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體系的變遷與抗爭政治 ─紀念最聰敏的當代社會學學者 Charles Tilly──董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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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Charles Tilly(1929年5月27日-2008年4月29日),是當代頗富盛譽的美國歷史社會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他開創了歷史社會學研究的新頁,也建立了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他主要的研究專注在歐洲現代國家形成的歷史,以及人民的社會抵抗、政治參與與社會運動等。透過對於國家建構的歷史分析,以及考察人民如何對抗國家機器、參與政治與集體行動,來重新詮釋當代世界的建立。早年也投入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同時,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法也撰寫許多精闢的文章。被譽為21世紀社會學創立之父。

       本文作者董建宏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畫博士,Prof. Charles Tilly為其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之一。作者於1998年至2000年,修習Prof. Tilly的抗爭政治的課程,以及之後的workshop,深受Tilly 治學之啟發和影響。作者娓娓道來這位知識巨人的學術見解和驚人意志,並以此文向大師致敬。

──編者
董建宏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前言

         2008年四月底,正當我好不容易結束了一些繁忙的教學事務,準備寫張慰問卡片給Prof. Charles Tilly,因為在該年四月初,Tilly的女兒透過他的e-mail,發訊息給Tilly的學生們,希望大家可以寫卡片給老師。她說,閱讀這些卡片,是他在病榻時最快樂的事。當時,我就想要寫給Prof. Tilly,感謝他給我的學術訓練,以及對我知識上的淬鍊。無奈教學與生活的俗務,不斷的滯延了我的行動。於是,當我真的有時間要著手去寫卡片時,打開電腦,就收到他已經不幸辭世的消息了。這樣的遺憾,一直深掛在我心中。因此,當吳翎君教授希望我可以寫一篇短文,介紹與紀念Prof. Charles Tilly,我一開始是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但是,當我真的要開始寫作時,我突然發現,我淺薄的知識,其實是不足以去以一個短文的形式,去清楚且全面的描繪這位號稱「美國社會學界最聰敏的人」!

        因此,我想,就從我記憶中那位學識淵博又記憶力驚人、卻又十分親切的大師,他的課堂與課後趣事,展開我對Prof. Charles Tilly的追思。

一位學識淵博與記憶驚人的學者

        相信多數人對Charles Tilly的第一個印象,應該就是他淵博的學識。然而我對他最深刻的印象,卻是他驚人的記憶,與風趣卻深刻的談話。很多時候,他知識的淵博,我個人會以為,是來自於他驚人的記憶能力、思考的快速連結,以及他規律卻也活動力旺盛的工作能量。

        做為一個留學美國的國際學生,多數的亞洲同學都會入境隨俗的取個英文名字,以方便美國的同學與師長的稱呼。這種其實帶有著某種後殖民的學習情境,常常讓許多修習社會科學的同學們,在便利老師與同學的稱呼與記憶,以及對於人格權的尊重之間,產生些許的不快與困惑。但是,從我修習Charles Tilly的第一堂課以來,我就很驚訝的發現,他真的有過人的記憶。在第一堂課的自我介紹後,他不但可以快速的將人名與面貌對上,甚至他都可以清楚且正確念出同學們的名字,而非去記憶我們所取的英文名字。更令我訝異的是,有一天我在地鐵內,突然聽到有人在我的背後叫我的名字,第一時間,我的反應是驚訝的,因為那聽起來不像是一個精通華語的人會講話的腔調。等到我回頭一看,就發現Prof. Charles Tilly站在我面前跟我微笑。這樣以背影認出學生的能力,至今我尚未見過有任何師長有這樣的能力。更遑論以對於這些英語系國家的學者來說,相對複雜的發音,來正確講出學生的名字。而或許正因為這樣的記憶能力與思考連結能力,讓Tilly有著如此驚人的著作發表與傑出的研究成就。

        我第一次修習Tilly的課,應該是在1998年的春天,當時,我慕名前去修習這位剛剛才於1996年由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應聘到Columbia University擔任講座教授的傑出社會學學者。那是一堂碩士班有關Contentious Politics 抗爭政治(有些學者翻譯為衝突政治)的課。那堂課,以及之後他所舉辦的Workshop on Contentious Politics是我在哥大的學習時光中,知識衝擊最大的課程之一。透過每週一本重要經典或是最新有關抗爭政治相關的書籍的閱讀與報告,我開始了對於社會與政治衝突的多元觀察,以及分析。

        猶記得一次,在討論國族認同與衝突時,Tilly選用了一本名為「Fields of Wheat, Hills of Blood: Passages to Nationhood in Greek Macedonia, 1870-1990」。這本書的作者,因為主題的敏感性:完整的記述與分析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地區其國族認同的衝突,而使得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拒絕出版這部後來被譽為對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有重要貢獻的著作。這本著作所描述的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地區,就如同巴爾幹半島上許多地方一樣,因歷史的因素,帝國的變遷、經濟結構的轉變、以及許多自願及非志願的遷移,使得當現代希臘在逐步建立其國家認同的過程中,與當地的馬其頓後裔,產生了許多衝突。而認同的複雜,特別是在希臘建構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中,對希臘統治下的馬其頓地區,產生許多衝擊。在這本書中,作者除了一方面呈現了希臘國家機器所企圖建構的國族歷史觀,與在地社群的強烈衝突;卻也更深刻的去觀察到,族群與國族認同,是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單單只透過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洗腦,或是仰賴過往的歷史論述,其實是無法清楚的處理國族認同在地方的建構過程。因為,不同的歷史情境會導致不同社群與他者的多樣的互動模式,進而形成的他們的族群或國族認同與觀點。而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僅僅固著在一個現代性國家所意圖設定的那個點,而是一個不斷互動與演變的發展過程。

        因此,Tilly透過討論這本書以及作者的不愉快的遭遇,與修課的同學們一同思考國族認同的意義,以及在國族認同的衝突中,我們是否過度簡化了許多爭議,而忽略了,其實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當歷史情境、生活條件與經濟結構轉變時,地方的社群與他者的互動,也會逐步的變遷,而在某個歷史點,凸顯了某些集體的意志。

        抑或如同在討論 James C. Scott在1998年所出版的「Seeing Like a State」,Tilly批評James Scott失去了他在「Weapon of the Weak」以及「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書中,一貫銳利與人類學視野的批判立場。James Scott在此書中,雖然清楚的呈現了許多現代性計畫,諸如:集體農場、科學造林、都市計畫等體系的失敗,源自於當國家機器/政府官僚企圖以統一性的科技技術,來實踐他們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願景,卻忽視了區域的差異性與在地知識的重要性。因此,當我們對待社會事物如同國家的一統性的視角時,我們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許多現代性計畫的失敗。對Charles Tilly來說,這樣的批判雖然清楚的提出了一個對於許多現代性計畫失敗的解釋,卻也不免逐步的引導人們在閱讀後,傾向於對於國家機器的全盤批判與拒絕。Tilly不斷要強調的是,社會現象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而國家機器是否如此的線性的去處理社會事物與現代性計畫,也必須更深入的去思考它自身的複雜性。畢竟,一個現代性計畫的提出,包括官僚政治,以及國家機器如何去回應因制度的改變,讓地方居民的傳統生活結構衝擊,所產生的生活危機,因而可能的反抗(如同James Scott在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中所描述的),都不會是一個線性的結果。

        而對Tilly在學識的淵博的體認,更來自於在撰寫博士論文計畫時,每當我努力閱讀完一本相關的著作時,並通過e-mail寄送我的心得與討論,Tilly不但會快速的回覆他對我的觀點的批判,同時也會指導我,還有哪些相關的書籍,在類似的主題上,應該進一步的去閱讀與探討。而透過對於抗爭政治與歷史社會學的研究,Tilly不斷的積累他對各方知識的認識。當他討論到東亞的發展時,他一方面謙虛的表示他對台灣並不熟悉,另一方面,卻又準確的掌握了1990年代後,台灣社會科學界對於台灣發展的觀點的轉變,特別是在民主化過程,以及背後的國族主義的重要因子。可以想見他平日學術資訊蒐集隻廣泛與深入。在一次的閒聊中,Tilly告訴筆者,他的生活其實很簡單,就每天大約五點中起床,做作運動後,六點就到學校辦公室展開他的各種研究工作、閱讀與授課、討論。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回家,十二點以前就寢。週末則會到他的女兒家去聚會,享受家庭時光,並與好友在外面的小酒吧簡單聚會小酌。聽到老師這樣緊湊的時間安排與投入,也難怪他被譽為是學識淵博的社會學者。

民主體系的變遷與抗爭政治

        在Tilly龐大的研究成果中,筆者比較與他互動與深入討論的部份,就是在筆者比較關切的民主化與民主鞏固。作為見證台灣1980至1990年代台灣社運風起雲湧,以及政治民主化的一代,其實,許多當時的留學生都關切這樣的課題。而這樣的課題,在當時,也是歐美學術界研究的重心。而對Tilly來說,民主體系的發展與變遷,是與抗爭政治有著高度的關聯性。更關鍵的是,透過他對歐洲近代歷史的考察,他指出,民主其實並不是如同許多研究民主化與民主鞏固的學者所指陳的一般,一旦建立了,就很難回頭。相反的,在人類的社會發展史中,民主是非常晚近才出現的社會制度。而這樣的社會制度,因為三個主要的制度性的改變的失敗或不完整,而使得民主化的過程受阻,甚至進一步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

        在Tilly對民主與民主化的研究過程中,他指出,從民主的發展歷史上,有三個主要的社會機制的轉變:將人際間的信賴網絡整合進入公共政治中、將明顯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ies)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以及降低或中立獨立自主的壓迫控制權力中心,讓一般人民可以增加他們對於公共政治的影響,並且增強公共政治對於國家機器表現的控制權。也因此,對於民主的發展,Tilly並不認為它是一個線性且必然的發展。相對的,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抗爭政治的學者,他對民主的發展見解,其實是相對落在人民與權勢者的對抗過程。正如同他所指出的三個民主化與民主的機制,所涉及的,就是人民如何透過不同的抗爭模式,將原本封閉的政治體系,逐步開放給更多人的參與,並且透過這樣的參與,將過往政治體系所創造的不平等,逐步的去除,同時進一步擴張人民對於公共政策與政治體系的影響力,避免權力再度回歸到少數人手中,而透過權力的分配去創造更多的不公平,從而破壞了民主社會的信任感。是故,民主體系的不穩定,就源自於這三個民主的機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並不是同步到位的。

        因此,當人民的力量、抗爭的手法與管道不足或缺乏,在民主體系的不完整狀況下,將會因為政治參與的管道逐漸封閉,因為公共政治的信任網絡的消失,最終導致資源的分配就出現的不平等。抗爭政治的意涵,就在於促進民主與守護民主,讓公共政治的管道與資訊,不會封閉在少數人的手中。也唯有資訊的公開透明,才能避免不平等的發生。我們觀察近來興起的在歐美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到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命」,再到台灣近日所興起的「太陽花學運」,莫不是因為統治者,建立了封閉性的信任網絡,將主要的資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進而創造了資本積累的不公,以及資源分配的落差。是以,當台灣的學生們以「反黑箱」的訴求佔領立法院,快速的獲得社會的回應與支持時,我們就應該理解到,台灣的民主機制已然失靈了。而我們必須以更積極抗爭,奪回應該屬於全體人民的自由與民主權利。 

面對恐懼的勇者

          Prof. Charles Tilly最後是因為癌症病逝。在他抵抗癌症的過程中,其實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在2006年筆者進行口試時,他才剛剛完成一次認為相當成功的化療。當時他的身體相當的虛弱。但是,當筆者請問是否可以持續擔任口試委員,並給予我的論文最後的指導,他非但欣然應允,更在看完初稿之後,給予筆者相當多的建議,以及修改方向,讓筆者的論文可以達到起碼的要求與清楚的分析。我非常感念他這樣對教學工作的熱誠,以及對學生的照護與支持。

        而在他首次臥病期間,正值911恐怖攻擊事件。面對這樣難以面對的巨大災變,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他立刻將研究專注在人們在面對劇變之後,所產生的回應。於是,他寫下了「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 and why」這一本有趣卻是深刻的社會學分析著作。在這本書中,他嘗試去回答當人們面對各種突然產生的意外與不確定時,我們是如何透過一種有趣也複雜的社會機制,去降低或消除我們內心中的疑慮與不安,同時將突然變動的社會關係與秩序,重新透過理由的給定,來再次確認彼此的關係,並回復原有的社會靜態。

        誠如Tilly在本書中一開始就提及,我們給予理由的原因,正是因為我們想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故,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我們嘗試的找尋最簡單的方式,來回應事件的發生,並希望可以重新確認彼此的社會關係。然而,隨著事件可能的發展與複雜化,以及我們所面對的他者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的差異,我們就會提出更多不同的理由,來重新定位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與他者的關係,以及社會秩序重構。換言之,理由的給予,包括是簡單的理由(conventions),甚至是一個完整的故事(story),或是行為準則(codes),乃至於專業的報告(technical accounts)的提出,其目的都在解決你我之間的關係因為突發事件所造成的不確定。透過這些理由,希望可以重新「安置」(place)你我在社會的相對位階。

        透過對本書的閱讀,我感受到一個社會學者在面對包括自身病痛的壓力,以及社會危機的浮現時,那種面對事實的勇氣。藉由Tilly對人們如何給出理由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給定理由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並應該進一步去思考,當面對變局與危機時,我們是否應該為了追尋快速的回復社會秩序的穩定,而放棄了對更深層的理由與動機的探索?我們是否應該為了重新確認你我的社會位置,而片面的接受某些簡化的理由?這些快速與簡化的程序與理由,真的有助於我們社會的和解(reconciling)?在面對不確定的社會恐怖事件(諸如:捷運殺人事件),我們是否就應該接受政府技術化報告與處理,從而陷縮了公民日常生活的自主性,而讓國家機器藉由社會危機快速擴權?在面對當代多變的局勢,以及恐怖主義與恐懼氛圍的瀰漫,Tilly的分析,正是我們所應該聆聽的。 

向大師致敬

         在一個訪問中,Tilly自嘲他有四個不同凡響的缺點,分別是:他從未在任專業組織中擔任職務、從未擔任過任何大學科系的系主任或是學院院長、從未當過副教授、拒絕每一次被篩選為最有潛力的青年學者。這個看似自嘲的訪談中,我們看到了Tilly他與眾不同的生命智慧。而或許這正是當代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應該思考的學術哲理吧!

         最後,僅以此短文,向當代最聰敏的社會學者致敬!  附記:美國社會學會設置了Tilly的紀念網頁,內有許多他的著作,可供瀏覽下載:
http://essays.ssrc.org/tilly/

另一個網站,則有Tilly有關研究法的論文可供下載: http://professor-murmann.info/index.php/weblog/t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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