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州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回東華大學參加國科會「渡與中介／科玄對話與共生」學術研習營以前，我剛從印尼返國。七月，我在〈兩隻鳥，一筆帳——在雅加達想起金門〉裡，寫下雅加達大樓頂端的迦樓羅，也寫金門水頭金水國小山牆上那隻停駐近百年的鷹。隔著南海，兩隻鳥的影子在我眼前一度重疊。
那篇散文沿著僑匯、洋樓與家書，追問南洋如何進入金門。水頭黃家的黃輝煌遠赴麻里巴板，匯回銀元築起得月樓；南洋與僑鄉的往返，也讓異鄉的建築線條與飛鳥形象落在故鄉牆上。我問：金門常被放在地圖邊緣，可是，邊緣究竟由哪一張地圖看出？邊緣不是島嶼固定的屬性；僑匯往哪裡流、船在哪裡停，都會改變它與別處的關係。當時，我還沒有把這篇散文與手邊的臺菲文學研究放在一起細想。
幾天後，我由金門前往洄瀾，以共同討論人的身分參與研習營。高嘉謙教授談「海國詩路」，指出航路不只是背景，也參與文本的生成。聽他談起這些材料，我有一種相認之感：他從古典漢詩追索航路、港埠與風土如何改造詩語；我在臺菲文學研究中，也關心文字跨海之後，其位置與意義如何改變。古典與現代的材料，在這場對話中相互照明。
從這些對照回看「渡」，我關心的是人、文字與知識在途中如何改變。這裡所說的「中間」，指制度、媒介與觀看共同作用的位置。人受通行規則與身體經驗制約，文字經過選擇、翻譯與重新分類，知識也隨之改變面貌。離岸與靠岸之間，還有這些需要細看的過程。
一、航路如何生成文本
高嘉謙把東亞與東南亞放回具體航線。他所勾勒的帆船航路，由福建沿呂宋南下民答那峨，或經巴拉望、蘇祿轉往婆羅洲；近代汽船則經印度洋、馬六甲與南海北上。菲律賓不是他論述的主要文學場域，卻是航線上不可略去的節點；清末使節的「出洋」，也早已進入帝國編排的交通與知識迴路。
從古典漢詩的海路經驗，到現代文學的刊物往返，移動既參與文字的形成，也改變文字被閱讀的方式。航程久暫、換船轉港、測量技術、疾病經驗與身體適應，如何進入域外書寫的詞語、分類與敘述次序，都是可以沿著文本追索的問題。旅人停靠的港口、所受的制度規範與可用的語言，也參與見聞的形成，影響哪些人進入視野，哪些人被排除。
在這些材料裡，「海國」是由航線組織起來的外部世界；「詩路」連著移動中的觀看與語言形式；「風土」則把環境帶回身體。徐葆光把測量納入詩文，王大海的南島視界出自十年旅居，粵謳隨港口與報刊流動。海路改變的不只題材，也改變詩可以容納什麼、旅人如何安置自己。
二〇二四年，我曾撰文討論《陽光小集》連續六期的「菲華詩展」，由此注意到斷交、冷戰與戒嚴時期，臺菲文學往來仍未完全中止。這些舊刊物也使我看見，海域兩端的文學聯繫，往往由許多不易被注意的日常投入逐步累積而成。
若說「航路」是一次次移動所循的路徑，「航道」則是回望時才逐漸顯出的關聯。它未必預先存在，而是在文本往返、閱讀位置改變與研究者的追索之中成形。這個比喻提醒我，作品不只具有內容，也有其經過的地方與時刻。
我在〈兩隻鳥，一筆帳〉中曾寫：「島嶼的流動，從來不是沒有重量的飛翔。鳥可以越過海洋，船仍需要港口。」航路使世界相遇，沿途的制度與資源安排，也決定誰能靠岸、誰可登船。若只把跨界理解為自由與交流，便容易擦去路徑之中的權力。
二、身渡、文渡與未渡
研習營的幾場報告，使「抵達」從結果變成問題。王學玲教授以「身渡」與「文渡」重讀清代臺灣書寫：吳振臣渡海來臺，《閩遊偶記》記述暈船、海象與風俗，觀看仍受方志知識、帝國中心的立場與政治秩序制約，可謂「身渡而心未渡」；陳文述未曾來臺，文字卻越過海峽，在選本、祭祀與地方記憶中流動。在場不保證認識隨之改變，不在場也不等於無法參與地方記憶的形成。
謝明陽教授所談的「夢中之渡」與「現實之渡」，又讓時間介入其間：未返者可藉文字接近故鄉，親身返鄉的人卻補不回已逝的歲月。然而，更令人思量的是，在新鄉落地生根的種種耕耘，又何嘗不是一種築夢於現實的渡？
羅景文教授討論一九二二年越南啟定君臣的旅法書寫，則把問題推向翻譯、圖像與殖民權力。范瓊先從書冊認識法國，親歷巴黎之後，所見仍須經過記憶的取捨，並在漢文、越文與法文的交涉中化為文字，才進入報刊；啟定既是殖民體制安排的被觀看者，也在服飾、姿態與鏡頭之前經營自身形象。書冊與報刊、服飾與鏡頭，既傳遞見聞或形象，也參與其形成。人經由中介接近對象，同時又製造新的中介。
這些報告所揭示的落差並不相同。身體與認識未必同步，文字中的故鄉與返鄉所見可能分岔；在殖民體制中經營自身形象，則涉及被觀看者可以改變哪些呈現方式。「渡」因此不只涉及空間的移動，也牽動記憶、時間與表述的權力。
三、文本如何在移動中改變位置
研習營後，我又渡海前往菲律賓。雅加達、金門、臺北、花蓮、馬尼拉，這個夏天接連的行旅不斷改變我的觀看位置，也使我重新閱讀手邊的臺菲文學材料。船與港未必浮在作品表面，路徑卻穿過殖民歷史、國家關係、移民社會與文學形式。
莊垂明〈瞭望台上〉顯示，文學作品的跨海移動往往具有自己的節奏，文本也會因移動而改變文學位置。此詩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日先刊於菲律賓《世界日報》詩刊，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再刊於臺灣《聯合報》副刊；同年十二月九日至十日舉行的菲律賓全國作家大會上，林婷婷朗誦了她所譯的英文版本；一九八四年三月，此詩收入蕭蕭編選的《七十二年詩選》。
這條流通路徑顯示，作品的文學位置隨發表場合、語言與選錄機制而變。首刊於菲華報刊，使它面向當地的華文讀者；再刊於臺灣副刊，則把它帶入另一個閱讀現場。林婷婷的英譯與朗誦，使這首華文詩進入菲律賓全國性的作家場合；收入臺灣的年度詩選，又讓它與其他入選作品一同被衡量。同一首詩，就這樣連著幾個文學現場。
作品在這些場合之間往返，並非只是原封不動地由一處移往另一處。刊物版面、英譯與朗誦、詩選收錄，都重新安排作品所面對的讀者。莊垂明詩作的流通軌跡，正可說明文學移動如何改變作品的閱讀位置。
四、把中間寫回來
研習營第二日晚間，因隔日另有行程，我與高嘉謙、黃繼立、鍾雲鶯、王學玲幾位學者一同搭車前往花蓮火車站，提前離開，因而錯過第三天的地方文史導覽。幾人在講堂裡各有論題，路上談起的則是班次、轉車與生活見聞種種。那些題目離開講堂，忽然露出最日常的底部：人要趕車，稿件有期限，同行者也要彼此提醒。學術共同體不只在講堂裡形成，也在轉場的時間裡形成。
從洄瀾離開，又抵達菲律賓之後，我帶回金門的，是一組更具體的追問：人在移動中如何改變觀看的位置？文字經過不同地方，如何被重新理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抵達之後仍然存在的距離？
回望這個夏天，在印尼想起的兩隻鳥、洄瀾的討論與菲律賓的行旅，把散文與研究中的線索牽到了一起。概念幫助我整理經驗，後來遇到的材料又不斷修正概念。「渡與中介」也提醒我，在尚未充分理解的差異裡多停留一會，看見翻譯無法抹平的縫隙，也看見身體已經抵達、認識仍須移動的時刻。
寫到這裡，我也需要回看自己選擇材料的方式。我從發言、講稿、刊物與檔案中選取材料，再把它們接到旅行記憶與既有研究之上。研究者透過選材與命名，改變材料彼此的關係，而不是原封不動地搬運材料。因此，我自己也是一座轉口港。同一份材料，放進不同的問題裡，會顯出不同的關係；經過比對與重組，也在新的提問中被重新定位。
渡，不只發生在離岸與靠岸之間。渡就在中間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