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一、緣起
台港兩地近年來在若干社會議題與運動頻繁的經驗交流，某程度上營造了一種「台港共同體想像」，其中香港記者陳曉蕾一系列的環境議題報導書寫，就凸顯出台灣經驗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剩食》一書盛讚台灣的垃圾分類，《香港正菜》等作品，亦不乏台灣的有機、小農耕植之經驗與價值，如何改變和影響香港作法的敘述，以及「台灣能，香港卻不能」的感慨。又如二犬十一咪策畫、訪談，阿離、阿蕭合著，介紹香港動物權益運動現況之《動物權益誌》，在討論到香港新界等地「流浪牛」的問題時，亦舉台南柳營的「老牛之家」做為參照。無論這種對他山之石的敘述是否基於「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態甚至想像，都證明了經驗的交流與影響確實存在。筆者近年著力於人、自然與城市互動關係之探究，期盼在城市空間中開拓自然與動物關懷的可能。藉由香港經驗與台灣經驗的對話，當能進一步梳理出在城市當中更多元的生活模式，以及人與土地相依的各種可能，讓更多人重新思考自身與城市、自然的關係，開展出對他者的關懷、對土地的情意。因此於2015年9月5日，赴香港訪問了目前任職香港理工大學，在香港推行動物權益運動不遺餘力的作家張婉雯。
張婉雯，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曾任編輯，現任香港理工大學語文導師。積極推動香港的動物權益運動，相信動物議題就是文化、政治、公義、權力的議題，文章散見在香港報章、網路獨立媒體。經營個人部落格，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家貓奴」做為副標題。2009年出版《我跟流浪貓學到的16堂課》，認為動物的遭遇就是人類生活的倒影，了解動物其實有助對自身和社會的反思。除了是香港動物權益的重要推手，對香港邊緣人物和社區的書寫細膩，〈潤叔的新年〉、〈明叔的一天〉曾獲聯合報、時報小說獎項，作品曾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2010-2012》，目前仍致力於相關議題，寫作「動物公民」專欄、擔任動物權利團體「動物地球」幹事，持續為動物發聲。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二、訪談記錄【從虐貓案開展的動保氛圍：香港動保運動發展的脈絡】
筆者(以下簡稱黃)：我自己這幾年來的觀察是，台灣接收的香港動保訊息仍然是比較少的，但有趣的是，香港其實很喜歡引用所謂的台灣經驗；另一方面，香港對動物議題的關注看似比台灣稍晚，但是在議題的廣度卻很快就將關心的範圍擴展到包括反皮草、圈養動物等等，相形之下，台灣的社會氛圍主要還是以流浪動物為主，所以我蠻好奇香港動保運動的開展契機和過程。
張婉雯(以下簡稱張)：其實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有以前的「防止虐待禽畜會」(就是現在的SPCA)一個機構去處理防虐的事情。因為社會的變化，一般市民對於動物議題的關注漸漸地增加，所以就有一些民間團體成立。儘管在資源、規模上都不能跟SPCA相比，但還是有他們的影響力，也畢竟反映了一些不一樣的聲音。因為SPCA的角色跟政府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所以注定不會有太批判的態度，它一開始就是港英政府成立的一個民間團體，用來改善20世紀初的動物情況，其實是一種殖民的手段，直到現在它的本質並沒有太大改變。當然，它畢竟是最大的、歷史最悠久的一個機構，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貢獻，但因為先天的局限，有些事情它不會做，民間團體其實是補充了SPCA不能做的部分。
我自己參加動保運動的原因，是2005年旺角虐貓的事件，當時發起了一次遊行，大約有五千人參加，所以引起比較大的關注。以前並不是沒有虐待貓狗的情況，只是以前的人不會報警，大家不覺得這是甚麼嚴重的事情，但那次遊行之後，應該是一個轉變的契機吧，以往社區的義工或組織，一般來說都是從慈惠的角度出發，比如說領養、救援，那次之後，動物的議題開始從公民的角度出發，從政策面討論，是從下而上的一種流向。但一部分也是因為虐待動物的照片是比較容易讓人激動、引起共鳴的，如果是關於政策的遊行，參與的人就比較少。如果按比例來說的話，澳門應該是最多人參加的，他們的人口比香港少很多，但是可以有三千人參加遊行。澳門的狀況也很困難，他們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專門關於動物的法令，只罰幾十塊錢，等於沒有罰，很多年沒有改變過。
但是香港的動物議題，雖然也有反皮草、反熊膽等等，可是來來去去都是同一批人。香港人還是比較習慣「代議」制，習慣有人出來號召，但是沒有人要主動去扛責任，我覺得這是不夠成熟的表現，總不能一個城市的動物議題就由同樣那五六個人去負責，那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現象。
【四夜與十二夜：港台流浪動物政策與現狀】
黃：台港兩地發展的脈絡差異很大，香港開始得比較晚，但可能也因為是同樣一小群人在關注，議題的觸角反而很快就拓展到各個層面，台灣參與的人看似比較多，但走了二十年，一直在同樣的地方打轉，而且即使同一件事，比如TNR或零安樂，每個團體之間的態度也非常分歧，很多力氣甚至就花在彼此批評上。
張：因為香港還沒有走到這個程度。關於零安樂，雖然很零碎的提起過，但它還沒有成為一個很成熟的，或者說一個很壯大的聲音。當然我們很多人也反對SPCA每年安樂死很多動物，SPCA其中一個經常被人批評的地方就是，它把動物安樂死的速度很快。你在街上發現一窩還沒有開眼的小貓，送過去它馬上就把牠安樂死了，理由就是沒有人手能夠照顧。政府部門每一年處死很多健康的動物，只要有人去投訴，就把牠抓回來，四天以後就處死。而且它沒有一個開放的領養渠道，如果我們要在政府部門救一隻狗或一隻貓出來，必須透過漁護署所列出的十來個團體，要有其中任何一個團體答應幫你寫信去申請，才有機會把那隻動物救出來，但中間只有四天的時間。其實這也是一種統治的手段，民間團體這麼多，他不希望你們那麼團結，所以名單上只有十來個團體可以進行救援的申請，但為什麼是這些團體具備資格，並沒有很明確的理由。
現在香港處理棄養的情況是，你如果不想養了，把牠放到街上是犯法的，但把牠送到漁護署安樂死，一塊錢都不用付，如果你的狗夠多夠大的話，他開車到你家門口接走也可以。出發點就是人類中心，他不讓你把狗丟到街上是因為擔心有狂犬病，不是為了這隻狗的福利，而是擔心社區的衛生問題。
黃：台灣之前嘗試要罰棄養，也引起很大的爭議。台灣的政府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會去聽輿論的聲音，但它基本上沒有一個真正的規畫，只是覺得：你吵，我就回應你，所以一開始說要罰款，但有些人覺得如果付兩千四就可以棄養，反而可能造成變相鼓勵的結果，於是被抗議之後他們又不罰了，會這樣反覆。包括零安樂，表面上看起來兩年內就要推動，但口號先於配套，一般的民眾通報得反而更頻繁了，變成收容數量暴增，環境就更差。
張：香港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幾年前我跟漁護署開會的時候，我們有提到幾個問題，包括殺太多，還有就是主人把狗送去安樂死，完全沒有任何罰則，他們說了一句一樣的話：「如果我罰他錢，會有更多人把狗丟出去。」所以關鍵在於，到底遺棄動物要接受的司法懲罰是多少？香港從來都判得很輕，只罰一點錢，如果有一兩個個案重罰，我覺得會起一個作用，帶出一個信息就是：我們不容許社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情況或許會慢慢地改善。
黃：其實我是贊成罰款的，因為像台灣某些繁殖場，會把淘汰的狗用「民眾拾獲」的藉口把狗送去收容所，可能一次五十隻，但是我說：「這全是我撿到的！」他明知你說謊，但還是可以用這樣的理由無限量的送進去，反而可以逃避被揭發是不良繁殖場的責任。所以政策彼此之間還是很多矛盾，或者是說漏洞。
張：香港的繁殖場問題這幾年也引起民間團體很大的分裂跟爭論。大概兩年前吧，政府提出一個草案，要管理私人繁殖，但是問題在於，關於牌照的領取，條件還蠻寬的，比如不用受專業的訓練，沒有要求考試，也沒有牌照的上限，也沒有規定是否只能在商業的用地上進行。唯一規定的只有母狗的數量，不能超過兩隻還四隻。我覺得門檻太低，而且如果沒有牌照數量限制的話，如何去監管？但有些民間團體覺得爭取了這麼多年，應該要先接受，各方都有他的理由跟論述，意見就比較分歧。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可以轉身就不違法：城市空間與動物】
黃：就我觀察到的情況來說，我覺得香港現在養狗似乎品種狗居多，大部分的人都還是習慣去購買。
張：我的看法是：第一、香港對於不應該買賣動物的觀念還不強；第二、香港住的地方還是太小，品種狗的體型比較小，比較適合，如果是唐狗體型比較大，只有住在村屋、新界這些地方比較適合。小狗比較容易照顧，而且有些家庭可能平常只有老人在家，老人家只能控制比較小的狗。
黃：所以空間的狹小，人口的壓縮也影響了人和動物的關係，人對動物的「越界」似乎更難以忍受。但是像野豬「闖入」市區這類事情，民眾主要的態度似乎也還是恐慌為主，我覺得它頗為典型地指向香港的人和動物關係。
張：其實野豬的事情是這幾年才變多了，確實因為空間更小，引起的爭議更多。第一，空間大一點的時候，沒有引起這麼多人與豬之間的矛盾；第二，以前和現在都有一個狩獵隊，政府讓他們來打死豬再抬走，以前的人比較接受這樣的做法，抬走之後怎麼處理大家都沒有爭議。但現在畢竟打獵在一般人心目中聽起來彷彿很不文明，而且如果在市中心開槍會很危險。這幾年成立了一個野豬關注組，他們的做法就是保持跟漁護署的官員溝通，給他們建議，密切的跟進，如果知道某個地方出現一隻豬，他們就會馬上打電話去詢問處理的狀況。因為密切的跟進，他們就不敢亂來，有了幾個好的先例，這隻豬抓了之後，你把牠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會慢慢的改變，發現原來有其他的選擇，這個進步是不錯的。但這也有一個限制是，必須官員願意跟你配合，有的官員或許比較願意嘗試新的做法，如果換了另外一個人那怎麼辦？所以也有它的局限。
黃：此外，人的空間狹小除了影響可以飼養動物的空間，也直接影響了動物的處境。我昨天去走了一趟金魚街，那些魚都用小膠袋裝，甚至很大條的魚也是這樣用袋子裝著，街上也很多賣貓、狗、兔子的寵物店。當然台灣動物繁殖的問題也還是很嚴重，可是我覺得意識確實是有一點點改變，對於盡量不要買賣名種犬貓這樣的概念，是比較普及了。
張：香港對於動物的關心，主要也還是在貓狗，比如說虐待動物、繁殖的問題，幾乎都是跟貓狗有關的。很多人真的沒有把魚當成動物來看，比如說一些半素的朋友，就只吃海鮮。我覺得鳥也是另一個問題，鳥被養在這麼小一個籠子裡，其實是非常可憐的。所幸養鳥在香港慢慢是一個式微的興趣，其實是禽流感的關係，政府把雀仔街搬到花墟附近的一條街上，生意就少了許多，漸漸不再流行了。但魚還是有你剛剛講的那些問題，就是大家都覺得沒什麼關係。不過幾個月前有一個新聞，有個人發現一家酒樓已經好幾天沒有開門了，因為酒家魚缸面向行人道，那些魚非常的擁擠，已經快要死了，於是他報警，警察也當成虐待動物的案件去處理。
(黃：但是警方會受理這個虐待動物的案件，就讓我覺得蠻驚訝的。)因為他的酒樓已經倒閉了，沒有人在管了，其他的酒樓每天開門做生意，他每天可能還會去換水，給一點魚食，你就不能說他虐待動物，因為香港當局對虐待動物的條例是很寬鬆的，只要動物在籠裡頭可以轉身，就沒有犯法，就算你把牠困在籠中一生一世你也沒有犯法，只要他能轉身就可以了，所以分別在這裡。
黃：但是在台灣，就算酒家倒閉，沒有人會受理的。如果寵物店沒有開門，去報警可能會受理，因為那些貓狗可能會瀕死，如果是魚的話，我們不會當成虐待動物來處理的。只要能轉身就不違法，這也讓我蠻意外的，可見一個城市對待動物的態度，和空間真的有關。
張：香港空間那麼小，所以他對動物虐待的標準就會很寬鬆，只要能轉身就不算虐待，連人的空間都不夠了，所以他不太可能要求你的狗空間要多麼大。
【從街頭抗議到公民教育：尋找新的社運模式】
張：最近有一個訊息是，有一對夫妻要移民，他們把五隻狗直接交給漁護署，當初送狗給他的義工，在他移民之前其實有嘗試聯繫，但飼主就隨便編一些話敷衍，最後才發現那幾隻狗都已經死了。所以義工現在發起一個運動，寫信到英國他們女兒要念的學校抗議。我當然很不贊同狗主的做法，但現在的政府政策對這類不負責任的飼主，其實也沒有很好的懲罰，所以義工只能靠他自己想到的方式去做，我想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吧。
黃：台灣「網路肉搜」的情況可能更嚴重。但是香港這邊，一般的民眾對於義工這樣的做法，輿論反彈會很大嗎？還是大家其實都不太關心別人在關心什麼？
張：我覺得主流還是不太關心的。因為現在facebook的狀況就是：就算我有一千個朋友，千個都是跟我一樣想法的！所以facebook上鬧得很厲害的事情，放在主流社會裡根本就不見了。
黃：台灣的狀況是：可能我有五千個朋友，這五千個朋友會去號召一些抗議、或者是比較激烈的一些行為，但台灣是個比較在意別人眼光的社會，很容易沸沸揚揚，然後就吵成一團。甚至同樣關心動物的這一圈人，大家也可能是互相攻擊的。香港關心鳥、關心海豚、關心蛇、關心牛的，每一個圈可能都兩三個人，但是對於彼此的行動，似乎是不太干預的，不會對別人說：「我覺得你保育牛是不對的！」但台灣保育野生動物的，可能就會認為你保護貓狗是不對的，或者貓志工跟狗志工也會因為貓被狗咬死而對立。在香港似乎比較不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張：頂多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算是漁護署名單上那十幾個團體，我們也不會去懷疑他們是不是跟政府握過手，畢竟他們也有他們的位置，不能說完全沒有貢獻。也不是每一個團體都需要走上街頭那種做法，他們的位置是這樣，就做好他們的位置。是非還是有的，但不至於很有系統的攻擊對方。
黃：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把整個社會往前推動的阻力似乎是比較小的，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還不夠關心，但慢慢去推動，就會改變。
張：去年雨傘運動以後，我覺得社會的氣氛是不一樣的，我們以前的想法很簡單，有什麼事情鬧起來就是上街頭抗議，就去申請集會，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做法還是挺天真的。比如說我覺得警察處理虐待動物案件的速度太慢，我就去向警察申請一個遊行或集會，他們同意了，再一起討論走哪條路，就從幾點到幾點先封好路等等。但是雨傘運動以後，我覺得傳統社會運動的模式是受了挑戰的，其實我們都在摸索到底該怎麼樣走下去，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但我覺得傳統那種遊行示威的社運模式，不能完全不改變而繼續，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它已經不再吸引了，已經失去部分的效用跟號召力。而且其他人還是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沒有途徑去了解我們背後的論述。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覺得自己不斷的重複，也有疲態。而且有一個缺憾是，香港的動保人其實都有工作，很少是全職的，下了班還去做這些，太勞累了，而且也很難突破。所以今年的暑期，我跟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團體，叫動物公民，主要就是寫文章。我覺得雨傘運動以後，這個公民社會對於不同的論述，接收的能力其實大很多，因為雨傘運動是不斷有文章回應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很密集的出現在網路或報紙上，很多平時不關心的人，都突然轉進這樣的討論裡面。當然其中有很多是分化、吵架，各樣的對立也有，但整體來看，公民社會對於文字消化的能力高了許多。以前是要找一個血淋淋的貓狗照片讓你感到激動，但這個激動可能是幾秒鐘的，明天還是照樣的生活。如果是文字，畢竟是比較深入的討論，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開始，幾個人輪流在不同的媒體寫文章發表，希望跟其他議題的人多點交流，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而且要凸顯一個形象就是除了貓狗，還有一些其他的關注，從論述的角度去試試看，因為雨傘運動以後，我覺得整個香港社會都在找一個新的出路。還有一點我覺得要做的，就是香港現在社會運動的主流，是一些所謂的左翼知識份子，但是他們對於動物的認知還是很不足，所以關心弱勢的同時他們不一定會把動物一併考慮進去。十一月我們要選區議員，這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年輕人對於政府社區等等的議題，他的關注比較提高了，因此我的願望是能把動物議題的政策帶進區議員選舉，這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的方向。
黃：香港和台灣在動物權益運動的發展脈絡上雖然不同，但其實任何社會運動在推動的過程中，如何與各自的環境、文化進行對話，仍有很多彼此可以參考之處。也唯有將動物議題確實在政策上、法律上帶進一個國家文明的系統當中，動物的處境才能真正得到改善，相信這是港台未來共同努力的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作者介紹
黃宗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現當代文學、動物文學、家族書寫等，長期關心動物倫理相關議 題，近年主要之研究方向則為城市中人與動物之關係。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以台灣當代文學為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 〈城市流浪動物的「生殤相」：以駱以軍、杜韻飛作品為例〉、〈論當代藝術中動物符號的倫理議題〉、〈論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之懷舊時空與魔幻自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