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珍珍(國立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教授)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經典短篇小說〈歧路花園〉(“El Jardi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寫於1941年，其時歐戰方酣，法國淪陷，倫敦面臨德軍空襲威脅，人心惶惶。英國傑出小說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預期巨變臨頭，精神宿疾復發，3月28日把石塊裝滿衣服口袋，毅然走入泰晤士河心投水自盡。大西洋的另一端，波赫士從南美洲阿根廷瞭望世局，一面透過評論文章強烈抨擊納粹反猶太國族主義，一面結合史識、哲理和敘事想像虛構了一樁1916年七月發生於英國境內的諜戰故事，撰成〈歧路花園〉，替後設小說與超文本寫作開創先河。近年更因法國哲學大師德勒茲（1925─1995）生前對其多元開放的時空觀想有所闡發，這篇迷陣重重的小說於是成為詮釋後現代解構思潮的核心文本之一。今天從華人的觀點重讀〈歧路花園〉，除了與舉世讀者共同折服於波赫士高度原創的情節佈局、層層相扣的後設技巧、涉及時間本質令人興歎的哲學省思之外，對於展露在這部作品中的跨國史識、後殖民觀點、模擬精準的漢學修養，以及揮灑跨文化想像背後所隱藏的反戰思維，我們的體會自應加倍親切、深刻。
〈歧路花園〉特別值得我們尋思的地方在於波赫士為這個故事設計了一個深具跨文化味道的主角：來自青島的于尊博士（Dr. Yu Tsun音譯），曾祖父崔本（Ts’ui Bên 音譯）曾經官拜雲南總督。于尊原任教於德租界大學教授英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因故被迫替德軍效命，以英國中部斯達佛郡（Staffordshire）為活動基地，從事雙面間諜地下工作。小說係根據于尊身份敗露遭逮，被判絞刑之前的自白展開敘事。1916年七月下旬某日黃昏六時左右，于尊打電話給同區德方情報員，欲報知英軍正在法國索姆河沿岸埃爾伯特小鎮（Albert）部署1400座迫擊砲，準備對德軍發動猛烈攻擊。不料，接電話的卻是他在英國情報局的愛爾蘭裔同事理查•梅登。當下，他意識到德方的情報網已遭破獲，而一聽他的口音，電話那頭的梅登勢必識破他雙面諜的身份。他估量梅登會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追捕他，藉以證明自己的忠誠度不容因族裔背景而受到質疑。同為被殖民者替殖民的宗主國效勞，于尊對梅登會趕盡殺絕擒拿他背後的心理因素瞭若指掌，這意味著自己死期將近。死難當頭，他必須設法把掌握到的軍事機密及時傳達給柏林的情報頭子。這樣賣命克盡職守，于尊心知肚明，不是因為他熱愛德國，甘願為其赴湯蹈火。相反地，在他看來，與英國相較，德國簡直是野蠻民族。他曾經在倫敦街上邂逅一位尋常的知識份子，其博學多聞的程度，據他研判，與德國大文豪歌德無異。尤有甚者，後來，他在逃亡的火車廂內還遇見一位小學生正在閱讀西元一世紀史學家塔西陀（Tacitus）撰寫的《羅馬帝國編年史》拉丁文原著。無論如何，他必須達成任務，好讓柏林的情報頭子佩服炎黃子孫單憑個人的機智和能耐就可以拯救一整支德國軍旅。時間緊迫，他靈機一動，翻開電話號碼簿，找到離斯達佛郡搭火車約半小時可到的一座村莊，凡頓，那裡住著一個姓氏叫埃爾伯特的用戶，他打算按址找上門。他的手槍槍膛裡只剩一顆子彈，一旦這個名叫埃爾伯特的倒楣鬼遭他槍殺的新聞見報，遠在柏林的情報頭子應可據此推知機密。他迅即搭上火車啟程，就在火車駛離月台的瞬間，一眼瞥見梅登緊追而來。梅登形同死神索命，面對死亡威脅，于尊坐在空蕩的車廂裡，任由永恆的玄想帶他脫離現實，另一方面想到作為崔本的後裔這麼輝煌的身世對幫助他脫困竟然毫無用處，不禁悲從中來。火車穿越鄉野，車窗外優美的自然景觀導引他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感受到人與人為敵何等荒謬、無稽。火車不久抵達凡頓，月台上的小孩竟然知道他要拜訪誰，告訴他凡遇見岔路就左轉便能找到目的地。這樣的指令讓他恍覺置身迷宮中，迷宮的情境讓他想起自己的曾祖崔本。這位博學鴻儒晚年退隱，宣稱要寫一部人物比《紅樓夢》還要眾多的小說，且要建造一座無邊無際的迷宮。孰料小說完成後不久曾祖遇刺身亡，留下的手稿情節時序錯亂，無人能解，若非一位僧友力保，差點被家人視為邪書，投火焚燬。至於迷宮，大家以為是座花園，但是遍尋無著。于尊在緬懷先祖的思緒裡抵達史蒂芬•埃爾伯特家門外，聽見從花園深處傳來一陣陣中國古樂。
原來，埃爾伯特先生是一位曾在天津傳教，後來還俗的漢學家，而且恰巧是崔本研究專家。兩人一經交談，知悉對方身份，埃爾伯特宣稱他偶然間找到崔本的一封信，從中獲得靈光，悟知原來崔本撰寫的小說就是他窮盡心力企圖建造的那座無邊無際的迷宮，是座時間的而非空間的迷宮。傳統小說的情節往往沿著線性時間發展，主角一旦做出抉擇，就導致單一而無轉寰餘地的結局。與傳統小說截然不同，崔本為他的小說世界設計了多元開放的時空，類似晚近物理學弦理論所揭啟的平行宇宙：當角色做了甲選擇時，在另一個相對時空裡他可能做出乙選擇、丙選擇…，於是事件的發展時而平行、時而交錯，使得整部小說的結構形同迷宮；由於結局多元開放，所以故事永無止境，迷宮沒有邊際。因為巧合，于尊隨機應變所擇定的狙殺對象竟是解開先祖著作謎底的漢學家，也就是讓先祖的著作心血可以傳世的關鍵人物，這樣的巧遇帶給他的感動和領悟理應可讓他中止狙殺計畫，然而，當梅登的身影再次出現在花園一角時，于尊趁著埃爾伯特轉身欲從抽屜取出信簡證物時，冷靜地瞄準他的心臟部位射出致命一擊，完成預期目標。當然，也束手就擒。
閱讀〈歧路花園〉，令華人讀者歎服的，除了步步驚心的情節佈局、多元時空的前衛想像極度引人入勝之外，波赫士為了創造于尊、崔本和埃爾伯特這三位角色，展現了可信度極高的漢學知識，或者說關於中國知識傳統幾近精準的體會。
跨文化涵養的傳播與擴散原是人文工作者用來弭除與抵制異族戰爭的途經之一。波赫士發揮跨文化想像從事跨國書寫，從創作的時代脈絡看，不僅是藝術造詣或炫學的美學考量使然，其實還隱含著一層深刻的反戰訴求。此外，所有執政掌權的人若能從多元開放的時間視角觀看歷史興替，或許國族間的宿仇和資源的爭奪，可以適度降低和化解。
波赫士為于尊的自白敘事設計了一個外框：小說一開頭，不具名的敘事者聲稱，1916年七月24日駐紮在法國索姆河一帶的英軍原來計畫以13營兵力配備1400支迫擊砲對入侵的德軍發動大規模攻擊，這項計畫延緩5天之後才正式展開。根據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1895-1970）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頁22的說法，是單純的天氣因素導致了計畫的展延。然而，敘事者透過檔案考掘發現于尊的自白，從而洞察變更攻擊計畫背後真正的原因：一名華裔雙面諜把英軍迫擊砲部署的基地名稱埃爾伯特（Albert）成功傳達給德軍情報頭子，導致該處英軍遭受德軍猛烈空襲，潰不成軍。波赫士設計這一敘事外框，似乎意在傳達小說家的信念：虛構的小說往往比歷史記載更逼近史實，因為小說敘事乃建立在通哲的史識上，不必然是權力運作的產物、權力論述的傳聲筒。同時，它也透露出：許多小人物英勇的事蹟，尤其是身份屬性非主流或邊緣的個人，通常名不見經傳。從英國人角度撰寫的歐戰史抹滅華裔的參與和貢獻，理所當然。
今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一百週年紀念，全球史學界興起回顧熱潮，在眾多研究面向中，數十萬中國苦力為了微薄薪酬遠渡重洋，受雇於英軍和法軍，負責挖掘戰壕、清理戰場、搬運死屍等粗重勞務，這一史實，及其與戰後華裔歐洲移民史的關連，首度受到廣泛重視，連媒體也跟進報導。中國苦力赴歐「參戰」始於1916年冬，該年七月1日法國境內的索姆河戰役，英軍死傷慘重，陣亡與受傷士兵逼近百萬人次，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敗戰之一。為了補充戰場後備人力，英法兩國尋求國民政府支援，以徵聘方式吸收大量中國苦力赴歐服役，其中尤以來自山東的十萬志願軍為最大宗。他們從青島登船，在利物浦上岸，輾轉被分派到歐陸戰場。其中約有十分之一死於戰火或疾病，倖存者戰後多數留歐，成為早期華裔歐洲移民骨幹。今年，這一段歐洲華工血淚史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活動而重見天日，我們因此也聯想到早在1941年，波赫士便已藉由〈歧路花園〉，把華裔的參與寫進了歐戰史籍的空白處。當然，小說主角于尊博士不同於服役的苦力，然而，設定他來自於青島，反映出波赫士淵博的跨國史識。這個位於山東半島南方的港埠在西方殖民中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青島原為偏遠漁村，自西元1897年膠州灣淪為德國租界之後，德人在此闢建港口和鐵路，以西方城市為藍圖進行建設，不久發展為商貿大城。清亡，許多皇室遺族和達官顯貴避居於此，雖然籌謀復辟未果，卻成為當地上層社會主要份子。
1914年夏，日英聯軍對德宣戰，德軍將主力部署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聯軍趁隙於十一月7日攻佔膠州灣德國租界；之後，日本通過〈二十一條〉，取代德國對此地域進行軍事殖民統治。1919年一月巴黎和會承認日本在膠州灣地區的殖民權益，中國知識份子痛恨北洋軍閥喪權辱國，引發了「五四運動」，當時主要訴求之一即為「還我青島」。根據上述青島發展史研判，于尊的曾祖父崔本曾任雲南總督，于尊身為達官之後，落籍於青島，波赫士在小說中雖未說明其中曲折，卻合乎史實。在租界接受西式教育讓于尊具有多種外語能力，足堪承擔雙面間諜的任務；然而，因被殖民而受挫的民族自尊將其敏銳的思考能力引入迷陣中，最後被迫做出悲劇性的致命一擊，狙殺了漢學家埃爾伯特，達成傳達軍事機密任務的同時，主觀上展現了民族自尊，客觀上卻摧毀了祖傳的文化遺產。這是殖民與戰爭導致的雙重悲劇，而波赫士，一位阿根廷小說家，透過跨國史識與精準的跨文化想像，寫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裔知識份子身陷國族主義迷宮的困窘。于尊，一具被歷史迷宮所困的靈魂，直到如今都是我們可以用來自我警惕的借鏡，豈止是一篇精彩的超文本諜戰小說用來推動情節進展的樣版人物而已。
波赫士1914年隨家人遷居瑞士，就讀於日內瓦大學，直到1921年返回阿根廷，可說近距離觀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在歐陸如火如荼展開。
作者介紹
曾珍珍，1976年台大外文系畢業，1992年取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Mythopoesis Historicized: Qu Yuan’s Poetry and Its Legacy。在西洋文學領域，碩士時期主修現代文學，博士時期專攻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並曾修讀古希臘文至能以原文閱讀荷馬史詩。1992年回國任教於甫成立的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1996年移居花蓮參與創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2000年擔任系主任且負責成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此後十年協助李永平與郭強生兩位作家教授投入創作教學。曾自許60歲時成為學貫中西的博雅學者，目標雖未達成，惟留住了一顆自在悠遊於人文與藝術世界的心靈。2007年曾以Toni Morrison第一本小說The Bluest Eye中譯《最藍的眼睛》獲金鼎獎最佳翻譯人，另譯有Elizabeth Bishop詩選與導讀《寫給雨季的歌》。學術近著包括專書論文〈譯者楊牧〉、〈那個人那一張臉─讀《背海的人》解識王文興的面相術〉。詩作散見報紙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