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翎君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口述
胡紹鈞(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整理
緣起
本文為人社院院基礎課程「人文經典導讀」的演講內容之一。此一課程係由副院長曾珍珍教授精心規劃而成，本學期共有校內外九位老師擔綱演講，修課同學有178人。在曾副院長的策劃下授課內容採錄影錄音方式，且要求同學每週需繳交課堂筆記，課後並有討論。曾珍珍教授每堂課必親臨教室做開場導言始離席，下課前細腻周到的她又飄然回到教室，讓同學重視這堂課是極其重要的入門課程。看到同學們聚精會神、勤做筆記的樣子，也讓我似回到初任教席時青年學子專注問學的古樸書院氣氛。由於聽眾係以大一新生為主，本文演講為全景式的淺談歷史。本文記錄者整理的逐字稿有二萬餘字，為配合期刊字數限制由演講人剪裁而成；演講人拋磚引玉，期待後續將有其他講者發表演講稿。──吳翎君
歷史的黯黑時代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一再重複發生
今天人文經典導讀談的是戰爭與和平，我希望談的是和平，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一開始就是一系列的戰爭，由戰爭所揭幕的一個世紀。
作為歷史學者，如何去看待戰爭史？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學者，不再相信歷史是最後的真實，但我們希望歷史是人在時間的長河、在廣大的空間，跟時間所匯流的座標，發生的重要的事情。這些事情會有一些本質性問題，它可能重複發生，如果這些本質是邪惡、災難、殺戮、殘暴的，不論是殺人或被殺，戰爭就是一個殺戮的事情，而且敵對的雙方對將戰爭合理化。我們希望跨越敵對仇恨，從人民的角度來看戰爭，以和平悲憫之心來安慰亡者的靈魂。這樣的期盼當然是一種過度純真的理想。然而，作為歷史學者書寫的本質與目的，就是希望減少苦難，歷史的黯黑時代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一再重複發生。
今天的演講也向同學推薦幾本「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書籍，這些書不一定是所謂真正的經典，而是針對大一到大二的同學能閱讀的書。坊間很流行「一本書讀懂世界史」或「一本書讀懂中國史」等之類的書，我覺得人社院的同學應該靜下心來讀一個主題的好書，而不是帶著懶人包去找獵物的心態。我選的歷史書第一是具有可讀性，第二個影響力，第三具有觀點。有些具影響力的書，未必是歷史學家寫的，可能是西方的記者或外交官，他們寫歷史的書籍，可讀性非常高，甚至被認可具有影響力。
二十世紀是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殺戮的時代
二十世紀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一連串的失誤、誤判所導致下的一場戰爭，所以二十世紀是戰爭所展開的世紀、一個時代。如果我們去計算有一個非常恐怖的數據，二十世紀是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殺戮的時代，直接或間接因為戰爭而死亡的人數，總共有一億八千七百萬人口，這已經超過１９１３年世界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非常驚人。這個數據是把一戰、二戰、冷戰中的韓戰、越戰等等的大小衝突，以及納粹屠殺猶太人等種族滅絕加起來，總共的數據是如此龐大。所以說二十世界是由戰爭所主導的世紀也不為過。
二十世紀有這麼多的戰爭，但同時也享受科技的進步。我們也常聽到這個時代是「不確定的時代」。在這個世紀裡，好像我們期待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可是卻走向另一邊，我們享受科技文明進步，網際網路帶來知識的交流便利，可是人跟人如此疏離。或是我們正感受著遭遇全球的暖化、極端氣候帶來的不適。我們也看到這一波的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場的理念。自由市場的理想是人類可以理性地去追逐自由市場的利益，然後最大的利益可以回流到開放公平的社會，讓多數的人享有更好的機會和生活。我們對自由市場有一個這樣的信念，結果現今自由市場走到現在，導致極端貧富差距，帶來社會很大的不公。引用著名史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17－2012）的一句話，他有一本書《極端的年代》這位史學家活了95歲，他幾乎剛好歷經了整個二十世紀。他說：
我們行經路途的景觀已然改變，我們航向的大海不復舊觀。值此世紀之末，也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可讓我們看見，像這樣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將以何種面目存在。
這二十年來，不管是我們的台灣，或是對岸的中國，或是世界，我認為是有史以來，感受到變化最大的時代。如此變化大的時代，如果我們不去迎頭面對的話，我們就會被時代淘汰，這時代是極端的時代、破碎的時代、斷裂的時代。前幾日美國大選揭曉，非典型的共和黨川普當選。川普的選上有人說是斷裂的時代，跟美國過去的歷史有所斷裂，創造了「後真相」(Post truth)這個字彙。斷裂又代表甚麼？美國這個國家從一戰以後，取代大英帝國，作為一個世界霸權，更取代英國成為民主、法治社會價值、自由市場的代言人，雖然美國也採取巨棒外交，有武力干涉他國內政。但我們認為美國在一戰以後，同時傳播了一種價值，這樣的價值更多的是自由、包容、寬容、開放。開放的精神也是美國國家不斷進步的精神，不斷蛻化的過程。而多數的人認為川普在選前所顯露的人格特質違反了美國過去做為大國領袖的特質。美國多少年來建立的國際信譽和領袖地位交到這樣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手上，很可能將美國的信譽毀於一旦。而國際政治中的盟約關係一旦失去信用是很危險的，變成人人自危，國際可能失序。與台灣最相關的是，中美之間會不會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更令人惴惴不安的。川普尚未上任，當前的政治問題我們姑且不論。
霍布斯邦「趣意橫生的時光」(Interesting time)，悲觀中充滿期許
回到霍布斯邦，他剛剛那句話看起來很沮喪很挫敗，但他在2012年出了一本回憶錄，叫《趣意橫生的時光》(Interesting time)，他說：
「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好。」
霍布斯邦這個學者很特別，他一輩子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勞工和貧苦的下層社會，有很大的同情。在這種同情裡，他寫了很多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全球如何走向資本化社會怎樣剝削工人和農人，改變了他們的生活。這樣的一個左派學者，非常具有宏觀的見地。霍布斯邦很早就指出在這個世代裡，有一個來自於民主陣營本身的威脅，就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改變，也可以說這世代是小政府跟大社會的關係。這個大社會充滿了新的價值衝突，每個人又代表了一張選票。個人跟社會、國家間的關係，是現在民主社會裡重新要去思考面對。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挑戰，是來自民主陣營的內部威脅，民主是什麼？民主也是一件美德，這個美德包括民主的涵養、民主的素養，以及通過一套透明公平的機制管理。領導英國二戰的首相邱吉爾有說過一句話：「民主是很糟糕的政治形態，但比任何其它存在過的型態都來的好。」民主可能是我們所知道最糟糕的政治形式，但是除了那些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但也可能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並不完美，我們必須忍受這個方法與制度的缺陷，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找不到另一套更好的方法。霍布斯邦還有很多著作，甚至有關爵士樂風情的書。他是很特別的學者，長得其貌不揚，從劍橋畢業後一直想回劍橋教書，但英國的頂尖學府因為他的左派立場都不接納他。他在英國的一個小學校教書，努力寫書，五十歲以後開始成名，但就算成名了，還是回不了主流的菁英學校。在英國退休後，到美國四處訪學，他的著作受到很大的關注。人文學者活到90幾歲，一直在寫書，而他的每一本書都跟我們這個時代強烈呼應，他的感情和時代的洞見相互交錯，充滿智慧。
中美共治Chinamerica)或「修昔底德斯的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
美國大選後，大家關注川普跟未來的全球秩序的關係。現在中國的崛起，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從北京承辦的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以後，西方媒體出現了一個新字彙「中美共治」(Chinamerica)，中美兩大霸權共分天下。中美關係議題中常常出現「修昔底德斯的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借用了古代雅典的崛起，勢必與強大的斯巴達發生戰爭，因為雅典的崛起，讓斯巴達不安，這兩個國家一定走向一決勝負。如果中美走向戰爭，那麼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令我們不免要擔心的。同學可上網去查Destined for War: Can the U.S.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就是中美可以逃脫修昔底德斯的陷阱嗎？是不是注定一戰？國際秩序有時像我們個人一樣，最擔心的是一意孤行或情緒失控。像美國這樣的大國，作為世界的龍頭，選出一個危險人物，加上其他各國的危險領導人物，這個世界會出現我們難以預料的險境。隨著這三十年來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優勢可能會因為它的相對衰落，以及資本、工業權力和高科技的轉移而受到挑戰甚或嚴重損傷。
國際政治有一個古典學派的政治理論──均勢(Balance of Powers)，是維持國際的穩定狀態。後冷戰時代美國的獨大，產生伊斯蘭文明的對抗，產生恐怖主義的挑釁。現今中國崛起後，如果中美維持一個勢力均衡，國際秩序可能相對合諧，但是如果其中一方獨大或有意爭強獨大，反而是危險的。這世界無處不在恐怖平衡上，因為勢力均衡本來就是一種恐怖平衡。因為國家與國家間會有所警惕，以政治或經貿方式來制約國家間的雙邊或多邊關係，透過理性的外交談判來避免戰爭。
從「均勢」(Balance of Powers)到後冷戰時代的「不確定」(Uncertainty)
我們必須簡單談一下國際政治中「均勢」的起源。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是近代世界國際法出現的年代。透過國與國之間互換使者，建立國際間交往的遊戲規則、簽訂條約、談判、宣戰，都有一定程序，對近代國際秩序有很大的貢獻。而在十九世紀時，在國際秩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就是維也納會議，是在拿破崙橫掃歐洲失敗後，歐洲王室復辟，回到戰前秩序。在維也納會議中，要如何讓崩解的拿破崙帝國回復到以前的秩序，就是均勢。均勢是什麼？是通過談判和協調外交來平衡各自國家的利益 。維也納會議就是後來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對照樣板。在維也納會議之後，又經歷了1870年德國的統一，之後一個巨大的德國產生了，對原本歐洲的均勢產生威脅。1890年俾斯麥下台之前，俾斯麥非常機巧，在德國逐漸壯大時，沒有造成對法國的威脅，可是到了1890年後，強大的德國浮出檯面，法國開始有些不安，特別是亞爾薩斯跟洛林的問題，一直是兩個國家的心結。到了十九世紀末，歐洲開始出現結盟外交，而結盟外交打破了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均衡格局，英法聯合抵制逐漸浮出的德國為目標，德國也必須找盟友來因應。這樣的國際遊戲進入新的轉盤和博奕，最後就演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兩大集團的對抗。
在國際勢力均衡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始終扮演均勢擁護的角色，一戰之後雖美國逐漸扛起均勢的槓桿，但事實上直到二戰以前英國的經濟體還是很強大，倫敦仍是世界很重要的金融和貿易的中心。二戰以後才是美國霸權的確立和蘇聯共產集團的對立揭開所謂「冷戰時代」。在進入二十世紀之末的9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一般來說是1991年冷戰結束，整個東歐的共產陣營瓦解。這樣一個改變有什麼樣的不同？冷戰結束之初有一個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一個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大意是共產陣營崩潰了，歷史從此就是民主世界一統江湖，只剩民主顏色的國家。然而歷史不是可以這樣完美切割的，不久就有新的問題出來，如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抗，911恐怖攻擊和各種恐怖主義的衝突。我們的時代正在面臨著太多的不確定。
在歐洲「民族國家」起源之地，不再為「祖國」而戰。
冷戰時代結束了，到現在還有一個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剛剛提到十九世紀這些結盟的國家或是海洋擴張的國家，多是以民族主義做為帝國基礎的主權國家。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高張的時代，以同一個民族、血緣、宗教，做為國家凝聚對內統治的向心力及對外擴張的正當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後期以來這個世代的主權國家，已經越來越難利用民族主義了。
首先是人民跟土地的關係改變，如很多人有雙重國籍，是因為全球化的因素，就是過去居住在同一個地區、或血緣的因素，或很強的國家認同，可以去號召人民作戰的理由，在我們這個世代其實越來越難了。在我們的二十一世紀談到戰爭，除了極端封閉、軍事統治、堅定的宗教信仰的國家，他們才可能為了國家而戰，對於一般人民是不會盲目地為「祖國」而戰。我們這個世代要重新思考，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走到現在有點走不下去，人民、政府、國家間的關係要重新面對。如過去的大英帝國，帝國很大，人民覺得帝國統治全球的四分之一很光榮，可是現在英國人民覺得我為什麼要建立一個帝國，帝國的光榮早就已經消失，我現在只要顧好我自己，能夠生存就可以了。所以在美國也有一種聲音就是美國為什麼要建立帝國？只要顧好自己國家，不要去介入其他國家的事情，介入並沒有為國家帶來好處，只帶來恐怖攻擊、波斯灣戰爭，美國損失很多士兵，去打一場不知所以的戰爭，這種論調重新回到現在美國。所以帝國也不需要很大，民族跟國家甚至可以分開來看，因為全球化的關係，很多人民甚至是其他國家的公民，要的是這個國家有更好的福利、制度可以照顧「國籍」人民，但我並不一定認同這個國家，僅在這個國家納稅而已。從這樣的脈絡分析，我們知道民族主義在現在世代的趨勢中是一種虛假的共同體，它不再跟國家或國族綁定，真正自由國度的人民也不再依附於單一國土。那這個世界的該如何？難道就不致力於世界和平？不論如何，主權國家這個世界系統的改變，已經深深影響了武裝衝突的結構和解決方案。
我們同時必須留意像十九世紀那樣類型的「民族國家」雖已式微，但是全球化的沖擊卻在許多國家（包括歐洲和美國）引起極端「我群」（Us）等本土勢力的抗拒浪潮。從英國退出歐盟到美國川普勝選，再到法國極右翼政黨的興起(國民陣線領導人雷朋是否會在明年2017年法國大選出線，正受到大家的矚目)、義大利現任總理倫齊的下台，以及德國的政治版圖正也發生微妙的變化，都受到這股浪潮的影響。這些或者基於「造福我者即我國家」的我群想法，當然背後還有很多複雜的宗教、政治、經濟利益和生存空間等等原因。已有不少學者從民粹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在此就不說了。但是這裡有沒有披著新形態的「民族國家」外衣，大家把新移民或世界難民關在外面，甚或可能激化國家和社會內部的合諧和衝突，也可能造成國際秩序新仇恨的開端。這問題就留給同學去思考。
一戰：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像一群「夢遊者」，沒有人睜開眼看看未來的世界就在他們手上走向災難。
歷史有很多複雜的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有不少英國、法國跟德國勢將一戰的說法，類似於現今中美將決戰的說法，這種預言在當時是非常弔詭。在1900年到一次大戰爆發前，當時世界也有一股反軍國主義和反對海權擴張的人，甚至提出警告大戰爭的爆發。在如此反戰主義中，法國《人道報》創辦者饒勒斯（Jean Léon Jaurès, 1859-1914）於1914年7月31日被剌，他所宣揚的和平主義是最為人所知的，他並且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然而這位和平運動的領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就被敵對黨的激進份子暗殺身亡。然而，世紀末因為有許多領袖被暗殺，包括1901年美國總統麥金來遇刺，因此大家對薩拉耶佛事件警覺不大。這件奧匈帝國皇太子費迪南大公夫婦在塞拉耶佛視察時，被塞爾維亞青年槍殺的事件，就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奧地利史家Christopher Clark用「夢遊者」形容1914年的這些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就像一群夢遊者，懸著一顆心，卻又視而不見，沒有一個人睜開眼看看未來的世界就在他們手上走向災難。
從1914年6月28日塞拉耶佛事件爆發後到8月4日英國宣戰，當中經過的一個月究竟發了什麼事情？這一個月內軍隊不可能被完全動員，應該是在這之前就有跡可循，戰爭總要有事先準備，在世紀末時這些國家就有軍事的準備，也就是十九世紀末，大家對於均勢(Balance of Powers)已經不放心，必須透過結盟來自保，所以隨時都在準備戰爭。在7月28日戰爭爆發後，很多士兵以為能在聖誕節前結束，當時歐洲也很久沒有大型的戰爭，很多人民因為愛國心或是責任感的驅使去從軍。一次大戰不僅是海陸軍的動員，同時也是工業化和科技實力的總體作戰，而這次大戰的殘酷在於壕溝戰、毒氣戰、坦克戰，也是無線電第一次被投入戰爭，無線電的通訊是非常重要，鐵絲網也是阻擋敵方軍隊的方式，很多士兵的屍體掛在鐵絲網上，是非常殘酷的事情。這個戰爭不僅沒有在聖誕節前結束，反而在1916年7月，英法聯軍在法國北方的索姆河發動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這是一戰中最慘烈的陣地戰，雙方傷亡共約 120萬人，英軍在這場戰爭裡首次使用坦克，但戰事仍未有重大突破，並持續至該年11月，西線戰事仍持續僵持。直至1918年11月西線上的戰鬥雖然停止了，但在東歐以及其他地方戰爭仍然未曾稍歇，而且在俄國內戰中白軍和紅軍的戰鬥甚至更為猛烈。俄國在一戰期間發生大革命；結果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是世界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影響到整個二十世紀。
打破愛國神話，從士兵、個人與家庭的遭遇看待歷史
我們當今反省多元史觀的必要性，打破愛國神話，從士兵、個人與家庭的遭遇看待歷史。一戰後對於戰敗國懲罰式、報復性的和約，凱恩斯在其著作《和平的經濟後果》中說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意即將戰勝了德國的法國比喻為布匿克戰役中戰勝了迦太基並將其徹底摧毀的古羅馬帝國。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的名著《戰爭的悲憫──解說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I, 1998)，認為一戰勝利國付出的代價遠超過他們獲得的所有利益，這代價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為所到的大多數利益高興。這場戰爭奪去九百萬人的性命，等於在6,580萬參加戰爭的人當中，每八個人就超過一人死亡。在四年多的機械式屠宰行動中，平均每天有6,046人被殺死，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因戰爭而殘廢者，以德國為例，在戰爭中服役過的一千三百萬人當中，有多達兩百七十萬人因為傷勢而成為殘障，其中八十萬人領取殘障津貼。現今很多人研究戰爭創傷症候群，對內心創傷史的研究，如遺族、父母、配偶、手足和朋友們。戰爭讓人心靈扭曲，婦女成為敵對雙方士兵洩憤的對象，婦女被強暴的事情太多了，同時也產生了很多戰爭孤兒。最後是誰贏得了和平？沒有任何人、戰勝戰敗都在地獄底層走上幾步，大家都是輸家，最後還是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是令人憐憫的(pitious)，但同時也是一個遺憾(pity)。這不折不扣是當代史最大的錯誤。
特別要談的是一戰對中國的影響，香港大學徐國琦(Xu Guoqi)的兩本代表作《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有中文譯本)。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中國人視為「歐戰」，亦即這是發生於歐洲戰場的戰爭，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然而，這場「歐戰」卻和近代中國的命運綁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等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進中國都和一次大戰息息相關。《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這本書貫穿一次大戰的戰局，包含最上層次的歐戰局勢、各國軍事外交(含中國對歐戰的反應)，其次則為東西文明的交會，最內部一層則華工個人的情感、遭遇和傳奇故事。過去的研究一戰華工究竟有多少人有不同說法，有32萬、20萬、17萬人，莫衷一是。徐教授是第一位提出有14萬華工遠赴歐戰。這個數據目前被所有後來的研究引用。徐教授接著有《亞洲與大戰》(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2017.)推薦同學們找來讀。還有一部外國人拍中國華工的紀錄片，是海倫‧菲茨威廉姆（Helen Fitzwilliam）導演的《西線上的中國》，講述中國的十四萬華工如何在戰場上生存，並為歐洲人效力的故事。同學也可以參考我在《人社東華》〈一次大戰百年祭──兼談西線戰場的華工〉 , 《人社東華》電子季刊，第三期， 2014年09月。
有人說二戰是一戰的延續，所謂「三十年戰爭論」，因為一戰後的和平不是徹底的和平，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的成立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和平，以致埋下了二戰的毀滅種子。此處無法細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法等國家充滿姑息主義的言論。1938年，英、法、義、德國召開慕尼黑會議，在會中罔顧捷克的反對，允許納粹吞併捷克蘇臺德區，藉以換取和平的保證。然而，不到半年，希特勒就毀約吞併了捷克。法國總理達拉第(Daladier)慕尼黑會議後，羞愧喃喃自道「真是瘋了」，準備回國接受法國人民的噓聲。結果巴黎人反而很興奮，用姑息換取和平是再輕鬆不過的事情。1937年到1940年任英國首相。張伯倫從納粹德國回到英國後，宣稱已經從希特勒手上「帶來榮譽與和平」，無奈世人到後來方才醒悟，張伯倫手上的《慕尼黑協定》，純為廢紙一張。二戰結束後，德國誠心悔罪，日本不願認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兩個國家對大戰的看法為何存在鴻溝？彼此的集體記憶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嗎？又或是根植於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日本是儒教「恥文化」，德國則是基督教「罪文化」？國際著名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全程參與戰後紐倫堡大審，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像希特勒這樣的血腥獨夫。這本《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在1963年出版。即使經過這麼多年，這本書依然是理解猶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漢娜鄂蘭的兩個記錄片都有中文版，同學可以找看看。(「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和「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 」。日本因廣島和長崎被美軍投下兩顆原子彈的浩劫，既是戰爭的侵略者，同時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種複雜情緒使得右翼人士刻意規避日本的戰爭罪行。加上日本民族不認同自己是亞洲的一部份，甚或是高於所有其他的亞洲人，使日本無法澈底檢視其侵略朝鮮、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行為。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和戰爭記憶也是很重要的。這些議題，請同學參考《人社東華》子季刊第六期和第七期有關「二戰結束70週年專刊」。這專輯有好幾位學者從德國、英國、日本和不同國家的視野對二戰的集體瘋狂史提出深刻的見解。
中國的第二次大戰──「同僵尸結盟」或「被遺忘的盟邦」
關於中國與二戰的關係，從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美國對日本宣戰，由此開啟了太平洋戰區的中美合作關係，也是中國與全球性的第二次大戰發生聯結，在這之前是中國獨立抵抗日本侵略的艱苦戰爭。過去西方學界普遍認為蔣介石是軟弱的，國民黨軍隊是無組織的，美國的參戰保證了同盟國的最後勝利，因此國民黨政府準備坐待勝利；美國人全神貫注於打敗法西斯，使得他們忽略了在中國革命中增長的分裂，甚至蔣介石似乎越來越把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當作他的權力的主要威脅。史迪威對蔣介石軍隊的態度，如同一次大戰時期德國將軍鲁登道夫(Erich Luddendorf)對奧地利戰鬥力的經典論斷相似：「我們是同僵尸結盟」(We are allied to a corpse)。英國學者拉納米特(Rona Mitter)《被遺忘的盟邦──中國的第二次大戰，1937-1945》(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認為西方學界過去沒有承認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雖然他的觀點上和台灣學界長期以來認知並無太大的差異，但放在英文出版品中，這本書則是近來極少數以中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主體，將中國戰場的故事和事件置於全球視野，不僅是政府層次的抗日戰爭，而是全民的抗日，並將歐洲戰場和中國戰場做同一時空的比對和交叉論述。全書分成四部：邁向戰爭、災難(南京大屠殺、難民、無底未知的戰事、邁向珍珠港等議題)、獨立抗戰和致命的盟邦( Poisoned Alliance)。我們希望同學將二戰中各國的城市轟作、人民被集體屠殺或種族滅絕的事情放在人類的共同悲劇和磨難，以同理心來看待不同國家所面對的巨大創傷。
談完二次世界大戰，回到「和平」的議題。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都是在非預測中發生的。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正面臨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義的挑戰。這世界愈來愈需要以超越國家的解決方案來解決跨國或跨民族的難題，但卻找不到任何全球性的權威組織有能力做出政策決定，遑論將這些政策付之實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加期待非政府和人民在國際關係中更自覺地體認到和平力量，能以交替的身份和包容理解，來看待這個不確定的時代。這才是我們看待戰爭史的終極關懷。 (演講結束)
作者介紹
吳翎君，台灣花蓮人。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專業為十九世紀到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史。曾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系訪問學者、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學者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著有：《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書局，2003年，《晚清中國朝野對美國的認識》（ 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簡體版，2014年1月）等學術專書及相關學術論文十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