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水歸海 生生不息——張翎英文新著Where Waters Meet一席談並兼論中譯本《歸海》

馬佳 加拿大約克大學博雅和專業研究學院(LAPS)副教授 

司徒倩怡 研究助理,畢業於約克大學博雅和專業研究學院

  北美華裔離散文學中的英文原創若從數量上來說,顯然不可與中文原創比肩,但若論作品在北美主流(英語)文學中的地位和在北美讀書界、批評界的影響力,前者還是占了上風,原因很簡單,無論在美國,還是加拿大,英語文學到目前為止,依然是絕大多數讀者和批評家的不二選擇,所以,出類拔萃的中文原創要進入他們的閱讀視域,不得不依賴翻譯,而lost in translation——翻譯中的遺漏,這樣的定律加上參差不齊的翻譯質量,往往減低了讀者對翻譯作品的閱讀興趣,故此,有英文原創作品的北美華裔作家,尤其是z時代的新晉華裔作家是在持續的增長中,推動著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成型的北美英語華裔離散文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北美學界通常把這樣的華裔作家分為兩類,一類是百分之百以英文寫作的,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譚恩美、哈金、黃哲倫等,另一類是中英文兼顧的「雙語作家」,而這類華裔作家中不少是在中文寫作領域卓有成就後,再操刀英文,開闢「第二戰場」,所以呢,哪怕英文功底再好,也會大概率地落入「張愛玲似的陷阱」——英文創作縱然也獲得好評,但和已有的中文寫作成就相比,還是難免會有「亮眼」的落差。可是,依然有願意挑戰既往、挑戰自我的勇者,張翎便是其中之一。

  似乎是要打破這樣的「魔咒+陷阱」,張翎的首部英文原創小說Where Waters Meet,今年5月由亞馬遜出版社——亞馬遜無界(Amazon Crossing)出版發行,一經面世,便引來了國際同行和批評界的交相贊譽,令人刮目相看。

  春天的多倫多,和風溫煦,陽光明燦,6月6日那天,我們在張翎典雅舒適的客廳,就著新茶氤氳的淡香,聽張翎娓娓道來新作的創作初衷以及寫作的甘苦。以下的部分訪談記述圍繞「雙語寫作」和「故土情懷」的論題,反映了張翎第一部英文小說創作的心路歷程和主題特色。

雙語寫作 甘之若飴

  張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寫作、發表作品,一直到Where Waters Meet面世前的二十多年的時間內,都使用中文。她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英文系,後來又在卡爾加里大學獲得了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同時,在作為聽力康復師的職業生涯裏,英語又是其工作語言,應該說英語是張翎的長項,但她長期堅持以中文創作,並取得不凡的成功。那麽,是什麽讓她萌發了在中文寫作領域的功成名就後換一種語言寫作,並最終付諸於實的呢?從所謂「單語寫作」切換至「雙語寫作」,從運用自如、遊刃有餘的母語寫作,跳到相對陌生,不知深淺的第二語言的寫作,對一個已經享有很大知名度的作家來說風險是顯而易見的,也正因此,很多作家都會「回心轉意」,黯然止步。那麽,張翎這種看似突然的轉換背後究竟有什麽樣的故事,有怎樣的心路歷程呢?

  張翎在聊到這個話題時,首先給我們舉了她高中時初涉英語口語的經歷。當時她的口語老師畢業於北大西語系,被打成右派後發配到溫州,靠教口語為生。這位張翎「第二語言」的啟蒙老師的一句話一直縈繞在她的耳邊,讓她至今記憶猶新:一個人的英文學得好不好,最終要看他的中文底子好不好。這個口語老師當時招了一名入學考試只有10分的學生,但他的中文底子非常好,這個學生後來也考上了北大西語系。張翎又以徐志摩、張愛玲出色的英語作品為例,說明在任何外語習得過程中,母語根基非常重要。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更會把自身具備的文學想像力借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使其產生靈動和活色生香的風格。張翎認為自己從寫作的第一天起就對文學語言有很高的要求——達意是基礎,傳神才是關鍵。她說「在母語中,你可以把語言掰碎揉搓——You can play with it whatever way you like」(註一) 。所以,雖然按照張翎的英語水準,她早就可以用英文創作,但她養精蓄銳,一直不斷地打磨自己的英文,力求靈動,並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是 2019年開始的疫情,阻礙了張翎和漢語世界的文學交流,但也終於使她下決心將英語寫作的念頭付諸於實;同時,她2020年在亞馬遜無界(Amazon Crossing) 出版社推出《勞燕》的英譯本後,反映熱烈,讓她產生了向英語世界的讀者直接、生動地講述中國故事的想法,尤其是中國近現代風雲變幻、悲喜交加的歷史故事。這兩個看似互不關聯的因素就這樣聯袂促成了張翎的第一本讓人刮目相看的英文小說。Where Waters Meet完稿後不久,張翎又馬不停蹄地譯寫出中文版《歸海》,為了照顧中文讀者,《歸海》做了不少的刪減和加寫。所以,這部小說的中英文兩個版本各有千秋,相映成趣。

  作為張翎的第一部英語小說,Where Waters Meet的整體結構、詞語運用的地道靈動,故事情節的引人入勝,細膩情感的生動描寫等方面無不展示出張翎深厚的寫作功底。那麽,張翎在創作英文小說的時候采用了與以往創作中文小說不同的寫作方式和技巧嗎?

  張翎和我們分享了她英語和中文寫作相似和相異。她說自己是經驗型的作家,在技術層面上考慮,每次動筆前都會構建「整體結構、故事框架、人物和章節大綱」;她會使用列出時間線的方法來穿插梳理角色的生平和主要事件,例如王二娃在哪一年受傷,又在哪一年結婚;再者,她還會采用人物性格列表法來保持故事情節與角色性格的前後一致,比如王二娃打麻雀的情節,既反映饑餓,也表現出他盡管腦受損,但依然知道疼愛女兒。

  張翎在中英文創作過程中第二個相似處是珍惜懸念。她承認構建懸念是風險和回報並存,因為前期稍顯平談的鋪墊會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如果他們耐心地閱讀下去,就會發現後期的章節充滿反轉和爆發力,而這些正是張翎用心構造的重要時刻。張翎把這種創作小說的方法比喻成制作一個餡餅 ——「每個章節呈現的是整個餡餅當中的一塊,當你只看到其中的一塊時,恐怕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的,甚至你會覺得有點亂,但在結尾處,當你把一塊塊內容拼接起來,便會豁然開朗。 」

  至於區別,張翎覺得英語寫作比起中文要多花幾倍的力氣去尋找傳神的表達——「就像你的腦子老是在尋找你的舌頭」。但一旦找到,便是妙不可言,樂在其中,她還告訴我們英語有其獨特的節奏和樂感。例如,將四五個形容詞堆放在一起的句子是任何成熟的中文作家都不會幹的,但在英語寫作中卻會產生步步推進、抑揚頓挫的奇妙語感。在跨文化寫作中,腳註是作者們最常用於向讀者解釋非母語文化概念的方法,但張翎采納了《勞燕》譯者的建議,選擇花更多功夫在「故事中不露痕跡地化解和編織這些背景概念」。她還會注意英文讀者的「知識盲區」,將文化概念自然地融入進句子中,哪怕有時會出現長句子,也要避免使用腳註來打斷讀者的閱讀節奏。張翎直言,20多年的中文寫作經驗讓她遊刃有餘、自由舒暢駕馭中文,但英語寫作過程充滿挑戰,迫使她走出comfort zone——舒適區,卻也由此讓她找到了新的落腳點,給她帶來「思維和神志再次年輕的喜悅」。

故土情懷,源頭活水

  張翎說她過去二十年的創作靈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她的故土和童年,讓她念念不忘她的家族和溫州女性的命運;另一個是她作為聽力康復師的17年工作經歷,而前者在她的到目前為止的創作生涯中,佔的分量更重。書名中將水作為中心意向便是一個佐證。張翎告訴我們,這可以追溯到她的故鄉溫州。她第一次靜下心來了解故土的地理,是通過一張在五馬街(溫州老城最重要的一條街)看見的19世紀的地圖。張翎當時驚奇地發現,溫州歷史上居然有幾十條流經城區的塘河。而在她童年的時候,還殘存著好幾條。所以,「河是我對這個城市記憶中重要的一環。小說中講到的九山湖,甌江,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很多重要故事情節都是在水邊發生的,比如在大鵬灣的那次逃亡。」總之,水成為張翎故土情懷的一大主線。Where Waters Meet中主角春雨的名字,也是和水有關。再則,水讓張翎想到的是生命的軌跡,她說她的外婆,在那樣戰亂的年代裏把10個孩子養大,而好幾個女兒後來都去了邊遠的地方,在經歷了各樣生命的劫難後頑強地生存下來。「所以,女性的生命軌跡,在我的腦海裏就是河流。我作品中一直貫穿著對女性韌性的讚美,而水便是韌性的意象,因為水無論遇到什麽樣的地形,它只要流入,就能適應那個地方的形狀。它進入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就變成了那條河道的樣子。即便只有一條縫隙,它也能流過去。」春雨平靜、鎮定地經歷戰爭、災荒,堅韌地活下去,在張翎的心目中無疑是水的化身。

  張翎還專門談及了英文小說題目中為什麽用了水的複數。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春雨和女兒袁鳳的生命軌跡是由水路鋪成的——從九山湖、甌江,到上海的黃浦江、東海,然後越過太平洋,來到安大略湖;二是水將袁鳳從中國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促成了她和喬治的姻緣,而這其中還含蓄著東西文化融合的意象。

  張翎從創作者的角度對自己小說書名中水的意象做了非常貼切、傳神的言說,同時也點明了,水其實也可以是喻指真實/真相,因為小說中有這樣的描述:「Truth is like water, assuming the shape of whatever it flows into.」——真實/真相如水,它在流動中被形塑。她並進一步闡釋道:「『 真實 』在科學研究裏是可以用數字和數據來量化,但在情感/情緒中顯示的真實是無法定量的。比如,我不能說我的憤怒是90分。還有,情緒是主觀的,你憤怒,他可能並不,你興高采烈,他也可能不高興。」 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真實往往是千差萬別的,你的眼睛呈現的只是你的鏡像。她再以兩部反映「文革」的電影,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和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為例。這兩部華語電影界出色的電影,前者圍繞著一群在「文革」造成的真空裡野蠻生產、幾乎無憂無慮的少年人,他們進入一種荷爾蒙爆棚、與社會現實脫節的青春階段,後者則直面當時殘酷的現實。兩位導演都沒有撒謊,而是通過各自選擇的角度,讓觀眾看到了歷史真相的兩個不同版本。

  張翎認為,作家應當善於描摹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的主觀體驗和感受,它們構成了歷史真實的另一個面相,匯集起來,就成了人類的集體記憶,而那往往是「官史」所忽略或缺失的。所以,張翎的故土情懷,並不僅僅停留在「追憶逝水年華」的情感層面,而是據此,並通過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上升到對故土,乃至人類歷史的反思層面。比如,她在書中描寫了中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一直蔓延七十年代的食品匱乏,其實遠在北歐的愛爾蘭也有過的情形,所以《愛爾蘭時報》那篇關於Where Waters Meet的評論文章裏就對比了愛爾蘭自己歷史上有過的饑餓年代(註二)。 「讓人類感知到他們相似的歷史,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野心』吧。」,張翎這樣的告白和她諸多作品中厚重的歷史感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雖然Where Waters Meet是張翎的第一部英文小說,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之前她中文作品中故國情懷主題下的延續和延伸——女性的命運、戰爭的苦難、戰後創傷綜合症、離散話語等。我們也注意到張翎在小說中提及的異國文化情節與春雨的故事形成了跨時空、跨族裔的映照,但中國故事依然是重頭戲。對此,張翎笑稱,雖然她長居加拿大,但她「始終是一個外來者……不能說對這個文化有真正的了解」。再者,她的個人興趣在於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而非現時,即使她小說裏發生的事件會延續到當下,側重點還是在歷史,一如克羅齊所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註三),這位意大利的歷史學家,一生篤信人類的歷史皆為人類精神運動、發展的過程。尋此,我們可以這麽解讀:張翎的小說中,作者是在客觀的歷史幕布上鑲嵌她的人物和故事,她作為作家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隨著故事中人物的「靈動」而閃爍期間,耐人尋味。張翎強調《金山》是寫加拿大的早期華人移民,但這本小說一半的故事皆發生在廣東開平,她也特別提到自己為數不多的用中文講述的現代加拿大故事,比如最近發表的《疫狐記》和《拯救髮妻》,以及之前的《無處藏詩》這樣的加拿大故事,它們的主要角色依然是華裔移民,而土生土長的華人或是其他族裔的加拿大人在張翎的小說裏不過是邊緣人物。總的來說,張翎認為她仍未完全琢磨透加拿大文化,因此還是更傾向於關注故土的歷史,與此同時,會增加一些離散作家的國際視野。

  長期旅居巴黎的米蘭·昆德拉曾經不無困惑地自問:「故鄉的概念會不會最終只是一個神話 ?」(註四)因為一直到去世前,晚年的他和妻子很少再踏上故鄉的土地,這位被譽為「捷克的靈魂」的作家也不再寫捷克的故事,而改為用法語訴說漂流者五味雜陳的情愫,類似羅蘭·巴特零度寫作那樣的「戀人絮語」。相對應的是,我們讀到的張翎這本最新的英文小說,故土情懷,依然是小說的源頭活水,中國故事,依然是小說的靈魂所在,而作者自己和故土的關聯,不僅是正常年度的不間斷的回鄉探視,訪親問友,更是精神深處「剪不斷,理不盡」的依戀。所以,「現實+文化+歷史」的故鄉或故土在張翎這裏,不會是「神話」,而是生命和寫作的依托。

  採訪結束後,想起張翎在採訪中說的,正是之前宛若漫長冬季的三年疫情的封閉阻隔,觸發和催生了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說,但最初讓她萌生英文寫作念頭的恐怕要追朔到她在溫州的那位英文啟蒙老師的話——中文底子好,英文才能好,回首三個寒暑易節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思」不曾間斷的英文寫作,其中的艱辛甘甜,付出收獲,張翎有著無法盡言的感嘆,但這也促使她跨出成名作家的舒適區間,找到了寫作的新向度,新活力。同時,故土情懷的源頭活水,借由中西文化相交的支點,以及張翎獨特的域外視角,生發出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感人心扉的藝術魅力,可謂是「雪泥鴻爪,不計東西」。因為張翎在對談中說過,作為作家, 她的目的「就是通過一個個故事,把沈底的往事撈到表面」,以浸淫故土文化,體驗西方文化的生活閱歷,讓讀者了解感知過往的點點滴滴,歷史的其它面相,不錯,《歸海》講的還是中國故事,卻也包含著加拿大故事,阿富汗故事,是戰爭的創傷、苦難的歷史,讓人類彼此共情互憐,也正是這份共情互憐,讓人類文明越來越趨近拒絕戰爭、消弭苦難的境界。這也許就是Where Waters Meet——《歸海》的另一層寓意吧。


  作為張翎計劃中的「戰爭中的孩子」第二部的Where Waters Meet的中文譯寫本,定名《歸海》,它的繁體字中文版2023年7月18日由台灣時報出版社出版。張翎曾經在6月的訪談中詼諧地提及中文書名的由來:「中文名字真是想得我掉頭發,因為我想留住英文原文裏的意象。不過,最後定的書名我挺滿意,叫《歸海》,不是《海歸》(笑)。」 《歸海》的簡體字版2023年在第8期《北京文學》雜志上首發,不久在中國大陸也會發行簡體中文單行本。

  《歸海》中的袁鳳,出生於中國革命時代的她在母親的羊水,淚水,和血水的滋養中順利成長。與母親數十年的相處讓袁鳳以為她對母親無所不曉,誰知母親的逝世使過往的秘密如潮湧般撲向袁鳳。袁鳳橫跨一萬九千公里的太平洋和六十七年的變遷,追尋著母親的過去,才發現母親從十六歲起開始不斷修補她崩塌的世界,只為自己的身心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成為健康的土壤,重新栽培屬於她的希望種子。可惜的是多年後,母親內心深處的暗流依然悄無聲息地將她淹沒。這是可以預想的,因為在戰爭中沒有永恒的勝利者,更沒有能夠完全癒合的傷疤。

  《歸海》徹底打破了母親的固定印象。春雨的故事讓我們意識到「女人本弱,為母則剛」的社會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女性本身的力量和主體性,反之強調了女性的堅強和智慧大多只是用於履行母親的義務。成為為家庭和後代奉獻的偉大母親,仿佛是女性人生中的一道沒有選擇和無需議論的命題。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春雨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母親的縮影:她在少言寡語的丈夫和少不更事的女兒之間穿針引線,維持家庭關系,她想盡辦法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裡僅憑一己之力養育女兒,她的出現符合父權制社會對母親的一切期望。但越是了解春雨的過往,我們越明白春雨從來沒有被生活限制在柔弱女子的身份中,而是她本就強大和靈慧的個性賦予她成為母親的底氣和力量。春雨擁有著與同齡人格格不入的韌性和膽量,例如她被日本軍兵囚禁在五孩村的期間,每當她感覺自己的靈魂出走時,她都想起母親教導她們要熬過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於是,為了保護她姐姐春梅的周全,她忍辱負重成為了小林獨愛的文枝,沈著冷靜地為春梅開出了一條生路,最終也改寫了自己的人生結局。春雨有勇有謀,外柔內剛的性格實際上能夠讓她勝任任何角色和職位,只是她選擇用這無窮的力量去照料她的孩子—— 一個填滿她子宮和內心空虛的奇蹟。因此,當袁鳳不用母親作為唯一一個標簽來了解春雨的時候,她便發現春雨是一個充滿可能性和未知數的女人,神秘而迷人。

  小說中對於性暴力的描寫隱晦卻又直擊人心,就像一個魚鉤忽上忽下地牽引著讀者的思緒,使其久久不能平靜。尤其是作者對於春雨被日本兵淩辱的場景的描述,更會讓女性讀者真切地感受到不自在,但這是一種有意義的不適——苦難是人生中消極的,令人厭惡的,讓人難以釋懷的一個章節,但是本能地無視和遺忘苦難只會將人類推向更難以想像的深淵。春雨認為日本人把他們「粘稠的汙水滲入了她的身體」。從此再也沒有任何水體可以將她清洗乾凈。這個比喻實在是太過於沈重,這種侵犯不僅指日本兵蹂躪春雨的身體,更直指侵略者強占春雨的國家,給被侵略的民族帶來無盡的壓迫和恥辱感。最重要的是,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將會在日後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著,而最直接的表現即是受難的女性——慰安婦,在戰爭後失去話語權和社會的關注。這個特殊的受害者身份迫使大多數的慰安婦主動或被動地隱藏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她們清楚如果這片陰濕的角落一旦暴露於陽光之下,即使她們毫無過錯,也會得到一個被千夫所指的蒼涼景象。他人的隻言片語就能在彈指之間打破她們餘生的安穩覺,這就是為什麽春雨這一輩子都對小虎心生畏懼。為此,她們任由秘密拖拽著她們傷痕累累的身心繼續茍活著,哪怕她們再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活。就像春雨,她根本沒想著能活到目睹戰爭結束的那一刻,但是王二娃的出現重燃了她對人性的信任。再者,她還想再見一次她僅存的血緣至親。到了最後,春雨渴望擁有一個屬於她的孩子,一個不會被命運傷害的新的春雨。於是,一點一點的願望堆積起來,將春雨多留在了這個世間幾十年。

  《歸海》是一部在沈默中爆發的作品,它用柔如水的筆調高喊出最嘹亮的聲音,勸誡戰後的人類要對正義永遠懷有希望。

  本文關於英文小說where waters meet一席談部分曾以《雪泥鴻爪 不計東西》的題目發表在2023年8月21日的《中國時報》上。


註釋

註一:括號裏的文字為張翎在訪談時的原話。下同。

註二:“When Affection was rationed as well as rice and soap”, appearing on The Irish Times, May 19, 2023.

註三:見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傅任敢譯)。

註四:澎湃網:《 尋找米蘭·昆德拉:「故鄉的概念會不會最終只是一個神話」》。【法】阿麗亞娜·舍曼2023年7月12日。

作者

馬佳 加拿大約克大學博雅和專業研究學院(LAPS)副教授。

司徒倩怡 研究助理,畢業於約克大學博雅和專業研究學院。採訪由馬佳和焦蘭蕙主持。中譯本《歸海》的評介主要由司徒倩怡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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