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宏(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志學與記哈的對話
記得剛來東華大學任教時，知道它位處志學，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驚喜，每次教授「論孟」課，講授「吾十又五而志於學」章，這樣的偶然與巧合讓我不得不藉題發揮，告訴學子們孔夫子十五歲便立下一生奮鬥的目標，而天底下成就一番大事業的英雄聖賢豪傑，無不在其年輕之際，就秉此壯志豪情，進而全力以赴，精彩過一生，面對這群擁有璀璨青春的十八、九歲大學生們，我總會把這兩個志學的微妙關係說成類似宗教與神話的啟示般，提醒他們何等有幸可以來到「志學村」的東華大學受教，藉此感發志意，激揚學子們「我現在要出征」的熱情，以莫負老天爺冥冥中的安排！那是三十初頭的我，總愛談笑說道，並以為位處偏鄉的花蓮與東華，未來也不無變成世界中心的可能。
幾年後東華編輯採訪社發行「記哈客」校園報，由於記哈取名頗為特殊，不禁引起我的關注，探其來龍去脈，才知曉「記哈」與「志學」都是從在地阿美族語轉音而來，乃指稱一種在地盛產的植物「志哈克樹」，即今之杜虹花，本以為在古典文化經典中，居然會出現與存在地相互對應的字眼，原來那僅是陌生於故鄉事所造成的美麗附會罷了！這樣的發現讓矢志返鄉服務的我，開始帶著一顆懺悔反省的心，將熱情轉向在地文化，由是不論從日治歷史到未來想像，或探訪縱谷的人文足跡，或聆聽東海岸的文化濤聲，故鄉的文化活動，後山的人物風情，這種有如對母體的依戀情愫，不時召喚那曾經在外讀書服役十四年的飄泊生命，安頓下來扮演起後山人文知識的傳播者，並引領每位東華子弟或來訪學者，都能戀戀花蓮，幾年下來的深耕勤耘，花蓮文化已成為我學術專業之外的祕密花園，而啟動我勠力於此的因緣，竟是那從「志學出發」到「發現記哈」的轉化歷程。
國民政府遷台立足，以捍衛中國文化自居，繼而本土文化的民意高漲，台灣主體意識抬頭，回眸自己的成長歲月，正先後歷經這兩股力量的洗禮，中國文化的浩瀚博大，洄瀾的山海自然，每能壯闊我的胸懷與視野，在台大走一趟中國文化的探訪之旅，是多麼地豐燦有味！回歸故鄉後，尋繹紮根有聲的在地風情，又是多麼地樸質真切！正是透過「志學與記哈」之語言符碼的對話，使我在台灣統獨政治立場爭鋒相對之際，得以避免掉入大中國意識或偏狹之地域主義的框架，進而在紛擾萬變的人世中，找到不斷對話以安身立命的方向。
東華大學一百學年度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楊維邦副校長於臨時動議之際，透過校園地圖的確認，提醒大家「以後書寫東華大學的地址，當簡化為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不必再標上『志學村』了，以免家長都以為我們位處窮鄉僻壤，不讓孩子到東華大學就讀」。遭逢台灣北中南三區高鐵整合為一，以及少子化之趨勢下的嚴厲挑戰，我面對這「去掉志學村名」的行銷策略，頓時錯愕到無言以對，腦裡卻不時翻轉出從孔子志學到在地記哈的片斷記憶，那講起孔子志學時的雄心壯志，那娓娓道來記哈客的萬種鄉情，不知自己失落的是：終當面對邊陲偏鄉的現實？還是那難以追回的年輕夢幻？
二、與宿儒駱香林相遇始末
說起和香林先生的相遇，又豈是「奇緣」二字所能道盡！
1997年我剛從台大中文所取得博士學位，決定返回家鄉花蓮於東華大學中文系任教，暑假期間某夜我已沉睡多時，卻被陳黎老師的一通電話吵醒，昏睡的耳際間第一次傳來「駱香林」三個陌生的字，「如果你能接下這分撰寫的工作，我覺得很有『傳承』的意義」，沒想到自己竟在陳黎老師曉以大義的催眠下，糊裡糊塗地答應了撰寫有關駱香林的學術論文，就這樣與花蓮宿儒駱老結了緣。
進入洄瀾瑰寶駱香林的語言世界，才使我憶起自己就讀花崗國中之際，當時造成縣民聚集街頭以送行的辭世者，正是花蓮宿儒駱香林先生，由是我開始潛心埋首閱讀他的作品，真切感受到他人格的風範與博大精深的學養。首先在第一屆「發現花蓮文學」研討會，我發表〈洄瀾雙文的巡訪──談駱香林與王彥的詩〉一文，注意到駱香林以俚歌記錄其所觀感知聞的時代，乃承國風、杜甫、元、白關心時政、民風與世情的精神而來；兩年後我又在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發表〈重見江山麗，再使風俗淳──駱香林《題詠花蓮風物》初探〉一文，開始關注這一位多才多藝的生活藝術家，如何縱情於山水、俯仰於詩文以引領洄瀾文風的精彩，隨即與洄瀾文教基金會展開合作，推動「尋找花蓮人物典範」的一系列活動。
在傾心於駱香林詩文畫的過程中，我始終難以忘懷1999年的愚人節（四月一日），那是生命中值得留戀的日子。當天我與洄瀾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林琚環老師及撰寫《自然花蓮》的環保專家廖美菊老師同行，一同在花東縱谷展開環保工作的田野調查。記得車子在台九線直駛，至豐田處轉入精鍾商專（現台灣觀光學院），隨即依傍著山前進至二號橋，再循一條迂迴斜坡的水泥路向山逐步而上，我們沿路觀覽著防治山洪的諸多措施，如防沙壩、河床整治、景觀規劃等，眼見那無情的怪手頻頻地向沈默的山掘挖，殘留下一片人為揮霍的現場，最是令人心痛感傷，如果人類尚不能自制，山終將以最深怨的怒吼來回報人類，駱老「以取不以養，幾何不絕滅」（〈地下資源〉）不正也是此意嗎？
豐田觀覽後，我們將朝光復探訪，繼續另一地方的田野調查工作，因此本當從原路返回台九線，卻突然隨興所至依傍著山沿著山路小徑駛前，來到有幾棟舊宅住戶點綴，看來當是個沒落的小村舍，此時大家都感到口乾舌躁，於是留心尋覓商店以便購買飲料解渴，終於在這頗為荒涼安靜的村落找到一間雜貨店，大家在林老師的提議下，下車抒解筋骨，走入這家舊店，眼見是一對老夫婦，守護著這間十分老舊，雜貨陳置略顯零亂而存貨似乎不多的店面，但那位看來應有七、八十來幾的老太太，神情十分和熙慈祥，大不像一般長期量斤計兩的目光，古樸中有種定靜的感覺。飲料爽口宜人，置身於店內陰涼處，林老師和我們遂與老太太話起家常來：
「這個村莊好安靜，是不是很多人都搬走了？」
「這裡是舊的溪口村，自從鐵路改道後，也就逐漸沒落了」
老太太講起話來親切委婉，但這物換星移的一席話卻使這座沒落的小村點染了一分古意與悲涼。
「那你的孩子們也都到外地去發展囉！」
林老師張望四處的簡陋，關心的問著。
「一個在教書，一個在賣花。」
老太太悠閒地答著，但這樣的答覆令我們心生好奇，尤其是林老師為了駱香林攝影展活動不時與香林先生的孫輩們（一個在教書，一個在賣花）商議周旋，因此他突然福至心靈：
「難道你就是駱香林先生的養女？」
「是啊！香林先生的墓就在這附近。」
這樣的不期而遇帶給我們太多的錯愕與驚喜，也許真的是老天爺在愚人節開的玩笑吧！（香林先生也寫過一首〈愚人節〉的俚歌）讓我們一時措手不及，竟能與香林先生的養女在此巧遇，而得知了香林先生的墓所。因為還有光復處的田野調查（當天走訪的大興瀑布與大興社區，半年後即慘遭桃芝颱風土石流的吞噬）尚須進行，因此我和林老師決定下次再帶鮮花素果專程來駱老的墓前上香。
告別了駱老的養女與舊店，我懷著莫名的感激與無法言說的滋味奔馳在台九線上，午後的陽光與雲朵交會於藍天，也相映於蜿蜒的綠水，真不知還有多少不期而遇的機緣閃爍在未來的路上。
三、無法刊登的社論
從2009.11開始，我接受謝立德社長的邀請，每月為更生日報的社論執筆（不記名），撰寫有關花蓮文化、教育的現象及問題，這在地文化觀察員的角色遂成為我每個月的重要功課。在前後大約兩年的撰稿時間，我不時關注這一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教育、藝術與文化之生態現象及事件始末，如今重新流覽這二十多篇的社論文稿，它積澱著我書寫洄瀾事的歷史印記，字裡行間亦不時閃爍著我心田深處所勾勒的文化大夢，當時從未思及自己的論述意見代表的正是報社立場，直到我撰寫了一篇不能刊載的社論〈當政治無所不在時，文化何去何從？〉我才驚覺過往的合作無間只是偶然，相安無事也只是碰巧，媒體與花蓮主事者的密切關係，又豈是我這個局外人所能駕馭？雖然始終感念這塊可以發聲的園地，但如此悖離知識分子的角色，也注定了我必須選擇退場的命運，藉此仍希望能留下這一篇無法刊載的社論，因為它銘記著我對這一塊土地，在文化的永續經營上如何可大可久的期待。
「數年前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蒞臨台灣，除了在最高學府─臺灣大學進行一場演講之外，也受邀至東華大學展開一整天的演講、座談與戲劇展演，當時媒體的報導依舊是臺北觀點，因此他在東華大學從早到晚的精彩活動卻未能展現在全國新聞的版面上，使他來臺的行踪形同消失一天般，但這種屈居於媒體邊緣與新聞弱勢的現象，近來似乎有所轉圜，尤其是十一月十五日聖彼得堡愛樂管絃樂團在花蓮的展演，更登上大報的頭版，成為眾所矚目的頭條新聞，並標出樂活花蓮夜，星空音樂會，成功地傳達出花蓮人可以免費欣賞國際級音樂演出的福氣。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藝文竟然可以成為花蓮的亮點，受到主事者的青睞，可否象徵著花蓮的藝文不再是冷門的玩意？眼看花蓮民眾也跟著起舞捧場，三萬多市民都擠進樂活園區，為了品味這場免費的國際級音樂宴饗，他們穿著雨衣在人山人海的現場熱鬧聆樂，由於天公不作美使整個演出時間必須縮短一半，在風雨中管絃樂聲的效果也大打折扣，網路上不時傳來敗興而歸與糟蹋藝術的惡評，但次日花蓮人樂瘋了的報導仍佔上不少版面，可見縣府相當積極地張羅藝文性的節目，以類似十四天十四夜夏戀嘉年華的模式，試圖將原本屬於音樂人的活動，加入煙火的表演，炒熱成規模可觀的全民運動，使向來僅為地方版報導的花蓮藝文訊息，得以攻佔新聞媒體的頭版，成為花蓮人幸福的表徵，並成功地達到讓全世界看見花蓮的訴求，然地方政府願意以巨資投入藝文，是宣示藝文的春天提早到來？還是政治的巧手已無孔不入，試圖穿透藝文的土壤以拓植出政績的花朵來獲取選民的支持？這都值得我們深思警惕。
觀光局與文建會可否要因應目前旅遊的熱潮與時代新趨勢整合成觀光文化部一直是備受討論的熱門議題，反對者未必無視於整合的好處，但始終擔心整合後觀光的優勢若駕馭甚至取代文化，原本屬於文化的深層耕耘便無法延續，是以近來花蓮縣府新團隊，雖然在藝文活動的展演與宣傳上積極出招，但仍是立足在以觀光領導文化的考量，存在著以看熱鬧、辦造勢場的心態在經營文化，甚至已從庶民文化延伸至菁英文化，令人憂心的是這些藝文活動的贊助者或支持者，若非真心於藝文的推廣，耗資引進的藝文活動終究僅會如曇花一現般，無法真正落實紮根，畢竟文化素養的培育必須長期的積累灌溉，它的提昇每每在潛移默化之間，而非熱鬧一場便能一蹴可及。
政治是眾人之事，文化亦是眾人之事，因此文化未必能完全自外於政治，甚至文化有時也必須透過政治的力量才能發揮其妙用，然充斥著選舉訴求的政治，令文化被短線操作與廉價消費，使我們逐漸看不到文化動人的真實面目，進而捨本逐末，把文化當作一種達臻政治目的的手段與工具，而當政治無所不在時，文化動人的力量便逐漸被消耗了。數年前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蒞臨東華，雖未登上媒體新聞，但他也坦言停留在花蓮的一天最令他難忘，而東華人社院的師生於整天的文學展演活動中尤受益良多。相較起來，聖彼得堡愛樂管絃樂團的來訪，雖然受到傳播媒體大篇幅的報導，但不知這些音樂表演者，他們認真展演於風雨之中，卻在煙火秀下草草收場，被尊重的感覺從何而來？依此看來，觀光與文化未嘗不能攜手並進，菁英文化與庶民文化也非涇渭分明，在這個媒體掛帥的時代，使文化的訊息得以推廣傳播或許不可或缺，但讓現場發生真正的感動與溫暖，才是文化生根立本、永續經營之道。
因此由衷期待主事者以藝文推廣觀光之餘，也能用心經營平實而不奪人眼目的文化紮根工作，並儘可能讓藝文活動回歸其專業本色，以免使一群深恐文化被染指、藝術被利用的藝文人士一一出走，若推廣藝文的苦心最後竟演變成藝文的浩刼與殺手，豈不哀哉！」
四、穿不過蚯蚓的記憶
2011年花蓮的鐵道文化園區以「東鐵．啟程」之主題揭開百年特展的系列活動，從1909年成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至1988年裁撤為止，縱橫79年的風光歲月後終於走進歷史，我們在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見證到百年來鐵道文化的歷史記錄，展場上陳列的都是老照片、舊物件，洋溢著濃濃的懷舊之情，老花蓮人流連其間，都不禁緬懷起那段在中山路尾上下火車的歲月，它代表花蓮人近一個世紀來的共同回憶，這印著歷史斑痕的日式建築、婆娑參差的老樹與英挺依舊的蔣公銅像，在光影交疊下使人有如轉進時光隧道般，處處洋溢著「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的詩情與畫意。
台灣歷經經濟起飛的躍進之後，不僅自然被破壞了，人心也變了，我們終於在山河受創、主體隕落的失衡點上重新整裝啟航，原來船隻可以奔馳於浩瀚的大海，也能停駐於溫柔的港灣，如今串起「經濟走廊」的京滬高鐵，已正式開通運營，正是大陸急速開發以追求便捷財富繁榮的里程碑，反觀台灣則漸從文明的高度開發與經濟奇蹟的迷思中走出，由是這鐵道舊址的閒置廢棄「空間」，才能以重循歷史脈絡的方式，成為滿載歷史感與文化力的「地方」。
我坐在阿之寶文創館的三樓，眺望這一大片瀕臨太平洋海域的舊市區，召喚我最深記憶的是小學時位居花蓮舊火車站後的廣東街，有一位家開木材工廠的小學同學，當時大家年紀小，同學小主人邀請班上幾位男同學到他家後一大片養木頭的池塘釣魚，小主人帶著一桶蚯蚓，並發給每個人魚鉤，大家便開始抓起蚯蚓穿過魚鉤作成魚餌，盡情地釣起魚來了。
我向來手拙，好不容易抓起那仍蠕動不已的蚯蚓，多次試著，卻始終無法將蚯蚓穿過魚鉤做成魚餌，熱心的小主人在旁，以為是蚯蚓太滑了，讓我抓不著，才無法使力，還特別慢慢示範一次給我看，輪到我自個兒操作，凝視那依舊蠕動的蚯蚓，抓取不難，但我仍無法將牠的身體穿過那冰冷的鐵鉤，周圍其他男同學都不禁笑了起來，直嚷著沒見過男生這麼膽小的，這一波波同儕們的嘲笑聲，迫使我繼續努力地試著，小主人還安慰我說「第一次總是難的，只要勇敢地穿過去，你就會發現一切都ok沒事」。
我一手抓著蚯蚓，一手拿著魚鉤，多次讓彼此碰觸，還試著找尋蚯蚓可否有比較不會痛的地方，讓我可以有使力的位置，而那不斷收縮舒張的蚯蚓，卻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敗陣下來，最後是小主人做成魚餌給我，化解我當場的尷尬，但在我心頭，仍埋下難以釋懷的挫折感，總覺得一定是自己少根筋，才會做不出魚餌，成為大家的笑柄。
這兒時一手蚯蚓，一手魚鉤的記憶影像，仍不時出現在我孤僻不安的年少歲月裡，多少不解的輾轉反側，讓我始終與他人有著格格不入的距離，即使在逐漸社會化的成長過程中，依舊躲藏著那股敏銳的悸動。如今滄海桑田，花蓮廣東街木材行的池塘，早已蛻變成叫賣聲此起彼落的重慶市場，聽說那兒的地價增值不少，未來的發展更是願景可期。
我站在人潮來往絡繹不絕的市集，原本深埋在記憶中那一場童年穿不過蚯蚓的記憶，竟穿過了成長的失落與不適的陰影，在歲月的洗滌下逐漸清晰，我終於在熟悉的兒時身影中發現，原來那無法用鉤子穿過正在蠕動的蚯蚓者，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同體之心與惻隱之情，中國思想史上孔子談安心、孟子論心性、大學講明德、中庸說中與誠、程朱之理與性、象山之本心、陽明之良知，蕺山之意…這有如波瀾壯闊的滾滾思潮不斷湧來，頓時心中豁然開朗，整個宇宙天地也為之明亮遼闊了起來，使置身在重慶市場的我不再有人擠人的侷促與喧鬧不安的紛擾。
這撥雲見日般的回眸，不僅是會心於聖哲的慰藉，那股發現的力道更督促我釋下塵心俗念的糾纏，獨自續航於天光與心海交會的港灣，並昂首矢志在探訪人類本心初衷的路上，以莫負上蒼對我如此溫柔的眷顧。
五、吹動縱谷蔗林的風
兩年前審查花蓮文化局「五種觀看花蓮的方式系列叢書」，注意到赫恪的大作《甘蔗的名字》，他把原本在地的古早味，化身為文史哲知識的探照燈，面對這一本在地書寫的奇葩，我回饋以〈吹動縱谷蔗林的風〉的序文，透過三把鑰匙，引領讀者一起遨遊以甘蔗通往知識殿堂的祕徑，此書的甘蔗，已如海納百川般吸收各種文化的元素，赫恪將原本屬於村落史的地誌翻騰出生命史與童年史的圖像，並側寫宗教史與殖民史的身影，進而使緣起於福村與祿村的在地情懷，轉化成探索人類在政治、文化與宗教銘刻下的斑斑歷史印痕。
如果僅從甘蔗知識癖的角度來理解赫恪的創作活動終究是不足的，因為他的書寫意在訴求某種社會實踐的行動力，故不時流露對低下階級的悲憫、弱勢民眾的同情，乃至於強權體制之抵抗與不滿，這股反省與批判的力道正是他不惜以小搏大的論述基調與價值訴求，可見以甘蔗起興，所重不只是尋訪過去的美好點滴或傷痕記憶，而是將此情愫化作關懷土地與社會實踐的行動力。目前科技部所推動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正是在落實這樣的理念，而東華大學也在吳茂崑校長、黃宣衛院長的領導下，在此整合型計劃中扮演起旋乾轉坤的關鍵性角色。
遙想七年前我在中研院文哲所擔任訪問學人，當時「莊子法語工作坊」方興未艾，而台大高研院的東亞文明研究，正努力開拓儒家的東亞區域性研究，研究休假期間，我有幸參與他們的團隊，初嚐跨文化與跨區域的知識興味，然歸隊東華後，由於擔任多項行政職，又開始掉入在地庶務的無底漩渦，最後只好成為兩個研究群脫隊的一員。近年來幾經波折，我選擇走出在地關懷的沉溺與罩門，再一次向自己的過去揮別，重返目前學界這兩塊卓然有成的學術園地，赫然發現即使是《論語》「吾十又五而志於學」章，也都曾在日、韓、越等東亞地域，留下值得探索的詮釋身影，於是帶著驚異又慚愧的心，我再度駛入歷史的縱深，並迎向多元的他者，讓自我探向更深更廣的知識視野。
今年暑假，一位年過七十的邱于霖老師來電，她說被我一篇序文〈吹動縱谷蔗林的風〉感動了，希望和我素面相見，交談後才得知兩年多前她來東華大學通識中心教授「生活美學」與「社區服務與學習」的課程，由於家居台中，每週必須兩地奔波，但她非常珍惜為偏鄉地區貢獻心力，發揮所長的善緣，兩年下來她親證花蓮的土地會黏人的魅力，決定遷居花蓮，常住於斯，並擴大自己社會關懷的範圍，從壽豐客庄的九香傳奇到光復糖廠的風華再現，一個愛上花蓮的移居長者，不斷和我談起她期待在洄瀾築夢的願景，可惜遭逢東華大學新的課程政策，即終結校外兼任老師以降低全校授課成本的作法，於是她不再有機會開設東華的通識課程，令人十分惋惜，為了延續邱老師的在地善緣與熱情，我親自探訪她在光復所承辦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的社區教室，聆聽糖廠諸多退休員工點滴的昨日記憶，並協助她連結東華大學的相關老師及課程，希望能透過大家的力量，一起圓成她來此深耕文創、關懷社區的夢想。
原來這場志學與記哈的對話，不曾止息，我仍在縱谷的某端輾轉提鋤，等待風起。
作者介紹
吳冠宏，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畢業後任教於東華大學中文系迄今，目前為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東華漢學主編，台灣中文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專業為儒道思想、魏晉文化，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學人、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人，著有《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綰合及詮釋進路》、《少年孟子》、《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等專著及數十篇期刊論文，主持過國科會（後改為科技部）中文學門十餘件計畫案。
土生土長的花蓮人，曾撰寫花蓮文化政策白皮書，主持過文建會花蓮文化生活圈規畫案，協助花蓮文化局籌備承辦第三屆、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及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花蓮學研討會，曾主編《紮根有聲─東華中文系十週年系史》、《斯土與斯文》、《後山人文》、《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屆花蓮學研討會論文集》諸書，協助編輯花蓮宿儒陳贊昕《菁華書屋詩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