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愈芳 (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學士)
2017 年12月13日，臺灣正式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企圖透過系統化的整理，記錄下臺灣人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被迫害歷史。除了將龐大的記憶與物品檔案逐一典藏，此條法案更致力於推行「負面文化遺產」的保存，開始正視這些有形文化資產中的創傷記憶。除了兩大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景美、綠島），人權館籌備處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中，羅列出53個白色恐怖的史蹟點，並在106年的「臺灣監獄島：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特展」，展示全台45處不義遺址，做為臺灣有形空間中的轉型正義不可忽視的一環。
負面文化遺產 (Difficult heritage)作為一種高度凝視創傷記憶的歷史空間，其中的元素與政治角力不僅複雜，更涉及許多沉重難言的歷史敘事。以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為例，村址內廢棄的「秀林慰安所」一直是婦女救援基金會（簡稱婦援會）極力保護的地點，透過在這裡成立慰安婦資料館，揭露陽剛的戰爭歷史中，不透氣的女權黑牢。然而，良善的美意卻遭到當地居民的大大反抗，除了任由防空洞任意廢棄與遭人塗鴉，也不願意承認這裡曾有慰安所的歷史事實，更遑論日軍慰安婦受難者的現身。如此「內在創傷真實」與「歷史真實」相互糾纏、無法彼此合作與疏通的案例，為數也實在不少。
當我們企圖挖掘過去，試圖對私人或集體的歷史創傷工作時，我們必然遭逢沈重之回音，更勢必受到正當性與倫理性的質問──「過去的傷痛，你何必掀開觀看？」，而負面文化遺產的再現，究竟是一種殘酷凝視，還是一種針對歷史不正義之處的平反運動？當站在如此的痛楚空間、公共敘事與私密創傷的鏡映邊際，我們該拿這一切怎麼辦？又如何在負面遺產的修建工程中，與私密的傷痛偕同工作？我試圖專注在以上的思考，提出個人的整理和見解。
負面遺產 (Difficult heritage) 中的傷痛主體
對於負面遺產 (Difficult/ Negative heritage) 的討論，始於2002年日本社會學學者荻野昌弘。他針對十九世紀以來因高度工業化與戰爭所出產的災難空間，提出一個完全顛覆「光榮歷史」的觀看。負面文化遺產（負の歴史的遺産）作為一樁歷史證據，記錄了災難與創傷系統化的「被」發生，更寫下極權政府無法規避責任的暴力罪行和人性的衰敗與陰暗，甚至成為一處見證著哀傷、痛苦、死亡、道德質變的殘酷空間（林潤華，2014）。此然歷史與追求正向價值、召喚民族認同的文化遺產可說大相逕庭，卻是一堂嚴肅的歷史教訓，1930年代納粹集中營如今被批評為「充滿現代性的殺人工廠」，便是負面遺產中相當經典又沉痛的案例。
負面文化遺產在學界的定義皆有各家說法。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更因其「負面」之詞彙不夠客觀中性，遲遲未給出明確的學術定義。大家之言者眾，有倚靠主題式的分類：天災紀念園區、屠殺與種族隔離位址、戰俘與政治獄，以及以「慈善」之名行「殖民」之實的精神病院或傳染病管控病房等（Logan, W. & Reeves, K.，2009）；抑或專注於「空間文化特質」的開放性描述：「凡有關傷痛、欺騙、抑鬱、污染、恐懼、貧困、疾病、瀕臨死亡的空間經驗，都可能和負面遺產有關。」（林秀叡，2013）；而美國人類學教授Lynn Meskell則以世貿雙子星大樓為例，將焦點放在空間中「衝突性事件」與「群體性經驗」的同時發生，即是負面文化遺產中的雙重表徵（黃龍興，2011）。
實然，對於負面文化遺產的思辯眾說紛紜，卻暗暗不脫「創傷發生之地」這一悲劇性的脈絡指向。負面遺產作為一創傷空間，羅織著暴力、死亡、災難性的歷史事件與創傷憶痕（memory traces），更收攏各式行為者與被行為者的人地參與。台大心理系林耀盛教授於〈觀念平台－療癒二二八創傷〉一文中，提及「創傷方格」(grid of trauma)的概念：
做為重創的歷史事件，受創是一種「創傷方格」（grid of trauma），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同謀者、抵抗者、位居方格模糊區位者，以及後來的誕生者，甚至未來尚未出世的人，都包含在此方格矩陣裡。
林耀盛，2012，中時電子報
遂，創傷作為一種「迫害文本」（persecution text），已非單純牽涉歷史事件的發生與否，更幽微複雜的，即是負面遺產中勾連的人情傷痛，形成一樁具有「連坐性」的創傷事件。受害者之親密家族、伴侶，或是當下參與在迫害文本中的加害者、怕被波及的旁觀者……，皆在「創傷」隱而未見的關係網絡中。所謂的創傷，已從準受害者的身分上遷徙，蔓延成一如鬼魅般迴返的精神地理空間，各個受創心靈在現場喃喃自語。
負面文化遺產中的兩種時間
在許多名列紀念性質或文化價值導向的負面遺產中，不難看見的是遺址工作團隊對於歷史真實的追求──人事時地詳實精確、前因後果無錯置的時序空間，創造了負面文化遺產空間中第一個時空性。以臺灣為例，從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對於「白色恐怖不義遺址」所撰寫的初步調查研究報告可看出，近45處的調查點多數詳載西元紀年（19XX-19XX年），測量精準的空間面積（房舍XX公頃、牢房XX平方公尺）或監獄人口實數與男女比例（人數XXX人、男女比例X:X），乃至酷刑數量的計算（X種），並以此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來建立空間歷史。如此詳盡的歷史真相追求，是「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的工作指標：史料檔案之保存、歷史整理與書寫，「不義遺址資料庫」的資料正當性更是建立其上。這般公共的、具因果脈絡的、多方核對因此牢靠的「歷史真實」，除了代表一定的歷史意義與實證價值外，同時大規模建構了一批「正典記憶」，如此的記憶典律，具有政治上的排他性，無法容錯、不接受曖昧幽微的記憶歷史，企圖掌握一條以客觀為要、以因果秩序為信的線性時間。
然而，在創傷現場還存在著另外一條屬於「創傷方格」內的時間線軸，當代精神分析學者以「過不去的過去」來描述其存在處境。當人受到有意識的極權暴力、壓制、虐待與凌辱，或是在特定時空之下，被噤聲或言行控制，該空間的參與者又無法獲得倫理性的平反與訴說，這個人就會出現重複迴返的精神症狀（彭仁郁，2014）。如此失序的時間，在Josef Breuer與Sigmund Freud合撰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便可在經典個案Anna O.上發現「記憶缺失 (amnesia)」的症狀表徵而出。個案無法將創傷事件的內容言說完整、精確，這並非出自受傷者己願，而是無意識在面對創傷之龐大，所發展出的心理需求；除了以上精神分析學派對於創傷時間的解讀，現象學心理學者Stolorow也提出「創傷摧毀時間（trauma destroys time）」的觀念，意指創傷所造成線性時間的斷裂狀態（李維倫，2017）。在如此一個受傷的時間中，對沉重歷史下的見證者而言已不再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兜連，而是在創傷發生的當下，進入一處破碎的、自我的、無法被因果串聯的、冰凍不前的創傷時間。
以上討論可看出，創傷主體的心理真實與歷史真實在時間性結構上相去甚遠，但同時是負面文化遺產空間中，兼容的兩條時間線軸。值得思考的是，儘管空間內的「歷史話語權」已被重新洗牌，負面文化遺產所撰寫的歷史，究竟在出土誰的歷史記憶？會不會有一個新的難關？當世人重新以「飽滿的語言」（林耀盛，2018）把歷史敘事說完了、說死了，並堅固形構痛楚記憶的正典性？而如此的狀況，是否再形成一個壓迫的意識形態，使那些曖昧難言、無法兜連與整理的受害記憶更加失語？
窺探？凝視？見證？創傷中的看與被看
綜觀其上，我們可以看見負面遺產中存在著沉重的心靈痛楚，與其難言的記憶創傷時間。因此來到一個倫理性的辯證：我們該不該以一位探訪者的行動位置，凝視這處災難性的他者空間？美國女權主義者Susan Sontag相當嚴格地對待此般觀看，在她所撰寫《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中，甚至以「窺淫狂」來形容觀看他者受苦之人，甚至只是「例證了一種不知羞恥的文化以及對野蠻行為的一份無悔的仰慕」（蔣興儀、魏建國，2010）。儘管桑塔格所批判的觀看倫理，是針對有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的觀看族群，然而面對如此「迴避觀看，不在他人的痛楚上逞自己的窺探慾」的觀點，興許是建立在一個前提假設：創傷結構並不想見光。進入討論前，我想先說一個童話寓言：《國王長著一對驢耳朵》。故事是這樣的：
從前有一位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耳朵一天天變長，國王非常焦慮，留了長髮和鬍鬚，試圖遮掩醜陋的驢耳。有一天，他實在受不了壓力，便找來在皇宮中的理髮師說了他天大的秘密。理髮師將秘密藏在心裡面，每天卻不斷回想：「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秘密一天比一天還要重，最後使他生病了。
希臘寓言–《國王的驢耳朵》
醫生告訴理髮師：「如果你有什麼祕密，就去深山裡找個樹洞，對著洞口說出秘密吧！」理髮師照做了，他用泥土將樹洞填起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病也痊癒了。春天到了，洞口長出一片蘆葦，只要有風吹過去，洞口就會發出「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的聲音，最後全國的人都聽見了。
人經歷可怕的事情，總會想要將傷口蓋住──然而，國王還是忍不住找了理髮師來聆聽秘密，理髮師還是想找一個樹洞，說出心中隱忍祕密的痛楚。蘇珊桑塔格的批判是否成立？創傷真的不想被聆聽、被看見嗎？在猶太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的眼中，反而持了一個和桑塔格截然不同的觀點。西元1939年，列維納斯不幸被抓入俘虜營，雖然逃過大屠殺之劫，卻也在營中渡過人不成人、鬼不成鬼的傷痕經驗。在當時，有一隻叫做Bobby的狗，天天跑到營外的柵欄看著他們勞動，在那段連警衛都不正視他們的「非人」歲月中，是Bobby作為一個不離去的他者臉孔，召喚並陪伴列維納斯身而為人的存在(being)。因為這番己身經驗的強烈感召，對列維納斯而言觀看不僅是必要，透過他者有「臉龐」的觀看，足以使創傷有重新獲得肯認、參透的可能，更是一種具有巨大能量的見證行動。
「觀看傷痛」作為負面文化遺產造訪者被討論的主要行為，節制的觀看、謹慎面對沉重歷史敘事、避免受創主體受到冒犯與二次傷害等曖昧不明的「觀看潛規則」，幾乎是當代負面文化遺產中被來回拋擲的提問。然而，一個創傷主體，就有一種創傷敘事，便會有一種被冒犯、感受不快的方式。在如此個人層次的陷阱題中辯論「倫理」，我反而認為，背後的結構性事物：「個人創傷並無在創傷被公共化之前，獲得好的倫理照顧」因此受到遮蔽，並使受創者主觀的受苦狀態不斷被移轉與失焦，使創傷更難以現身。身為一個心理助人工作學習者，我們該拿這一個創傷處境怎麼辦？
從道理到倫理：一個具體為之的工作方法
接續以上思緒，負面文化遺產的歷史興建過程，必定要有一個正當性的倫理轉向，發展出一個顧及到創傷主體敘事的工作方法。試想，若身為一位歷史創傷中的處境者，他會如何看待負面文化遺產的地景重建呢？那樣一段可能在親族之間都無法訴說的創傷，如今不禁被公共化、被國家或非營利組織鋪陳的「官方歷史」所壟罩，還有大批遊客造訪。如此的觀看究竟是使他感受到寬慰？還是感受到赤身裸體？
從心理工作的角度而言，使固著的創傷時間有流動可能，即是負面遺產的第一個工作價值轉向。受創者的創傷長期被自己與他人掩蓋與忽視，也從來沒有透過語言敘事來建構創傷語境，只持續讓創傷經驗停留在身體性、感受性的創傷形式。是以，傷痛固著在過去而不見光。當今臺灣負面文化遺產的工作期程發展也有環境上的限制，政治氛圍的轉變、籌備團隊的工作期程規劃等，皆非以「撫慰創傷」為工作主體，使創傷的疏通更為不易。
以「聆聽、見證」作為團隊工作價值的轉向，並非只是使負面文化遺產的價值轉型更具正當性，亦能使受創者固著的創傷有所破口。而這一切若要有可能，創傷主體與工作團隊的接觸經驗相當重要。當人在訴說過去的傷痛經驗時，有人在當下的時間現場從旁聆聽，過去的創傷經驗便有機會獲得一個線性時間的復原途徑（李維倫，2017），創傷經驗可以就此展開訴說、追認、哀悼與復原的未來可能，也藉此重構了創傷世界的存在狀態。我將以圖示闡明之：
在當今臺灣的負面遺址工作團隊與創傷主體的相遇，對於創傷主體而言並沒有共享的經驗介面。創傷主體經驗到最多的是垂視的支配關係（團隊工作的「空降」的工作方針、內在創傷真實長期被排除、受難者長期是空間客體、內在傷痛經驗成為轉型正義發展的工具等）與失語創傷的疏通困難，遂在秀林防空洞之例，當地居民與受難者面對興建工程，呈現出逃避、抵抗與不願直視的經驗狀態；若負面文化遺產的工作方法開始有倫理性的轉向，使創傷經驗到「共在」的觀看與聆聽，創傷經驗與主體存在的樣態即有復返成為空間主體的可能，線性的公共世界開啟了私密內在傷痛的認納工程（Paul Ricœur，2000），透過家庭、村落、地方上的陪伴，以及NGO、政府組織的照顧等，對受難者與其親族便是一趟「療癒的接引」的新生體會，客觀歷史真實和內在創傷敘事亦有新的切點，產生疏通、對話的可能性。同時，內在創傷私密的他異性（alterity）也在團隊工作的個案探訪、田野調查工作下，獲得尊重與倫理的見證。
負面文化遺產的建立工程因此產生新的著力點，使歷史傷口下的「受害者」移轉成遺址工作的「參與者」，此為第二個工作轉向。如此位置的移動並非否認歷史的創口，也非以遮蓋受傷的感覺為目的，而是讓他們站在新生的療癒介面，參與遺址工作的歷程：挖掘、探訪、哀悼、初癒與重建。值得一提的是，如此的時間線軸建立並非依照工作進度安排，而是跟隨著「創傷」的存在處境線軸來發展，以此創造出「參與位置」的工作可能性，與情感關係上的「結盟位置」。也因此，負面文化遺產的建立工程本身是提供了修復經驗的耕耘向度，「參與者」的位置發展透過共同歷程中的「象徵性儀式」，使「受害者」的歷史位置被抽換，並創造出新的公共性意義。奠基在如此可能性之上，負面文化遺產的第三個工作轉向因此浮出，其為由社會大眾一同承擔「見證」的責任，從初期落在遺址團隊的見證工作上移轉。在這個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新的眼光進來，工作團隊要特別關注有可能的惶恐──「我的創傷即將（為了歷史真相意義）而被世人觀看，他們怎麼看我？」也因此，團隊們需留意這段時期的心理穩固性。當受創者的「內在創傷真實」擁有新生的療癒切面與相對通暢的溝通渠道，受創者經驗不再停留在被赤裸裸凝視的感受，觀看因而產生倫理轉向的可能，使大眾共同承擔起「見證」被殖民歷史的社會責任。
在臺灣當今負面文化遺產中的歷史書寫，時常隱隱約約的將一段創傷譜系畫上句點，使許多內在的受創經驗被迫封成一個迫害文本供人閱讀，並就此停滯。我希望透過發覺一個負面文化遺產中隱含的心理工作，使負面文化遺產成為一個進行式的創傷記憶空間，亦是一處召喚隱蔽傷痛、勾連尚未被訴說的傷痛的倫理空間，並成為轉型正義的一股相互認納的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