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政治學的英文學名是political science，在美國茁壯成形，擴及到許多其他國家。然而政治學的科學特性一直有所爭議，冷戰結束之時尤其暴露了其本身的困境。本文希望對此困境的當前狀況、根源、和問題作一探討，或能有益於政治科學以及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周全發展。
美國政治「科學」當前的困境
美國政治「科學」當前的危機可以從三件事來說明。第一件是東歐瓦解和蘇聯崩潰，來的非常急促，世人感到既興奮而又茫然。正統國際關係學者無法提出有效的預測和解釋，當時讓Fukuyama以政治思想的觀點寫〈歷史終結〉一文，獨領風騷。按國關學者原來是以歷史敘事的方法談國家權力制衡，其後因應實證主義的趨勢，將古典權力均衡論提升成實證科學理論，認為具有科學的預測和解釋功能。然而對於共產世界崩潰這麼龐大的歷史事件，國關學者竟然無從發言，引發內部的分裂和檢討，形成所謂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大辯論。可惜的是，此一論戰偏重形上學和本體論的課題，近年來已呈現衰竭之勢，許多國關學者又以「新冷戰」的說法回到現實主義的老路。
第二件是美國「政治學改造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按美國主流政治學界以「美國政治」和「比較政治」為主軸，運用統計調查和博奕理論，最能呈現實證科學所強調的量化研究特性。然而在2001年，有匿名者借電子郵件發動攻擊，指摘經驗調查和理性抉擇為學術「霸權」，寡佔了「美國政治學會」（APSA）及其直轄屬的《美國政治學刊》（APSR），扭曲了政治科學的周全發展。這封匿名函旋即發生了星火燎原的效果，在2001年末的美國政治學年會中引發了改造運動的主張。為此，APSA在人事和組織上做了一些妥協，另也增加發行了一份新的學刊Perspective, 刊登質性研究的論文。改造運動引發了一些後續討論，可惜未能化解決實證科學方法論上的一些根本糾結。
第三件是美國參院刪除政治學的科研經費的爭議。按美國政治學者歷年均透過APSA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研究經費，總額大約一千萬元美金，主要用在選舉研究和各地學區劃分研究。然而在2013年三月，參院通過該年度科研預算案時，附帶一項Tom Coburn參議員所提的決議文，要求NSF今後不得接受APSA所提政治科學相關的研究計畫，其理由認為政治科學的研究無益於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之需要。Coburn主張將政治科學一千萬美元經費全數刪除，將之轉撥給國家健康總署（NIH），以補其可能的缺額。此一提案自然引起APSA的強烈反對，認為是「政治干預科學的危險舉動」，讓人覺得「非常淒冷」。所幸在實際撥款過程中，參院撥款委員會主席Barbara Mikulski出面協調，未遭全額刪除。此次爭議固然是在爭國家科研預算，背後卻也隱含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就是懷疑政治學的「科學」正當性。其實，這樣的疑問一直存在，政治學界的確需要認真檢討其自身的科學特性。
美國政治科學的發展、貢獻和問題
當代政治學大約始自1860年代，一般稱之為傳統政治學，重視西方主權國家的形成經驗，強調西方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傳承。沿此脈絡，政治學非常重視憲法、國際法、行政法等公法課程和公共議題，藉此和專注於民法、刑法和商事法的法律學系形成區隔。
自十九世紀末，美國大學政治系開始冠以「政治科學」之名，1904年成立的美國政治學會（APSA）尤其確立了政治科學的名目和發展方向。這種政治科學的稱號反應了杜威等美國哲學家提倡的實用主義主張，也反應了美國企業資本主義崛起的需求。其實早在1872年，美國便已超越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至1910年代，福特汽車公司活動生產線問世，工業生產力大幅提升。都市化、大眾消費和大眾民主政治隨之急速擴展。杜威等人適時提出實用主義，呼應了當時泰勒主義和福特主義的科學管理精神，對「科學」概念做了新的註解，並藉此充實「民主」的價值，超越了傳統新教論理的神學觀，為美國現代社會奠定了「科學」和「民主」的基本價值信念，同時也確立了政治學的科學名目和發展方向。
至1950年代前後，受到歐洲邏輯實證論的影響，促成美國政治學的行為主義革命，由此產生明確的科學方法論自覺，對傳統政治學展開了嚴厲批判，指出其礙於於法律制度的表層研究，而未能深入實質的政治行為。行為主義政治學展開了一些新的研究課題，在選舉研究、民意調查、政黨政治和利益團體的研究方面其獨特表現。
政治學行為主義最重要的突破是方法論上的革命，以實證科學原則自我要求。這可從邏輯和實證兩方面來說。關於邏輯，政治學方法論要求兼顧歸納法和演繹法，以後者為依歸，特別強調C. Hempel的「律則涵蓋性的解釋或預測模型」。這個模型的推理結構其實是以古典定言三段論法的演繹邏輯為骨幹，以獲得證成的律則（Laws）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有效的演繹推論，藉以達到解釋和預測的目的。舉例來說，政治學方法論教材中最常用的例子則是政黨政治的杜瓦傑定律。為什麼英國產生兩黨制？若採用小選舉區則產生兩黨制；英國採用小選舉區；所以英國產生兩黨制。這是以律則為演繹推論的大前提，然後以小前提來銜結個案，而將個案納入在大前提之中達到解釋或預測的效果。實證主義者強調，律則涵蓋性的演繹推理模型是唯一正規的科學解釋或預測途徑。至於要如何建構涵蓋性的律則呢？靠歸納法，其中特別要借重E. Nagel的「實證原則」。一般而言，從概念的界定，到假設提升為律則的途徑，到通則集結成理論的建構，皆須經由直接或間接觀察獲得的證據來檢驗測試，經得起實證檢驗的才能成為科學的知識。
這樣嚴謹的邏輯實證論其實是從自然科學、特別是從古典物理學，衍生出來的科學哲學觀，抱持著一種典型的牛頓機械宇宙觀，認為有外在客觀實存的知識，而且可從漸進的步驟累積出這樣的知識。基於此一信念，行為主義政治學在其全盛之時曾經宣告「歷史的終結」、「政治思想終結」和「意識形態終結」，意味著自己可以像物理學那樣，建立一種超乎時空的科學知識體系。
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獨領風騷的時間很短，1960年代中期之後便開始產生後行為主義的革命，對行為主義政治學展開批判，指摘其偏離現實，不能面對當時層出不窮的國際和國內衝突，例如越戰和黑白種族問題等等。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產生了公共政策和一些科際整合的新領域。可惜的是，後行為主義當時未能深刻檢討實證主義的內在危機。
1973年，William Riker擔任APSA主席，理性抉擇政治學成為顯學。按理性抉擇政治學以理性主義經濟學為根基，以美國獨立宣言中的個人主義為號召，以Game Theory為推理基礎，發揚了實證主義中的形式演繹邏輯，對於核武談判經貿談判等沙盤推演課題有重要貢獻，然而未必有實證基礎。自此之後，APSR學刊便以統計調查和理性抉擇為兩大宗，充滿數理內容，其他研究途徑的論文便只能處於邊陲地位。這樣的偏頗發展狀態終於促成了上述2001年的政治學改造運動，期待「一種周全科學的政治學」（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可惜未能援引後實證主義的觀點來強化自己的主張。
後實證主義時代政治學的迷失和出路
美國實證主義政治科學到底在那裡迷失了？從現在往回頭看，後行為主義革命反應的是學運世代的思維，當時面對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也面對許多新的學術思潮。如上所述，實證主義在1950年代拔得頭籌，成為顯學。其他各家學術思想，如詮釋學、現象學、新左派、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語言學等也陸續開始在新大陸鳴放，呈現一片學術榮景。沿此，便有許多名目的「轉向」，包括「詮釋轉向」、「語言學轉向」、「修辭轉向」、「敘事轉向」、「歷史性轉向」、「隱喻轉向」、「論證轉向」、「文化轉向」、或「實踐轉向」等等，都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哲學觀進行逆轉。
筆者近年來才意識到，必須認識1990年代西方哲學界辨析的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 1889-1951）前後期哲學的差異，來理解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折，才能藉此辨識1970年代諸多「轉向」的意義。所謂維氏前期哲學，可以維氏1914年出版《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為依歸，崇尚理性和科學思維，對維也納學圈（the Vienna Cirle）推動的邏輯實證論有重大的啟迪之功。維氏後期哲學可以1958年英文版的《哲學調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為依據，和邏輯實證論分道揚鑣，對於科學哲學產生了新的看法。在西方哲學界，維氏和「維也納學圈」之間的分合是一段重大公案，有其極為重大的意義。
國內科學哲學學者苑舉正指出，維氏前後期科學哲學觀點的轉變大約可以從三個相關聯的方面來理解。其一、關於科學範圍的問題：維氏前期哲學要求以明確的理論、清晰的語言、和切合實證原則的命題方式來界定科學的範圍。維氏後期就不再追求這種為科學設定範圍的努力。其二、關於語言的性質和功能：維根斯坦前期重視理論語言，後期則回歸到日常語言，試圖在那種具體、複雜、多面以及不確定的狀態中找到一些可以化解混淆的途經。其三、關於一元和多元的立場：維根斯坦前期採取一元立場，認為只有在嚴謹的自然科學命題中，可以建立唯一正確而嚴格的方法。維根斯坦後期則主張要還原語言的複雜現象，要掌握語言遊戲中說法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來呈現語言中的事實。維氏甚至認為「我們不應發展任何理論」，「我們無須任何解釋，因為僅憑敘事即可取代它的地位」。
維根斯坦後期哲學直接帶動了後實證主義的發展，其中包括Thomas Kuhn著名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說明科學知識的發展不是依照按部就班的實證累積，而是在學科史的脈絡中經歷不斷地解惑過程。不過有趣的是，政治科學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經常喜歡利用Kuhn的「常態科學」和「典範」概念，來確認自己的「科學」地位。其實，維根斯坦後期哲學以及後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宗旨是在追求解放，從實證主義嚴格要求的演繹推理模式和名目定義的語詞概念中解放出來，找到更寬大的場域來建構人間知識。科學可能是一種客實存的知識，卻也必須透過人們主觀的認知脈絡和溝通情境才能抓到這類知識，而且會隨著脈絡的變易而有認知的變化。自然科學如此，政治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也是如此。基於此，筆者很喜歡「詮釋科學」（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這個概念，若能和「實證科學」（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參照運用，或有助於化解政治科學當前的危機。
參考書目
徐振國 2013〈政治學改造運動的爭議和啟發：從「通則」到「脈絡」的轉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45期，頁1-61。─── 2012a 〈內容及文本內容分析〉，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質化研究法》（第二冊），第九章，台北：東華書局，頁271-310。─── 2012b 〈從維根斯坦前後期哲學的轉變探討政治科學的「轉向」問題〉，2012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困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苑舉正、2004〈維根斯坦哲學對後實證科學哲學發展的影響〉，《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5卷，頁427-454。.Shapiro, Ian 2002“Problems,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
作者介紹
徐振國職務：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現已退休，僅在研究所兼一門課。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授課專長：政治學方法論、政治經濟學、公共政策e-mail: hsu0129@ms29.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