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Florian Illies著《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楊小華

作者:Florian Illies
譯者:唐際明、林宏濤
書名:《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1913: Der Sommer des Jahrhunderts)
出版社:臺北:商周,城邦文化
出版出版時間:2014
楊小華(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書介

         2012年底,德國暢銷書作家弗洛里安•伊里斯(Florian Illies)的西方文化史新書(德文書名為1913: Der Sommer des Jahrhunderts)上市,一本內容標新立異、體裁別開生面的傑作,不僅名列明鏡週刊排行榜第一名,並有多種譯本陸續出版。英譯本(1913: The Year before the Storm)約於2013年夏季出爐,及時為該書敍事的核心年代1913作了百週年紀念的歷史見證。中文譯本於2014年初上市,名為《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相較之下,中譯書名較英譯本更加貼近原著宗旨,因為作者首要強調的並非是1913作為大戰爆發前夕的關鍵年代,而是將1913視為西方文明史發展以來,一段持續突破傳統、走出動蕩與潮流輩出的高峰,一段可謂是「盛夏」般的黃金時代。

        1913的新音樂著實喧囂熱鬧。二十世紀初的歐洲走在現代主義的尖端,各種學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不再遵循歷史發展的趨勢,而像著了魔一般,推翻與舊有的聯繫,各自建立起自以為合乎時代的新典範。原始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未來主義紛紛出籠,完全喪失理性的界限。

        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與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是此時音樂界的代表人物,前者為表現主義作曲家,放棄音樂自十六世紀以來遵循的大小調原則,創立無調性(Atonality),並在聲樂技法上新創介於朗誦與唱歌之間的「說唱風格」(Sprechgesang),如《月光小丑》(Pierrot lunaire, 1912),21 首詩描寫孤獨小丑心中的奇幻意念,音樂晦暗詭譎,充滿不諧合音,獨唱者以高難度的說唱風格挑戰聲樂音色的極限。後者為原始主義作曲家,以不規則節拍及猛烈的擊奏方式展現野蠻與文明之間的衝突。兩人引導二十世紀新音樂的發展方向,直至1950年代,所有作曲學生不是跟隨荀白克,就是要模仿史特拉汶斯基,除此二者,別無選擇。

        但並不是每一位生活在1913的人都已作好推翻傳統的心理準備。三月,荀白克在維也納音樂協會大廳經歷一場自己指揮的「耳光音樂會」,因為其中一首同屬「第二維也納樂派」的貝爾格(Alban Berg)的作品太過前衛,引起聽眾騷動,甚至有人衝上指揮台,向荀白克摑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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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耳光音樂會)

五月,史特拉汶斯基在巴黎首演芭蕾舞劇《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不僅是題材本身就已使人焦躁不安:一群遠始異教徒舉行春神­獻祭,被選上做為祭品的少女在巫師與群魔的亂舞中死去;而且,不規則的節奏、不斷改變的重音及拍號,粉碎文明的規律與秩序,殘暴、­混亂,恐懼與掙扎從香榭麗合劇院宣洩而出,如作曲家與編舞者所料想的一樣,這齣芭蕾舞劇的首演從巴黎震驚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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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春之祭)

        1913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作者引領我們走進1913的歐洲,親自感受那些曾經活動於柏林、維也納、慕尼黑、巴黎等地的人物,包括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心理學家或政治家等,如何在此極端的年代從潮流漩渦中掙脫而出,又如何在世事沉浮中發掘機會。但不同於許多一般文化史的寫法,著重論析社會、文化與思潮的現象與來龍去脈,該書的書寫手法一如1913年代同樣顛覆傳統:作者網羅一件件大小事,並以「共時性」的書寫手法,呈現某段時間內於各大城市所發生的不同事情。類似報紙新聞的表現方式,讀者得以在一份報章雜誌內掌握該日(週)在各地發生的新聞。1913這本書的「共時性」係以月份為單位,每一月份為一章,共闢十二章節依序敘述1913年一月至十二月發生的事情,各章之前附一篇目錄短文,提綱挈領地提示該月的重要事件。並為各月份配置一幅圖像,作為閱讀想像的空間延伸。

        以〈三月〉為例,其目錄短文如此敍述:「三月,卡夫卡真的前往柏林找費莉絲•包爾,他要拜訪她,並一同散步,然而未能如願。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向一位神經科醫生進行諮詢,之後他得以安然離開,不過卡蜜兒•克洛岱爾(Camille Claudel)則進了精神病院,且必須在裡面待上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維也納舉辦了偉大的耳光音樂會:阿諾•荀白克遭到公開摑耳,因他讓過於刺耳的樂音響起。……」其後正文亦是以此書寫原則,對這些標題目錄補充詳盡不一的內容。事件之間是否產生關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些同時發生的不同陳述中,親自感受當時的生活規律、社會氛圍與時代脈動。

        讀者不妨就把此書當作一本1913文化史月刊的合訂本。其中報導的新聞事件或長或短,內容包羅萬象:有時事、亦有八卦,有政治消息、也有藝文報導。仔細閱讀,發現二十世紀初的1913,的確發生過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1913這一年,史達林(Stalin)與希特勒(Hitler)不約而同蟄居在維也納,兩人均曾至維也納美泉宮(Schönbrunn)散步,雖互不相識,但很有可能在散步時向迎面而來的對方脫帽致意。此後,史達林回俄國,希特勒至慕尼黑發展,雙方未曾再以如此的近距離出現。蓋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未邀史達林參加,而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係由兩國外長代表簽訂,1945年俄國紅軍直抵柏林時,希特勒已舉槍自盡。1913的維也納尤其是俄國革命人士喜歡的駐留地,對這些來到此地的流亡者,其命運也早已由老天安排註定。就在1913這一年,來到此地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無意間與史達林結下仇恨,幾十年後被史達林以整肅之名結束性命;也是1913這一年,史達林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第一次於維也納見面,而受史達林命令謀殺托洛斯基的凶手在西班牙出生。

        引人入勝的是,多數在書中前半部出現的事件,隨時間推移,繼續在後半部看到事件的發展與結果。以《蒙娜麗莎》此畫的身世為例:達文西的《蒙娜麗莎》仍舊下落不明,畢卡索(Pablo Picasso)被警察叫去盤問(一月);羅浮宮的展覽目錄,已將此畫作刪去(二月);美國富翁摩根(J. P. Morgan)收到署名李奧納多的來信,謂知此畫下落,但被視為瘋子來信而被女門房隨手扔了(五月);原本懸掛《蒙娜麗莎》的地方,掛了柯洛的畫作(八月);佛羅倫斯藝術經紀人蓋里(Alfredo Geri)收到同樣署名李奧納多的一封信:「失竊的達文西作品在我手裡。它顯然應該歸義大利所有,因為作畫的是義大利人……」(十二月)。不僅如此,作者的幽默無處不在,當《蒙娜麗莎》重回羅浮宮後寫道:「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蒙娜麗莎跨過法國邊境,它離開羅浮宮時只是一幅畫,現在回去時卻成了神祕宗教。」短短數句,生動描繪出現代人對此畫的膜拜情愫。

事實上,作者並非沒有對於即將到來的暴風雨埋設伏筆,因為正是翌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這段人們心目中的黃金時代。

        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人的衝突加劇開始於波士尼亞危機與兩次巴爾幹戰爭:奧地利王儲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擔憂塞爾維亞人的挑釁行動(二月);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與法國的軍備支出各佔百分之二、百分三點九和百分之四點八(四月);普魯士公主與漢諾威公爵結婚,沙皇尼古拉二世與英國喬治五世受邀赴宴,三個協約中的兩國皆為德皇的座上賓,此被視為緩和國際形勢的契機(五月);巴爾幹半島彌漫危機之際,英國記者安吉爾(Norman Angell)確信,由於各國經濟合作的迫切需求,不可能會發生世界大戰。

        六月底,德意志帝國議會通過擴軍法案(六月);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一觸即發(七月)。藉由一條條分散於各月份的內容報導,作者傳達出一種訊息,即1913的軍國主義與國際危機已甚囂塵上,但多數人們不曾預料會有戰爭的發生。而事實上,1914年6月,奧地利王儲斐迪南在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被暗殺,原本可以局限於奧地利與塞爾維亞之間的衝突,在敵對集團的相互抗衡的氣焰下,一個月後演變成多國參與的世界大戰。

        1913的特殊之處,就在於此時蓄積的無限能量。對某些人來說,1913代表著希望。這一年,十二歲的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因玩弄左輪手槍被送進教養院,院長為安撫他的情緒塞給他一只小喇叭,沒人預料這位男孩日後成為國際著名爵士小喇叭手;1913年,杜象遇創作瓶頸,四年後突破傳統藝術的概念,以一件名為「噴泉」、但實為小便斗的「現成物」(ready made)作為創作基礎再出發,引發未來主義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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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杜象的噴泉)

1913年,仍不見經傳的希特勒和史達林,十年後即展露頭角,成為無數受難者的終極惡魔。1913年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湯瑪斯•曼(Thomas Mann)與卡夫卡(Franz Kafka)雖然身陷情感與情欲的衝突泥沼,但也不斷累積創作的靈感與經驗,發現自我的價值意義。許多在1913仍看似平凡無奇的人物,對二十世紀的發展與結局,卻起了一個相當決定性的作用。

        全書另一獨特之處,在於以現在式描述的語法與筆觸(原著德文動詞以現在式形態,尤能傳達事件的現時性),將讀者拉回1913那一年,並跟隨作者穿梭在歐洲各城市:在慕尼黑街角巧遇希特勒,因為沒考上藝術學院而以出售自己的畫作維生;頓時又來到人文薈萃的維也納,在著名的藝術沙龍裡,目暏阿爾瑪•馬勒(Alma Mahler)風姿綽約地在上流人士間周旋,在她周圍散發出一陣陣前晚與情人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纏綿悱惻後的香味。晚間,在音樂協會中親臨一場荀白克指揮的音樂會,卻在音樂會進行途中,眼見失控聽眾衝上指揮台。一段時日後,來到巴黎羅浮宮,發現原來掛置《蒙娜麗莎》的位置下方,有法國民眾放置的花束,作為對此畫作的懷念。

        正是在這般看似互不相干,卻又是當時社會與時代的重要載體的事件與人物中,讓讀者親身體會1913年西方文明的氣味與氛圍。作者藉由不同文化領域、不同地點場域及不同人物的遭遇,塑造出「共時性」的歷史感知。準此,雖然該書內容的深度不易達到,但其廣度如一本西方文明小百科,記載了二十世紀初無數精英在歷史舞台上留下的不同深淺的印記。尤其,各章節末附有出場人物身世介紹的簡單註釋,減少讀者閱讀的障礙。書末附有相關的一手及二手資料,包括日記、書信、畫作目錄、展覽手冊、文件檔案與各種研究專書等,極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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