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詩專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紀錄整理）
時間：2023年12月29日（五）9:10～11:50
地點：東華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
主持人：吳冠宏（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對談人：顏崑陽 1（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對談人：陳國球 2（清華大學玉山榮譽講座教授）
這學期的人文學經典導讀系列講座壓軸，以「回歸經典的中國文學史觀」為主題，邀請到二位重量級學者，堪稱2023年終的學術盛會。
促成此一盛會的是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吳冠宏，八月初即已開始規劃這場講座盛會，以人文學經典導讀課程為主，除了開放全校師生之外，亦有線上同步直播，讓學術界師友們也能共襄盛舉。
從反思批判到回歸
首先由顏崑陽教授主講。「今天這個主題就是在詮釋中國古代的文學史；『詮釋』有三部曲，先問『是什麼』，接著問『為什麼』，再問『怎麼辦』。所有學問都是從這三個問題開始。要談中國的文學史觀，一定要先從文學史著作開始。」顏崑陽教授強調「回歸經典」是現代學術界的思考重點。
顏教授的主講過程中，依照「詮釋三部曲」的次序，設計三個「是什麼」的提問，以「有獎贈答」的方式，配合講演內容進程，穿插在過程當中，特地準備「簽名絕版暢銷書」與現場及線上的師友們進行互動。第一個問題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是誰寫的？」現場果真有博聞強識的學生，回答「是林傳甲」，博得有獎贈答的頭香。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1904年），黃人《中國文學史》（1905年），竇警凡《歷朝文學史》（1906年），三本文學史都是屬於比較現代化的章節體，完稿時間雖有些爭議，但出版時間相差無幾，因此這種爭議沒有太大意義。中國古代並沒有這種系統性、章節體的文學史。林傳甲寫這本《中國文學史》是因為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傳統太學、國子監，改變成為西方式的大學，學術分科。在分科當中，就有「文學」這一科。林傳甲被聘為講師，他在一百天之內，撰寫了七萬字當講義，這些內容，是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不是中國人寫的，最早應推到十九世紀晚期，德國、英國、甚至是蘇俄的學者寫的。我們是在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出現這一本文學史，這就是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開始。
「文學進化史觀」是《中國文學史》著作當中，最早形成的思潮。其主要的觀點有：（一）文學隨時代變遷，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二）文學進化不是出於無意識的自然演化，而是出於有意識的「革命」，這是胡適的主張；（三）文學進化表現在文體形式，一方面是由簡而繁，一方面是由束縛到自由解放。傅斯年提出：唐傳奇比六朝志怪進步，話本又比傳奇進步，章回小說又比話本進步，五言詩比四言詩進步，七言詩比五言詩進步，近體詩比古體詩進步。這些都是文化意識型態的反射之論，雖是大學者，但仍無法超脫那個時代意識型態的束縛；（四）文學進化表現在內容，由不合乎人性的死文學到合乎人性的活文學。促成「文學進化史觀」思潮的關鍵人物是嚴復、胡適等學者。嚴復譯介達爾文《物種起源》（生物進化論）、斯賓塞《群學肄言》（社會進化論）、赫胥黎《天演論》，影響非常大，推助了當時新知識分子追求社會文化的「進化」。胡適演講，撰寫《白話文學史》也是採用「進化觀」。但是「物種源起、物競天擇」是大自然支配動物的規律；「社會」是人所組成，人有思想、意志，不會受自然支配。因此，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其實是一種「物用」的挪借，以「類比邏輯」方式，從生物學當中，尋找可以類比的理論並加以挪用；當時「反傳統」跟「西化」之下的新知識份子，又方便的把西方理論直接套借使用。顏教授說：「回觀歷史情境，當時知識份子的理想熱忱、元氣淋漓的生命熱力，的確值得我們尊敬，但並不表示我們應該要毫無思考的接受他們的著作。五四時代所建構的知識型，有其時代背景，現代學術應該穿透五四，回到經典本身，才能真正具有現代化又不失自己的傳統。」這一段話，對現代知識份子可謂當頭棒喝！我們是否也該元氣淋漓的展現我們的學術熱忱，創造出具有主體的現代性？五四已過百年，百年之後的我們能譜出怎樣的學術風氣，成為後代的楷模？值得深思。
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力量介入，支配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1950年代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馬克斯主義「歷史唯物論」史觀蔚為主流。1958年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席捲高等學校與學術界。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學史」被當作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首當其衝，三度被迫修改，明白強調：「階級鬥爭不但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也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動力」。這段時期，變質的馬克斯「歷史唯物論」史觀，「勞動生產、階級鬥爭」成為文學史觀的教條，《中國文學史》的著作都必須信奉。臺灣的「三民主義」，同樣充滿黨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永遠不放過這種意識形態的塑造。顏教授呼籲：「學者不能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只有依附在黨國的意識形態當中做學問。」這一點，陳國球教授也有同樣的強調：「學術一定要超越政治的干擾。」知音所見略同。
顏教授繼續簡要分析了《中國文學史》的基本結構，歸納出四個層位：（一）時期；（二）文體；（三）典範作家；（四）典律作品。整部文學史的結構就是這四個層次。總體而言，就是由諸多典範作家以其典律作品所形成的「文體演變史」；也就是詩、騷、賦、詞、曲與散文、駢文等各種「體製」，在某個時期，由典範作家創造出典律作品，而形成時代「體式」（風格），例如建安體、太康體、齊梁體等，各種文體「創—因—變」的因果歷程。過去的文學史，幾乎都是挪借西方的文學史觀，來解釋中國的文學史，其實解釋效力非常低，因此，必須重新回歸到古代「原生性」的文學史觀。
顏教授最後提出四種「原生性」的文學史觀：一是「源流文學史觀」，古代文學家，很清楚文體的起源及其流變。二是「正變文學史觀」，指文體的正宗與變格，詞以「婉約」為「正宗」，以「豪放」為「變格」，所以會有正變的問題。三是「通變文學史觀」，通變是《文心雕龍》特別提出的史觀。創作實踐，能夠因承前代的典範作家、典律作品的體式；而又能隨時代經驗與個人性情才學而創變新的體式。既「因承」又「創變」，而能夠「貫通」一種文學（體）演變的歷史，不至於斷絕。「通變」觀念，來自《易傳》，被劉勰應用到文學理論當中。有關《文心雕龍》通變觀，顏教授的〈中國古代原生性「通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3論述得非常清楚。「代變文學史觀」4，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明代公安派（新變群體），片面的強調「新變」。「新變」源自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袁宏道因承這種觀念，提出偏激的「獨抒胸臆」、「獨抒性靈」的創作態度，不必「因承」前代的典範作家跟典律作品。這四種文學史觀，本就內含於文學家的「文心」當中，做為他們創作的「歷史意識」，它是構成「文學史」的要素之一。
顏教授結論：「《中國文學史》書寫已歷百年，一千多種著作，其中通史就有四百多種，很多缺乏文學史觀或挪借西方「文學進化」與「歷史唯物論」兩種史觀，詮釋效力很低。二十一世紀到了，已經過了二十幾年，中文學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回歸經典』，重構中國『原生性』的文學史觀，做為重寫合格文學史的理論基礎。中文系的學者，你們很多是年輕的學子，三十年後，靠你們了！」
思考「文學史」與「文學史書寫」
陳國球教授的主題是：「思考『文學史』與『文學史書寫』」。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的學生們集體寫出《中國文學史》，試圖尋找李商隱。「…李商隱的〈無題〉詩用了不少冷僻的典故和華艶的詞句，構成了晦澀朦朧的風格，千百年來沒有能念得懂。他所寫的愛情也是一種士大夫式的愛情，和人民的那種健康的愛情是迥然不同的……。」把李商隱描述成一個非常不堪的知識份子。這本「紅皮」文學史出現於1958年，就是政治力量介入、中國所謂「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時代。陳教授說：「政治如何傷害以及操控我們的思維與對過去歷史的理解。這個部分，到今天，或許仍有類似的情形。這種影響力，什麼時候是最強？何時才會稍微薄弱一點？我們作為『讀文學的人』，有沒有能力穿越政治的操控？文學史作為我們對過去文學的理解，這種書寫本身，其實是讓我們跟過去連接，這種連接，可以非常直接。『文學史』帶領我們用什麼眼光看問題？」陳教授介紹一些典型且重要的文學史，並提出一些思考：胡適《白話文學史》，五四白話文運動很重要的著作。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與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其中的論說，有沒有因為彼此是師生關係而有相關聯？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早年比較重要的文學史，「插圖」在文學史當中的意義是什麼？陳教授有專文論述這個有趣的議題5。錢穆，其專長是史學，不過他也講文學史，新亞書院時代所講的文學史已正式出版，可參考。宇文所安、孫康宜合編的《劍橋文學史》更是很多人引用的一套論著。
關於「史」的意義，陳教授認為：「『史』先驗地限定了這類活動的性質，帶有回顧的姿態。回顧是回望過去，是當下所作的，是非現在的。『史』是面向自己的『過去』，將記憶中的種種事件與行動（events and actions）組織起來，歷史大概就是民族、國家的集體記憶組合整理。但，什麼樣的情事才能進入集體的記憶領域？這些篩選又由誰決定？寫誰？怎麼去寫？是不是人力可以決定？這些都是文學史書寫牽連的一些問題。」
歷史敘事學家懷特（Hayden White）以為歷史撰述程序有三個階段 ：（一）史事編序（to make a chronicle）：依時序把過去的事件排列。（二）故事設定（to shape a story）：選取敘事體的主角，安排故事的起中結，使某一時限之內呈現為一個過程。（三）情節結撰（emplotment）：以某種為讀者熟悉的敘事模式去組織故事情節，例如小說。依照Hayden White的看法，歷史的書寫，其實跟文學創作有很多類似的部分，是一種敘述的創作。
Hayden White的《Tropics of Discourse》是針對《Metahistory》（《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再進一步深入的描述。陳教授推薦大家閱讀這二本書。
關於「文學史書寫」的討論，陳教授分享許多國外學者的著作與重要文章，有René Wellek（韋力克），就是大家所熟知《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的作者。1936年，他在布拉格．捷克發表〈文學史的理論〉，提出兩個論點：第一，「演化」價值觀，他提出「文學史沒有變化嗎？這種變化，是如何注意？該以什麼基準來看？」第二，「美學的基準」，認為不能只有看前後的變化，而是應該要有一個判斷的基準。
《Historic Structures》（《歷史的結構》），這本書有一位很重要的理論家Felix Vodička。Vodička最重要的理念，除了提到「文學史是怎麼發生」外，還提到「文學史所帶來的接受」，即「怎麼讀文學史」，文學的生命，是不是創作完就停止了？文學史如何來到我們面前？「文學的生命」就是Vodička提出來的，這個影響了後來Hans Robert Jauss（姚斯）的接受美學。Wellek（韋力克）在1973年發表〈The Fall of Literary History〉（文學史的陷落），提到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對文學史的不信任及很多問題，認為：還有能力寫嗎？能寫文學史嗎？有需要寫嗎？等等。這篇文章收錄到Wellek《The Attack on Literature》（對文學的攻擊）。文學，面對很多攻擊，臺灣也面對這樣的攻擊，例如國文有什麼意義？讀中文有什麼意義？等等。這些問題，可以參考韋力克（Wellek）的著作，看他如何描述與反應。陳教授強調：「Wellek並不是最時髦的理論家，不過，他的思考，都是人文學科非常關懷、很重要的部分。」
David Perkins所編的《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內容是有關文學史理論的意義。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文學史，可能的嗎？有可能寫出一本文學史嗎？這是David Perkins個人寫的著作，他用問題的角度詮釋文學史，對有關文學史的不同書寫方法，提出很多觀察，也帶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The Uses of Literary History》文學史有什麼用？現在還需要讀文學史嗎？它的意義在哪裡？這是一本編出來的文集。
《Re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作者Linda Hutcheon是陳教授在多倫多大學的老師，論述「文學史的再想、再思考」。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文學史怎麼書寫？是兩本一樣的書名，但卻是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本是2006年，一本是2018年，針對文學史書寫的考量，都有非常深入的討論。
關於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切入方式，這是René Wellek提出的觀點：一，視之為歷史的一個分支，尤其是文化史的一支，而文學作品就如歷史的「文獻」 （documents）或「證據」（evidence）的被徵用。二、視之為一種藝術史，文學作品就像藝術「碑誌」(monuments)的被研究 ，能在不同時空發揮各種作用。就是說，有不同的態度、不同進路的方法，一種把它看成是documents，文獻，過去歷史的某種呈現。第二種，是看成monuments。monuments的意思就是：它還帶來什麼意義，你看了這個，你會看到什麼？你會想到什麼？你對過去有什麼的懷想？到今天的意義在哪裡。
文學史的用處7：一、嘗試在文學中「讀出」歷史（reading history out of literature），例如：杜甫、白居易，透過他們的書寫，我們如何讀出當中的民間疾苦。二、把文學「讀入」歷史之中（reading literature into history），例如：杜甫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與被形塑。杜甫的詩，如何介入不同時代，在當世有什麼用處？後來會有什麼意義？為什麼我們用這種態度來去理解他？這就是所謂的「讀進去」。
陳教授編的《中國文學史的省思》（書林出版）、《書寫文學的過去》（麥田出版）主要針對文學史的思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明年即將由政治大學出版增訂本，這是陳教授對文學史很多不同思考的展現。三本《文學史》輯刊，分別出版於1993、1995、1996，內容是文學史思考在華人、華語地區出現的關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有一種過去的文學史跟黨的意識形態相關聯，解放後，開始思考文學史是否有不同的寫法。同時，1987年臺灣解嚴前後，也有很多對文學史的思考。該如何寫文學史？文學史該寫什麼？臺灣文學史能不能寫進去？等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臺灣的狀況。1984年，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的前途，香港很多知識份子也在思考：文化身份何去何從？究竟應該立足於哪個地方來理解過去？當時，中、港、臺都在思考文學史的問題。所以，由陳教授與陳平原發起、主編，當時的編委有王宏志、陳清僑、錢理群、葛兆光等，大家共同商量如何編這一本《文學史》輯刊。陳教授回憶：「當時我們想辦法掏腰包，想辦法聯繫人，想辦法組合更多的人來參與文學史的討論，當時出了三本（三輯），顏老師也有提供（〈漢代「楚辭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8）文章。雖然三輯之後就停刊，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九十年代裡，整個中、港、臺的政治文化大改變的時候，曾經有這麼一種思考，對文學史的再思。」陳教授在《中外文學》發表的文章9，主要以談論Vodička的文學史理論為主，並用中國文學史進行驗證究竟合不合理？會帶來什麼問題？〈Literary structure and literary process: Prague school’s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是陳教授在《中外文學》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以英文書寫，內容敘述Jan Mukařovský，以及整個學派裡，如何理解文學史。
陳教授提出文學史的書寫，主要有兩個大方向，一是「世界文學史」，另一是「地方/地區 文學史」。世界文學史，有兩個理解路徑，一是「世界的」文學史，一是「世界文學」的歷史。地方/地區的文學史，是跟民族國家的觀念興起密切相關，紀錄地方風俗的文藝，例如：地方志。Drinkwater《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這本書非常有名，引用的人也非常多，內容描述早年的西方神話、羅馬史詩、《聖經》，一直講下來。這本書，有一中文的版本，就是鄭振鐸《文學大綱》。《文學大綱》在1926年出版，《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是1923-1924問世，由此可見當時吸收西方的資訊很快。鄭振鐸《文學大綱》，大部分是從《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過來，雖有些微改編，但其整個思路，都是以Drinkwater為主。從《文學大綱》的序言10裡，可以清楚看到他當時如何思考想世界的文學，這部分與Drinkwater的歐洲中心態度為主宰，鄭振鐸是如何想辦法，在這種歐洲中心裡面，把中國的部分塞進去，這個是當時的一種看法。
關於「世界文學」的歷史，陳教授推薦一本《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書寫世界文學的簡史。也介紹一套去年剛出版，四大本的《Literature》，A World History，是從「世界文學」的角度講文學。這四大本巨著，參與編輯的學者當中有一位華人，張隆溪，他是第三卷的主編。他的世界文學概念，跟歌德有關，不過當時的理解還是歐洲中心主義。他的理念是：張開視野，看全世界，接觸到什麼就看什麼，就講什麼，希望把世界的經典，呈現出來，作為對人類的普世價值的追求。這觀念來自歌德。
關於「地方/地區文學史」——《香港志》，紀錄地方風俗。《香港文學大系》是陳教授主編，第一卷1919-1949，第二卷1950-1969。從年份可看出有其特定的時間標記，代表他們怎麼看歷史。《香港文學大系》裡，除了詩、散文、小說、評論外，特別增加通俗文學、兒童文學、舊體文學。每一篇都有〈導言〉，紀錄編輯學者們對香港文學的思考。第二卷1950-1969，尚未完全出版。這個時段是「世界冷戰」的局面，而香港是冷戰的熱點，不同派別，包括美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中國大陸，都在香港有基地。當時還有很多秘密的文化活動。蘇聯解體以後，很多檔案都已解密，能看到很多當時蘇聯怎麼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所發揮的作用，這個部分，因為牽涉到很多問題，所以步步為營，非常不簡單，不同的政治型態，文字的展述，如何統合，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而且，有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個就是問題。雖然是純粹從學術的角度考量，不過，學術很難避開政治。因此陳教授不斷強調：「學術一定要超越政治的干擾。」
《香港文學大系》與文學史意識是立體、多面的，在「追尋認同」與「體認他異」之間看見張力，除了自我的判斷以外，與別人的「同」跟「異」，他者在主體的旁邊呈現什麼意義？最後可能還會留下很多空間，應該要留白，給不同的進路，再一步理解文學。希望文學史在《香港文學大系》裡可以有深層的展示。香港作為一個文化空間，會有什麼意義？陳教授說：「《香港文學大系》裡的「香港文學」，沒有遠離香港，雖然我人離開了香港，不過，我在做的事情，還是繼續跟這個土地，跟裡面生活的人們對話，我一直還是關懷我成長的土地。這是我要送給香港讀者的話。」
知音對談
座談的下半場是顏教授與陳教授的精彩交鋒。顏教授說：「國球，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所以他不太做批判。我年紀雖然大，但好像火力沒有降溫。國球剛才講的非常多，大部分都是屬於描述、介紹性，對於所介紹的那些理論，你認為適不適用？我自己也弄理論，但是我認為沒有好好的讀第一手文學作品，就不能空講理論。我請問你，這麼多的理論當中，你認為哪一些理論對我們書寫文學史，的確可以獲得很高的效力？
陳教授也認為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理論並非憑空而來。陳教授特別關懷「布拉格結構主義」，他曾在1987年《中外文學》發表〈文學結構的生成、演化與接受——伏廸契卡的文學史理論〉，陳教授說：「我一邊看Vodička的理論，一邊思考中國文學史，哪一些他解釋得了，哪一些他解釋不了。我裡面都是用中國文學的例子驗證，驗證不一定對，而是他提醒我，有什麼觀念我沒有注意。」Lubomír Doležel是布拉格學派重要學者，是陳教授在多倫多大學的老師。Lubomír Doležel也強調「所有理論必須有文本的驗證，必須從文本出發。」陳教授認為：理論能帶給他更多思考，了解自己的養成與所要傳承的文化。
接著顏教授提出「文化的主體性」。每一種理論都在面對國家民族在文化所發生的問題及提出解決。「如何」是個方法的問題，如何解決，才是一本書或者一個學派最深沉、最重要的地方。不能只是無條件的接受訊息。顏教授認為：文學有國界，有區域性的差別，如果拿掉差異性，主體性便消失不見。因此針對「世界的文學史」與「世界文學的歷史」，希望陳教授能提出比較批判性的看法。
陳教授以張隆溪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作為例子，陳教授說：「張隆溪所敘述的，除了是英文外，我看不出有什麼世界性，他只是用英文來講我們唸中文系的人很熟悉的東西，他沒有任何轉換、沒有所謂新意，我不認為這是在提倡世界文學，他沒有這種貢獻讓我們受益。」這是陳教授對世界文學的回應，陳教授認為世界文學是Dynamic動態的，必須是適應時代的不斷轉換。
陳教授也向顏老師提出「回歸原典」脈絡與思考：「在二十一世紀這個時代，為何需要回歸原典？能否回得去？如何才能回去？有什麼方法？原典有何『現在性』？是什麼事情讓你產生這樣的思考？」
顏教授對於「回歸經典」，已有三十年的研究厚度，回歸到中國古代文化世界，重構可以適用於中國文學或者文化解釋的基礎理論及本質論，採主客詮釋視域融合。顏教授說：「我這個主體性，本身就已經有現在性，因此解釋古典，不能只是將現代人所建立出來的觀念或文化意識形態單向投射到古典當中；而是要了解古人，進入當時的歷史情境，同情理解，對文本才能真正深入且切當的詮釋。」是經由蒐集、解釋、統整，顯性為系統化，才能成為完整的詮釋模型。
現場提問與回答
針對清華大學台文所所長王鈺婷教授提問的「文化主體性」，陳國球教授以香港為例，在香港性與中國文化性之間，思考如何溝通與對話。以臺灣的角度如何閱讀中國文學？如何理解周邊的香港文學，這當中是否有共通性？等思考來立足自己的土地之外，也要張開眼睛看世界。
顏教授認為：有關文化的定義，至少一百多個以上，各種講法都有，但其中有一個大約比較能接受的，簡而言之，文化就是指一套群體共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系統。文化主體性就是一個群體能「自主」的選擇，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而不必接受別的民族的支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那套價值，能不能自主選擇、決定，就是主體性。學術，應該面對當代主體性之外，還要能因承傳統。
現場學生提問：要如何閱讀正確的文學史而不被錯誤觀點所影響？顏教授提出精闢的觀點：閱讀是一種對話，閱讀一本書，不是單方面的遵從書本的論述，而是在閱讀過程中，必須與文本不斷對話。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讀者具備多少能力與素養？原典的深入、廣讀，就是能力培養的基礎，能力厚實，就不會被影響，甚至可與作者進行討論。顏教授說：「要先養成理解力與批判力，才能與作者對話。回到原典，好好讀，不能急，也許十年、二十年後，再讀文學史，你就會發現，以前以為作者所講的都很正確，現在發現其實都有問題。」
這場精彩的講座，在二位學者的論述當中，達到最高峰。提問與回答，可謂是高山流水，餘音繞樑。
註一：參見顏崑陽文學館：https://reurl.cc/97LjAX。
註二：參見張暉：〈文學的力量——陳國球教授訪談錄〉，《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6月），頁273-295。
註三：參見顏崑陽：〈中國古代原生性「通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東華漢學》第38期（2023年12月），頁1-84。
註四：參見顏崑陽：〈中國古代原生性「代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淡江中文學報》第49期（2023年12月），頁1-70。
註五：參見陳國球：〈敘述、意識形態與文學史寫作——以柳存仁《中國文學史》為例〉，《中外文學》第25卷．第7期（1996年12月），頁135-162。
註六：參見Hayden White: Metahistory（〈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 “Introduction” 5-7; Tropics of Discourse 58-63,83-85,109-110）。
註七：參見：Jonathan Arac,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1993。
註八：顏崑陽：〈漢代「楚辭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錄在顏崑陽：《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臺灣學生書局，2016年3月。
註九：參見陳國球：〈文學結構的生成、演化與接受——伏廸契卡的文學史理論〉，《中外文學》第15卷．第8期（1987年1月），頁64-96。
註十：參見臺灣華文電子書庫：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1709775/rea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