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湘漪(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老師，如果我是大學生，我絕對不會修這門課。也太累了吧！」
參與部落營造工作的研究生聽完課程說明後大喊著。
學生參與部落的渠道
上學期（104-1），任教之族群關係與文化系將學科訓練一直以來強調的田野工作、部落參與、社會介入、實地磨練等課程實踐行動，透過教學卓越中心相關計畫與經費補助，有系統地整合了五位老師、相異九門課程，但核心價值朝向共同目標—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學習範式。其中，我則藉由「族群文化實務」以及「文化反思」兩門課程企圖探問「實作與反思」之間的張力，於課堂上帶著學生思索文化概念與論述之形成，討論文化理解的主客觀經驗、族群事務的推展與轉變。同時，帶著學生走入鄰近學校的山下部落（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與部落工作者合作共同完成《部落誌》的文史資料採集、轉錄、翻譯和撰寫工作。與部落合作、共同參與一項可完成且雙方受益的實踐內容，學生不但能自實作過程理解實踐的意義，部落也能經由學生參與豐富部落誌田野採集內容。更重要的是，肩負起東華大學回饋鄰近社區的社會責任。
學期開學前，為了這門幾近「全實務」的課程（配合實作討論設計了出田野前的密集工作坊，以及學期間回應實作經驗的定期督導授課），正式開課前便與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針對部落需求、學生介入形式等進行密切地討論，課程理念、參與內容、出勤狀態、細節分工，甚至實作考核等皆在正式執行操作前，雙方將系所與部落各自的考量或擔心拋至會議桌前細究。為時數月磋商期的最終目標，則是希冀這雙方都保有善意的合作行動，不因為實務操作上的設計瑕疵，而造成學校與部落間的遺憾。
行政事務安排妥當、兩天密集課堂授課與部落巡禮後，參與學生們自（104年）九月份起便以小組形式自行協調進入部落時間，依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任務性分工完成部落工作者交付的文史資料田調工作。這樣的課程執行模式，打破每週表訂上課時間與空間，讓學生與部落之間更彈性地調配學習時間，同時，學生學習的空間也因採集資料轉譯從部落延展到宿舍、圖書館甚而每月督導課堂。更進一步地，學生參與有著任務性的具體成果，學生與部落二者也因為這帶著時效與品質壓力的參與，彼此間謀合出目標取向的革命性情感。
介入行動的實踐感
「除了協助部落誌的工作之外，我們也到部落裡幫忙彩繪牆壁、參與部落的自主課程，每一次進到部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從一開始因為新奇引起的期待感，轉為對部落的認同進而會有想進部落的感覺。藉由這種實務型的學習，不僅吸收到很多有關阿美族的歷史及文化，也讓我重新省思自己在自己族群中的定位，我學到的東西有什麼可以帶回部落、我能為部落做什麼、如何推動部落的發展。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學期，但透過這些參與互動，我們也都成為了彼此故事中的一部分。」透過學生於期末作業的分享，可以看出同學於部落實作的投入，均超過基礎設計中規定的參與時數和形式。學生除了課程要求的部落誌採集任務外，也挪移了額外的時間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部落營造計畫，甚而利用假日跟著部落工作者陪伴老人家出遊參訪。
透過部落實作帶給學生極為真實的身體經驗，諸如訪查過程與族人互動的欣喜、與部落媽媽共做酒釀的手感、苧麻田裡農事勞動的肌肉運動、甚或訪談資料逐字稿藤稿的心煩等，這些因為部落事務參與而產生的身體經驗屬於第一層次的情緒勞動。在定期的督導課程中進而牽引出更深一層次的討論：「究竟該用什麼樣的視角理解原住民處境和自身參與？」實務型課程的確能夠透過有計畫的參與管道，充分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實踐動力，甚而激發學生投身社會的熱情。但這樣的熱情往往也得接受議題結構性地挑戰，諸如觸及部落組織與在地各派系、勢力之間的競合；部落工作內容設計與在地文化間的呼應性；部落族人外移打工與文化存續間的緊張；族人遷移歷史建構過程的再次詮釋與翻譯等，還有，則是來自於學生自身的反省：「我的出現、訪談、言行是否惹怒了部落耆老？是否與部落文化慣常的思考邏輯相違背？」這些關於實踐者自身、或部落主客觀發展脈絡、甚而台灣社會面臨的族群結構性衝擊，都因為親身參與的實作身體經驗而一一被掀掏了出來，促使實踐者不得不靜下心來面對並思索出路。
原住民運動的時間感
台灣原住民議題發聲受到70年代本土運動發展的影響，於1980年代透過「原住民正名」與爾後的「還我土地」運動，自國際人權和民族權益的角度推動政策律法以及社會意識改革。這條「原運」之路行走至21世紀的今天，族群運動的焦點轉換為「原住民族自治」、「原基法」、「習慣法」、「傳統領域」、「文化傳統慣習」等主要論述架構。原住民集體權的戰鬥場域儘管隨著時間推演而有相異的論辯目標，但撐起原住民議題的立論基礎，仍舊不脫離「國家統治」、「漢人思維」、「資本市場」等結構性的批判語言。這些大語言的批判論點在80年代仍屬威權統治的社會條件裡，反省統治政權對少數群體的單面向控制，著實在噤聲的年代裡發揮了時代性的效用—凸顯對立面以創造無權者的發言位置。然而，這強調對立的運動立場，在當代似乎已經無法滿足我們對於族群/文化存續的理解，反而容易因為丟出大語言的便利性，抹除了族群互動關係上細膩的思考。學生參與部落工作過程，對許多文化互動衝突拋擲出的第一個結論便是「漢人思維」，快速地將「原住民」與「漢人」對立起來，同理，也就將「國家」與「人民」對立起來、將「資本主義」與「勞動生產」對立了起來。
當一個座落離市中心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原住民部落，青壯年人口面臨經濟生存壓力，而部落生計無法回應生活需求、甚至留在部落不能滿足長輩們對孩子「出人頭地」的現代化想像時，「漢人思維」已經不足以解釋原住民部落在都市化過程中所遭遇的文化難題。批判「漢人思維」對於部落文化存續的影響固然可以成為一個反省的介面，然而，當學生在田野實作過程，體悟某些活動操作無法呈現部落文化、可能落入市場操作邏輯的同時，有可能我們該問的問題不是一昧地批評「漢人思維」對傳統文化的箝制，而是更細緻地思考什麼是「傳統文化」、什麼是「市場邏輯」，「漢人思維」甚或「原住民思維」在這二者的位置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是否我們輕易地遊走在這區分中，而忽略了文化衝撞的歷史性過程？這些概念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共性、或不共性究竟是什麼。有可能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處境，「漢人思維」與「原住民思維」是緊密扣連的共同體，大至結構概念、小至人員操練全都融混在一起的共謀社會，那麼，1980年代原運的語言仍然適用於2016年的當代社會嗎？我相信仍有所警惕，但顯然已經無法滿足當代實踐者對於族群文化介入行動過程所產生的疑惑和理解了。
回到學生介入部落所引發的在地性抑或反身性思考。如果大語言無法滿足我們對於文化互動過程所引發的疑問，那麼，我們該用什麼樣的視角面對這部落—國家—結構之間的關係？韋伯運用理性的宗教歷史哲學觀來理解基督教神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之間的複雜性時提醒：「無論資產、無產階級都在同一條船上，都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中受苦，這是人類共同的命運」。以這「共同命運」為基礎的文化、歷史、社會脈絡性認識，認清每一個個體甚或群體在此「共同命運」之中的困境、掙扎與行動，從中抽絲剝繭地細究甚至重新鋪排出個體或群體的生存樣貌，從而屏棄脫口而出的大語言批判，或許是當代理解原住民社會的途徑之一。
跳脫大語言的原住民部落實踐
書寫這篇短文的當下，正值台南因地震受創、維冠大樓倒塌，在各方積極的救援行動中引發關於「救災」、「資源輸送」、「同理心」、「災難創傷」等議題討論。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著對這世界的道德責任感，這無關乎對錯，是個人存在樣貌的倫理性，因著這份道德感進而牽引出個人投身社會的關懷行動，同時，這道德實踐行動百花齊放，行動方式與依歸則取決於個體的生存信念。然而，在這個一直不斷強調「做」、「投入」、「參與」的實踐價值中，我們是否能從滿溢的道德責任感裡稍微側身想想，自我道德責任在所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擺出了何種姿態回應現實世界裡沸揚喧嘩地催促自身參與社會的內在聲音，我們是否能在各形各色的行動中，時常停下來調整內在聲音與外在喧囂間的頻率，讓行動不但能適切地貼近真實的社會脈動，同時，亦能回答自我內在的倫理處境。最後，回答不想修這門課的研究生：「是的，實作課程一定很累的，因為那不僅只是參與部落、認識族群文化，更是反駁、認清、重構自我的途徑。這樣的學習怎麼會不累人呢！」
作者介紹
鄧湘漪，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二十年餘，以貼身在場的蹲 踞姿勢參與東南亞、南亞、南太平洋國家、台灣原住民地區災難重建之實踐行動或學術研究。近十年來，關注西藏議題，並投入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之田野工作。奠 基於過往苦難現場實踐經驗的挫敗、創傷和反省，一路以來，試圖追尋以更加溫柔、合宜的觀點理解他人、自身和這個世界。自我的身體與精神世界擺盪於各種有 形、無形邊界之間，在政治國界與族群身分疆界之上，思索人存在的道德面貌。作為一個投身族群情感流動研究的學術邊緣人，西藏民族的流亡生活映照的正是自我 生存形式的殘缺，而我們總冀求著拾遺補憾。著有《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封面圖片：東華大學原民院（資料來源：http://www.sonysdf.com/alpha/viewtopic.php?f=39&t=41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