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球體的反思視域:《中國詩用學》序

陳國球 玉山學者、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顏崑陽教授是前輩學者中近年產量最豐富的一位。先是 2016 年接連出版《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436 頁)、《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560 頁),2017 年發表《詩比興系論》(408 頁),2020 年寫成《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504 頁),現在又為中文學界貢獻新著《中國詩用學:中國社會文化行為詩學》。崑陽教授善於製題,讀者尚未翻開各本厚實沉重的鉅製的卷頁,從書名已可以領悟內容的豐盛與撰著的思考方向。概括言之,我們可以見到崑陽教授的三大方向:「反思批判」、「多向詮釋」,以及「(新)典範建立」。這三個方向一直貫穿崑陽教授二、三十年的學術思考;從以上各本專著,不難發現他一直念茲在茲,孜孜不息,進行一項大規模的學術工程。

  崑陽教授著述成文有先有後,以上所標舉的三方面工作,於諸篇或各有偏重,但究之每篇都融會了他的主體思想,而且交互徵引、前呼後應,血脈相連而合為一有機整體。為了便於敘說,我們可以依次探視,作為閱讀顏老師學術著作的入門之階。

  首先,「反思」是這裏最重要的關鍵詞。因為它代表了崑陽教授的學術志業的第一要務。要之,崑陽教授不為己而「反思」,是為天下學者省思,為學術的前途而深思。他的好朋友蔡英俊(《反思批判與轉向》序)和龔鵬程(《學術突圍》序)兩位都提到 1979 年崑陽教授還是在學階段,就主編《古典四書》;他自己寫《喜怒哀樂》,蔡英俊寫《愛恨生死》,龔鵬程寫《春夏秋冬》,蕭水順寫《青紅皂白》,採現代語言賞析古詩詞。記得當年我和同學們在香港書店看到這四書套裝,都非常珍愛,一起購買來作同群共讀。崑陽教授在總序中對其時由顏元叔引進的英美「新批評」方法大肆批評;另一方面又以為講傳統的學者沒能力以現代觀念解析傳統。所以說,他的「反思」之旅在四十多前早已啟航。《中國詩用學》之〈導論:用詩,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的社會文化行為模式〉更宣明:

近二十幾年來,我對現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研究,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如何經由反思批判,以突破晚清至於「五四」新文化革命,因「反傳統」又加上「西化」所形塑偏謬的「知識型」。

我們注意到崑陽教授往往「反思」與「批判」並用,可以說是「反思」以「批判」,甚或「反思」意即「批判」(例如廖棟樑序《詩比興系論》就題作〈批判性反思〉)。崑陽教授的「反思批判」,具體而言,其實是針對「近幾十年來台灣中文學術界的古典詩學研究」:以「純粹性審美」的詮釋視域為主流,主張「無關實用」、提倡「純詩」,強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一碰觸到「詩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尤其事涉政治、道德」,就視之為「外部研究」的問題,幾句話就將之排除掉。崑陽教授認為這些觀念其來有自,其一來自晚清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以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形塑的「反儒家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其二是受西方「唯心主義」、「心理學派美學」影響,其罪魁禍首是朱光潛,以其譯作流播,影響廣遠;近年王夢鷗也是依據這類理論,「建立自己一套『語言美學』,以解決文學『本質論』的問題」。由上述二成因,又生出兩種文學詮釋典範:「文學自覺與文學獨立說」與「抒情傳統論述」;於此二說崑陽教授都撰寫長文嚴加批駁。他的總結性「反思」就是:

主導著中國古典詩學研究幾十年的詮釋典範,其中雖有差異,卻都是「五四」以降這一歷史時期所產生的「知識型」。他們大致上,是將歷史「靜態化」,並且把「詩」從總體文化、社會情境孤立出來,而以取諸西方「純文學」的觀點,認定文學必然有個超越、絕對、唯一的本質,以做為文學意義及價值的根源,可持以詮釋、評斷古今一切不同類體的文學。

見〈當代「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反思及其轉向〉,載《反思批判與轉向》

  崑陽教授在上述著作中,都非常誠懇認真地反覆申論,為現當代學子敲響警世鐘。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實在可敬可佩。尤其對「靜態化」、「純文學」的反思,對來自西方的「唯心主義美學」的批判,都值得現今年輕一代古典文學研究者用心琢磨,深刻思考。崑陽教授又特別勸導我們:

應該想像地進入詮釋對象之實在、動態的語境中,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及其歷史才可能向我們開顯它未被固態化、孤立化的多元性意義。

見仝上,又參見《中國詩用學‧導論》

換句話說,面對所論對象,要能將之置入「動態化」的語境作詮釋,要能「同情地理解」,才是崑陽教授認可的研究態度。故此,雖則晚清、五四以降的文化人是崑陽教授主力反思批判的對象,但他也會體認當時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的貢獻,說在梁、胡二人的論述中,「清楚感知到一個特殊的『歷史主體』,那樣元氣淋漓地展現」,又說自己的詮釋視域曾受顧頡剛論述的啟發(均見〈當代「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反思及其轉向〉,載《反思批判與轉向》)。這種「非‧固態化」的評論態度和眼光,更是我們的楷模,提醒我們閱讀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文學,甚或晚清至五四以降、兩岸分治以還、大陸文革前後、台灣解嚴前後、香港九七前後,以至西方思潮之諸種起伏變奏,都要能以非固態的觀點審視,還他們一個「歷史主體」。這正是顏老師「反思批判」的吶喊之足以振聾發聵的緊要處。

  崑陽教授提倡「多向詮釋」的論說,當然以見載於《詮釋的多向視域》的各篇論文最為集中。此著副題為:「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當中「輯一」是「中國古典美學系論」,「輯二」是「中國文學批評系論」;分別以具體實踐的方式展示「詮釋」之方法。至於論述的宗旨,則見於卷前的長篇〈導言〉,全文注滿啟迪後進的心意:

一切文本的意義都是角度繁多的圓球體,每一個詮釋者都只是站定一個角度在觀看它,有所見也必然有所不見。因此,任何經典的意義當然沒有絕對唯一正確的詮釋。我們只能選擇一個最開闊、最能看清美景的角度,用心觀看,而做出相對比較接近「主客觀視域融合」的詮釋。同時也了解別人所選擇不同角度所觀看到的美景,進行彼此「對話」。

《詮釋的多向視域‧導言》

這是多麼通達圓融的觀點與言辭,只能出自一位讀書閱世經驗非常豐富、胸襟無限寬廣、睿智聰明的人文學者之筆下。崑陽教授再說明本書之與前行學者進行「對話」,包括:朱光潛、宗白華、郭紹虞、羅根澤、王運熙、顧易生、胡適、聶紺弩、嚴敦易、某些「隱性他群」,甚至「無數的大眾」等等。

  當然,崑陽教授進行「對話」絕不表示凡事模稜兩可。他聲明「詮釋的多向視域」是他為學的「基本觀念」;而為學的「基本態度」是:

在理解、反思、批判前人詮釋視域的取向之後,轉而選擇一個可以更逼近、更看清對象的獨特視域,開啟它一向被前人所遮蔽的風景。這個視域的風景,從來沒有人曾經看過它,就是他的「新面目」。「新」與「舊」不是這個意義圓球體的固態,而是觀看者視域轉向所「揭蔽」的風景。

他再進一步申論:

人文學術必須回到個人直接的生命存在情境,以自己所面對當代的存在經驗,以自己的所「學」所「思」,用心建立一個「自有我在」的歷史性主體;並反思、批判學術傳統與學術社群既有的詮釋視域,轉向找到自己觀看一切文本的獨特角度,從而提出前人所未發的「問題」,並且使用自己所選擇的適當方法,去獲致貼切的詮釋效果。從觀念、態度、目的、行動到方法,我就是這樣要求自己,也要求學生。

仝上

由此可見崑陽教授認為學術研究與人文精神、生命存在境況密切關聯,對「歷史性主體」之「自有我在」的肯定。在這個基礎之上,崑陽教授一往無前,全力追求典範之轉移,以建立新的「知識型」為己任。正是此一精神、此一承擔,老友呂正惠乃稱譽崑陽教授為「魯殿靈光」(《詮釋的多向視域》序)。

  最能將這個信念「顯題化」的著作,就是以「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為副題的《學術突圍》。正如龔鵬程所撰序文說:崑陽教授「論學勇悍,人稱顏大刀」,此書之論,「哪是突圍?分明是雷霆重砲在攻城」!所攻之城,正是「五四知識型」,「要把五四新文化諸公所建設的知識型,以及其徒子徒孫通通打倒,建立當代人文學術新典範」。此書末章〈內造建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研究之詮釋視域迴向與典範重構〉對這種「攻城」或「突圍」的思考與策略,作了很好的總結,先是引述〈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羅列「五四知識型」種種迷蔽;「大破」然後「大立」,一改前人「消費西方理論」之陋,自家「生產」理論,「回歸自身民族文化情境,尋求典範重建的途徑」;以「重構傳統典範」與「創構當代新典範」為目標,建構三種「專門性知識領域」:一、建構「中國詩用學」;二、重構確當的「中國文體學」;三、重構「中國原生性文學史觀」。

  眼前的《中國詩用學》書稿,就是構建「典範」的首要工程。書稿在〈自序〉以外,正文凡五章,另外附編二章。覆檢各篇初撰年月如下:

一、 〈導論: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2008 年 6 月;
二、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2021 年 12 月;
三、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新撰);
四、 〈「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2016 年 6 月;
五、 〈中國古代「詩用」語境中的「多重性讀者」〉,2020 年 6 月;

附編:

一、 〈先秦「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2006 年1 月;
二、 〈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1999 年 7 月。

各篇以「附編二」之〈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撰定時間最早;正文第三篇〈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最新,筆者撰序時仍未見到;各篇撰年相距超過 20 年。我們又注意到 1999 年討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文章初刊時,其副題標作「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到後來同一個副題改移到 2008 年發表的〈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此文先收入《反思批判與轉向》,然後再大幅增修,作為《中國詩用學》之〈導論〉)。再追查下去,原來 1999 年的文章在開篇就引用更早發表的另一篇論文,當中已對「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作出初步界說(〈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1996 年在成功大學主辦會議發表,後來收入《詩比興系論》)。故可以說,「中國詩用學」之「初論」已有超過十年的推敲磨礪;再經十餘年的深思才增修為專著《中國詩用學》的整合性論述。嗣後崑陽教授又有副題作「建構『中國詩用學』二論」的〈論先秦「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於 2006 年發表(收入《中國詩用學》「附編」);副題作「建構『中國詩用學』三論」的〈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於 2003 年發表(此文沒有收入本書,而錄作《學術突圍》的一章)。初論、二論、三論,再經緯縱橫、升降開闔,卅年的陶鑄錘鍊,才成就這一本鉅著。

  崑陽教授在〈導言〉宣明他要處理的不是「美學」的問題,而是「社會學」中有關個人在社會群體中「互動」的方式及其意義詮釋的問題;需要的基本態度與理解能力,不是「審美的」想像,而是「歷史的」或「社會的」想像。至此,可見崑陽教授已跨越了所謂「文學」的界限,而進入「社會學」、「歷史學」,以至「文化學」的跨領域的境地。然而他不滿足於「現象描述或意義詮釋」,力求「精密地建構一套系統性理論」,其成果就是貢獻於讀者面前的《中國詩用學》一書。

  作為「自家首創」、「內造建構」的系統性理論,《中國詩用學》當然不是一部易讀的書。然而崑陽教授在書中不厭其煩的說明他如何開拓創造性的詮釋視域,區分「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指出「作者」的「諷化」、「通感」與「期應」的「行為意圖」,如何以「比興」作為語言形式實踐於「禮文化的存在情境」,再而接引到「多重性讀者」的觀念。初學者若要進入顏老師的理論世界,筆者建議他們最好循這「讀者論」入手。因為論述背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信念:「中國古典人文學的本質就是詮釋學」。眾所周知,崑陽教授於學術上的第一座高峰,就是 1991 年出版的《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其後的「反思批判」、「多向詮釋」,均由此萌動。我們可以先關注崑陽教授如何序列「特指讀者」、「泛化讀者」、「個體讀者」、「群體讀者」、「顯性讀者」、「隱性讀者」,然後怎樣構建成五個重層:「想像文學社群」中的「泛化」的「隱性他群讀者」、「特定指向」的「隱性他群讀者」、「特定指向」的「隱性個體讀者」、「特定指向」的「顯性他群讀者」,以及「特定指向」的「顯性個體讀者」;細嚼其間如何綰合「歷史參證及文本分解」與「直觀感悟而綜合判斷」之詮釋類型以建立新的「詮釋視域」,以「重構本意」,而避免「謬想本意」。

  崑陽教授的學友們,常常表揚其著述之「自鑄偉詞」、「自創理論」(例如鄭毓瑜序《詩比興系論》)。很多中文系的碩博士研究生讀到顏老師的長篇鉅製,深受啟發而稱頌讚嘆的固然極多;但因為其中理論複雜精密、觀念術語繁多至目不暇給,甚或叫苦連天者也不在少數。我會對那些叫苦的同學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大家要奮發圖強,才有望入門,進而窺睹堂奧。

  今年初崑陽大兄來信命我為《中國詩用學》撰序,特別提醒我他這本《中國詩用學》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我們既是幾十年知交,不可推辭。這番話一直縈繞在心,動筆為文,不由得我不回想個人與台灣學界的因緣。我與台灣古典文學界的交往,大概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1983 年我開始有學術文稿在台灣發表,同年第一次到台灣參加淡江大學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記得當時我提交的論文是〈變中求不變:論胡應麟對詩史的詮釋〉(後來發表在 1984 年 1 月的《中外文學》),評論人是柯慶明大兄。他對這個自香港來台,國語講得東倒西歪的年輕人非常照顧,會前先與我午餐,詳細討論我的文稿,兼且送我《境界的再生》等著作。會上又有發言提問的龔鵬程兄,會後拉着我接續討論中國詩學問題,告訴我他的《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快要出版。後來才曉得,這是我與「月涵堂傳說」中的人物相交之始。崑陽大兄是月涵堂論學群英的核心人物,我在香港很早就讀過他的書;但初見應該在四年後的第五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當日我提交的論文是〈試論唐七律於明代復古詩論中的「正典化過程」〉(文章在同年 11 月的《中外文學》刊出),講評人正是崑陽大兄。當時「顏大刀」之名已傳到香港,學友們頗為我驚恐了一番。可幸會議上雖有火花,但算是安全過關,而會後新知舊友歡聚暢談,非常愉快。從此我也漸漸成為「月涵堂論學團」之友。次年還在我任職的浸會大學(當時校名是浸會學院)籌辧了一個小型會議,接待鵬程、崑陽,以及李瑞騰、簡錦松諸兄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代表的名義來港,又引介他們訪問我的母校香港大學。當時台灣應是解嚴未久,他們的學術探索之旅,據說也頗有奇遇。

  有感於「月涵堂聚會」壯思飛的逸興,我也曾在儲夠機票費用時,偶爾飛來台北陪席,而夜宿則是得黃景進先生收容在他府上躺地蓆,省卻入住旅館之資。即使大多數時間沒能親身參與,景進大兄也常寄我當時的討論文稿影本。回想起來,我也算得上是個誤闖學術桃花源的漁人。我與崑陽大兄一直有書信往來;重量級著作《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也承他擲寄到香港。自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文學史」論述成為兩岸三地的一個學術焦點;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與我合辦民間刊物《文學史》,我又應邀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一書,在台的景進、崑陽、鵬程諸兄均有供稿支援。此後我到台灣訪問或參加會議,都會與月涵堂諸友聚面。陳萬益先生也同此緣份,思量招攬我加盟清大新成立的「文學研究所」。崑陽大兄主持東華大學系務院務時,我多次探訪花蓮,認識了更多的新朋友。數十年來我在香港從事教學研究,隔岸的學術情誼,一直滋潤我心,是我為學之途的重要撐持力量。崑陽兄反思批判的識見、智慧,與勇氣,當然是我私下慕效的榜樣。我很高興有機會先行拜讀崑陽大兄《中國詩用學》這部精心鉅著,匆匆寫了以上的閱讀心得和感想,借以表達我從崑陽大兄著述受益的謝忱,也記下我與台灣學術的前緣,盼望我有機會在這個溫暖的島上,與師友同道一起為文學研究盡心力。

二二二年六月廿八日完稿於清華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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