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遭逢及其逆火的帝國史：日治臺灣的比較、移動、與統治技術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NYU）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社會系講師）
Thinking historically is a process of locating
— James Clifford, “In Medias Res”
oneself in space and time. And a location is an
itinerary rather than a bounded site—a series of
ncounters and translations.
1896年12月，三名當時臺南縣下鳳山支廳管內的臺灣原住民被日本商人連哄帶騙地帶到了日本東京，在東京神田小川町表演。商人讓他們穿上貝珠裝飾的衣服，宣稱有豐富的狩首經驗，在表演時唱歌跳舞、投槍彎弓，呈現新領土臺灣的「出草民族」意象，活生生的臺灣原住民，就在帝國首都展演。臺灣原住民除了被帶到東京當成活人生活展覽的觀看物之外，當時的體質人類學專家，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的小金井良精，為這三位臺灣原住民體質測量。在此事件發生時，剛剛統治臺灣的殖民政府，即刻導入了蕃地出入的許可制，管制進出「蕃地」，就此成為日後日治時代臺灣蕃地與戰後山地鄉的族群化空間區隔制度起點。
此一事件類似西方在近代早期海外擴張時代以來，在南北美洲、在非洲、在亞洲、在大洋洲，在發現異地的土地、貴金屬、動物、植物、與原住民文化同時，將遠方的事物，帶回帝國中心展覽與研究。這些帶回文明中心的事物與知識，也包括了帶回各地土著，在各大都會展覽與表演。海外擴張過程中類似這樣的事件，濃縮了作為近代性展開一部份的殖民遭逢（colonial encounter）過程中人的移動的現象，以及其所包含的在物質上的與象徵上的不平等關係以及暴力性。
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日本，隨著帝國擴張所帶來的新領土的編入，各種人群的移動現象、商業活動、以及學術調查，以及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各種形式的「比較」，以及「比較的政治」（politics of comparison），就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的原住民「誘拐」事件中具體而微地呈現。發生在日本統治臺灣最初的此一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交織著許多不同層面的問題。名古屋大學畢業，現在任教於日本椙山女学園大学的年輕歷史社會學者阿部純一郎，在2014年出版的專著《「移動」與「比較」的日本帝國史：作為統治技術的觀光、博覽會、田野工作》（《〈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国史：統治技術としての観光・博覧会・フィールドワーク》（東京：新曜社，2014）），以日本最初的殖民地臺灣作為舞台，針對由此一象徵事件帶出來的圍繞在人、物、事件的「移動」現象與文化間在接觸過程中的「比較」的問題意識，透過在「觀光」、「博覽會」，以及「田野工作」三個層面的相關問題的分析，重新探討近代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統治技術，在不同階段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其間產生的意圖外效果。
本書第一章，整理全書使用的分析理論，結合晚近社會科學研究思潮諸多「轉向」之一的「移動論的轉向」（mobility turn），與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取徑。一方面是重新分析近代日本帝國史的文化史，同時也是鋪陳比較研究的策略，並企圖在方法論上與既有研究進行反思與對話。本書結合三種彼此相關的理論視角：移動、比較、民族主義。在「移動轉向（mobility turn）」方面，受到James Clifford、John Urry等人的旅行文化與移動的理論啟發，重新檢討移動的現象在近代日本帝國史中的問題。在比較（comparison）方面，則主要引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主義理論經典作品與「比較」在序列性的諸種民族想像文化作用的分析（《想像的共同體》與《比較的幽靈》）。另外，就同時存在的在不同機構、政策、行動者、參與者、乃至看與被看者之間形成的矛盾與內在的衝突，以及由此而生的歷史發展動力的問題，則受到Ann Stoler與Frederic Cooper曾提出的「帝國的緊張」（tensions of empire）觀點的啟發。作者進一步強調在分析的對象上，原先被切割成不同學科的個別研究主題，重新被橫向的聯繫在一起，不單只是主題的並置，更是尋求其中一以貫之的，作為統治技術的比較邏輯。因此，透過在近代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以臺灣為舞台進行的觀光、博覽會、田野工作三種形態的「比較」實踐的分析，解明日本的殖民地支配的連關構造。在具體的章節安排上，則由先分析近代日本人類學史的田野工作與人類學知識建構呈現的人種理論與文化比較，以及與文化展覽的內在關係。進而分析族群觀光與博覽會的展示與比較，最後分析殖民地文化比較與地方文化特殊性再現的多義性。
第二章、第三章的主題，分析人類學的「比較」實踐。探討近代日本人類學知識生產制度化原點的兩位重要人類學家：坪井正五郎與鳥居龍藏，分別產生的不同田野尺度下的比較所提出的人類學人種分類理論。先後曾任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的坪井正五郎與鳥居龍藏，從全人類的田野視野的人種分類與展覽陳列的技術，逐漸轉而為以「東洋」為田野的人種分類的封閉化的轉變。坪井與鳥居的人類學田野尺度、實踐與人種分類理論的變化，也直接影響到近代日本帝國殖民地統治初期的「人種」理論。
從第四章到第八章，則以觀光與博覽會的人群移動與展示現象為主題。第四章從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比較與人種分類知識生產的領域，轉而分析另一種相關的乃至延伸性的「比較」的實踐形式：博覽會，以及觀光（第四章）。從分析博覽會的「原住民展示」人類學家的參與（坪井正五郎），博覽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田野，透過標本、圖像、統計、解說、展櫃，與現生土人民族村的設施，將當時的人種分類與比較的理論具像化。第五章，以1903年第五回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為例，分析殖民地作為「比較」空間。在博覽會中，如同原住民的生人展覽一樣，將殖民地臺灣，以具體的館舍、活動，在日本內地展覽。另外透過討論觀客與媒介的反應，進一步分析博覽會臺灣館的效果，是否產生了意圖之外的結果，亦即參觀的閱聽人的「誤解」及其原因。臺灣館的事業與同時期進行的內地觀光的政策，在日本內地產生「異質的、落後的臺灣」的意象，反映了統治政策的內在矛盾：文明化臺灣，或是保持臺灣的特殊性。此一存在在強調「同一性」（日本化＝文明化）與維持「異質性」（臺灣特殊性）之間的統治政策的矛盾，同樣產生在其他形式的「田野」中。第六章與第七章，即以臺灣總督府的「蕃人觀光」為例，分析在動員與管理「觀光」的政策中，不斷產生的日本與臺灣、日本人與原住民、文明與野蠻的「比較」效果，及其影響。針對蕃人觀光的「比較」，不論是早期針對部落頭目或是後期針對受日本語教育長大的第二代，即將成為部落青年領導者的邀訪參觀，同樣也都遇到了日本化＝文明化或是保持本真性＝原住民特色的政策內在矛盾。第八章，則回到日本內地，就1930年代出現的國際觀光政策，分析主導觀光政策的社會學者小山榮三的構想，透過觀光國策化的企畫、帝國範圍觀光資源的整備、媒體動員與國際宣傳，呈現日本在世界中的位置，同時利用觀光活動，再建構帝國的不同階層、中心與外地的階序秩序。觀光不單只是一種休閒活動，或是商業活動，乃至呈現日本帝國軟實力的場所，觀光作為人的移動的形式，更在各種階層形成了文化比較實踐的田野場域。
第九章則以1940年代戰爭期間在臺灣發行的《民俗臺灣》雜誌的兩個重要事件：回應柳田國男的「大東亞民俗學」構想，以及由金關丈夫與柳宗悅為主的臺灣民藝品保護活動，分析在皇民化時期，日本化的動員要求與地方文化自主性之間衝突與協商。臺灣的「特殊性」，在這個時期的「比較」政治中，一方面是作為要被弱化的對象（皇民化運動），另方面地方文化的動員要求政策，又強調了地方的獨自性（帝國的地方文化），乃至由此產生的跨域連結的可能性（與琉球、中國、東南亞共有的混合文化）。在此時，有上下的文化比較，亦有水平的延伸。而這與當時日本帝國在領域擴大過程中，朝向多民族帝國方向的發展有關。在多民族帝國的呈現中，臺灣在近代日本帝國各階段的比較的統治技術中，所形成的「民族」想像的空間，可以是帝國的下位地方（sub-nationalism），也可以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多民族之一(multi-nationalism)、更可以是連結延伸周邊民族的跨民族想像(trans-nationalism)。結論，則強調「比較」與殖民地想像力的問題。帝國創造了以比較為基礎的文化階序秩序，但是這樣的比較，也反過頭來逆襲，成為帝國解體的內在的文化力量。在作為統治技術的帝國文化比較架構中，被殖民者，不論是臺灣的漢人、或是原住民，甚至是臺灣人全體，其集體的身份與認同，就在不斷的比較與被比較中形成。在帝國擴張的過程文化比較中，也產生了帝國解體的要因。
帝國與帝國研究在近年來重新變成了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新的帝國研究進路，與先行研究問題點的差別，不在制度、人物、或是政治過程，乃至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而是著重在文化、技術、與交互影響的層面。是過程而不是預先設定的實體，符號意義的產生—例如民族、人種、族群、文化、民俗乃至帝國—是在符號互動過程的比較網絡中產生，而不是固著於前定的符號單一對應實體。是複數的行動者與制度，不斷生產的過程，是各種路徑，而不是單一根源，構成了意義，也形成了歷史。阿部純一郎的專書，可以說是這一波新的強調路徑而非根源，著重比較而非實體的研究取向的成果。
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近代日本帝國領域的擴大，日本逐漸變成多民族帝國。在帝國範圍內與外的觀光活動、移民等各種類型的人群移動現象，同時在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會、接觸、混合、形成不斷進行中的「比較」。這些比較發生在日本與臺灣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進步與落後之間、近代與傳統之間的比較。擴張中的帝國本身，變成了一個比較的場域。「移動」與「比較」是本書的重要關鍵字。於是，在人類學家環遊世界之際（坪井正五郎）、到臺灣與中國西南進行田野調查之際（鳥居龍藏）、介紹世界與日本的人種與規劃博覽會展覽時、在邀請殖民地臺灣的漢人社會領導者與原住民部落頭目到帝國本土觀光與參訪之際、在國內外的博覽會中設立的呈現殖民地臺灣的館舍並安排人與物的現生展覽之際、在臺灣內部動員比較相對「落後」的部落，參訪蕃界內比較「文明」的模範部落或是新生代部落領導人到都市見學與座談之際（日野三郎、矢多一生等）、在因應國際觀光的潮流進行帝國自我宣傳過程中整編的殖民地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參訪行程中（小山榮三）、在殖民現代化過程中日漸消失傳統（民俗、手工藝）作為地方文化的復興與動員資源構想方案（柳田國男、金關丈夫、柳宗悅）內，帝國整體，帝國與同時代的世界，以及帝國內部中心與殖民地之間，都成為看與被看的「觀光」場所、都是觀察與被觀察的「田野」、都是時時上演帝國自我呈現與再現他者的「博覽會」會場。帝國的政治秩序，除了建立在物質力量的基礎外，也依賴著在各種場所發生的不斷的「比較」，從而不斷地更新、調整的文化階序秩序的重構。
書中各章所分析的主題（人類學知識、原住民展示、國內外博覽會、島內島外蕃人觀光、國際觀光、民俗臺灣、民藝保存運動），在個別的主題上，學界近年來也有不少的討論與成果，但是比較少見橫向的綜合分析。阿部純一郎，以「比較」作為關鍵字，將這些主題連接在一起。同時，本書的橫向關連的分析策略，也試圖進一步進行方法論的上反省，特別是針對習以為常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方法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預先假定分析的單位：國家，是自然化的，從而在知識的生產上產生了民族化、國家化研究對象的效果。階級的問題變成一國的階級問題，跨境的物質交換，被國民經濟學切割。文化也成為國家單位的民族文化。這樣的習慣，本身就是應該被問題化與歷史化。然而阿部純一郎在本書中，雖然試圖透過將日本帝國在每個階段的比較實踐，加以歷史化與相對化，但是似乎最終還是回收於「日本」此一前置詞的「帝國」內，「比較」變成了統治技術的文化邏輯的核心，一個不斷將複數多樣的差異收編進入帝國的文化階序秩序中的機制。從解構帝國日本出發，最後還是回到了帝國日本，「台灣」變成了歷史上實際發生過的帝國統治技術展開的場所，以及現在的批判性知識生產的過場的舞台。而這或許也反映在書中所隱形的、失音的或遺落的，在帝國的比較統治技術產生的文化序列秩序中，作為在比較系列中誕生的那些被比較項的，來自於臺灣的、來自於被殖民者的、來自於台灣漢人的、來自於原住民的、來自於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們的、來自於灣生的、來自於帝國內部其他殖民地的、甚至來自於那些參與殖民統治體制的人們的，對於此一秩序的參加、混合、詰抗、挪用、乃至誤用的，同樣也是複數多樣的回應。
（《〈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国史：統治技術としての観光・博覧会・フィールドワーク》）
參考書目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吳叡人譯，（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作者簡介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NYU）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社會系講師。研究興趣為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歷史人類學。著有《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共編著《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