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棠，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現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碩博士班副教授。研究領域與興趣集中在詮釋學、文化詮釋與批判、認同與差異、多元文化與空間、烏托邦等議題，最近的探索是從文化翻譯視角詮釋原住民文學藝術作品。
王應棠(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回想起與魯凱族好茶部落的接觸已超過20年了。在1993年初的一個「口述史與民族誌」訓練營，讓我第一次遇見好茶這個地方和當地的魯凱人。營隊課程主要在新好茶進行專題講演及田野實習，舊好茶則是生活與環境的體驗空間。第一次進入舊好茶，這個坐落在中央山脈南端，一個三面環山，一面朝向屏東平原的山坡，荒廢的聚落上一間間坍塌的低矮石板屋立即映入眼簾。
北大武山高大的山峰遙相映對著聚落。由於久已無人居住，相思樹佔據了聚落四周大部份空地，黃花隨風飄落，灑滿地面及草葉間，馬櫻丹夾雜其間，開著橘紅色的小花。偶而出現老鷹，舒緩地盤旋在蔚藍的天空中。學員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進行部落巡禮，詳細解說傳統聚落的重要空間及生活方式，並在沒有電力設施的石板屋內過了一夜。舊好茶當時雖然已成為好茶集體遷村後殘破的石板屋聚落，僅有少數石板屋尚完整可以居住，卻是吸引我至今仍一再眷顧的地方。
不到一年後，我參與了「好茶舊社聚落保存暨社會發展計畫」，新好茶成為建立駐地工作站的基地。好茶聚落保存的計畫，基於整合性聚落保存的概念，在開始籌組規劃團隊進行規劃工作時就刻意將兩位社區居民納入工作成員之中，一位是原住民運動參與者台邦‧撒沙勒，另一位是被稱為好茶史官的奧威尼‧卡露斯，成為規劃過程中的顧問兼翻譯，並協助社區訪談工作的進行。
規劃的重點首先放在社區發展組織。工作團隊與「好茶社區發展協會」在1994年2月14、15日兩天合辦舊好茶尋根之旅，參加者達百餘人，包含老、中、青、少年各年齡階層。在兩天的活動中，居民除了重新整理被馬纓丹叢淹沒了的家園，也在晚會中一一敘述了在舊好茶生活的點點滴滴：好茶第一輛腳踏車（在海拔一千公尺且只有狹窄登山步道可通達的高山上！）；第一棟鋼筋水泥房子（材料均自水門走了幾個小時的山路搬上來！）；好茶國小環境比賽獲全縣第一名；年輕男子當兵時被歡送的情形。這些都有助於中、老年人重新聯繫土地的感情，也將這種感情傳遞給下一代的青少年。我們也藉機將規劃工作的性質、任務，以及對聚落保存、社區發展與文化認同的課題向村民作了報告。
為提高參與並助興，我們提供了一些獎品供晚會摸彩。按照平地人的想法，我們依價格高低訂出頭獎為放影機，貳獎是傳統的陶壺，參獎傻瓜型照相機。在籌畫時當地顧問並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活動結束後卻立即聽到批評，認為陶壺是魯凱人的神聖物品，應列為頭獎。對我們從價格考量的觀點在面對異文化的價值差異所犯的錯誤讓我印象深刻。
另外，有一次我們跟顧問奧威尼和以前的村長上到舊好茶做一些訪談，談話過程中只見一位平地人老師一直在講話，認為他們應該如何如何做；那時奧威尼就感嘆的舉了一個例子說：「你們平地人好像一個手上拿著方向盤的駕駛人，告訴我們應該這樣做那樣做，可是這個方向盤又沒有操縱在我們的手裡！」聽了這樣的感慨，我可以從他的譬喻中看到，原住民的聚落保存與文化傳承在面臨外部社會時所遭遇的壓力，以及原住民如何找到自己生活方式的無奈，這確實是很大的課題。
由於好茶外流人口嚴重，平日村內僅有老年人與稚齡孩童，至週末在外地工作的青壯村民才會回來參加教會禮拜，與親人團聚。為因應此一現象，規劃團隊剛開始是選擇在週末赴新好茶與村民討論。規劃工作進行一段時間後，規劃團隊決定在新好茶設立駐地的規劃工作站，藉由工作人員長期在地與村民互動，以瞭解聚落的實際需要。
經過尋根之旅「禮物的價值與價格爭議」事件，以及「究竟是誰掌控族群發展方向盤」的反省，我們對工作站的成立儀式相當重視，經請教當地顧問後，決定依循魯凱傳統儀式程序進行：殺一頭豬，準備了相當豐盛的傳統魯凱食物，也僱請村民預先釀造傳統小米酒在當天共享。
按照魯凱階層制度將豬肉與內臟依頭目、貴族與平民身份分贈禮肉。原先的構想是採取部落共同籌備儀式、共享酒食的過程中，達到共同參與、促進情感交流的目的；沒想到在儀式依序完成後，村民一擁而上，拿了食物就各自回家，留下一臉錯愕的工作人員，連我們的當地顧問也沒有料到會是這種狀況。
究竟村民以為我們也像外來的教會或社會團體在舉辦活動分贈禮物，或是魯凱傳統的價值觀在外來文化與的衝擊下，已快速改變了呢？由於當時規劃工作時程緊迫，並未將此一事件所凸顯的意義繼續追蹤探索，僅視之為我們與部落尚未建立密切人際關係所造成的結果。現在與尋根之旅「禮物的價值與價格爭議」事件一併回想起來，其中透露的訊息似乎與原住民社會之價值取向的劇烈改變有關。
在好茶聚落保存計畫工作後期，我對舊好茶美麗的石板屋、水源地和北大武山等環境有更深的瞭解，加上與奧威尼及少數回舊好茶重建家屋的年輕人－這一群「回家的雲豹」－在舊好茶一起度過每一個難忘夜晚的經驗，就愈讓我有更進一步探索他們「回家」的動機。另一方面，每次艱辛爬上舊好茶都帶有規劃任務，任務完成即匆匆下山，總是遺憾不能在這塊美麗的土地盡情地生活。每次與他們告別，心裡就已經開始留戀了。
1997年，我向工作單位「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申請一個為期四個月的「專業研究」的機會，把研究題目設為「重建家屋的意義：魯凱族好茶人「重返雲豹故鄉」行動與聚落保存計畫的再思」，嘗試探討兩個議題：
1. 在實質環境方面，藉由好茶村民重建石板屋的行動，所營造出扣合傳統及現代技術的調查研究，補充規畫報告準則中「營造」部份的具體做法，並在生態及永續發展觀點下研提聚落保存之技術課題與構想。
2. 經由訪談在舊好茶重建家屋者，來探討這些行動者對家及棲居的意義，做為聚落保存的價值基礎。
申請獲准後，我終於暫時擺開工作，可以一償宿願了。從1997年六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我在舊好茶共進行五次田野，分別為：6.14-16（三天），6.27-7.3（七天），7.19-7.27（九天），9.19-10.1（十三天），10.19-11.2（十五天）。越後面在山上呆的時間越長，總共在舊好茶和他們共同生活一個多月。這段期間對兩個人作了一系列訪談，紀錄一間石板屋的營造過程，此外並在石板屋前庭曬太陽，大榕樹下閱讀，面對北大武山喝酒聊天唱歌，充分享受一種無所事事的幸福感。以下將田野經驗的零思雜感依認同問題、田野遭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關係、社區回饋的議題等主題分別討論。
一、 田野中的認同問題—從命名談起
魯凱族的朋友A(代稱)給我一個魯凱名字叫Ler-ler，是屬於中級貴族名，意思是太陽剛從山頭浮出時，光線照射所造成半明半暗的情景，像是太陽在山稜線彼端對此端瞇著眼窺視。每當他向老人家介紹我時，他們往往會說這是個好名字。它從陌生到熟悉，從最初別人用這個名字叫我時的毫無反應到隨即應聲，好像也變成我自身的一部份了。從名字的意義引伸，似乎異文化的接觸也像是一種從好奇的窺視開始，察覺他者與自己居然如此不同。而相處日久，逐漸熟悉瞭解之後，現在想起來，被給予一個魯凱名不只是好玩，似乎與認同的課題有些相關。
我想起自己不論是在台灣的語言中心學習英語，或是在比利時留學期間學習法語時，都堅持使用本名而不另取外語名字，為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文化認同。而A帶來協助他蓋房子的老人漢姓李，老人有兩個弟弟，一姓簡一姓郭，三兄弟三個姓，且都被政府另取漢名，不但混亂了親屬關係，甚至還有因不知情而造成近親結婚的情形發生，這就在認同問題之外又對原住民社會造成傷害了。
馬林諾斯基喜歡用英文暱稱來命名土著，藉以獲得熟悉的西方意象。另一方面，他將土著視為一個整體來命名則是有意與他們劃出距離，藉以保持自我認同感 (註一)（Wengle，1988：120）。我則相反，有了魯凱名在某些場合可視為與好茶人較親近、被當成同一群體的感覺；而相對強勢的文化背景較不易有認同的威脅。也許與人類學家需長期遠離自己的文化母體不同，我的田野工作只是短暫的，能隨時回到台北，使用的語言又以漢語為主，比較不需面對長期孤離的處境，較不易產生認同的問題。
我自己雖相當喜愛部分魯凱的文化特質如與自然和諧生存的生活方式和分享的價值觀，這在長期接觸過程中已對我產生影響，但我自己仍清楚知道我與他們是不同文化環境下的產物，我與他們的互動如能透過相互學習產生新的體驗，那也是視域融合的效果。保持差異，相互欣賞而不刻意求同，因此並沒有產生認同的問題。
二、 田野遭遇及其他
1. 生火與生活
幾年前支援在舊好茶舉行的魯凱文化生活營活動後，我們幾個規劃工作人員決定在山上多留一天。送走所有人之後已近中午，三個人為了生火煮飯居然折騰了一、兩個小時，讓我開始驚覺在野地生活技能的重要性。這次田野一方面在山上的時間較長，一方面想要學習山上生活，就抓住生火的機會觀察、練習，逐漸從生手變成熟手，很快就可以在以三塊立石做成的火塘將火生起來了。魯凱人說漢語有時音調抓不准，在談話中，「生活」和「生火」常常會分不清，這倒造成一種創造性的語誤—生火與生活不分了。可以這麼說，山上的生活就從生火開始。
2. 打獵與獵物處理技能
由於山上早已廢耕，食物需從山下帶上山，而所能攜帶的數量有限，山上又無冷藏設備，只能撐幾天。有幾次沒得吃了又不想下山，就必須採野菜、抓青蛙或打獵。有一次晚上九點多，去溪谷抓青蛙，路上聞到一股屍臭，A要我點根煙，將煙噴向天空辨識風向，即爬向右上方山坡尋找味道來源。不久，就拖了一隻大山豬下來。先將山豬運到溪邊放著，一起抓了約20隻青蛙後，十點半回到家中。他馬上帶了繩子去將山豬扛回來，一邊把大鋁鍋找出來燒開水，一邊動作俐落的肢解豬體，約花半小時即完成。他先將被夾子夾住的前腳蹄割去（獵夾還綁著一根叉狀樹枝，是用來卡住山豬，限制牠的活動範圍，讓牠不致很快死掉腐爛），然後割下兩隻前腿，剖腹，拿開內臟，再割開兩隻後腿，去頭，然後將剩下的軀體分成四塊。他將肢解後的豬體及內臟放入鍋內煮熟，因豬已死去多時，必須先煮熟殺菌。因為是S放的獵夾，他說要分給S的媽媽一半豬肉，這是魯凱狩獵規則的一部份。
另一天下午我到部落巡視，在鄰近石板屋前遇A正清理一隻夾獲的白鼻心，他剝皮、清理內臟後即交我處理。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整隻獸屍，如何下刀就是一個考驗。好不容易剁成小塊，看到頭上的兩隻大眼睛仍不太自在。
另外，在溪谷抓青蛙後，我們就在溪邊烤來吃，只見A檢幾枝枯枝和一點乾草，用打火機點燃了火，立刻就做成一個小火堆。然後他拿出隨身攜帶的山刀將內臟取出，青蛙在火上烤一會兒即可吃。這些動作都快得像是本能反應一般，但培養出這種本事卻是從小長期在部落才能習得。我在這些經驗中第一次學到如何因應黑夜的山林環境，如何用香煙辨識風向，如何處理獵物。要能克服這些困難，才能進行研究，這是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
3. 田野環境的危機
第三次田野在九月下旬，上山時為避開南台灣大太陽的威力，下午三點多開始爬山，在第二溪谷與紅櫸木之間的懸崖處，A用獵槍打下一隻從他頭上跳過的飛鼠，滾落山坡。他去撿飛鼠花了將近一小時，走到紅櫸木約六時許，已天黑。接下來約三分之一的路就只能用手電筒摸索上山。走到賀伯颱風造成的一大片崩塌地時，因路徑不明顯且寬度不到三十公分，又已天黑視線不清，我迷了路，誤攀山坡，人吊在半山腰上，經A折回引導才解圍，上到舊好茶已晚上八點半了。這條通往舊好茶的山路是他們回家的路，對我而言卻成為處處危機的探險之地。
十一月初，結束田野下山前已發燒，感覺身體不適，勉強下山至水門一家私人診所看病後即回台北，以為只是普通感冒。沒想到回家後仍高燒不退，到一家區域大型醫院診斷才知得到恙蟲病。這是一種法定傳染病，多發生在熱帶山野中，恙蟲寄生在老鼠等病媒，再經由咬噬人體皮膚引起發病，如未經適當處理有致命的危險。我經過一個月的治療才逐漸痊癒。
從上述田野遭遇，我體會研究者到一個異文化的環境所面臨的困境與潛在危險。田野經驗的確像是一種死亡與再生的儀式，而對我來說，生理的層面更甚於心理的向度。
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
第四次田野快結束時，在舊好茶有一天早上六點多，A自外回來，他說昨晚十點多出門本想去打獵，因酒喝多了腳步不穩，就跑到水源地附近的山洞睡覺。他提出做卡片出售來籌錢蓋屋的想法，於是整個早上就在討論這個話題。未來做手工紙、手工藝品的構想也建成型。打算在十一月前先做greeting card，有人文好茶與自然好茶兩個主題，各四張。做好託朋友賣，也在新好茶賣。另也提到可以找出版社做post card。於是下山到他的住處，從他的收藏挑選出適合作卡片的照片。
當時距我的專業研究期限只剩一個月，我對石板屋營造的調查研究任務卻絲毫沒有動靜。一方面感受到他的經濟窘境，答應幫他設計卡片，另一方面我忍不住向他表明，他若不蓋石板屋我就無法進行營造技術這一部份的研究。他當時沒說什麼，但我可以察覺壓力已傳給他了。一說完這些話我就開始後悔，覺得自己很殘忍。第五次，也是專業研究的最後一次田野，我們上舊好茶的第一個晚上，我仍感受不到他有蓋石板屋的念頭。我因上次給他壓力造成自己的內疚，心想若是他沒辦法蓋，我只好放棄，跟基金會說抱歉了。於是拿出伏特加酒邊喝邊聊，不知為什麼會談到廁所這個主題，我們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玩起語言來，寫成一首「廁所禮讚」的打油詩：
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你
我在高速公路上找尋你，百貨公司裡也找你
沒有燈光的黑夜裡，也要想辦法找到你
一天的快樂與憂愁都在於你，
我不能沒有你。
高級的餐旅館內，你在
簡陋的茅屋中，你在
荒涼的野地裡，你也在
中柱在溫暖的家屋中，而你在邊緣的角落裡
最高貴的女皇，最勇敢的英雄，你全都看過
我遍求不到的美麗，你全部欣賞過
但是你沒有選擇，沒有偏愛，每一個你都等待
無論是誰，你永遠接納
人們需要你，卻鄙視你
他們頌讚光明，認為你與黑暗同在
是你極度的包容，帶給人們最放鬆的時刻
你承受所有的不潔
給每一個人新生的快感，提供了最徹底的解放
有生必有死，有吃必有你
上帝啊，帶我到伊甸園的時候
我要問那邊有沒有你
願你與我同在，阿們！
在這次營造經驗基礎上，這些資料後來向文建會申請經費舉行「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護人才培育研習班」，於1998年6/28-7/12在舊好茶進行，做了更詳細的研究紀錄並製作成錄影帶。A成為研習班的「教務主任」，是整個活動的課程策劃人，而我則幫他們爭取到講師費與學員生活津貼。二十幾名好茶人在山上共同生活十幾天的熱鬧情景，使另一名講師（前村長）欣慰的說已經有二十年沒有這樣活絡了，舊好茶好像從一個廢墟重生一般。
現在回想起來，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來檢討，我視他為好友擺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研究對象。對朋友我無法請他一定要配合我的研究去做他當時不一定想做的事，因此會有內疚；但是作為付給石板屋營造小額贊助費的研究伙伴，這又是我們講好的工作之一，他有義務執行蓋石板屋的任務。這種雙重關係如何拿捏，在在考驗研究者的智慧與技巧。如果從事後的結果來檢討，似乎我給的壓力是必要的。為了研究，我們需要報導人或主要資訊提供者的協助而常常過度遷就，這不一定有助於研究，因為這種壓抑將研究者的性格扭曲了。也許回歸到基本的人際關係來進行研究，根據不同時間扮演不同角色並堅持權利義務的分際，會是對雙方都比較有尊嚴的互動方式。想通這一層，我就克服了自己的內疚。
四、社區回饋的議題
延續上文的討論，讓我回想起博士班「研究設計」課上對於社會學家Whyte之《街角社會》的研究爭議討論，指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社區及個人）的回饋與傷害等敏感問題，現在仍印象深刻。這些問題似乎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也不可能有。Whyte後來建議為了回饋社區，可運用參與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的方法來進行： 作為一種方法論，在參與行動研究中，研究者邀請被研究的組織的某些成員和他們一起參與研究的全部過程－從研究的設計，到收集和分析資料，直到對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 參與行動研究有著雙重的優越性，在處理實地研究的關係方面，它使我們能夠超越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係，把主要被調查人與專業研究人員聯繫在一起。在研究過程中，被研究社區或組織的人員逐漸對期待中的行動結果負有義務；與此同時，他們變得不再那麼關心在個人與研究人員一起做的事情中得到了什麼。這也可以使研究人員不再為了我們個人是否充分回報了他們為我們做的事而感到無法確定或心神不安。 參與行動研究…開闢了一些途徑，至少使被研究組織的某些成員能在外來者的聲音中加入他們自己人的聲音。這可以豐富資料的收集和分析過程，並提高研究報告在被研究社區或組織內被接受的程度（摘自Whyte【黃育馥譯】《街角社會》, 1994:402-403，商務印書館，北京）。 這種研究方法與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精神大致相同，如果能貫徹其精神，則在各種社會研究與規劃設計過程中就能同時培養社區人才，在專業者離去後能延續策略的推動，最後讓社區發展具有自主性。這在涉及回饋的複雜課題上具有兩層意義：
1.就參與人員個人而言，獲取知識與適當的報酬均對個人有相當大的幫助。
2.就社區整體而言，整個研究進行過程均有社區人員參與，可避免因外來專業者不熟悉當地文化與社會狀態而犯下錯誤，傷及社區。進一步，專業團隊幫社區培育人才，也藉此回饋地方的發展。
註一：
Wengle, J. L. (1988). Ethnographer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of research.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p.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