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宜澐，臺灣花蓮人，一九五六年生。學校畢業後返回故鄉教書、定居、寫作，現為蔚藍文化出版社負責人。作品有《晾著》、《人人愛讀喜劇》、《藍色玫瑰》、《惡魚》、《夏日鋼琴》、《耳朵游泳》、《東海岸減肥報告書》等書。 現任教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陳芳明教授曾於〈權力與暴力－－讀林宜澐《海嘯》〉一文中推薦林宜澐的小說《海嘯》，「足夠證明後山文學毫不遜於前山」、「從鄉土文學的系譜來看，林宜澐確實在風格上繼承了王禎和，而且還更發揚光大。」
──編者
林宜澐（自由撰稿人）
M跟阿理說這句話時，嘴角忍不住漾出來一點點的笑意：「你不要看到國旗就跳起來嘛。」他說的跳是真的跳，全身像觸電般從椅子上彈起來至少三公分。在那之前，阿理跑到法蘭克福參加書展，去的時候九月底，路上還看不到國旗，藍天高高，白雲悠悠，感覺是清爽怡人的秋天，沒想回來時進入十月，高架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一路迤邐，阿理便跳了起來。
阿理的語言情境與眾不同，這跟他的DNA有絕對的關係。他跟M說，當年還在強褓，媽媽抱著他坐路邊屋簷下，一個算命仙剛好路過，就地將阿理端詳了半天，嘆道：「這孩子欠日頭……」，然後若有所思地看著阿理的媽，說：「否則會是聖人。」
聖人自是有別於凡人。阿理雖不聖亦不遠矣，從此以後他天生註定講話以及行為舉止都要與人不一樣，這多半是哲學家的模式，就像尼采一回在柏林街頭看到一匹馬，不知道想到什麼，跑過去抱著馬痛哭一頓，哭到停不下來。哲學家總有一套面對世界的方法，他自己知道，別人多半不知道。 M對阿理看到國旗時的反應很感興趣。阿理說國旗有一股很大的能量，亦正亦邪，正的是人對於國家民族美好的幻想，這通常是在國家創建之初的事，然後這樣的國家會逐漸墮落，慢慢正的就變成邪的了。國家的能量有多大，邪惡的力量就有多大，若是變成殖民他人國家的帝國，那一面代表國家、象徵國家的旗子就會讓阿理那樣如觸電般地跳了起來。
這一切都是因為每個人的語境不同所造成的結果，M想。我們其實都活在自己的語言情境中，一件事除非被描述，否則不存在，吳爾芙這樣說。再說下去，一件事除非被說成這樣，否則他就是那樣。人的語言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為它的主人建構現實。阿理描述國家的語言多半像蜜蜂那般地輕盈又帶刺，很少有哪一個政府的威權不被他螫得千瘡百孔，在那樣的語境中，看到國旗而彈跳一點都不足為奇。
Nooteboom的《萬靈節》裡，維克多對阿爾諾說：「你們的詞語一跨過萊茵河就變性了。月光一照到史特拉斯堡，就變成了女性，時間便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陽光變成了陽性……」，這是語境，一種可以塑造真實的內在力量，來無影，去無蹤，不知不覺中便幫我們確立了這個世界裡的許多細節。
什麼是陰？什麼是陽？為什麼時間是男性？死亡是女性？有分陰陽的語言跟不分陰陽的語言有什麼差別？維克多抱怨荷蘭文虛假地將陰陽一視同仁都不區分，他覺得他錯失了什麼嗎？M想，在男性的時間裡看不看得到死亡女性的真實全貌？語言讓我們獲得許多事物的細節，但也不可避免地流失了或許更多的細節。這就是人生。語言為我們蓋了一棟房子，我們住進去，然後逐漸忘記房子外面越來越模糊的點點滴滴，渡過一個我們自以為是的人生。
舒伯特是陰性還是陽性？看看〈菩提樹〉的歌詞：「井旁邊大門前面，有一顆菩堤樹，我曾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這是寧靜，寧靜得一切都無法區分，是舒伯特「冬之旅」的本質，一種唯有渾厚的男中音方能承載的哲學式情感。他因此是陽性嗎？那巴哈又是陽性還是陰性？崇高的人聲與低沉的風琴一起遁走，交纏得令人心碎，這又是陽性還是陰性？
我們會用怎樣的語言描述速度？馬勒的緩慢如何與阿爾比諾尼的悠緩區分？馬勒的緩慢裡有巨大的痛，那種痛只會化身成夢中的惡魔，它甚至沒有語言，也就是找不到供它藏身的語境，這很弔詭，在現實裡找不到存在空間的東西，卻在夢中引發比現實更龐大的痛楚。M想，這也正是音樂這種語言魔力之所在，它在裡層，像從沙漠底下穿越而過的河流，也許看不到，但巨大的能量始終在。
回到讓阿理跳起來的那一面國旗吧。M想，政治的墮落往往從語言開始，這或許是因為政治語言有某種本質性的困難。它為了要追求共識來執行關於眾人之事的議決，常常必須以媚俗，也就是諂媚大眾、討好大眾的語言來描述現實，這會創造出許多虛假的神話，從國族神話到社群神話都有，那個集合體越大，所創造出來的神話也越大，如果國旗有那麼大的能量，那就是大眾對這個虛浮標誌集體投射所累積的結果。對阿理來說，圍繞在國旗四周的語言情境是全部可以推翻、拆解的。「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句話下面理應接一句時下年輕人常掛在嘴邊的話：「真的假的？」
阿理的語境又是真的假的？尼采抱著馬痛哭，跟阿理看到國旗跳起來，背後不是都有一套自己論述的語彙嗎？這套語彙建立的方式跟各種技能或習慣的養成如出一轍，你如何學會游泳、騎車、握手、煮咖啡……？這些都是一整套的語言，當你在漸進的過程中熟悉了那一套語言之後，就再也離不開它了。更嚴重的，有人甚至會因此而獻身。M說的當然不是指為游泳或騎車獻身，而是為某一種語言獻身，譬如說某個主義或某種革命理念。這麼說來，跟獻身（也就是拋頭顱灑熱血）比起來，看到國旗跳起來還算是輕微的反應了，這種不顯眼的動作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別人則渾然不知。或者，因為動作過於細小又習以為常，他甚至連自己都不曾察覺。M看阿理的狀況大致上屬於這類。
人往往不斷地用語言榮耀自己，用各種語言，文字的、口頭的、身體的、儀式的……，焦慮的心情常流露在無所不在的語境中。一九八零年七月莫斯科奧運開幕時，眾人百思不解手持火把的運動員將如何越過看台上滿佈的人群，到達頂端點燃聖火，就這時，一排從上而下的觀眾忽然一起俯下身子，瞬間用背脊搭出層層直達聖火台的階梯，隨後，俊美的運動員在高昂的音樂聲中踩著人體拾級而上，再居高臨下以睥睨天下之姿點燃熊熊聖火，全場歡聲雷動響徹雲霄。這儀式把人體神聖化，在二十世紀再現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但那年，美國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缺席，用「不在」演繹無所不在的帝國語言，四年後蘇聯以牙還牙，也抵制了美國的洛杉磯奧運。半斤八兩！M想，真是龜笑鱉無尾啊！
還有一種人用逃避語言來逃避現實。
那年夏天，從松林別館到山下的美崙溪入海口，往往一整個下午都泛著薄薄熱霧，大斜坡轉角那家可以射飛鏢的啤酒屋便成了M的最佳消暑處。有個美國人幫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夏太熱」，每天在亞士都飯店前賣完披薩後便到那裡喝啤酒。他告訴M，他喜歡台灣，討厭美國，「美國國會那一群白癡噁心死了！」他受不了茶黨，受不了大笨蛋布希，他喜歡台灣，台灣沒有這些狗屁倒竈的人和事。他用很慢的英文講，手上抓著厚厚啤酒杯的把手，兩眼往太平洋方向看，往那個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就是他討厭的美國。 M潑他冷水。跟他說：「那是因為你的中文不行，你的中文只會在把妹的時候說我愛妳。」也就是說，把妹之外的台灣他完全沒有能力懂。沒有語言要如何瞭解一個現實呢？更不用說跟那個現實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生氣，一起高興了。他聽了若有所思，喝了好大一口啤酒，沒說什麼，大概霍然懂了自己的逃避吧。這年輕的美國人一逃就跨過了海洋，逃得夠遠的。 而有些地方需要用沒有語言的語言去理解。譬如那裡。
經過張瑜家之後右轉，沿著小坡走上去，會看到一大片藍色海洋和一個空空蕩蕩的空間，這時腦子裡的語言改變了，變得比較慢，比較少，甚至就此消失無蹤。人行步道一路往南延伸到南濱，可以讓晨走者從曙光微露走到陽光普照，有足夠的時間寵辱偕忘，把一切都拋得遠遠。步道旁有護欄，靠在上面看海時，往往有大量海風把頭髮吹得如雜草般飛舞，有時甚至要瞇起眼睛不讓風鑽進眼裡。看累了，轉過來仰身面對天空發呆，這時空曠的感覺達到極點，一整個天空滿滿的空曠，很弔詭不是？滿滿的，卻又空空蕩蕩的。M想，我們的確可以隨著各式語境變化我們的現實，瞭解了這一點，世界就變得很豐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