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儒（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生）
李維倫（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年金改革委員會於本月的十日結束最後一次召集會議，紛擾數月的年金改革到這裡看似完成了第一階段。然而看似明確的作為卻招來眾多的不滿。到底年金改革為什麼會衍生出這麼多的抗議，那麼多不滿意？關於年金問題已經有許多社會賢達的意見可供參考。不過本文倒是想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談談人們面對這件事時的經驗到底是什麼？換句話說，「退休」是什麼？人們又如何經驗自己的「退休」與「退休金」？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文的出發點：從心理學角度來思考年金改革問題。
問題起源
「退休」是什麼？退休是一種人為的勞動市場汰換機制，是為了維持生產力所設計的制度。「年金」又是什麼？它是一種退休金，是國家於社會照顧的前提之下，讓曾經付出勞動力，如今已無法提供生產力者能夠安心生活的一種保障機制。當前台灣社會所議論的年金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簡言之，是各階層退休的年紀差距且給付退休金之所得替代率差異甚巨，讓不同階層不同世代的人們走向了計較的方向。
隨著經濟成長，醫療與科技日漸發達進步，使得人的生命能越活越久。以國人平均壽命來看，從上世紀八零年代至今，已由73.88歲增加至80.2歲，如圖1所示。
在國人平均餘年大幅增加的情況下，過往從未遇過的問題產生了。首先，退休時間與死亡時間之間拉長至十幾二十年，甚至到三十餘年，這就對以月退形式請領退休金的情況產生的顯而易見的問題。原本設定的退休金是為了讓人在無工作的情況下能夠安養晚年，然而晚年時期過度延長，所帶給國家社會的經濟壓力也加劇。雪上加霜的是，台灣社會面臨的不但是人民的平均餘命增加，還有著新生人口銳減。因此，對於年金的影響不但是支出增加，也有著收入減少的問題。在經濟條件無力支撐既有年金制度下，年金改革自然成為勢在必行的任務。
上述的說明顯示了，年金改革的本質是經濟結構的問題也是社會政策問題，多數的相關論述也都是從經濟與社會的層面來討論之。不過，在經濟與社會的鉅觀視野之下，卻讓個別的個人感受難以顯影。如果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年金改革牽動的是什麼樣的心情？
工作收入與人生階段的家庭責任
人處在不同的人生位置對事物會有不同的看法，持有的信念想法也會有所差異。目前年金改革議題常糾結於職業類別的差異，直接將人依此劃分為不同族群，溝通對話也以此做為標準。然而處於同一族群中的人卻仍有多種樣貌。把眼光從職業類別的劃分轉向個人需求的面向，我們注意到年金改革牽涉到的個人處境在於「不同年齡階段的家庭任務」。是這些任務負擔讓人對於年金有不同的考量，對於改革也就有不同的情緒。
若以「工作」為核心來看，最簡單的人生階段劃分就是工作之前的求學、工作、退休。工作不只是為了收入，更重要的是個人對於家人的承擔：對下養育子女，對上奉養父母。這兩個層面是互相交織的，而最直接相關的是工作的收入是否能夠因應家庭支出。一般說來，人生的工作期必須與支持家庭的需求一致，就台灣社會的現況來看，大致上落於20歲到65歲之間。因此，這段期間的收入意謂著對養育子女與奉養父母之家庭責任的承擔能力。圖2顯示了工作收入與家庭責任在人生歷程中的關係。
從人生的階段任務來看，目前台灣社會不同職業呈現出不同的退休平均年齡(如圖3所示)就顯示出不同的意涵。軍公教等職類除了普遍薪資高於一般勞工，退休的所得替代率遠高於勞工外，其可退休年齡也較勞工階級早。就最一般的看法，這顯然呈現出一種不公平的狀態，也無怪乎軍公教會被視為年金改革首要瞄準的對象。把圖1與圖3放在一起思考，在目前平均餘命約80歲的情況下，平均44歲退休的軍職人員將有近36年的領取退休金時間；公教人員則約有25年時間。這兩者都高於勞工的20年。如果考慮不同職業的工作年數，更會出現勞工工作年數比軍公教長，退休金請領年數比軍公教少的情況。
然而我們若把圖2與圖3放在一起觀察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對許多軍公教退休者來說，「退休金」並不是拿來「怡養天年」，而是承擔家庭責任的收入一項，因為其人生階段任務承擔尚未卸除。當一位男性軍人於40來歲依照規定選擇退休，他將面臨的是失去穩定工作，但同時依舊需要負擔家庭支出。也就是說，40來歲退休並非就此無憂無慮直至終老；人生階段任務仍然需要他來承擔。此時，退休金給付的變動意謂著就不是公平問題，而是個人對於家庭責任承擔能力的問題。
也就是說，從鉅觀的平均餘命及職類比較來看，軍公教與勞工的差異被呈現為不公平，而其中隱含的是視「退休金」的意義都是在於安養晚年的依靠。然而若從個體生命發展與人生階段任務的角度來看，「退休金」在不同年齡期的意義是不同的；它可能是一項收入來滿足對幼年子女或年長雙親的照顧責任。年金給付的變動也就成為焦慮不安的來源，而非只是社會經濟與公平正義的必然。
於是，一位想為家庭盡責的丈夫、父親與人子，卻可能在這一波的年金改革中成為反對者，也成為另一方眼中的不公平體制維護者。
年金改革中個人的「過去」與「未來」
雖然說職業無分高下，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經驗卻不全然如此。過去在台灣社會中年輕人尋職時，總有年長者勸說去考公務人員，其理由不外乎薪水福利比較有保障等。這個現象顯示出，人們在選擇工作時，尤其是選擇「有保障」的工作時，不單只考慮當下收入，同時也會考慮到未來退休後的「保障」。在個人經驗就是像「只要這樣做，未來我就可以得到如此的生活」的信念，是對未來的信念。
現在，軍公教退休者正站在社會與政府對其過去工作選擇時所承諾的「未來」，但卻面臨著信念與承諾即將被毀壞的年金改革。因此，反對改變過去承諾而減縮年金者莫不以「信賴保護」原則為論點，認為自己過去相信政府與制度，不應於現在遭受如此改變。在另一方面，支持改革者也就必須「翻舊帳」：到底是怎麼樣的「過去」導致今天的局面？「過去」就此成了爭論的焦點。
然而年金改革的本質是在於照顧未來。而本文的論點認為不但要著眼於整個社會的未來，也要聽到看到受影響者的未來。依著本文前面所提的人生階段任務觀點，不只是為自己的未來晚年，還包括對家庭照顧責任的未來影響，應是討論年金改革的課題之一。若能將年金改革的討論導向「未來」，從在受影響者的「未來」開始，讓「對未來的焦慮」被理解，甚至看到依靠的方案，將有助於思考包括年金改革在內的社會資源重分配。台灣施行的十二年國教、健保、幼兒福利，乃至即將推動的長期照護，都有助於減輕家庭中經濟支柱對家庭照顧的經濟負擔。
結語：年金改革的個體情緒與未來
也就是說，鉅觀的台灣社會與經濟狀況的未來，有必要與個人與家庭的未來做結合來思考，以提供討論年金改革一個更整全的涵蓋面。所謂的顧及個體的情緒與未來並非將成千上萬人的個別意見全部納入，而是由心理層面來考慮政策變動的影響。畢竟所有的政策討論與意見發表都是有所立足的行為者與說話者，話語及行動背後的支撐點是屬於人的處境而非僅是邏輯道理。
本文從心理學觀點，提出人生階段任務的過程來觀察退休與退休金在個人身上的意義，指出退休金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退休者身上有不同的意涵。不識其中差異將讓年金改革的討論遭受人們集體情緒的抵抗。此外，本文也指出其中人們的集體情緒可能呈現出對於過去承諾的毀壞，但其核心卻是在於對未來的擔憂。因此，在年金議題上的溝通，若能在道理的論辯中，再加上情緒的理解，或有可能將個人承擔的不確定，結合到台灣社會中個人與家庭照顧之資源重分配的討論與規劃。若然，個人與社會目標將有機會做更進一步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