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境──林宜澐

林宜澐,臺灣花蓮人,一九五六年生。學校畢業後返回故鄉教書、定居、寫作,現為蔚藍文化出版社負責人。作品有《晾著》、《人人愛讀喜劇》、《藍色玫瑰》、《惡魚》、《夏日鋼琴》、《耳朵游泳》、《東海岸減肥報告書》等書。 現任教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陳芳明教授曾於〈權力與暴力--讀林宜澐《海嘯》〉一文中推薦林宜澐的小說《海嘯》,「足夠證明後山文學毫不遜於前山」、「從鄉土文學的系譜來看,林宜澐確實在風格上繼承了王禎和,而且還更發揚光大。」

──編者
林宜澐(自由撰稿人)

M跟阿理說這句話時,嘴角忍不住漾出來一點點的笑意:「你不要看到國旗就跳起來嘛。」他說的跳是真的跳,全身像觸電般從椅子上彈起來至少三公分。在那之前,阿理跑到法蘭克福參加書展,去的時候九月底,路上還看不到國旗,藍天高高,白雲悠悠,感覺是清爽怡人的秋天,沒想回來時進入十月,高架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一路迤邐,阿理便跳了起來。

  阿理的語言情境與眾不同,這跟他的DNA有絕對的關係。他跟M說,當年還在強褓,媽媽抱著他坐路邊屋簷下,一個算命仙剛好路過,就地將阿理端詳了半天,嘆道:「這孩子欠日頭……」,然後若有所思地看著阿理的媽,說:「否則會是聖人。」

  聖人自是有別於凡人。阿理雖不聖亦不遠矣,從此以後他天生註定講話以及行為舉止都要與人不一樣,這多半是哲學家的模式,就像尼采一回在柏林街頭看到一匹馬,不知道想到什麼,跑過去抱著馬痛哭一頓,哭到停不下來。哲學家總有一套面對世界的方法,他自己知道,別人多半不知道。  M對阿理看到國旗時的反應很感興趣。阿理說國旗有一股很大的能量,亦正亦邪,正的是人對於國家民族美好的幻想,這通常是在國家創建之初的事,然後這樣的國家會逐漸墮落,慢慢正的就變成邪的了。國家的能量有多大,邪惡的力量就有多大,若是變成殖民他人國家的帝國,那一面代表國家、象徵國家的旗子就會讓阿理那樣如觸電般地跳了起來。

  這一切都是因為每個人的語境不同所造成的結果,M想。我們其實都活在自己的語言情境中,一件事除非被描述,否則不存在,吳爾芙這樣說。再說下去,一件事除非被說成這樣,否則他就是那樣。人的語言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為它的主人建構現實。阿理描述國家的語言多半像蜜蜂那般地輕盈又帶刺,很少有哪一個政府的威權不被他螫得千瘡百孔,在那樣的語境中,看到國旗而彈跳一點都不足為奇。

  Nooteboom的《萬靈節》裡,維克多對阿爾諾說:「你們的詞語一跨過萊茵河就變性了。月光一照到史特拉斯堡,就變成了女性,時間便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陽光變成了陽性……」,這是語境,一種可以塑造真實的內在力量,來無影,去無蹤,不知不覺中便幫我們確立了這個世界裡的許多細節。

  什麼是陰?什麼是陽?為什麼時間是男性?死亡是女性?有分陰陽的語言跟不分陰陽的語言有什麼差別?維克多抱怨荷蘭文虛假地將陰陽一視同仁都不區分,他覺得他錯失了什麼嗎?M想,在男性的時間裡看不看得到死亡女性的真實全貌?語言讓我們獲得許多事物的細節,但也不可避免地流失了或許更多的細節。這就是人生。語言為我們蓋了一棟房子,我們住進去,然後逐漸忘記房子外面越來越模糊的點點滴滴,渡過一個我們自以為是的人生。

  舒伯特是陰性還是陽性?看看〈菩提樹〉的歌詞:「井旁邊大門前面,有一顆菩堤樹,我曾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這是寧靜,寧靜得一切都無法區分,是舒伯特「冬之旅」的本質,一種唯有渾厚的男中音方能承載的哲學式情感。他因此是陽性嗎?那巴哈又是陽性還是陰性?崇高的人聲與低沉的風琴一起遁走,交纏得令人心碎,這又是陽性還是陰性?

  我們會用怎樣的語言描述速度?馬勒的緩慢如何與阿爾比諾尼的悠緩區分?馬勒的緩慢裡有巨大的痛,那種痛只會化身成夢中的惡魔,它甚至沒有語言,也就是找不到供它藏身的語境,這很弔詭,在現實裡找不到存在空間的東西,卻在夢中引發比現實更龐大的痛楚。M想,這也正是音樂這種語言魔力之所在,它在裡層,像從沙漠底下穿越而過的河流,也許看不到,但巨大的能量始終在。

  回到讓阿理跳起來的那一面國旗吧。M想,政治的墮落往往從語言開始,這或許是因為政治語言有某種本質性的困難。它為了要追求共識來執行關於眾人之事的議決,常常必須以媚俗,也就是諂媚大眾、討好大眾的語言來描述現實,這會創造出許多虛假的神話,從國族神話到社群神話都有,那個集合體越大,所創造出來的神話也越大,如果國旗有那麼大的能量,那就是大眾對這個虛浮標誌集體投射所累積的結果。對阿理來說,圍繞在國旗四周的語言情境是全部可以推翻、拆解的。「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句話下面理應接一句時下年輕人常掛在嘴邊的話:「真的假的?」

  阿理的語境又是真的假的?尼采抱著馬痛哭,跟阿理看到國旗跳起來,背後不是都有一套自己論述的語彙嗎?這套語彙建立的方式跟各種技能或習慣的養成如出一轍,你如何學會游泳、騎車、握手、煮咖啡……?這些都是一整套的語言,當你在漸進的過程中熟悉了那一套語言之後,就再也離不開它了。更嚴重的,有人甚至會因此而獻身。M說的當然不是指為游泳或騎車獻身,而是為某一種語言獻身,譬如說某個主義或某種革命理念。這麼說來,跟獻身(也就是拋頭顱灑熱血)比起來,看到國旗跳起來還算是輕微的反應了,這種不顯眼的動作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別人則渾然不知。或者,因為動作過於細小又習以為常,他甚至連自己都不曾察覺。M看阿理的狀況大致上屬於這類。

  人往往不斷地用語言榮耀自己,用各種語言,文字的、口頭的、身體的、儀式的……,焦慮的心情常流露在無所不在的語境中。一九八零年七月莫斯科奧運開幕時,眾人百思不解手持火把的運動員將如何越過看台上滿佈的人群,到達頂端點燃聖火,就這時,一排從上而下的觀眾忽然一起俯下身子,瞬間用背脊搭出層層直達聖火台的階梯,隨後,俊美的運動員在高昂的音樂聲中踩著人體拾級而上,再居高臨下以睥睨天下之姿點燃熊熊聖火,全場歡聲雷動響徹雲霄。這儀式把人體神聖化,在二十世紀再現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但那年,美國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缺席,用「不在」演繹無所不在的帝國語言,四年後蘇聯以牙還牙,也抵制了美國的洛杉磯奧運。半斤八兩!M想,真是龜笑鱉無尾啊!

  還有一種人用逃避語言來逃避現實。

  那年夏天,從松林別館到山下的美崙溪入海口,往往一整個下午都泛著薄薄熱霧,大斜坡轉角那家可以射飛鏢的啤酒屋便成了M的最佳消暑處。有個美國人幫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夏太熱」,每天在亞士都飯店前賣完披薩後便到那裡喝啤酒。他告訴M,他喜歡台灣,討厭美國,「美國國會那一群白癡噁心死了!」他受不了茶黨,受不了大笨蛋布希,他喜歡台灣,台灣沒有這些狗屁倒竈的人和事。他用很慢的英文講,手上抓著厚厚啤酒杯的把手,兩眼往太平洋方向看,往那個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就是他討厭的美國。  M潑他冷水。跟他說:「那是因為你的中文不行,你的中文只會在把妹的時候說我愛妳。」也就是說,把妹之外的台灣他完全沒有能力懂。沒有語言要如何瞭解一個現實呢?更不用說跟那個現實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生氣,一起高興了。他聽了若有所思,喝了好大一口啤酒,沒說什麼,大概霍然懂了自己的逃避吧。這年輕的美國人一逃就跨過了海洋,逃得夠遠的。  而有些地方需要用沒有語言的語言去理解。譬如那裡。

  經過張瑜家之後右轉,沿著小坡走上去,會看到一大片藍色海洋和一個空空蕩蕩的空間,這時腦子裡的語言改變了,變得比較慢,比較少,甚至就此消失無蹤。人行步道一路往南延伸到南濱,可以讓晨走者從曙光微露走到陽光普照,有足夠的時間寵辱偕忘,把一切都拋得遠遠。步道旁有護欄,靠在上面看海時,往往有大量海風把頭髮吹得如雜草般飛舞,有時甚至要瞇起眼睛不讓風鑽進眼裡。看累了,轉過來仰身面對天空發呆,這時空曠的感覺達到極點,一整個天空滿滿的空曠,很弔詭不是?滿滿的,卻又空空蕩蕩的。M想,我們的確可以隨著各式語境變化我們的現實,瞭解了這一點,世界就變得很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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