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潤華（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隨著少子化、教育商品化、教育師資與資源緊縮等變遷，臺灣高等教育面臨需要急切轉型的需求，教育部為了維持高等教育市場的品質，也陸續提出頂尖大學、大學教學卓越計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等計劃，力圖臺灣高等教育的轉型。而在此同時，亞洲許多鄰近國家的高等教育卻正在蓬勃發展，甚至成為全球教育市場化下的佼佼者，其中，則不可不談新加坡經驗。新加坡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創造出的「新加坡模式 (Singapore Model)」的治理經驗，除了展現在經濟的蓬勃發展上外，高等教育上的成功也讓新加坡晉身為全球高等教育的領頭羊。而新加坡如何在短短時光間達成令人驚豔的高等教育的藍圖？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策略又是哪些？本短文並不敢以「研究」或「深入報導」自稱，但是盡可能地整理近年來新加坡高等教育策略，作為「他山之石」以了解亞洲其他國家如何面對高等教育的危機，以及如何達成教育系統的轉型。
新加坡高教三大利器：「國際化」、「機構多元化」與「法人化」
探索目前新加坡高教表現的耀眼，大致上可發現兩大利器：國際化、多元化與法人化。在國際化上，得力於李光耀立國之初的語言政策，以英文作為接軌世界與整合族裔的工具，並在此基礎上在20世紀末期大力向外招攬人才，促進新加坡的人才流動；而在多元化上，則體現在機構的多元類型，為培養不同類型人才的需求下，劃設不同發展目標之機構，力求人力訓練管道的多樣化途徑。而國立大學的法人化則徹底為新加坡高等教育鬆綁，使得各地人才得有機會進入新加坡。
新加坡在西元1965年立國之後，當時總理李光耀便力求立國之道。考量新加坡的經濟基礎仍需仰賴國際貿易之進行，因此提出雙語政策，並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一以英文為謀生工具，二通過母予以保留傳統文化價值」 (李光耀，2015: 46) 的概念，為新加坡謀求好日子。使得以英文為主的教育政策，不只成視為國家經濟謀生工具，並且在當時多語方言的環境下，成為避免族裔間的衝突，促進多元族裔相互融合，塑造文化/國家認同與創造「新加坡人」的工具。
英文作為主要語言的教育政策，奠定了新加坡教育市場與人才國際化的基礎下，教育公共支出在新加坡政府強力支援下，在政府總支的比重上也不斷上昇。尤其1999年總理吳作棟在面臨經濟衰退的趨勢下，思考小國在體質上本身資源缺乏、必須培養大量人才的情境下，主張以教育作為藥方，強調「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作為國家發展的方針，圖謀長久之道。強調人才培育的政策表現在政府總支出上；教育公共支出逐漸從1970年代大約佔政府總支出的13%，到2000年更逐年上昇，2006年甚至高達總支出之26.4%，佔政府總支出之1/4強。（註一）
作為曾被殖民的一部份，新加坡當前高等教育系統承襲殖民母國英國體制，主要以3年作為修業的主要年限 (但仍按不同主修學科而有所不同)。整體高等教育系統以生產多元化人才作為基礎，將高等教育的相關機構分為三大類別：一為國立大學系統，專門培養專業人才，其中也包含理工學院，專門培育工程與科技人才，都僅接受普通教育證書優異表現者 (GCE ‘A’) 者入學，競爭相當激烈；其二為師範教育體系，包含國立教育學院與體育學院，以培育教師為主；三為工藝教育學院系統，專門培養技術人員。整體而言，高等教育為培育多元類型的人才而服務，而不同類別的高等教育機構則肩負起不同的任務 (下圖所示)。相對于臺灣過去力求全體高等教育機構「大學化」的趨勢顯然不同，更著重承認不同類型人才的必要性，以及不同類型人才在培育上的差異。
除了國家資源全力投注在教育機構在星國本土的人力培育外，自2008年由政府主導，透過整合低賦稅、低租稅、社會福利、簽證等社會政策，輔以彈性的市場型薪資，吸引外來人才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的移民政策，更是使得新加坡近年來高等教育突圍的利器。
在新加坡傾國家之全力注入資源以改變高等教育系統的趨勢下，其中必須再三提及的莫過於此大力資源投注下，引起的全球學者流動。基本上，挖角全球人才並不是個別大學的政策，而是一個以國家經濟與人力部門主導的政策；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與人力部在2008年共同成立了「聯繫新加坡 (Contact Singapore)」部門，聯繫海外新加坡人以及全球智慧人才 (global talent)，旨在延攬全球專業人士或投資者前往新加坡。而這一系列的政策提供不少移民新加坡的誘因，包含優渥工作環境與待遇、對於外籍人士的低租稅、提供多元化的彈性簽證等，務使人才留根新加坡。在英文作為工作語言的背景下，輔以優渥的工作待遇與環境，在全球化的情境下的確造成影響，使得新加坡成為近十年來各國專業人才匯聚的結點；而大量國際人力資源的彙集，也使得新加坡在經濟、教育與文化勢力上獨步亞洲。
除了政府的移民政策主導外，國立大學法人化則是另一個使得新加坡高等教育轉型的重點。國立大學法人化後所造成的鬆綁，使得大學本身的經營不再受制於政府預算與政策，而讓大學本身在治校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權（註四），包含預算的使用或人事權裁量等。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為例，雖然名為國立大學，並不採取「國家型」的薪資結構，即把國立大學的教職員視為準公務員，進而保障教授人員學術工作的環境與報酬 (彭錦鵬，2014)，而是以「市場型」的薪資結構，強調師資薪資間的差異性，並針對重點學者提供彈性合約加以重金禮聘，輔以提供大量學術研究資源，由學術資源豐富的國家 (例如英國與美國) 大舉吸引接收重點學者。若仔細端詳新加坡國立大學各學科教師陣容，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目前的師資陣容，該系自2005年後便陸續吸收了原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Dublin (Ireland) 任教教師David Taylor博士、原University of Sussex (UK) 任教之Godfrey Yeung 博士，原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任教之 Tracey Skelton博士，與在University of Amsterdam(Netherlands)任教的James Sidaway博士等學者。這些本在各國地理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在不同的國家經營的成果以及經驗，在陸續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成為該系教學與研究的充實養分，吸引更多的學者以及學生對該系嚮往，使得該系多年來在QS 全球大學排名地理專業學門一直名列前茅，成為許多全球有志于地理學進修、教學以及研究的人，心之嚮往的重心之一。
是成功？或是隱憂？
雖然，新加坡的確為當代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上的成功案例，但是許多頗具爭議的議題仍需在最後提出供讀者們思考；其中，最具爭議的仍然是關於什麼可被視為「成功」的高等教育。
從不少的文獻或新聞探討的論述可得知，當相關報導在頌揚新加坡高等教育，或在評論一個高等教育機構是否「成功」時，其標準與定義是以「世界大學排名」做為依歸。作為20世紀末期才逐漸發展的各項「世界大學」排名，的確標示了教育市場與佈局從區域與國家的尺度邁向全球化競爭的趨勢 (Hazelkorn, 2015)，而名列前茅的學校也的確被視為在此全球化教育市場下的成功者。然而Ellen Hazelkorn (2015) 在其著作中便提醒，當國家追求「世界大學排名」時，可能同時需思考世界大學的排名競賽如何重塑高等教育的樣貌，並陷入不可回復的陷阱：即，由於各國當局對於「世界排名」的過度重視，在進行所謂的「轉型」時，世界大學排名的標準進一步影響了教育政策的方向，更往西方標準下的教育體系與標準靠攏。這個向世界大學排名靠攏的現象，一方面強化了全球教育版圖以英語世界為中心的邊陲/中心，消弭各地原本不同教育體系的多元面貌；另一方面，則忽略深思世界大學排名其量化過程中所選取的要素 (factor) 的適切與否，而往單一教育目的而行進。
臺灣高等教育的教育方向應該何去何從？臺灣高等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光是看他山之石是不夠的，唯有了解不同的他山之石各自長成的背景與脈絡之差異，回看自身的特點、特質與脈絡，以及需求加以轉型，不隨波逐流，才能夠真正達成高等教育之轉型之道。
參考文獻
李光耀 (2015). 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臺北：時報出版。
彭錦鵬 (2014). 國際大學薪資比一比。高教技職簡訊，91，24-28。
Hazelkorn, E. (2015).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註釋
註一：資料來源：http://cn.knoema.com/atlas/新加坡/topics/教育/教育支出/教育公共支出
註二：資料來源：https://data.gov.sg/dataset/government-expenditure-on-education
註三：資料來源：https://www.moe.gov.sg/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education/landscape/print/sg-education-landscape-print.pdf
註四：資料來源：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09-114069
作者簡介
林潤華，目前就職於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系。竊以文化與社會地理學者自居，對文化地景或後殖民等文化議題充滿興趣。作為一社會建構論的信徒，「世界上沒有理所當然的事情」是她的圭臬。雖過去專注的議題都是非常現代的對象，但她卻對隱身於童年中的鬼魂充滿好奇。進行博士研究時，她在研究摩天大樓的過程中，發現臺灣現代性中隱隱若現的鬼魂現身，並在指導教授的支持下轉身向現代性之鬼問路，試圖以空間的角度了解鬼魅現身。除了鬼魅引起她的興趣外，近年來她也逐漸向「陰性知識」投石問路，站在社會與文化地理的基石上，探討「女性與物質」以及「女性與跨國主義」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