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靖婷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英國羅浮堡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碩士生
這是兩年前社會系社會實踐課程的研究成果，當時我和另外兩位夥伴（陳虹珍以及莊芸家）一起進入位在花蓮市國福里的撒固兒部落進行參與式觀察，這項實踐計畫源自於虹珍之前進入失智關懷據點服務的經驗反思。在據點服務的過程中觀察到一些奇怪的現象：「我們只有常態性地在週三上午提供失智關懷課程。」「時間到了量血壓簽名，開始做衛福部預防失智的舞蹈，然後開始每個月都差不多的課程內容，課程結束後，與長輩與家屬一同吃飯，許多家屬就帶著長輩離開了。」「很怪的是，一位婆婆下午還想留在這裡，但是現場卻『沒有人』可以陪伴她，因為『課程』早已結束了！這樣，真的可以稱呼這個據點為『失智關懷』據點嗎？而我們真的可以稱呼自己是『社會工作者』嗎？」
但是此種工作模式似乎可以被理解。由於協會經費缺乏、人手不足，即使課程單一重複性高，延緩失智的課程在長輩的身上不見得起到作用，抑或是長輩反應不熱絡，但是疲於行政手續的社工卻無法因應長輩的需求進行更新或調整，而關懷則濃縮在課程裡，與時間和資源拔河。課程，似乎成了不屬於任何人的課程。在漢人文化背景下的失智關懷據點是如此情形，更無法想像這些漢人思考模式下發展出的制式化課程、預防失智舞蹈在文化健康站（後續將以文健站指稱）是否可以達成原本預想的成效？原民長輩是否可以感受到文健站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是只是一個突兀、必須刻意參與的一件待辦事項？
台灣文健站的照顧模式
在長照 2.0 的政策中，原住民相關的計畫內容不僅缺乏在地部落的參與，亦無法反映具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集體照顧模式」，也無法讓有相同語言文化背景之原住民來照顧原住民，而必須依賴「有執照」的專業照顧工作者，不僅語言溝通困難，更缺乏文化敏感度。另外，專業化的長照知識與技能，常會落入與主流照護體系相同的照顧模式，罔顧原住民社會的傳統網絡和組織架構，也未能釐清、回應與深入探討部落特定的疾病問題，以及原住民長者的特殊文化健康照顧需求，以至於無法建立有系統的部落老人照顧系統（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
因此，原住民委員會在 2006 年時推動了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並於 2015 年改名為原住民部落文健站，目的培養在地組織與在地部落參與照顧服務，並藉由互助維護傳統文化，守護老人健康。目前，原住民地區所配置的長照資源有日照中心或日間托老的服務、一村（里）一部落文健站以及居家服務（原住民委員會，2017）。
目前文健站的照顧模式大多將部落長者集中到定點內，希望藉由結構化的活動或課程進行的方式，活化長者的肌肉能力。文健站透過政府補助部分經費，委由在地的民間團體（如社區發展協會）或村里辦公處承接辦理，以期能發揮部落自主參與的精神，並讓長者在部落活動範圍內獲得適當的預防與照顧服務。文健站主要的工作項目為推動部落老人文化健康照顧計畫，以及建置部落文化照顧培力組織，所提供的服務為部落社區長者日間關懷業務，如：關懷訪視與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和文化心靈課程等（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
文健站在辦理課程與提供服務時，需要行政核銷與參與評鑑，官方期待可以「被量化」的服務成效，以出席率規定為例，在實報實銷的原則下，要求每一位長者待在規定之定點站所（往往是社區活動中心）內接受服務，並且簽到與簽退。制式的規定忽略了部落長者的生活模式與文化習慣，例如：部分長者須要依靠農作、販賣作物等方式擔負家庭生計，無法配合時間結構化以及定點的照顧模式，缺乏彈性的建制規範，可能會將經濟相對弱勢的長者排除在外，在社交關懷上處於更加孤立的處境。
到底什麼是文化照顧？
文化照顧不僅僅是醫療服務，心理支持、共餐、共耕等皆為文化照顧的內容（日宏煜，2015）。然而，每一部落的文化照顧模式皆不盡相同，文化照顧強調須納入被照顧者自身文化脈絡、邏輯，不同文化情境產生獨特的照顧模式。因此，如何在特定環境與文化世界觀下長出適切的文化照顧模式，是文健站的挑戰。
不同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主流社會邏輯建構的體制下，最大限度地在社會福利的安排與運作，考量並納入各個區域的特殊文化？以磯崎復健站為例，日常復健課程不僅是職能（或物理）治療師傳遞當地族人基本復健知識的場域，更能結合許多在地元素（註一），例如簡單的報數遊戲換成使用撒奇萊雅語、阿美族語、日語以及中文四種語言交雜替換，訓練長輩們的反應思考力；或是利用長輩們在水田裡插秧時使用藤盤的兒時記憶，將藤盤轉變成復健的器具。而在共餐時段，更是從老到少都動起來，此種讓參與者具有高度的共同決定權，正是在社區網絡高度擴張下的的社區賦權模式（張瀠之、鄧湘漪，2019）。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當地族群多元且複雜，該社區卻不受限於文化的異質性，反而能重視彼此在社區中所共同面對的生活現場與經驗，並在其中找到屬於彼此的平衡點，讓文化主權得以活化。但每個社區都有自己不同的樣貌，此方式只是磯崎社區網絡所長出的樣貌，並不能適用所有地方，但我們能從這個案例發現，在備受侷限的資源挹注下，以社區導向出發，能發展出回應當地需求的照顧實作和服務模式。
社區照顧的模式應能因應當代複雜性社會，考量長者所處之文化脈絡，重視非正式網絡的重要性，並且透過主動性、預防性、與社區密切的互動，提供關懷式之社會福利服務（鄭善明，2010）。因此，文健站的運作，必須要能理解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肯認服務接受者處於部落網絡中，能不能善用當地網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達成以原鄉「部落」為福利社區化基礎的友善環境，而非僅侷限於追求可量化、績效化的健康生理數據和服務量能。
實踐文化照顧的可能：打破建制化的文化照顧模式，整個部落都是文健站
撒固兒文健站同時是失智據點，一周開站五日，從上午八點至下午四點，假日兩天是部落長者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撒固兒部落裡的失智據點目前改作為織布教室，提供部落長者傳承文化。文健站不安排一整天的課表，不限制部落長者待在室內才提供照顧服務，而是秉持著「部落長者在哪裡，照顧服務就在哪裡」的精神，因此文健站、織布教室提供簡易健康檢測服務，甚至是不被列入正式據點範圍的野菜市場（部落長輩聚集的地方）也同樣提供簡易健康檢測服務。
文健站的計畫負責人 Keliw 描述幾年前文健站每天都有安排結構化的課程時，部落長者坐在文健站內的椅子上，聽著課程卻不發一語，走出文健站的建築空間，進入田地、談及野菜，每位長者卻口若懸河，讓人難以想像這群在田地中的長者與在文健站內上課的長者是同樣的一群人。土地才是部落長者熟悉的地方，在田裡，他們是專家、是老師，每日在田地中花上一半的時間已經成為長者的日常生活，假如不到田裡工作反而讓長者覺得不習慣。制度化下的照顧服務，標準化的課程成為照顧服務的內容，忽略不同部落的獨特性，將部落文化去脈絡化，出現照顧服務與長者照顧需求的斷裂。
在此脈絡下，撒固兒文健站打破對於長者照顧應該發生在實體文健站內的想像，走出建築物，回歸到部落長者最熟悉的土地中，讓長者帶著文健站的實務工作者 、國福國小的學生以及參訪的大學生，上山採集、下田分辨野菜、認識不同的野菜不同的生長特性、食用方式以及保健療效，實務工作者實地參與的同時，透過系統性的整理與紀錄部落野菜文化，讓長者的智慧得以傳承。此時，實務工作者與部落長者的身分不是簡單二分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照顧者不再只是從上而下提供照顧服務，被照顧者也不是一昧地接受照顧，展現被照顧者的主體性。
當我們進入文健站與野菜市集參與觀察時，看見部落長者對於野菜侃侃而談、自然的模樣，很難想像這群部落長者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文健站的實務工作者的回答是：「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部落的長者從小接觸野菜，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模式。」
野菜與撒奇萊雅族生命的連結
在過去不容許挑惕的時代，日常生活中的所需用物都得要自己爭取。從小，天還沒亮Bai就跟著家裡的長輩去山上摘野菜、拔劍筍。在交通尚不發達的日子裡，採集就是一整天的日常，鹽巴成為隨身攜帶的常備品，讓中午席地而炊的彼此，不至於在外採集時餓著肚子。
儘管在國民政府開啟山林管制政策後，山林的植被已被人為整理過，成為了「有主之地」，不似過往般能隨意進入山林進行採集，所以開始在家中開闢一方菜園，順著過往對野菜的認識，開始了「尋根」之旅，tatukun、sama 以及 cihing，各式各樣野菜在各家菜園繽紛盛開，日常中也會相互分享家中的野菜，更常在休閒時刻，拎著米酒到彼此家中作客，而野菜料理則成了最好的下酒菜，鄰里互動下，彼此更加親密。只是這樣的場景，卻逐漸消逝，隨著都市工業化與服務業興盛下，產業型態開始轉變，留在原鄉工作不再是唯一的出路，更多的則是都市區域工作機會的增加，處在城市拉力與鄉村推力漸增的情況下，孩子們大多離開部落前往都市求學與工作，生活步調與習慣逐漸都市化，飲食習慣亦然，不再「非野菜」不可，取而代之的，是接受更多型態的食材與烹調手法。
不過近年來隨著原住民族文化、醫療保健意識逐漸抬頭的趨勢下，野菜也逐漸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並產生需求，這讓越來越多的 Bai、Baki 們開始在主幹道兜售野菜，而為了支持生活開銷，也開始進行特定野菜的種植，在口耳相傳與支持下，這裡更成為了定期的野菜市集據點。從無到有，這個野菜市集逐漸產生變化，儘管社會遷移下，部落中的鄰里連結度降低，但透過共同地野菜販售行為，流動的不只是野菜，這些 Bai、Baki 們也在進行「日常對話與資訊」的流動，分享著最近發生的日常、鄰居的狀況、甚至是看病時的狀況如何等等，在市集這個開放的場域，彼此的情感連結以另一種形式開啟，產生了更有溫度的互動。而野菜，正是讓彼此重新找回相聚的重要文化象徵。
野菜地圖：記錄撒固兒部落長輩與野菜之間的回憶、食用方式
野菜作為文化照顧的媒介
部落長者早上六點陸陸續續到達野菜市集販賣清晨採集的野菜，吃著早飯、話家常等著撒固兒文健站的實務工作者，八點一到，實務工作者帶著額溫槍與血壓計來到野菜市集，開始一天的健康照顧。從簡易的健康檢查開始，在量血壓時，實務工作者和長者像朋友一般聊著天，講著昨天下午去田裡種植野菜的經過、明天要去月眉採劍筍、今天打算用木瓜花釀酒。做完簡易的健康調查，實務工作者沒有離開，而是留下來看看長者今天採集了哪些野菜，請教長者野菜的生長特性、吃法、療用，聽著長者分享年輕時候上山採集、種植野菜的趣事。一整個上午，從野菜市集傳來的笑聲沒有停止過。撒固兒文健站設立之初，實務工作者與部落長者的關係並不如現在這般親密，是從實務工作人員決定打破文健站物理空間限制，走入野菜市集開始，這段社會關係才建立起並且越來越緊密。這群年輕的返鄉實務工作者對從小吃到大的野菜感到陌生，不知道部落有哪些野菜、不知道如何採集，部落長者一步一步帶著實務工作者認識野菜。在認識野菜的過程中，實務工作者從野菜認識每一位長者，透過野菜回到長者年輕時候的生活景象，野菜成為實務工作者與長者建立社會關係的媒介。
部落長者帶著實務工作者進到山裡採著竹子，帶著國福國小的學生進入菜園採集、種植野菜，帶著各大學的學生認識撒奇拉雅的野菜文化。只要部落長者進入菜園時，長者就是與生俱來的老師，在野菜肆意生長的田地中，一眼辨認出各類野菜，當站在一旁的青年還沒看清野菜時，長者已經在一瞬間完成彎腰採集，順帶把雜草拔起。採集完野菜，長者一邊擇菜一邊說著野菜如何烹煮，溫暖地說：「阿嬤把菜洗一洗，這樣你們回去就可以直接煮，要記得煮之前要搓一搓，這樣菜不會那麼苦。」部落長者雖然總是說著：「怎麼那麼笨？」卻還是一步一步耐心的示範如何剝劍筍、解釋如何施肥山蘇才會長的好，告訴青年什麼都要學，毫不保留地說著祖先流傳下來的智慧。在撒固兒文健站，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界線逐漸模糊，不存在著對於單向照顧的想像與實踐，而是實務工作者與部落長者的雙向照顧。
部落長輩餐桌上每天都會出現的野菜湯
結語
距離我們進入撒固兒部落已經兩年多過去了，現在實務工作者在進行部落織品的復興，向耆老詢問織品的織法、配色，進行織布工具的改良，讓部落的長者都可以在失智據點學習織布，訓練記憶力、手眼協調，也讓長輩有一個空間可以與其他長輩以及實務工作者話家常。撒固兒文化健康站在與部落長者的照顧互動中，從長者們在機構內外截然不同的表現，開始反思標準化、專業化照顧的問題，並不斷嘗試鬆動與改變制度的可能，逐步發展部落照顧獨有的行動網絡—透過計畫負責人、照服員連結部落青年、長者、看護移工與長者家屬共同發展因地制宜的照顧模式。撒固兒文化健康站的實作經驗，不僅挑戰線性的照顧模式（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豐富我們對於照顧與照顧關係的多元想像，更進一步提供實踐文化照顧的可能。
註解
- 註一：更能結合許多在地元素，像是簡單的報數遊戲換成使用撒奇萊雅語、阿美族語、日語以及中文四種語言交雜替換，訓練長輩們的反應思考力；或是利用長輩們在水田裡插秧時使用藤盤的兒時記憶，將藤盤轉變成復健的器具。
參考資料
- 原住民委員會（2014）。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四年（104～107）計畫-1030512 修正。
- 張瀠之、鄧湘漪（2019）。原住民族部落健康與文化主權：磯崎村復健站的自主性發展歷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2），301-327。
- 鄭善明（2010）。關懷老人、友善老人──原住民族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社區發展季刊，132，217-233。
- 日宏煜（2015）。文化照顧在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上的重要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1，293-302。
- 02-長照說明會使用簡報（2017/10/11）。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計畫／長照專區／社會福利／各處業務／業務專區／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取自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7661900BAFAAA37D/0C3331F0EBD318C2F57BAEC9F29878CE-inf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