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繼道(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今花蓮縣北部山地是日治初期「理蕃」重要對象—太魯閣蕃分佈區域，大正3年（1914）8月日本當局藉由警察與軍人的優勢武力完成征服太魯閣人後，藉由勝利餘威進行「銃器押收」（沒收槍械），於大正4年後引爆花蓮港廳南部布農族人反抗日人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衝突。
為達成對蕃地（山地）部落底層的控制，及瓦解其社會連結，日人藉由「理蕃道路」將警察官吏駐在所推進到部落，使山地成為真正的「警察王國」。這一連串在花蓮港廳所進行的征伐行動與道路開鑿，造成不少日人傷亡或病死。為了安慰、追念，日本當局設立慰靈碑以撫慰這些殉難者。本文即藉由昭和年間《東臺灣新報》編輯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慰靈碑，淺談大正年間花蓮港廳布農族對日警的衝突與反抗。
文中對原住民稱呼，仍依過去日治官方及文獻稱呼用「蕃」字，非有不敬之意，特此聲明。
二、布農族對日警衝突與反抗的原因
日治初期，漢人抗日在臺灣西部各地展開，使日人無法專注於蕃地征伐與治理。而在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於明治36年（1903）6月後對原住民採取不同的應變政策，即北蕃威壓，南蕃撫育；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時期，主要征討對象仍是北蕃。隨著明治42年初「七腳川事件」大致落幕後，日人除沒收反抗者土地、遷社等處分外，也開始沒收平地蕃人的槍械彈藥；大正3年「太魯閣蕃討伐」後，更對南蕃的布農族、排灣族、魯凱族等展開槍械彈藥的沒收。（註一）
綜合橋本白水《東臺灣》、（註二）古藤齊助《領臺後の花蓮港史談》、（註三）瀨野尾寧《蕃界稗史殉職秘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理蕃誌稿》，（註四）大致可以理解強力與暴虐的沒收槍枝動作，是布農族人與日警衝突的重要因素。
另外，大正8年6月10日後八通關越嶺道路的修築，使日警對於布農族蕃地治理更向前推進一大步。之後於沿線設置駐在所、強化控制，並打破部落社會的封閉性與社會連結，但此開路行動已侵犯到布農族傳統領域，加上之前槍械沒收時的不愉快，使開路過程屢屢爆發衝突。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三、玉里往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慰靈碑
接著即藉由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所描述的慰靈碑，介紹其角度所呈現的「悲壯」理蕃史。（註五）其中，文字書寫與語氣呈現大致保留毛利之俊的敘述用字。
（一）玉里「表忠碑」
道路起點西邊五、六丁，「玉里神社」（玉里鎮西邊街）的右手邊，以深綠的後山作為背景而浮現出瀟灑之姿，其乃對於二十餘年間在八通關道路犧牲寶貴鮮血的人們表達慰靈與感謝之意的綜合象徵，看到者會自然而然地低頭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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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通關越道路開鑿殉職者之碑
在卓麓駐在所（卓溪鄉卓清村卓樂派出所）往上約七丁處道路右邊，其乃為了安慰梅澤警部及巡查、隘勇、職工等21名，於道路開鑿之初悲慘地死於凶刃之下的亡靈。其為高度4尺的簡單自然石，上頭已長有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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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喀西帕南事件殉職者之碑
從黃麻駐在所（卓清村）走五、六丁距離，在密林之下豎立著一座白色的碑。在大正4年5月12日上午11時左右，主任巡查南彥治及其他9名正在簡陋的飯廳拿著筷子準備吃午餐時，突然有「垢面豹眼」的凶蕃20名蜂擁而至，接著飯碗飛散、餐桌翻覆，在蕃刀閃耀及數聲槍響後，屋子被黑煙、烈焰所籠罩，一個小時後10具無頭屍體橫躺在尚未熄滅的灰燼中。
之所以會發生此事件，是10日之前喀西帕南駐在所（カシバナ，卓清村）的所員斷然實行沒收其隱匿的銃器，使含恨的卡西帕南社凶蕃テヤン、ビリンス等人在獲得臺東廳里壠支廳轄內不祿不祿社（海端鄉霧鹿村）的アノライン等人的支援後，襲擊駐在所。首先，掠奪空無一人的事務室裡頭的槍械彈藥，接著就像暴風似的闖入飯廳，擊斃手無寸鐵的警察，並放火燒毀房舍。這群與空曠山地的露水一同消失的是南巡查，以及橫山新藏、梶山才藏、大賀敏顯、南城武治、藤田鶴治、藤原三之助、堤水流清一、岡田孫太郎、稻留瑞穗共計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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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鑿隊員戰跡碑
大正8年10月10日早上，曲折穿過在戰跡碑底下約500公尺的溪谷，為聯絡而爬上此處的日警一分隊，忽然上方叢林中冒著白煙，接著傳出槍擊聲，原來遭遇到布農族凶蕃襲擊，隊員立即應戰，隘勇ルスカウ雖拔刀邁進斬殺對方，但地利顯然是在敵人那一方，因而接連出現犧牲者，隘勇ルスカウ、パパイ、潘阿生當場死亡；巡查野尻光一、隘勇潘阿武、潘阿納、重傷後死亡；警手小元萬太、職工丹後田作松、人夫溫玉清、潘阿能、ブエン則是受傷。此凶蕃一隊約50名成員，來自大分社裡頭的小社托西佑（卓清村），與臺東廳下的凱莫斯（カイモス，海端鄉利稻村）、摩天古魯（マテングル，海端鄉利稻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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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勇士之碑
出了石洞駐在所（卓清村）七、八丁的距離，在道路左邊建了一座木碑，這是大正10年3月23日圖師八藏巡查與職工河合正一在道路補修作業時，被凶蕃10名一起射擊而斃命的地點。當時剛強的河合職工拿起準備用的武士刀向敵人砍去，結果失敗，造成其屍首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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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巡查戰死跡
從抱崖駐在所（卓清村）走三丁餘，在櫻橋旁邊有小山惟精、後藤又五郎兩巡查戰死之跡。在大正11年4月21日早上8時左右，他們正要前往鐵線橋進行補修時，被埋伏在樹林間的凶蕃7名狙擊。其一行人是因為於樹葉間見到人影晃動，而喊出聲音想要探問的同時，即遭到射擊，警手バラツ也重傷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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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兩氏殉職之碑
新崗山鞍部是從新崗駐在所（卓清村）出發，走到靠近十三里駐在所（卓清村的多美麗。十三里距離玉里約13里，約51公里多，十三里日語讀成トミリ）的地方，這裡有一千尺、一千五百尺的高聳斷崖。大正10年4月24日下午過了3點，中川藤七巡查監督建築材料搬運，正趕著回程時，田中貞作部長也剛好到達此地，於距離十三里駐在所南邊4丁餘的地方，在被霧氣深深籠罩的左方斷崖之上突然傳來「碰！碰！」數聲槍響，兩位警察只說著「悔恨！」就斃命了。根據田中的友人提到，田中有一隻喜愛的狗，他像孩子般疼愛牠，當小狗一見主人斃命，想追回主人頭顱而跑去接近凶蕃；小狗猛烈反抗因而遭到蕃人狙擊，小狗最後躺在無頭主人的大腿上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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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義三郎殉職碑
道路從十三里開始下坡，其坡度小而漫長。爬過容易崩塌的斷崖，接近魯崙駐在所（ルルン，卓清村），剛好在駐在所前面一丁距離的地方，有關巡查殉職之跡。關巡查在大正9年12月20日擔任物資輸送隊監督，通過此處時，被埋伏在岩間、待機多時的凶蕃狙擊，死時才24歲，正值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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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田中金兵衛殉職地
從魯崙往北約10丁之地。一行人（30名）正要前往大分赴任而來到此處，隊伍拖了二、三丁長，只因為這樣而被潛伏在上方6間餘距離叢林的凶蕃狙擊，田中雖忍住傷勢開槍應戰，但仍舊身亡。當天犧牲者還包括警手2名，及其家眷2名，共計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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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殉難諸士之碑
此碑建於梅、李樹叢中，是大正4年5月17日遭到拉荷阿雷、阿里曼兄弟等56名凶蕃襲擊，而成為空曠荒山之鬼的田崎警部等13名悽慘的紀念印記。在這五天之前，也就是5月12日，當喀西帕南駐在所襲擊成功的捷報如電波般傳到大分社（ターフン，卓清村）後，讓他們覺得「是時候了」，乃蜂擁而起。此兇行之後，拉荷阿雷兄弟即逃往高雄州。犧牲者有田崎強四郎（警部）、新井章三、橋本正憐、紺野勇治、永山民行、西川傳藏、馬場森之助、岡田庄五郎、末繼八十雄、松本勝吉、堀江長治、與梠豐次（以上巡查）、大協為一郎（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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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仁木部長之碑
這是在道路開鑿末期所發生的事。大正9年10月23日，巡查部長仁木三十郎在意西拉（ヱシラ，卓清村）北邊約4丁的地方監督道路開鑿作業，下午4點左右，在上方的密林中突然出現槍響，在命令「大家趴下」的同時，他雖然敏捷應戰，但不幸一發子彈貫穿其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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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二巡查戰死之碑
從意西拉渡過托瑪斯溪（トマス）約十四、五丁的距離，在檜木、松樹的粗大林木中，靜寂地豎立著三座碑，這是大正10年3月16日早上8點半左右，宮野巡查率領道路測量隊約50名，遭到密林中埋伏、待機的凶蕃25名狙擊，所出現的犧牲者紀念遺跡，其包括巡查宮野七兵衛、大島三男、警手リノ、カツアウ（以上戰死）、巡查山崎半之助、松本末松、雇員羽矢利平次（以上重傷）。這次加害及犯下意西拉兇行的，都是大分社的小社托西佑的凶蕃，此外，他們犯下不少罪惡，因而在之後於大分駐在所受到徹底的膺懲，是必然的事。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四、省思－代結語
毛利之俊對於反抗的布農族常用「凶蕃」來稱呼，甚至認為其缺乏思慮，而並未呈現日人在收繳過程如何暴虐、強制地押收布農族人的銃器，所見到的是「垢面豹眼」的凶蕃在岩間、林間狙擊日本人，甚至連小狗都不放過。
無文字的民族，缺乏、也無法以文字記錄自己的歷史，因而由其他強勢的族群來撰寫自己的歷史，如此，喪失歷史教育的詮釋權與主導權，同時也容易產生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文化的偏見。
現在我們經常用漢人或西方的思考模式來設計教材，而很少問原住民或部落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教材。在歷史教材方面尚未找到適合他們學習、模仿的對象，因此，也就很難引起他們的共鳴了。
臺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各族群都應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各族群的文化都應被彼此尊重、欣賞及包容，如此，臺灣的文化才會更加豐富，並成為世界文化中的瑰寶。還有，要重視培育原住民菁英，不管是歷史教育或其他教育，如果主控權不是操在自己的手裡，或是說歷史的詮釋權不是操在自己手裡，那麼自己將永遠都只是配角，而無法與其他族群持續溝通，找到自己舞臺。
註釋
*本文乃修改自筆者於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辦，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花蓮縣文化局、卓溪鄉公所合辦，「大分事件百年與花東願景研討會」（花蓮：國立東華大學，2015年5月1日至2日）所擔任的〈淺談日治時期大正年間花蓮港廳布農族與日本警察的衝突與反抗〉專題演講稿，文中若仍有不妥之處乃筆者才疏學淺所致，仍應由筆者負責。
註一：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8）。
註二：橋本白水，《東臺灣》（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2）。
註三：古藤齊助，《領臺後の花蓮港史談》（未著出版項及日期）。
註四：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理蕃誌稿》，第3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2）。
註五：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未編頁次。1尺為0.30303公尺，1丁（町）為109.09公尺，1里為3927公尺。從石碑所要表彰的對象推斷，應該是追念大正4年因沒收布農族槍械彈藥，所引爆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及大正8年「八通關越」開鑿後所出現的殉難日警；而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其完成於昭和7年（1932）1月5日（〈玉里の表忠碑 五日除幕式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月7日）。
作者介紹
潘繼道，花蓮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臺灣原住民族史、東臺灣歷史文化、日治時期遺跡踏查。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淺談東臺灣研究與地方學的發展〉、〈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近代東臺灣木瓜番歷史變遷之研究〉、〈大正年間花蓮港廳布農族對日警的衝突與反抗〉、〈日治時期東臺灣平地原住民初等教育〉、〈日治時期東臺灣蕃地原住民初等教育〉、〈論戰後臺灣原住民史的纂修：以《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為例〉、〈清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的「烏漏事件」〉、〈日丸旗照後山 劉德杓的故事〉、〈花蓮李阿隆與日人的周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