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勁毅(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博士後研究)
田邊對話
站在宜蘭頗具知名度的有機村水田邊，聆聽推動有機村發展的帶頭大姊講完有機農業的辛酸之後，Magel (註一)淡淡地問：「妳那麼辛苦做有機，妳兒子有表示未來要回來接手嗎？」大姊沒想過會被問到這類的問題，臉上雖然帶著微微的尷尬，倒也很坦率地說：「他是有說過有意願回來，但他不想做農。」Magel續問：「那他想做甚麼?」大姊回道：「他是說要回來的話他要做民宿。」「民宿？」Magel皺了眉頭表示不解。我指著周邊田間林立的屋舍說：「大概就是那一類。」Magel更疑惑問道：「所以說，這些房子的主人不務農？」我簡單解釋了台灣農舍的本意與近年的實際狀況。Magel續問：「你們村子有年輕人回來接手農務嗎？」大姊：「自己家的小孩比較少，大家在外面都有好的工作，但這兩年有台北的年輕人來這邊種田。」Magel：「他們從外地來到這邊種田，住哪裡？」大姊尚在思考中還沒有回應，Magel又緊接問：「如何他們找不到房子，最後選擇把田拿來蓋像這類的房子，這樣沒有衝突嗎？」大姊：「不會啦！我們在地人不會這樣做。」Magel搖搖頭語氣有點重：「那妳抬頭看看四周，我們站在這裡眼前看到的景象，已經是村不村、田不田了啊！」講完這句話，Magel轉頭對我說：「在台灣，從面對真實出發，在社會上還是困難的嗎?」
東部要發展，首先不是找發展的創意，而是要先勇於面對問題
台灣的現代化發展大抵從日本時代開始闊步前行，在政治統治上是在殖民的狀態下進行。殖民式的意思是，依統治需求刻意無視原來的社會脈絡與歷史問題；而現代化的意思是空間發展集中化與都市化，戰後國民政府在美援下延續這個發展邏輯與模式。而偏偏，這個曾經協助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發展模式，歷年來在東部都沒有成功過─不管換過幾種口號與政策方向，東部地區人口的持續下滑未有止跌過。
殖民式的發展不因為殖民政府走入歷史而消失，也不因為產業類型推陳出新而改變。以近年掀起風潮的「有機農業」為例，台灣的農業行政基本上是採取產銷班的組織型態進行，以產銷班為對口給予相關的協助。若是沒有加入產銷班的農民有心想要從事有機生產，政府的輔導系統就難以涵蓋到，即便有加入產銷班與沒有加入產銷班的農民，生活上根本就是街坊鄰居，田地也是彼此緊鄰。農業行政在基層的執行基本上是以各地的農會來推動，地方村里與鄉鎮等地方自治的行政系統在政策由上而下的體系中鮮少被規劃設計進去，當遇到鄰田汙染的事件時，不論農會或其他有機通路商，都無權出面處理。有機農業需要土地無縫隙的安全條件，這個條件是需要生活與居住同一個空間內的所有人參與才能夠真正達到，不分是不是產銷班成員，甚至不分是不是務農者。但是這個居住在同一個村的事實，卻在行政上被切割成歸屬不同的職權分工，遇上問題絲毫沒有實際能夠與應該承擔問題的平台。
若將時光回溯，這種地方事務分崩離析的窘狀當然可以歸咎於漢人移民東部的時間較晚、當地族群多元或是殖民措施等造成的後遺症，但是這個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實，不因為以歷史作為替罪羔羊就自動被解決，一代又一代對於發展的想像持續投資在分崩離析的社會現實基礎上─卻假裝其不存在。
當對於東部的發展想像轉移到觀光上，殖民的幽靈依舊：一方面花東地區民宿業蓬勃地發展著，另一方面既有的城鎮聚落內的空屋率卻不斷攀升。換言之，看起 來是眾人皆曰對的另類微型經濟發展模式，實際上同樣也如殖民發展般，以天降飛碟般降落在各自喜歡中意的地點─海景棒、稻田美，對於原來崩解中的聚落社群，不僅沒有帶來系統性更新的活力，落點的方式大多採取農地興建農舍，助長房地產炒作與農地零碎化；倘若(不幸)投資額度高一點，馬上掀起是否開綠燈給投資者圈地的諸般爭議。
修補社會系統作為發展內容的第一優先
在台灣的歷史中，別於都市化集中作為發展的模式，其實尚未誕生。這將會是一個絕對前瞻的嘗試，沒有人能夠保證其一定成功，只能確認的是，若不把修補社會系統作為東部發展的首要任務，所有的發展計畫都將會是鏡花水月─在仲介網頁上幾經轉手的知名民宿的廣告，已經作了明確的預告。而修補社會系統的實踐內涵為何?
首先是所有的施政計劃，縣市-鄉鎮-村里等行政系統的層級必須要對齊，新的、舊的、斷裂的、延續的系統，必須有個明確的行政空間範圍作為其修補更新的基本範圍，不能僅依照社會分工抽出某個社群；所有的系統分工也才能有個正當性的整合平台─中止無人負責的踢皮球文化，更精準地說，回到台灣民主制度，在地方基層給予的權責與監督體系來運作。
誠然，基層行政品質之低下與敗壞人盡皆知，地方派系似乎也是個無解的現實，但是，創傷壞死的組織若不挖除，表面結痂只是掩蓋了底下的化膿。這個真實有兩個方式來逐步調節，其一是施政計畫在設計上，要將「基層行政品質提升」列為各項計畫之間共同的任務，並善用行政指導的正規作戰以及民間參與的側面作戰來達陣。何謂行政指導？例如一個村落社區想要申請經費，應先給一套基本調查的框架，由所在地的鄉鎮公所在擬訂計畫之前先做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呈現的真實問題，和村落社區一起討論該怎麼面對，再形成申請計畫書。地方自治的權限不參與其中，單獨一個村落社區能做的事情有限，沒有透過行政指導要求地方面對真實，計劃書的內容泰半會是無關痛癢的願景大餅。其二是，地方覺醒的公民，就可以透過這個體系進入地方自治的權力關係中，公民的力量在自己居家周遭草根地集結與累積，突破僅能參與大型公共議題卻難以施力的瓶頸。
花東地區鄉鎮與村里單位內部，都存在著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包括不同族群的傳統隔閡、包括殖民遷村的後遺症、自然也包括新舊移民之間的矛盾。東部相關發展計畫的定位，不在於發展甚麼樣的內容，而是可以將甚麼樣的內容作為這些生活在同一個行政單位但是同床異夢的居民們，有個彼此學習的過程。故其內容的設定，必須要能夠與每一人相關，不能偏食地只有某些特定對象受惠，通常，這些內容應該要刻意以社會系統斷裂的問題出發，在找尋修補可能性的過程，彼此形成新的共同體，發展出新的社會系統調節的機制，作為東部發展可長可久的基礎。
修補斷裂發展的案例
一、新移民之花落誰家
花東人口外流，是事實。但是，也並非沒有人移入。但是，自由地天降奇兵的結果就變成:
不論抱著哪一種移民花東的夢，花了大錢買了農地蓋了豪華農舍，抵不過天算不如人算的人生變化，必須要賣地走人。
而既有的城鎮聚落沒有人住的空屋有多少?熟悉花東的人大概都有一點感覺。若以富里鄉的幾個村落來說，現有空屋率大概都在15-20%左右，若算上只有65以上老人居住的房舍，有些村落會高達40%。在移出與移入之間，充分顯示荒謬斷裂之所在，更賠上了難以回復舊觀的農地。
他山之石:在德國有所謂聚落中心活化與土地節約的政策。
首先，鄉鎮先盤點一個村落的空屋狀況，然後由鄉公所出面來面對村落衰敗的問題。例如，公所先租或買下閒置空屋，改建成小家庭住宅(原來可能是農舍穀倉的一部分)。以低於市價的優惠價格，鎖定承租的對象必須是年輕夫妻，因為這樣才能夠為村子帶來新的活力：
這樣才叫作修補斷裂的發展。
相關的可能性很多，無非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而不是總想著要變成甚麼生財的地點。例如，空屋變成老人上網中心，而且不是要老人家在這學上網用電腦，而是由村子的青少年自願來排班，協助老人家上網，例如幫忙寫email給外地工作的家人或親戚等。
或是如Haimhausen的鎮長Peter Felbermeier，把鄉公所自己的閒置空間改成小單位的社會福利住宅，與退休制度與社會保險結合，讓鎮上的獨居老人可以移入。
或是Pürgen的鎮長Klaus Flüß，規劃由公所出面籌建住宅，住宅只賣給本地人，價格是市價的一半(本地人的定義是父母為本地人，或是搬來居住十年以上者)，讓本地出生的下一代更有機會留下來。
這些的作法，目的都是希望讓生活在當地的人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讓新血能夠注入既有的村落社群之中。
想想花東既有聚落的空屋，應協助鄉鎮村里出面盤點與租借，整修後依據村子的特性公開徵求入住戶，讓新舊移民藉由這樣的過程彼此熟識銜接，也讓土地使用能夠就地新陳代謝。（對鄉鎮自治的水準感到無力嗎? 但是它存在而且不可取代，所以才要用特別的錢與特別的計畫來面對，去調節其品質。）
二、新經濟機會之花落誰家
這是一家有機小農場，女主人本來是做銷售員，嫁給了務農的先生之後去學烘培，在家開了一個小商店，有自己烤的農夫麵包，有來自於院子材料的果醬、香草包、香草肥皂等等(下圖中，女主人的女兒等會兒要去農夫市集擺攤，母女兩在商量細節)
圖片提供:吳勁毅
複合式經營的小農莊中，還有民宿，提供豐盛的早餐
頗具規模與專業的廚房
上述的案例不是來自於觀光單位的民宿輔導補助，而是來自於家庭式農戶的收入多元化的政策。請看下張圖，到底誰可以獲得這樣的補助?
沒錯，就是本來在務農的家庭式農戶才可以。出發點在於既有的家庭式農戶如何延伸出副業出來存活下去，在既有的農業上，經營農場小商店、製作麵包乳酪等加工品或是經營民宿。而不是把某種產業類別當作標的物，不問其從哪裡來要往何去處。這才是從自己原本的根出發謀求新的開花結果的可能性。
機場對話
Magel：「1995-97年因為我是鄉村發展共同工作協議的德方對口，我來過台灣三次，那時的感受，我以為台灣是已開發國家。多年之後再走了這一趟，原來我當年的印象錯了，可能是因為當時都在官方安排的行程內體會的緣故。倒不是說，我覺得台灣是發展中國家，而更精確地說，台灣是年輕的民主國家。這次旅途中，我們遇到很多好人，但是他們普遍都還沒有意識到，怎麼去運用已經握在手上的民主權力。特別是這次我們看到原住民的處境，我若坦白說，我會懷疑我身處在非洲的某些邀我去幫忙的威權國家。千萬別誤會我這麼說，只是要用德國人的傲慢來論斷你的國家，反而是要告訴你我的經驗。當年我剛當小公務員的時候，開始著手研究逐漸破敗的村莊怎麼辦。當時我遇到的問題是，村民連聚在一起有條理地開會也很難。當年的重點工作，根本不是村莊要發展甚麼，而是從訓練村民如何在公共場合說話不會緊張，如何簡要表達意見，以及，遇到不同的意見，如何溝通而不要翻桌走人。包括你現在在德國看到的，地方鄉鎮的能耐，都是一步步透過鄉村發展方案訓練出來的。每個鄉鎮要錢，都是要去搞甚麼蓋馬路和排水溝，全世界都一樣，於是我們在鄉村發展方案中設計，鄉鎮必須先把每個聚落的空間問題搞清楚，並且要和土地調整的計畫一起配套，才能獲得建設經費，這樣鄉鎮就沒有辦法太輕易地亂來。
政治上的壓力當然會有，但是你就讓願意做的案例凸顯出來，讓民眾自己去比較，然後反映在基層選舉上。路很漫長，也許可能有的捷徑就是我們的經驗吧，台灣當然有自己特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但是當你全世界走多了，就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其實大家都一樣。德不孤，必有鄰，不用走冤枉路，但是前提是，要勇敢真誠地面對問題。」
(註一): Holger Magel 是作者的博士指導教授，其自1970年代開始建立村莊更新的理論、行政與實踐方法，90年代歐盟開啟的鄉村政策乃依照其架構發展而成，被譽為村莊更新之父。2014年3月第五度拜訪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