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關鍵詞：人文和社會的詞彙》(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書中，溯源語詞意義的流變，並釐清流變背後的文化政治背景與社會心理因素，進而形成一種文藝評論的新修辭。本期關鍵詞「創新」，由田畠真弓副教授及其學生撰寫，透過一個實際的在地案例，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討論社會發展創新模式之可能性。
──編者
田畠真弓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楊惟甯、孫維楨*
一、前言
在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科技一直都被認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泉源。在台灣工業的發展過程，引進科技先進國家的核心技術、科技發展的能力、科技創新、技術學習模式一直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田畠真弓、莊致嘉 2010；Tabata 2013)。尤其是，探討何種國家創新模式和社會文化機制能夠推動與加強科技發展和技術知識生產是台灣政府、企業界以及學術界共同的議題，主要的目的在於突破技術後進國家的成長瓶頸以迅速地趕上工業先進國家的腳步。但過度推動經濟與技術發展中心主義的結果，科技與社會之間的對話與互補關係往往被忽略，政府與企業僅模仿先進工業國家的科技發展藍圖與遠景，卻很少思考合乎台灣社會與文化特性的由台灣主導科技發展策略。本文思考花蓮有機農業技術創新之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以下簡稱ANT)分析的初步架構，嘗試探討台灣從「技術後進」轉變為「技術選擇與推廣」國家的可能性。
二、溝通的崩潰：經濟、科技發展與公民社會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我們發現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策略與科技的不斷地演進並不一定會帶來社會的正面發展，例如製造半導體與液晶面板等科技產業排放不少化學汙染物質，生物科技、核能等科技與技術系統設備導致整體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與風險，引發社會大眾的激烈爭議。以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研究與推廣「延伸個案研究法(extended case method)」為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Burawoy 2005:93)認為：「資本主義下，國家與公民社會都臣服於市場之下，而史達林主義或法西斯的國家主義，則是令公民社會與市場，臣服於國家之下」。布若威提出全新的「社會主義」概念指出，「社會主義的概念，應當時令國家與市場皆臣服於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也就是他所為把『社會』的概念還給社會主義的含意」(Burawoy 2005:93)。台灣曾經是典型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為了趕上先進工業國家的技術水準與經濟發展，長期以來公民社會都臣服於國家與市場之下，公民在相當程度下犧牲自己的權益以配合台灣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的「拚經濟」路線。但在拼命追求經濟發展以試圖擺脫後進國家瓶頸的過程之中，將近二十年勞工的基本薪資無法提升甚至下降，高科技、金融投資以及不動產產業雖然迅速地發展，但受生產外移與專業技術人才外流以及電腦工作處理平台的發展使得無技術人力(unskilled labor)的需求增加等影響，資本密集型產業（高科技產業、金融以及不動產產業等服務業）與勞力密集產業（傳統產業、餐飲以及便利商店、超市與量販店等零售服務業）[1]之間的薪資差距愈來愈擴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10）。
此種不平等的經濟發展不僅在台灣發生，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進展的過程，歐美以及日本也陷入經濟、科技發展與公民社會間溝通的全面性崩潰。陳東升(2012：4)指出，21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帶來如下的負面衝擊，第一個是由於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歐洲債券的問題導致的國際經濟的危機，第二個是社會財富不均，第三個問題是全球就業市場萎縮，最後的衝擊乃是世代間資源分配的不正義。他認為，國家雖然透過採取貨幣、金融、產業、社會福利與安全政策來解決圈子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危機，但到了現在幾乎都無法看到其效果。故此，陳東升強調必須提出「社群治理模式（公民社會參與政治與經濟治理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全球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據他的觀察，在臺灣從公民社會發展出來的大約70個社會經濟組織已經開始運作，採用類似於歐美社會發展的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資本主義以及社會經濟的模式，新竹司馬庫斯的原住民部落、族人組成合作經營的民宿組織、宜蘭白米社區居民組以及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設立的五味屋等都是資本主義的另類方案(陳東升2012：13-16)。
陳東升認為，上述的區域性社會經濟組織是合乎與考量台灣社會與文化特性的由台灣主導社會發展創新模式，也是從台灣獨特的社會、歷史與政治條件而產生的組織網絡關係：
台灣社會發展出面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特定方案，主要是從公民社會開始的各式各樣創新的模式，這是必須要考量台灣獨特的社會、歷史與政治條件。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的社會救濟與抗爭運動蓬勃發展，也帶動公民組成許多非營利組織，以及與在地社會關係密切的社區組織……這些非政府組織形成後，他們彼此也建立了一些組織網絡關係，無論是在資源的支持和協助、參與者連結的建立、創新概念與做法的擴散都透過這樣的網絡進行，社會改革與社會創新要仰賴這樣的基礎。而民主政治建立更深刻的意義在於促進社會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並建立參與的管道，逐漸累積公民發展出治理社區經濟與政治事務的經驗。對於後來社會企業、合作式經濟組織或是自己自足型經濟組織的創設，提供相當重要的社會基礎。(陳東升2012：18)
如陳東升指出，台灣經濟社會組織的區域性群聚是由台灣主導社會發展創新模式的代表性例子。我們正在參與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計畫，以花蓮縣秀姑巒溪羅山有機村的產業群聚發展模式為例，嘗試探討台灣經濟社會組織的技術創新機制。台灣經濟社會組織是由台灣主導社會發展創新模式。那麼，什麼樣的農民（生產者）、消費者與協力單位（政府機關、非營利團體以及相關業者）的人際互動與社會組織網絡內部學習過程，推動羅山有機村的農業技術的創新，成功地拿到全國第一有機村的稱號？在下一節，我們透過ANT的分析架構試圖初步思考有機栽培技術（非人）與農民（人）之間的連結網絡機制如何推動從「技術後進」的框架轉變為「技術選擇與推廣」的過程。
三、從ANT的角度思考有機農業技術的創新機制
ANT是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思考在由認識論層次到本體論層次轉變的交會點中衍生出來的觀點。STS一開始探討科學社群的組織與制度問題，之後分析的重點由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轉移到科技物的客體性、科技活動參與者的主體性以及社會性構成等整合科技研究與對科技社會影響的議題(林文源2012：31)。具體而言，STS認為科學與技術是社會性的活動，因為科學家與工程師等技術人員在科學社群內工作，他們經常為了獲取資源和推廣自己的觀點而彼此展開激烈鬥爭。故此，STS探討的目標乃是在科學家與工程師生產科學與技術知識的場域中，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如何被建構。因為科學與技術知識受生產環境的社會與文化的影響(Sismondo 2007：23-24)。據林文源(2012：36-37)的詮釋，ANT的創始學者Latour認為，在現代性本體論架構，自然科學被認為是使得物建構服從於人類意志的工具，人成為唯一的行動者，這就是主客分離的本體論架構。但他批評此將主體(人、文化)與客體(非人、自然)分開的論述。因為「現代」的思維有如下的兩套完全不同的思考實作，第一套是將自然（非人）與文化（人）結合在一起的「轉換(translation)」。另外一套是讓自然（非人）與文化（人）彼此分開，設定人的區域與非人區域的差別，這就是「純化(purification)」實作(Latour 2012：74-76)。Latour所提倡的ANT認為，在「轉換(translation)」或中介(mediation)的過程將自然（非人）與文化（人）連結在一起，將它們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對於技術的創新而言，如果科學家、工程師與其他行動者（政治決策者、企業家以及金融家等）建立一個穩定的合作網絡，容易開發與推廣新的技術，這就是將科技（非人）與社會（人）整合起來的「混種物網絡」(Latour 2000)[2]。
那麼，我們如何透過ANT探討科技與社會行動者網絡中產生的技術創新？如下的兩個案子提供給我們透過ANT探究技術創新社會建構的實際作業與方法。一個是美國的電氣化過程，在這推廣電氣化的過程中除了「電氣化技術」之外，三位行動者扮演相當關鍵性的角色：愛迪生（發明電氣化技術，發明家－企業家）、英瑟爾（管理電燈和電力公司，管理者－企業家）以及密契爾（以金融手段擴展電氣化系統，金融家－企業家）。這三個人與技術的組織化、建構系統的合作網絡推動美國電氣化的推廣(Hughes 2004)。另外一個技術創新的例子是法國電力公司內的一群工程師在法國推廣電動車的過程。工程師他們考量社會環境而開發電動車的技術，例如他們提出了電動車電池、適於電動車運作的法國社會藍圖等。不僅法國電力公司內的行動者，雷諾汽車公司(Renault)也與電力公司合作投入電動車的研究開發。這就是「工程－社會學」行動者網絡，因為合作網絡中的行動者都希望技術遠景和社會遠景同時實現，工程和社會學是不能分開的(Sismondo 2007：116-117)。
對於「工程－社會學」行動者網絡的觀點而言，位於花蓮縣秀姑巒溪的羅山有機村是相當重要的案例。秀姑巒溪位於台灣東南部，全長約九十公里，從台東縣池上鄰近的北坡地沿花東縱谷北流，由大港口出太平洋，是東台灣三大河川之一。周遭的環境維持相當完整的自然生態系統之外，此流域包括阿美族、平埔族等早期居民以及相繼入住的布農族、閩南、客家、外省等豐富多元的族群居民。此流域的主要產業：六十石金針山、羅山有機村、銀川米、東豐米、富麗米、以及秀姑巒溪泛舟等農產品與觀光遊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於2002年起在羅山村進行有機村可行性之調查評估，開始推動將該村轉變為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的規劃，與農業委員會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合作，成立了「羅山有機村推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網頁）。令人相當震驚的是，呼應區域政府的支援，村民全體決定放棄傳統農法，選擇有機農法。什麼樣的區域社會環境與文化觀念推動村民放棄傳統農法，讓他們選擇有機農法？目前而言，羅山有機村無論在生態體驗有機村（觀光業）或高級有機米的生產（農業）等皆相當順利，有機米成功地出口到日本市場。我們認為，羅山有機村選擇新的技術（有機農法），由村民全體自主的推動與推廣有機產業的技術創新就是台灣經濟社會組織從「技術後進」轉變為「技術選擇與推廣」的過程。透過ANT探討包括政府、農民、消費者以及技術等行動者的網絡關係，我們能夠深入地分析此行動者網絡與花蓮縣秀姑巒溪社會環境以及居民文化等因素如何推廣有機村的概念。
四、小結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台灣透過「後進國優勢」迅速地學習科技先進國家的核心技術，提升產業的競爭力以推動台灣的經濟發展。但過度投入於科技與經濟發展中心主義，結果導致經濟、科技發展與公民社會間溝通的全面性崩潰，高科技產業排放的化學汙染、生物科技、核能、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勞工基本薪資無法提升等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與風險引發社會大眾的激烈爭議與憤怒。忽略社會環境與文化因素的「現代化」只能夠帶給我們不平等、被扭曲的發展，故此我們需要把社會的因素帶回來重新面對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議題，亦即如STS論述所主張，將科技與社會整合起來的「工程－社會學」的思維讓我們擺脫科技與經濟發展中心主義的框架。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從台灣獨特的社會、歷史與政治條件而產生的區域性社會經濟組織陸陸續續地發展，逐漸地建立由台灣主導社會發展創新模式。花蓮縣秀姑巒溪的羅山有機村是全國第一有機村，也是台灣代表性的區域性社會經濟組織網絡。在執行「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計畫的過程，我們透過ANT試圖探討在政府、農民、消費者以及技術等行動者的網絡關係羅山有機村如何選擇新技術（有機農法）而推廣以「生產、生活、生態」為三生一體的有機社區運作。
附記：本文感謝第二作者楊惟甯（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寶貴的建議與修改中文修辭，也很感謝第三作者孫維楨（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大學部學生）對科技與社會、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與看法，若有錯誤為第一作者責任。馬津（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中國大陸交換生，蘭州大學社會學系大學部學生）對於本文關於台灣國內薪資水準與產業結構的問題提供寶貴的資料分析結果與看法，僅此致謝。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聯絡方式：mayumi@mail.mail.ndhu.edu.tw。第一作者為日本籍社會學家，於大學時期認識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因而開始學習中文。期間對東亞資本主義與全球生產鏈(Global Supply Chain)的發展產生濃厚的興趣，便於移居台灣後，在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念書時至今仍持續進行台灣高科技產業學習技術與創新的社會機制研究。楊惟甯係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第一作者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助理。孫維楨係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大學部學生、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計畫助理。
參考文獻
1. Burawoy, Michael著、林宗弘等譯(2005)，《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
2. Hughes, Thomas(2004)，《美國的電氣化過程》，見吳嘉苓、傅大偉、雷祥麟主編 《STS讀本Ⅰ一科技渴望社會》，頁19-76，台北：群學。
3. 林文源(2012) 導讀、見Latour, Bruno著、余曉嵐等譯《我們從未現代過》。頁3-24，台北：群學。
4. 陳東升(2012)《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の危機と東アジア：台湾と日本の経験から》（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與東亞的解決方案：台灣與日本的經驗），見郭洋春編《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東亞資本主義）頁3-24，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5. 田畠真弓、莊致嘉(2010)，〈引進技術過程和發展：比較台灣與日本液晶顯示器產業〉，《台灣社會學》，20：145-188。
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0) 職類別受僱員工人數及薪資。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站：http://www.cla.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4bfde693:77a6&theme=
7. Latour, Bruno(2000)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Pp. 41-54 in Work and Society: a Reader, edited by Keith Gri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8. Latour, Bruno著、余曉嵐等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
9. Sismondo, Sergio著、林宗德譯(2007)《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台北：群學。
10. Tabata, Mayumi(田畠真弓)(2012) ,The Absorption of Japanese Engineers into Taiwan’s TFT-LCD Industry: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Talent Diffusion. Asian Survey 52(3): 571-594.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網站：http://web.hdais.gov.tw/10/10_1/01.html
[1] 有關於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力之間的關係，請參考清水政信(2010)産業構造変化と経済成長 : 産業間資源再配分の労働生産性上昇効果に関する実証分析。東京：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 據林文源（2012）的詮釋，ANT帶進來「網絡」的概念而挑戰社會個體與結構的二元本體論架構，二元本體論架構；「社會結構被視為是一種不能被化約為微觀互動的巨觀面向，因此呈現不受個別個體行動影響的相對穩定狀態。此外，社會結構也是一種社會客體，因為它不能被化約為個體心理或生理構成的互動後結果。在此構想中，社會的存在預設了不可相互化約的社會個體與結構的二元本體論架構」。（林文源2012：38）但ANT認為，位於網絡中的主體是與客體同樣的網絡中行動者，主客體之間的差異即消失，「構成互為主體性的互為客體性(inter objectivity)」。(林文源2012：38)(Tabata Mayu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