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樑楷(歷史教授與博士)
「人物訪談/側寫」
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17－2012）為英國左派史家，享譽國際學界。他不僅對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獨具宏觀見解，更將史學魅力延伸到大眾讀者，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和藝術、文化批評等議題的文章，游刃於學術文化之大塊天地。在台灣出版的譯著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盜匪》、《論歷史》、《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爵士風情》等書。本刊特邀請周樑楷教授撰述〈藍調的史家──向霍布斯邦致敬〉，周教授專長史學理論、影視史學和西洋史學史，多年來引介西方史學和西方思潮不遺餘力，對台灣歷史教學功勞厥偉。──編按
“我自己的兩項特徵為：一個喜歡爵士樂的教授，並且待在共產黨內的時間比大多數人都更長。…………” 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兩年前(2012) 的十月二日和三日，接連兩天中，先後接到幾通長途電話，都是為了告訴我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已經在前一天過世了。剛接到這則訊息, 起先只停頓了幾秒鐘，沒有激情，也沒有哀傷。因為他畢竟已經九十五歲高齡，而且一輩子盡心盡性，雖然終極的理想遙遙無期，不得實現，但是應該己無愧於天地和眾生百姓，可以安息了。
霍布斯邦好比爵士(jazz)樂師，終身吹奏著藍調(blues)。他有個筆名叫作牛頓 (Francis Newton)，專門用來發表爵士樂評的文章，並且以此集結成書《爵士風情》(The Jazz Scene; London, 1959) 。聽說在這個圈子裡，他還有點名氣。記得一九八○年代，我正當著手研究霍布斯邦的史學思想之初，首先好奇的，其實也是許多人覺得有意思的，是：他為什麼喜好爵士樂？這種音樂怎樣觸動他的心靈？爵士樂與他的史學思想之間怎樣感應共鳴？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趁著到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訪問他的時候，特別向他請教。
(圖一、霍布斯邦在新學院的辦公室內。周樑楷拍攝時間於1986, 11, 18)
由於霍布斯邦的啟發，我個人從原先的一無所知，逐漸地學習，進而略有領會，甚至也愛上了這款的音樂。
霍布斯邦在十六歲時開始成為爵士樂迷。他自稱，爵士樂對他而言「取代了初戀」，同時好比「一把鑰匙」開啟了認知世界的大門。更重要的是，他曾經定調說，這種音樂是「文化革命的又一宣示」。因為這位猶太青年在深陷納粹風暴來襲的時候，「頓然覺得在整個世界中找不到出路」，所以除了選擇馬克思主義，追隨俄國十月革命的前輩志士，同時也潛入了爵士樂的意象世界裡。
從爵士樂的旋律中，我曾經一再揣摩他的心思，試圖深入他的生命意識。然而，一直到他晚年出版的回憶錄《趣味橫生的時光》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ies Life；London, 2002) ，才總算等到了比較完整的答案。例如，他說：
像我這種爵士樂迷，大概很難找到能比一九六○年這個時機更適合前往美國。因為在此之前或之後的任何時期，都不可能在音樂現場中享受全套的爵士樂，而且所涵蓋的範圍，從依然在世的、屬於一九二○年代老歌手，一直到諸如歐涅柯曼(Ornette Coleman)和唐傑利(Don Cherry)之輩，名聲既響亮、而又前衛的人士，當時在格林威治村東區都還仍然可聽見他們演唱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尤其當我聆聽孟克(Monk)匠心獨運的曲調，以及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五重奏超凡脫俗的《里程碑》(Milestones)和《泛藍調調》(Kind of Blue)等專輯時，禁不住覺得五○年代後半段正是爵士樂的黃金時代……..。爵士樂其實無法和左派政治分割開來……. 。
霍布斯邦熱愛二○年代的爵士和戰後崛起的咆勃(Be bop )，這段心路歷程印證了我原先的一種想法。那就是，許多學者在專業之外往往有個人的嗜好，表面上看來只為了興趣、消遣或打發時間，與學術研究無關。然而，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整體的，不應該被片面地剖析。每位史家個人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也都彼此互動，息息相關。所以，研究學術思想史，如果能兼而留意學者本人的生活嗜好，揣摩他的生命律動，有時反而更能神入(empathy)他的思想和心靈深處。
在蘇聯解體以前，霍布斯邦早已著作等身。其中有關近代世界史的部份是他最擅長的領域，而且又最能讓讀者暸解一位受人佩服的史家如何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有關他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表述，最值得留意的先是有：《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2 )、《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tial; London; London， 1975) 和《帝國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 London,1987)。由於這三本書所敘述的歷史時段前後一貫連接，內容結構也相同，一向被當成一套有關十九世紀世界史的三部曲。只是應當留意，《革命的年代》和《資本的年代》出版的時候，正是左派思潮及各種社會運動臻達高峰之際，霍布斯邦因此受到鼓舞，採用比較積極和樂觀的調子，靈活運用著馬克思史觀，一方面批判工業革命所導致的社會弊端，另方面肯定法國大革命所闡揚的自由平等理想以及日後各地的社會運動。他所謂的「雙元革命」(the Dual Revolutions；或譯為「兩元革命」) ，指的並非是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兩個單獨存在、互不相干的歷史事件而己。他從整體的觀點，詮釋這兩股革命怎樣地相互辯証，交嚮不輟，共同譜出了歷史的樂章。由此可見，這兩本書好比藍調中，偶而也有輕快興奮的節奏。
《帝國的年代》付梓時，與《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之間相隔少說也有十二年之久。這段期間，也就是一九八○年代，新保守主義的政治人物，例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Ernst Thatcher)和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 先後執政，主控了歐美政經權力的核心。反觀當時各地的勞工團體和社會運動，內部的組織大多己經腐蝕敗壞，對外的抗爭活動又挫折重重而日漸式微。面對這種情勢，霍布斯邦難免扼腕，痛心疾首。然而他仍然不改前志，就好比黑人樂師一樣，站在社會的底層和邊緣族群的立場，不斷抗議，撻伐十九世紀以來工業資本家所釀成的禍害。比較前述的兩本，《帝國的年代》裡，雖然有同樣犀利的論述，但卻增添了更多無奈的樂句。
(圖二、霍布斯邦相關著作)
蘇聯解體以及全球化的變局後，霍布斯邦焦慮的心境有增無減。在《極端的年代，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1914-1991；London，1994)裡，句句都充滿了藍色憂鬱的音符。他說，他不為蘇聯政體而傷感落淚，因為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痛責過共產黨以及他們「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真正關懷和難過的是，下層社會芸芸眾生中何去何從的問題。在這本書的結語中，寫著：
本書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我們所面臨的間題為何，解決的條件何在；卻不能指出這些條件己具備多少，或者有哪些還正在醞釀中。本書提出的討論，也可以讓我們恍然明白我們所知的何其有限，以及本世紀擔負決策重任的那般人其認知何等貧乏…. 。
更進一步，也證實了許多人旱己疑心的事實：所講歷史…乃是人類罪行與愚行的記錄。我們只能記錄，卻不能預測。預言，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段話如果拿來和他的回憶錄互證，很明顯地，可以發現彈奏的是同一個曲調。他低呤著：
當我躺在病床上，身邊圍繞著各種聲音和紙張的時候，我所得出的結論是：二○○二年時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年輕人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或許能幫助他們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種種晦暗的前景時，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還能擁有比詨透徹的眼光，以及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也應有能力避聞當下狂熱的激情和政治兜售的伎倆。
這位「革命之子」到了九○年代果真上了年紀。由於他，常讓我想起德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在九十多歲，垂暮之年所說的一句話：「每個史家都會老的！」。這句話引用到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期之間，更能體會到許多在六○年代開始享有盛名，而後長期影響世人的學者，現在也都「老了」。「老了」一詞有雙關語的意味。說他們要不是體力衰老了，過世了；就是說，他們努力所得的學說立論在面對新世紀時，幾乎都顯得軟弱了，既有的力道再也不足以因應九○年代以來的種種變局。
爵士樂一向洋溢著個人的情感和風格。讓人激賞的爵士樂，不僅能抒發樂師個人內在的情緒，而且也能引發人們的靈感。閱讀霍布斯邦的作品，聆聽他所喜愛的樂曲，尤其與他曾經有過一席之談，頗能感受到怎樣才是位真正有立場、有見解，又被學界肯定的史家。尤其他瞭解知識，應該怎樣實踐(praxis)，所以他能成為一位所謂「參與式史家」的典範。隨著霍布斯邦的筆端，常常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提昇到相當高遠的境界，開啟另一道心眼，觀看這個世界。我衷心向他致敬！
寫於 青松齋
2014,8,22
平凡而不寂默：周樑楷自述
一九四七年在台中縣清水鎮出生。現在己經退休，住台中市，老所在。住家書房窗外的小庭園裡有棵五葉松。此時此境，附會風雅，取名叫做青松齋。 那一年二十歲，在輔仁大學歷史糸就讀。忽然間，內心觸動，以為全天下所有的人如果都懂得歷史思維，世界就和平了。於是一頭就往史學史和史學思想裡栽下去。幾年後，覺得錯了，這種類似宗教式的信念太天真了。不過，那股傻勁還在。不論求學、教書、寫文章都圍繞著這塊天地打轉。
四十歲的前夕，告訴自己：「治史的意義，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不錘鍊與昇揚」。而後，憑著「反即返」的衝勁，挑戰學術界原來史學和史學史的範疇。強調：早從六萬多年前，也就是現代智人出現起，「人人成為歷史意識的動物」。所以，近二十年漸進地往「中學歷史教育」、「影視史學」和「大眾史學」開展。目前在中興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各歷史糸輪流兼課。分別講：傳統西方歷史意識、近代西方歷史意識、影視史學、大眾史學四門課。
除了國內外求學時期的幾位師長，霍布斯邦( E. Hobsbawm) 和湯姆森( E. P. Thompson) 深深影響我的後半人生。非常感激他(她)們。
還有同樣值得欣慰的是，一直和家人分享平安和福氣。
平凡而不寂默，是長期以來的心境。
寫於2014,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