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俊(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接到校慶廿週年的邀稿，在爽快地答應之後，馬上就陷入了一個難題，廿年來這個國家以至於自己的變化太大了：除了存款利率從14.625% 降到1%，體重卻自75暴增至85kg之外，我真能準確記憶並說出一些事嗎？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退伍之前，利用零碎的時間自修，很幸運地考上國經所備取，並遞補成為第一屆研究生。儘管報到當天，學校同仁很貼心地提供協助並在花蓮火車站迎接，但抵達校園與研究生宿舍時的工地場景，卻令許多應屆考取的同學飽受驚嚇。然而對於甫結束在部隊二年歷練的我來說，心裡想的卻是類似電影「戰地琴人」主角一家人，甫抵華沙猶太隔離區時的一句臺詞：“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thought it would be worse.”
由於整個校園仍處於工地狀態，因此停電並使用品質難以保證的地下水 (當時還無自來水管線) 是無法避免的事。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任課老師仍堅持與同學們一起生活學習。老師們多來自國外名校，在硬體與建築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常是三、四位教師擠在一間辦公室。當時不斷電系統或許還不是電腦的標準配備，無預警斷電造成很大的困擾。有一次大夥兒跑到所長鄭治明老師辦公室問問題，那時他與柳復起老師，以及大陸所所長共用一間研究室，這時突然斷電把他電腦正在進行的工作一掃而空，只見老師大叫一聲拍了個手，直至電力恢復又從頭開始繼續進行。這種我們現在遇到必定暴跳如雷譙政府罵總統的事，像他這樣成績優異卻又努力工作的人，卻是只向前看且心無旁鶩專注投入。即使我們對於他施予的魔鬼訓練與標準 (例如個體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一律全英文問答授課，以及每週寫個半死的大量作業且一定要電腦打字繳交)，私下不能沒有怨言，但看到諾貝爾獎得主James Tobin指導自耶魯畢業，且在國外服務多年的所長都是這樣刻苦自持，如果是你又能多說些什麼呢？
柳復起老師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我後來仍然選擇國際經濟與金融作為研究主體，是否深受他的影響，實在很難說得上來。只是後來自己進入學術界，發現許多同儕在碩士班與博士班所學方向常有顯著差異，這樣說來柳老師的教導，起碼沒讓我從此對國際金融倒了胃口才是。柳老師的教學研究風格與鄭所長大不相同，除了課業之外，他非常歡迎我們到他家中餐敘玩牌，從學界政界 (他曾擔任僑選立委) 趣聞軼事到詩詞音樂無所不談，這倒是很對我的脾胃。後來我到國外快要完成學業時，他還曾想要聯繫一些老同學，看能否能幫我找個好工作。柳老師不論在傳道授業均深受其恩師蔣碩傑博士的影響，而他也認為應該以這樣的傳統態度對待自己的學生。這與現在深受功利思維與各項獎助所扭曲，包括研究生在內的師生關係均日漸疏離的學術環境相較，可說是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僅根據教師任職資料，溫英幹老師是比較晚加入國經所陣容的，但事實上他早在我們碩一時，便由鄭所長邀請，藉出差往來中國大陸之便，前來進行短期密集課程，自此即大受前後屆同學們的歡迎。這不只是因為在那個臺灣人有自信「站起來走出去」卻不可得的年代，他出身聯合國附屬機構世界銀行且服務多年，簡直是「奇貨可居」，更在於他那「望之也溫即之也溫聽其言也溫」人如其姓的個性，所有同學都圍著他說這講哪要資料，他居然也是一律來者不拒，可以想見這必然給他帶來不少時間精力上的負擔。我是在些許年後，才知道溫老師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但我們在東華的那段日子，他卻從來不跟我們提到什麼有關信仰的事 (起碼我自己沒有什麼深刻印象)，而只是身體力行付出奉獻。我們的緣分一直沒有間斷，老師在我博士論文口試與求職時都大大地拉了我一把。後來聽說老師在母校大學部開設有關基督教的課程，我相信後來的學弟妹應該和我一樣，從他身上學到一個經濟學家與基督教徒應有的涵養與風範。
李娓瑋老師來得更晚年紀更輕，坦白說我看到她時還蠻「恨」的 (當然不是恨她)，因為我是班上少數當過兵才來唸書 (我記得另二位應該是劉明德與人稱uncle 毛的毛傳志)，總是想著如果沒有在那可惡的地方耽誤二年而趕緊出國唸書，再一陣子也可以找個地方輕鬆度日才是。儘管自己心態不甚健康，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從他那兒得到許多國外大學與留學的最新知識，而她與其他比我年輕二歲的應屆同班同學，溝通相處起來更像是同輩而非嚴肅的師生關係。
另一位並非在國經所任教，但對我影響很深的老師是朱景鵬教授。他的到來使我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歐盟發展的最新知識，也成為後來我以歐洲經濟整合作為學術研究題目，並將之擴展到兩岸經濟合作應用的基礎。當時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倒不在課程內容，而是期末考試的方式，完全採用口試而非一般筆試的型態進行。那時他跟我說歐洲大學都是這樣做，幾年後我到比利時讀書，發現他講的居然是真的，連計量經濟學期末考都可以口試進行 (當然書面作業還是要寫)：方法是老師準備許多題目，考試時他指哪一題，你就必須在看了題目後，說明要如何把它解出來。問題是研究所修課人數不多但也有近卅位，每個人口試起碼花廿分鐘。堅持這樣耗時耗力，但卻可與學生面對面接觸了解其反應的方法，是否較筆試更具價值，我想就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吧。
廿年前每個碩士班人數都很少，即使是臺大經濟研究所一班也不過25人，我們這一班13人同進同出 (其實也是無處可跑)，雖不到寢則同床 (辦不到因為有4位女同學)，但至少也是餐餐食則共桌。後來自己幸運地出國留學畢業找到學校任教有碗飯吃，第一次上研究所必修課發現全班居然有40人，比大學部課程人數還多，當場大吃一驚心想這要怎麼討論、溝通與提問呢？另一次當掉全班近三分之一，沒有事先想到這門課只有我一個人開，隔年班上居然變成50多人，只能感嘆這個國家的研究所教育實在擴充得太快，或許我們就不要再像鄭所長等老師那樣嚴格「顧人怨」，跟自己跟別人過不去。然而這樣一來誰是輸家誰是贏家？或許這廿年來，整個大環境就好比中華隊出戰南韓，輸多而贏少罷？
我的學號正好是象徵好運的7號，然而排在我之前與之後的所有同學，包括陳俊榮、陳昀燦、林欣怡、楊曉雯、游麗琴、廖柏誠、林正一、吳金燦、劉明德、毛傳志、蔡美慧、陳昭旭等共13位，畢業後多在公、教、商界服務且成果豐碩。謹以此文紀念廿年前那篳路藍縷卻充滿生機活力的時刻，並向母校所有教我育我的師長致敬。
作者介紹
葉國俊，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之後通過公務人員高考於陸委會經濟處服務。1998-2003於比利時公費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任教迄今，期間並曾赴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與德國漢堡大學等機構任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國際經濟學，包括經濟整合理論、歐元區實際發展、兩岸資本流動、以及總體經濟賽局應用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