從法蘭克福書展開始，再到美國紐約「台灣書院」演講，接著參與加拿大多倫多作家節(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uthors)。回臺暫歇後，再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演講，隨即再赴加參與蒙特婁文學節(Festival littéraire international de Montréal )。
期間我也因而得以到梭羅筆下的華爾騰湖(Walden)，收藏了我一直想望的李奧波‧布拉希卡( Leopold Blaschka 1822-1895)父子「玻璃植物」的哈佛自然科學博物館，有柏克萊自由氣息歷史的「人民公園」(People’s Park)，並到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團紐約藍燈書屋大樓與編輯討論書籍的定位與行銷。在活動的過程中，並因此有機會與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艾蓮諾．凱頓（Eleanor Catton）參與同一個活動，結識了優秀的加拿大華裔小說家薛憶潙。
這趟旅程我總共與幾種人共事，一是譯者，二是出版社編輯，三是安排行程與現場掌控的工作人員，四是我在異地的讀者。在這個短暫的書旅行裡，有些事情漸漸滲透到我心底：
我不再認為「書不是固定不變的物事」。過去做為一個創作者，我始終認為創作是我「完全的」東西，我不希望編輯更動我的字句，也聽不太進去他們的建議。但在翻譯的過程裡，我與譯者的信件往返過程中，我都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形塑成另一個靈魂一致，皮、骨卻未必完全一致的新作品。無論是法國、美國、英國的編輯與譯者都有他們面對的讀者、社會型態與文化樣貌，再加上美編、封面的改易，視覺感的轉換，他們努力讓自己相信的好作品，住到自己語言的讀者心裡頭去，得做一些像鏟雪一樣辛苦，卻能讓路顯露出來的事。這時候一本書也不再是作者的書了，它也是譯者、編輯、視覺設計者的書。總之，一本小說跟電腦檔案裡的文字故事，是非常不同的事。
二是在現代社會裡寫作的我們，已經不可能單純地相信「無成本」的寫作了。因為一本書成形的過程，包括要進入雖然另一種文字，都需要上述的那些人努力。他們除了熱情以外，也應該得到實質的生活回報。這點在西方出版世界遠比台灣的文學養成更強調這點。比方說加拿大多倫多作家節與蒙特婁藍色文學節，幾乎每一場講座都得入場費(以史蒂芬‧金的演講來說，入場費達一百加幣)，而這些入場費並不全然是作家取走(作家已有讀者這樣最美好的回報)，還有那些搭建舞台、相信文學是他們人生重要部分的工作人員。
第三則是，一個作家該如何跨越自身族群、年齡與身份的心靈，到達另一群你從來沒有想像過的讀者心裡頭去。在加拿大時，主持人曾問我小說裡所寫到的獵殺海豹的議題，由於台下盡是加拿大讀者，我不能粗暴地以自己的觀點回應，而要思考更深一些的共同立論基礎。再者，我的小說裡，有更多的是臺灣這個島嶼的文化元素，我們的文字將成為他們想像臺灣的土壤，這也讓我不斷檢視自己寫作的立場。
而最讓我感動的是，在柏克萊的一場演講中，「東亞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同時邀請了「海洋方案中心」(Center for Ocean Solutions)的研究員哈吉(Eric Hartge)，以及海洋法專家薛伊伯(Harry N. Scheiber)來與我對談。薛伊伯從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一路談到的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所造成的爭議，海原本沒有國界，海洋生物也沒有國籍，那麼法律該如何處理「海的問題」？哈吉則從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來談生態的相關影響，他舉了有殼翼足亞目(Thecosomata，這種生物俗稱海蝶，海蝶從淡水出生後有一個逐漸形成鈣質外殼(外型非常像蝸牛)的過程，但酸化的海水會使得牠們的殼易受損。估計原本生命史一至兩年的海蝶，在2100年將縮短壽命到45天，而牠們是許多魚類的食物，這麼一來會形成食物鏈的危機。海洋酸化也同時會對牡蠣、珊瑚有重大影響。兩位與談人都讀了我的小說，他們因此是從自己的領域裡對《複眼人》提出了更深邃的海的質問。
誰說文學不能如此？誰說如此不是文學？
在這趟旅程中，臺灣也正面臨了非常快速且劇烈的社會轉變，年輕的一代開始更積極熱烈地表達他們對我們這一代創造出的社會的不滿。這或許也是我們這代寫作者所要面對的事。途中我不斷收到學生表達自己迷惘的信件，我因此以美國作家理察．福特(Richard Ford)的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寫給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信件的說法回覆給他們。裡頭寫道：「小說家告訴讀者以質疑問難的方式瞭解這個世界……在以不容置辯，以固定規範為圭臬的(極權)社會，小說就喪失了生命力。」作家要做的事是，不斷產生作品來面對這些迷惘，像拿著探照燈照片黑暗洞窟裡的巨大生命馬賽克圖譜，並相信自己的信念與文字有一天會被讀到而理解。
猶記在加拿大文學節時，《加拿大星報》訪問了我的譯者石岱崙教授(Darryl Sterk)，記者跟他要了「複眼人」三個中文字，原來是《星報》的電腦無法打出中文字。我的作品能帶我走向這趟書旅行，最要感謝的就是版權經紀人譚光磊，以及不同語言的翻譯了。石教授很辛苦地幫我逐場口譯，在多倫多作家節結束後，我跟他道謝時他反而拿了一張感謝卡給我，裡頭寫了《複眼人》裡阿特烈說他故鄉的一句諺語：「伊瓜沙有自己的光，那露沙借別人的光。」「伊瓜沙」是小說中瓦憂瓦憂語裡太陽的意思，「那露沙」是月亮的意思。我在旅館的房間打開卡片感動不已。對談時Darryl又說了一次，主持人也是個翻譯家，他忍不住說，翻譯者也有自己的光，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光。
感謝我的身邊有那麼多伊瓜沙，感謝你們身上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