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中國籍婚姻移民二代的民族認同形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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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36期

劉俊良　社會學系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註一）

一、

　　自 1980 年代開始，台灣社會的婚姻移民人數便逐年增加，截至 2022 年 7 月，僅是「已領身分證」的婚姻移民人口就有 57 萬（註二）。這個現象從宏觀的角度而言，背後牽扯了台灣在資本主義之下與他國的互動關係（夏曉鵑，2002，頁 164）。從相對微觀的層面，這群「異鄉人」來到台灣後的處境、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相關議題，使得台灣學界對她們非常好奇，並累積了許多研究結果。這些研究或揭開她們的面紗，討論婚姻移民的生命經驗、認同問題，或證明她們的清白，探討婚姻移民如何被台灣社會結構性的污名化。時至今日，相關的討論與好奇漸漸轉移至她們的子女身上，且同樣生產出不少的研究。

　　在筆者特別感興趣的婚姻移民二代認同研究的領域，既有研究或得出婚姻移民二代具「雙族群認同」（bi-ethnic identification）傾向（龔元鳳，2007；吳瓊洳，2009；黃郁婷、林揚瑩，2013；楊若杰，2014；鍾才元、林惠蘭，2015；蕭吟常，2016），或發現他們有多元、流動、視情況展現認同的能動性（馬藹萱，2005；蔡雅雯，2012；葉人華，2017；陳怡君，2020；吳俐蒨，2021）。但是這些研究卻少有討論到各國籍婚姻移民二代之間的差異性，且多把中國籍婚姻移民二代（以下簡稱中二代）放在「新二代」這個廣泛的範疇，或把其排除於新二代的研究對象之外。因此當我從 2020 年初的「小明事件」（註三）裡看到了台灣社會反中、排斥中國籍婚姻移民（及二代）的現象，以及時任的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因為一句：「（小明們）當初國籍沒選台灣，現在應該自己承擔」（括號為研究者加註），而受到媒體和社會輿論的讚賞（註四）。筆者開始思考，既有研究指出的「雙族裔」和「多元性」的認同傾向，究竟能不能適用於夾雜在兩岸緊張關係之間的中二代？而他們的國族認同又是什麼，如何建構、形塑而成？

        為了解答這個困惑，我將問題寫成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從身邊的中二代開始，以「滾雪球」的方式陸續接觸、訪談了 11 位中二代，並將該研究報告改寫成本文，希望能讓婚姻移民二代的議題受到更多人關注與討論。

二、

　　透過分析 11 位報導人的訪談資料，我整理出四種影響他們的國族認同傾向的類型，分別是：教育、家庭、同儕以及社會現象。不過需要事先說明這四種類型並不意味著直接對應哪些國族的認同傾向。

（一）教育

　　以教育對報導人的國族認同傾向的影響為例，有些報導人確實在學校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塑出中華民國的認同。報導人凱恩提到，自己從小到大在學校的黑板、課本或各式文件看到的都是中華民國的字樣、年份，他也因此相信並認同自己就是「中華民國（族）人」。而另一位小時候曾在中國生活並接受過幾年義務教育的報導人小匹認為，他之所以覺得自己「骨子裡」是中國人，與小時候在中國受過教育有關。

　　上述兩位報導人的經驗，應證了社會學者Gellner的觀點，他認為國家需要、必須掌控教育制度，因為對社會而言「文化是必要且共享的媒介，而社會必須是同一種文化」（Ernest Gellner, 2001, p. 50），所以政府壟斷教育，以此對人民傳遞其民族符號，藉由教育制度為國民印上共同的標記，使人民對彼此產生認同感，對集體（國家、社會）具有向心力。

　　然而，筆者也從訪談資料中發現 Gellner 關於教育影響個人國族認同的論述所忽略的面向，也就是個人在教育制度中的能動性。我注意到，老師並不是教育制度（如課本、教科書）的「復讀機」，教師亦有自身的觀點，並且教育現場的教師對學生國族認同的影響力有時更勝死板、生硬的教育制度與教科書。報導人薇子和文山提到，他們過去在學校或補習班的老師，會在課堂裡向學生傳遞自己對中華民國的質疑甚至是反對立場，這使得他們擺脫課本的「束縛」並產生思考自身「國族認同議題」的能動性。另一位報導人小惠也提到自己的高中歷史老師很鼓勵學生參與轉型正義的議題倡議，而她的中華民國（族）認同便是在參與、倡議議題的過程中瓦解，並逐漸形塑出對於台灣國族的認同。

　　除了老師能在教育制度裡「鑽漏洞」之外，學生亦有其能動性。報導人學姊提到自己是學校裡「不認真」的學生，所以課本、老師所教的東西她幾乎沒印象，也就沒有在學校裡形塑出國族認同。而另外兩位自詡為「認真學生」的報導人草草及維尼也認為，自己雖然有扎實的學習課本的內容，但那些東西與實際生活是斷裂的，「課本是課本，我的實際生活經驗是實際生活經驗……大家只是想要怎麼拿到好分數」（草草，2021/12/14）。因此她們的國族認同是在其他經驗中形塑，而非受教育制度影響。

（二）家庭成員

　　部分的婚姻移民二代認同研究指出，父母的行為、互動方式以及思想會影響婚姻移民二代的認同傾向，筆者在訪談中也有相似的發現。報導人小惠和火耳都提到自己受到家庭成員的「主要」認同傾向影響國族認同（註五）（註六）。除了父母親之外，薇子則提到與自己同住、密切互動的阿公阿嬤亦會影響其國族認同。

　　但也並非所有人都對家庭成員的民族認同觀點「照單全收」，禾雨提到自己出生在認同中華民國（族）的家庭，家中客廳擺放著三面中華民國國旗，但她的國族認同非但沒有受家裡影響，禾雨甚至會在日常生活中排斥中華民國的符號，不希望讓別人覺得自己與其有所關聯。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她，所謂「不想讓別人知道」之中的別人是誰？禾雨提到是自己身邊的關係比較好的人。

（三）同儕、朋友和同學

　　承上文，禾雨告訴我，因為「朋友們基本上都偏『台獨』居多」（禾雨，2021/10/28），而她不希望被朋友覺得自己認同中華民國，所以她雖然對中華民國國旗有感情（註七），但仍傾向以台灣人（國族）自居。另一位報導人老鐵也認為自己是受到同儕啟發才開始探索自身的國族認同，他提到自己在高中前對於國族的概念還很模糊，直到有一次高中的升旗活動升國旗唱國歌時，身旁的同學說出：「我才不要唱那個黨歌勒！」讓他意識到台灣社會內部不一致的認同，並促使老鐵開始思考自己的認同傾向。他接著提到大學期間與朋友的聊天過程時常討論相關議題，讓老鐵有機會探索、思考自己的國族認同，他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出結論：「既然我生活在這個地方、拿的是這個地方的身分證啊，屬於這個體制裡面，那我應該被歸類中華民國人。」（老鐵，2021/10/24）（註八）

另外，小惠、文山以及草草也都認為朋友影響了自己的國族認同。小惠提到：「朋友跟學校老師對我都有影響……但要論一開始的原點（形塑台灣國族認同），是國中那位關係很要好的朋友」（小惠，2022/1/03，括號為研究者加註）。文山也說：「大家從很多不同地方收集資訊回來之後慢慢去翻，發現原來世界存在對於台灣這樣的討論，有一群人這樣討論台灣，在過程裡頭慢慢把東西（台灣國族認同）弄起來……」（文山，2021/11/23，括號為研究者加註）。草草分享到，自己雖然主要關注在性別議題，但身旁一起倡議性別議題的朋友們的言論卻讓原本對中國有好感的自己卻步，朋友們時常發表對於中國的批判讓她產生焦慮，同儕社群強勁的輿論壓力推動著草草吸收了許多相關資訊，並因此逐漸形塑出傾向台灣的國族認同。

從禾雨以及草草的經驗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帶有台灣國族傾向的同儕壓力，讓原本對中華民國、中國不排斥甚至帶有認同的兩人，逐漸背離自己原先的認同傾向，並在其他因素的推波助瀾下形塑出台灣國族認同，這似乎可以用「從眾心態」來解釋兩人的行為。不過另一位報導人——火耳，面臨相似的同儕壓力時，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反應。火耳提到自己國小時，朋友們因爲他中二代的身份而說出：「你媽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並捉弄、孤立火耳，這使得他開始對「台灣人」這個名詞、身份感到不舒服，認為自己被排擠在外。但是，為何火耳並沒有如同禾雨、草草一樣，迎合同儕們的認同傾向？

（四）社會脈絡（註九）

　　我們在上一段看到教育、家庭、同儕和朋友對於報導人們國族認同的影響，這提醒了筆者，認同傾向雖然看似為「個人的選擇」，但其中更牽涉當事人身處的群眾以及社會現象脈絡。因此本節將接著呈現，當報導人們面臨比身旁的朋友、同儕還要大範圍的他者——群眾，所受到的影響。

        回到火耳的訪談，他提到：「有很多白癡的事情讓我覺得中華民國比較好一點」（火耳，2021/11/15）。火耳舉出近年來在國際、網路和新聞中發生的事件：

老外披著中華民國國旗大喊「台灣NO.1」，然後一堆人在那邊刷（留言）（註十）。或是有些小事情，大家就會說台灣很好、很棒。林書豪是台裔，大家就一直宣傳……籃球高手之類的，即便他坐板凳或打得不好，之後他跟中國籃球隊簽約扯上關係，台灣網友（又）罵他。

（火耳 2021/11/15，括號為研究者加註）

　　火耳小時候因為中二代身份而被欺負的經驗讓他對「台灣人的想像」有不好的印象，因此火耳將日常生活裡觀察到網路與新聞所發生的事件、現象，定義為「台灣國族主義狂熱」的展現，而這些現象又（再）將他推向中華民國（族）想像的懷抱。另一位報導人小匹也有類似的經驗，她提到奧運會期間每當台灣隊對上中國隊，自己便感受到兩方不只是在運動場上比拼，更是兩個身份（台灣人、中國人）的較量，台灣選手贏中國隊便會成為「台灣英雄」，輸掉比賽的選手則會遭受謾罵。小匹在這樣的現象中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厭惡與敵意，自認為中國人的她甚至為此感受到不舒服。

　　從上述兩者的經驗裡，筆者看到了江宜樺（1998）所認為，國族主義系統性的形塑「我族優越感」，同時貶低他族（尤其是勢不兩立的中國），以此鞏固我族認同感。進一步的說，社會事件、現象中台灣國族認同「集體性」的形塑我族優越感的邊界，卻把台灣社會裡其他認同傾向的人推得更遠。不過，筆者也在其他報導人的訪談資料中發現社會事件、現象「成功」影響並形塑當事人的國族認同傾向的例子。

　　文山認為，自己雖然受補習班老師的影響而對中華民國（族）產生質疑，並與朋友們共享資訊而逐漸形塑出對於台灣國族的認同，但是他也同樣在參與社會議題的過程獲得很多「正面」的衝擊。另一位報導人維尼直言：「如果沒有太陽花學運或反送中，我不會去好好釐清自己比較認同中國或認同台灣，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維尼，2021/11/29）。維尼提到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敵意使得她強迫自己在台灣／中國的二元對立中「選邊站」，台灣社會對於中國（政府）不當行為的譴責日益高漲，更是讓她意識到「中國政府的行為是不是正確的」，以及在台灣社會裡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似乎成為了「危險」、「不正確」的事。另一位報導人學姊也將反送中運動視為自己「國族意識」的啟蒙，她認為自己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於這起運動的關注、討論與倡議才開始關注、了解相關資訊，並意識到中國與台灣的區別，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我群」（台灣國族）與他群（中國）的分界。

三、多元、雙國族認同的可能性？

　　前文呈現了 11 位報導人們的國族認同如何受到四種因素的影響以及形塑，而接下來將繼續討論的是，既有婚姻移民二代認同研究認為的「雙族裔認同」模式，是否會展現於這些中二代的國族認同，或是亦有其他可能？筆者根據訪談資料整理出了四種類型的認同模式。

        第一類為「缺乏雙認同動機」，這類報導人的國族認同多座落在「台灣」或中華民國（族），未對中國或母親的家鄉、親人投以「我族想像」，他們或缺乏與母親返鄉的經驗或記憶模糊。如凱恩提到：「零歲還是小時候有去過，記不太清楚了。」（凱恩，2021/12/4）火耳和學姊也說自己只在很小的時候回過母親的娘家，現在對那些印象也十分模糊，跟那邊的親戚也非常陌生。或以「觀光者凝視」看待母親的家鄉，如文山只記得母親的親人「大概」居住的城市，而缺乏更細節的互動機驗。此類報導人並無明顯展露出夾雜在兩岸緊張關係、左右為難的心理。

　　第二類認同模式為「在經驗中意識到雙邊差異」，此類報導人與第一類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實際走訪中國、探親的經驗，也確實將母親的家鄉、親戚與自己關聯，不過此類報導人在他們的「實踐之旅」中意識到雙方的差異（且通常是「我們好，他們壞」），因而將中國（人）視為「他者」，或切斷自己原先對中國的認同感。學姊提到自己某次回母親家鄉的經驗裡，看到當地的公共衛生習慣「髒亂」、「沒有水準」、「在台灣我們不會有這種教育或生活方式」（學姊，2021/11/4），讓學姊意識到中國與台灣的差異。另一位報導人草草也說，自己小時候受母親影響，原本對中國帶有「憧憬」、「好感」，但實際走訪才發現：

回去中國自己看到實際的生活狀況，以及那些人對於中國的想像是很……很明顯是被中國洗腦，這跟我們很明顯不同……在那邊生活就是鋪天蓋地的絕望感，一個城市全部都是工業、全部都在施工、全部都是藍領，然後看不到文化，都是shopping mall……感覺是一個沒有文化氣息的地方，會讓我感覺到很窒息，這些印象、標籤就是會被貼在中國身上。我對中國的想像就是這樣拼湊跟建立起來，導致我會很明確的跟中共劃清界線。

（草草，2021/12/14）

　　第三類型，筆者稱之為「認同錯位」模式，這類報導人相對於前兩者，與母親的家鄉、親人通常有更深的交流與認識，他們雖然意識到台灣與中國的差異，但仍不想顧此失彼，因此將兩者賦予「不衝突」的意義。如報導人小惠與老鐵，前者將台灣定義為國族認同的對象，母親的家鄉海南則是地理意義上的認同；後者則是把台灣定義為地理上的認同，而認為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族認同。另一位報導人小匹也說，可以接受成為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的國籍，但會始終認同自己是中國民族的一份子。

　　最後一種模式是「認同焦慮」，此類報導人相似於第三類報導人的經驗，然而他們尚未發展出「認同錯位」的認同手段，此類報導人深陷於「血緣主義」的思考模式，如禾雨及維尼都提到，雖然自己的國族認同並非中國，但會不知道該如何看待自己與中國的「血緣關係」，常常陷入與之拉扯、糾結的焦慮。

四、結論

　　回到本文開頭的提問：台灣社會的中二代擁有什麼樣的國族認同傾向，以及他們的認同傾向是如何形塑而成？筆者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教育」、「家庭」、「同儕」以及「社會脈絡」四種在報導人生命經驗中影響其國族認同傾向的類型，然而這四種類型並非獨立、分別影響著報導人的認同傾向，這些類型時而相互運作、相輔相成加速形塑報導人的認同傾向，時而相互矛盾、各自拉扯使報導人陷入國族認同的兩難。我們應該注意到，個人的國族認同形塑經驗並不是單一線性的從 A 點演變到 B 點再變化至 C 點，而是報導人擁有的不同社會角色、身處不同社會位置所代表的不同軸線，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不停的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的結果。而這個論點也可以延伸回答本文第二個問題：中二代是否具有「雙族裔」、和「多元性」的國族認同傾向？本文整理出四種類型的「認同模式」，第一種「缺乏雙認同動機」者較缺乏與母親家鄉親戚的互動經驗以及情感基礎，因此未發展出對於中國的國族認同；第二種「在經驗中意識到雙邊差異」者則是在實際走訪母親家鄉、與母親親戚互動後發現彼此的差異，因此斬斷自己對中國的認同感；第三種「認同錯位」與第四種「認同焦慮」者雖同樣對雙邊（台灣／中國）帶有認同感，但前者發展出將兩者之意義「錯開」避免衝突的認同策略，而後者則尚未發展出相對應的手段，處理自己同時對雙邊帶有認同感所產生的焦慮。

　　以上結論除了回答了開頭提出的三個問題，還呈現另一個重要觀點。筆者為了解答「中二代的民族認同為何以及形塑經驗」，因此以中二代為主題將幾位報導人用中二代的身份「召喚」於這篇文章或研究之中，為得是滿足自己的求知慾。但在身為中二代之前，報導人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同時擁有許多社會身份，同時身處於交織的社會位置之上，是這些複雜的因素形塑了報導人們的國族認同，而絕非「因為他們是中二代……所以……」。因此當筆者以中二代為主題試圖探尋他們的民族認同為何以及形塑經驗之時，其實就已經預設了某種對於這個身份的想像。相信讀者也意識到，筆者針對前兩個問題整理出的四種類型似乎無關中二代的特殊性。這也是筆者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以及回過頭來將研究改寫成本文時不斷捫心自問：「我是否落入了『本質化』的陷阱？」當筆者期待在報導人身上找出某些中二代的國族認同的共通點，說明我預設了「中二代就應該怎樣怎樣」。但從本文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報導人們都擁有中二代這一屬性，不代表他們就是「鐵板一塊」的群體，不代表他們就得有一樣的特徵，即便幾位中二代皆經歷了類似的經驗、觀察到了同樣的社會現象，也不代表他們就會產生一樣的想法、形塑出同類型的民族認同。筆者原先對報導人們身份的想像與預設曾讓我在研究期間陷入泥沼，爾後我才意識到，他們除了是中二代，更是不同性別、階級、教育背景等等（註十一），即便要談「中二代的民族認同」也應該把這些屬於報導人們的完整的生命經驗放入研究之中，才是對他們的尊重，才是一個完整、互為主體與互相成長的研究。

五、筆者推薦延伸閱讀：

註解

  • 註一：改寫自 110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計畫名稱：我們是誰？中國籍婚姻移民二代之國族認同初探，編號：MOST 110-2813-C-259-035-H
  • 註三：所謂小明「原先是台灣社會對男孩的普遍暱稱，在疫情之下則成了一群中國籍婚姻移民子女的代稱，他們雖領取中國大陸籍戶籍，但目前正在申請台灣身份證」（陳莉雅，2020），小明們多數長期在台灣生活、就學，只是礙於法規限制而遲遲未領到我國身分證（潘維庭，2020）。然而正是這樣的身份，在疫情緊張、台灣國境管制嚴格之際，除了造成小明們無法回台之外，也掀起台灣社會部分言論對於他們的質疑。新聞報導提到，有民眾質疑「小明非台灣人為何來台」，或認為小明們若在中國染疫後返台灣便會加重醫療體系負擔（潘維庭，2020；陳莉雅，2020）
  • 註四：蘋果新聞以及三立新聞皆報導了民眾對於陳時中所言的支持態度，如「網讚爆：『2020 就推這句』；「陳時中曝臺人心聲，網：『部長帥爆』」，等字句。

蘋果新聞網綜合報導（2020）。陳時中「當初沒選擇台灣就要自己承擔」　網讚爆：2020 就推這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200212/GCEDAEQJ4YXU4W2NNDHIUA7WX4/（擷取日期：2022 年 8 月 12 日）

三立新聞網綜合報導（2020）。「沒選台灣國籍自己承擔」陳時中曝台人心聲…網：部長帥炸。取自：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88155（擷取日期：2022 年 8 月 12 日）

  • 註五：此處強調「主要」，因為報導人在訪談中提到「家庭」似乎多指涉的是父親、父系親屬的認同傾向，而忽略了母親。這個行為在鍾才元與林惠蘭（2015）的研究中也有發現，部分新二代會受到父系社會的影響會直接沿用父親所屬的族裔，或是因為觀察到母親在家庭、社會中的弱勢而選擇不認同母親所屬的族裔。楊若杰（2014）和蕭吟常（2016）的研究也分別發現，母親、父親的教育程度、收入經濟能力差異差異會造成新二代的認同傾向差異。
  • 註六：小惠此處提到「家人影響其國族認同」的說法與她在其他訪談中（前文）認為「自己的台灣國族認同是受學校老師影響」有出入。經筆者再次與小惠確認，她說明：「高中以前可能習慣上會講（我是）台灣（人），但如果（別人）說（你是）中華民國（人）我也會說『對』、『是』，我不會反駁或反對。但是在高中之後如果提到中華民國，我會存疑……」（小惠，2021/12/16，括號為研究者加註）簡言之，小惠的國族認同在高中以前「以台灣為主，但不排斥中華民國」，高中經朋友影響後，她的國族認同傾向往台灣傾斜，排斥中華民國的成分。
  • 註七：禾雨提到：「我對那旗子（中華民國旗）內心也蠻矛盾的，雖然在國外看到會興奮但在台灣不會想碰到它。我沒有很認真的梳理原因，我猜想有一部份跟同儕沒有很喜歡這個國旗有關，我覺得這個部分絕對有……我不會想讓別人覺得我是『華獨份子』。」（禾雨，2021/10/28，括號為研究者加註）（華獨：依照筆者與禾雨的理解，這個詞是指將中華民國憲法中的首都修改至台北或任何現況下中華民國之實際統治領地內的通俗用法與簡稱，實現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再進一步參考維基百科，華獨與「台獨」（台灣獨立）之差異，在於此派人士主張台灣應該維持中華民國的國號以及獨立現狀，不追求台灣獨立和反攻大陸，也不贊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 註八：「江宜樺認為國族族認同可以再化約為制度認同、族群任同、文化認同」（引自許維德，2013，頁 91），因此雖然老鐵的說法看起來像在討論國家認同，不過國族認同具有多元性，我們可以理解老鐵藉由認同中華民國的制度而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 註九：筆者在這節所討論的影響報導人國族認同傾向之因素，內容較為龐雜。原因有二，一來是筆者現階段認為，這些因素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且獨立分節則內容過於單薄，似乎不適合分離為不同小節，因此暫以「社會脈絡」統稱之。二來，這些龐雜的社會脈絡代表了報導人身處各異的社會位置，而這些背景因素如何相交織、作用，影響報導人的國族認同？是筆者現階段雖然無法梳理清楚這些問題，但仍希望能相對完整的呈現。
  • 註十：「刷留言」為網路直播時，觀眾與直撥主播互動的方式之一，同常為表支持或反對。在火耳提到的事件裡台灣觀眾會以刷留言的行為表達對主播言論「台灣 NO.1」的認同與支持。
  • 註十一：尤其是性別與階級，常常是在討論認同、交織性時需要處理的問題，但本文幾乎沒有處理相關層面的分析。

參考文獻

  • 江宜樺（1998）。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9），163-229。
  •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臺北：遠流。
  • 楊若杰（2014）。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台灣族群認同、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與自尊之關係探究（碩士論文）。
  • 蕭吟常（2016）。新移民子女雙族群認同模式之建構與驗證（博士論文）。
  • 鍾才元、林惠蘭（2015）。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之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上之表現。人口學刊，（51），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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