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弘祺教授為著名歷史學家，現任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李教授為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1991年出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系主任。2003-2005年間應聘擔任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並出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其後出任交通大學講座教授並創立該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李教授專攻中國傳統教育史及宋代歷史思想，其學術成就深獲國際學界肯定。日本關西大學的《泊園》學刊稱他為「當今世界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歷史之第一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一書則由慶尚大學人文學部姜吉仲部長翻譯為韓文，並得到韓國的學術獎。出版有英文書：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1985);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l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1991);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2000);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Sung Sense of the Past (2004)等專書。中文著作有：《西洋史學名著選》(1982)、《面向世界：現代性、歷史、與永恆的真理》(2002)、《讀史的樂趣》(1991)等，其總論傳統中國教育史的中文書《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李教授學貫中西，特別是在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成就卓然成家，本刊特邀其撰寫專文，以史家的洞見分析中西歷史上的學生運動。
──編者
李弘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今年是八九民運和天安門慘案發生的25周年。那時候的許多記憶，至今無法擦拭、磨滅。當時我曾寫了一篇文章，題爲〈廣場的回憶〉，登在《聯合報》的副刊，文中提到了那一年正好也是馬丁路德金（有時譯作金恩）發表他著名的演説，〈我有一個夢〉的25周年。這就是說，他發表這場演講至今正好50周年。當然，我們不能說他一切的夢都已經實現，但是美國今天的黑人已經享有一切與白人平等的待遇，受相同的法律的保護，而美國總統也已經有黑人擔任。這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應該可以說，金恩的夢已經得到實現。
今年的中國，夢也屢次被提起；然而，這個「中國夢」卻是在不同的脈絡裏出現的，不免使人覺得中國正在一個傳統的夢魘裏繼續追求她所謂有中國特色的歷史進程。連中國的學生運動也還是沒法與世界合流。
在歷史的長流裏，充滿年輕人的夢和理想曾經替人們帶來了許多的希望和進步。中國的學生運動好像也應該如此。但是果真如此嗎？我們從世界史上的學生運動能觀察到什麽？
十九世紀歐洲一個非常令人難忘的特色就是不斷的學生運動。這是浪漫主義的思潮盛行，追逐理想的狂飆年代。同時，法國大革命也剛落幕，餘波澎湃洶湧，因此走上街頭的事情幾乎是無日無之，成了當時大學生最真實的寫照。看過〈悲慘世界〉歌劇或電影的人，當然不會忘記巴黎街頭年輕人奮戰政府軍隊的一幕。
歐洲大學可以追溯到中古時代。當時高等教育都由天主教會主辦，目的是訓練神職人員，所以學生具有神職人員的法律身份，不受政府管轄。學生聚集在一個地方，自然免不了產生與學校所在地的老百姓衝突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城鎮對道袍」（town vs. gown）一語的由來。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以後，高等教育逐漸受人文主義的影響，所教的課程變得多元，很多人到大學學的是法律或醫學，因此大學生的地位就逐漸不受教會的保護，所謂的「城鎮對道袍」的問題就逐漸消失，大學生也受公民政府的管轄，為小事與地方政府爭吵的情形就也漸漸消失。但是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之間，大學的社會地位卻明顯地式微，聲譽與地位降到了谷底。許多重要的新學問或科學發現往往在大學外面的貴族家裏、學術研究中心（例如皇家科學院等，一般不負教學責任）或私人的沙龍（salon）發展出來。所以大學生的地位也不受重視，鬧事的傾向就少見了。
十九世紀初，德國有名的思想家洪寳德（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創設柏林大學的計劃。他的大學結束了傳統歐洲大學的宗教色彩，開始近代世俗大學的模式與角色。大學的復興使歐洲大學生的身份獲得了新的肯定，也使他們對自己的期許更爲高升：努力要做社會的中堅。很快地，「知識人」變成了非常流行的字，也成了歐洲學生最珍惜的自我認同。
1832年的巴黎六月革命激發了雨果寫《悲慘世界》的小説，成了傳頌至今的名著。1848年法國創立第二共和、擁護路易拿破崙為皇帝，刺激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發表《共產主義宣言》，也使馬克思寫了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同時福樓拜（Gustav Flaubert）的《情感教育》則用這一年的革命（以及其後幾年的動盪）作爲背景，寫年青人的感情、愛慾、理想及幻滅。
1870年，法國與普魯士發生戰爭，結果法國被打敗。但是在戰爭當中，法國學生們在巴黎與普軍大戰，並建立公社，實驗共產的生活。馬克思和左派思想家深為這件事而興奮，稱許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廢棄國家制度的契機。雨果也寫了好幾首詩歌頌它。
十八、九世紀的巴黎出了許多充滿幻想的思想家，年輕的一代也比同時歐洲其他地方的學生更爲充滿浪漫的氣息。因此巴黎成了革命的溫床，也啓發了近代共產主義的發展。全世界的學生們莫不以能在巴黎參加遊行示威為自己生命最值得珍惜的經驗。在近代世界史上，學生運動沒有不受法國經驗的啓發的。就是晚到1968年，巴黎的街頭仍然是世界各地青年的聖地。近代世界的大學生受到了法國進步思想家和作家的鼓舞，散發了無限的狂熱和激情，這是西方學生運動的光榮遺產。
近代中國的革命當然也受到歐洲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實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不乏學生抗爭朝廷的記載。它們當然與西方的學生運動不盡相同。但是年輕人的純潔和對理想的忠誠，那應該是中外都一樣吧！所不同的是史家的描述方法和價值判斷而已。
中國至少從漢代就已經有太學生提出政治主張的事。太學的設立是爲了教育貴胄的子弟，預備他們將來可以當官，因此他們的身份和地位都高人一等，也與中央朝廷和大官們有許多來往。一般地說，漢代太學生參與政治活動都以「黨錮之禍」泛稱之，其實在第一次黨錮之禍（166-168）之前，太學生已經多次出來示威或控訴他們不齒的官員。總地來説，太學生與朝廷的官員關係比較好，他們反對的主要是宦官。由於後來寫歷史的主要是儒家官員和讀書人，所以我們獲得的印象是太學生在道德和理想上面，都和正直的官員站在一起。
中國歷代「正史」的觀點反映的是：儒家相信朝廷官員必須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人，因此道德表現也比較接近君子的標準。太學生因爲是日後要進入朝廷當官的儲備人員，因此也受到正面的評價。學生們指認爲奸邪的宦官或官員，一般也就在歷史上被認爲是奸臣。
中國歷史上發生最多學運的朝代是宋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宋將滅亡時，陳東一連串的上書及伏闕（在宮門前跪）。他成功地批判六個權臣，在一年内迫使他們受刑，被逐、監禁或流放。雖然他後來因爲高宗皇帝舉棋不定而被殺，但是他卻得到了朝廷大部分官員的贊許。
當時太學生的活動其實有很多是不足掛齒的，然而，儒家讀書人還是支持他們，而「伏闕」的事也層出不窮，到了晚宋，學運風波更推高到了極點，與政治交纏在一起，是非不明，而宋朝也就這樣被蒙古人征服。
宋代太學生膽敢參與政治，這個與宋代思想有關。太學生已經不再都是高官的子弟。例如陳東本人就是平民出身。但是他與二程的弟子楊時很親近，所以他的思想是與道學家們相通的，而得到後者的支持。
明代以後，朱元璋在學校立碑禁止學生干政，處罰非常嚴格，從此太學生不敢議論朝政。事實上，太學收的多是一些希望當官的學生，因此他們根本產生不了力量。事實上，太學生變成了政府的雇員，替政府抄書，或到地方上去當土地丈量員，已經無暇以天下自任，更缺乏那樣的理想了。
學運重新開始已經是二十世紀的事。五四運動的許多口號都與傳統文化有相當的距離，反倒反映西方流行的價值：民族（國家）主義、民主、科學、自由、白話文（反映了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各國發展自己語言的特點）等等。當然，學生干政是儒家一向默許的信念，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學生運動顯然也對中國有一定的影響。
五四以後，學生運動接二連三，國民政府在處理它們時，手法顯然輸於中共。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放棄不了傳統中國儒家信念的包袱。在學生們不提那些保守官員喜歡的意見，不願「伏闕」，也不肯用傳統的語言來包裝他們的訴求的情形下，國民政府在處理學運上不免抓襟見肘，後來由胡適、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中央研究院的傳統，在相當程度上承續了這信念，直到臺灣的保守勢力在一九八零年代崛起之後才逐漸式微。
歷史上，儒家雖然大致上都與太學生站在同一個陣綫上，但是在他們的想象中，年輕學生意見的寶貴既不是因爲他們純潔或熱情，也不在他們的膽識或新理想，而是在他們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堅持。流傳的陳東畫像把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陳東死時，雖已經41嵗，但總不應該像流傳後世的畫像那樣子吧！換句話說，傳統中國人對學運領袖的想象就是他們應該首先是一個忠君愛國的好臣子，對統治者寄予絕對的期望和信賴，依賴他作爲改革訴求最可靠的推動者。這與近代西方的學運中所歌頌的激昂，求新及熱情，的確很不相同。
2014年4月13日（太陽花學運退場後三日）2014年6月9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