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 玉山學者、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顏崑陽教授是前輩學者中近年產量最豐富的一位。先是 2016 年接連出版《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436 頁）、《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560 頁），2017 年發表《詩比興系論》（408 頁），2020 年寫成《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504 頁），現在又為中文學界貢獻新著《中國詩用學：中國社會文化行為詩學》。崑陽教授善於製題，讀者尚未翻開各本厚實沉重的鉅製的卷頁，從書名已可以領悟內容的豐盛與撰著的思考方向。概括言之，我們可以見到崑陽教授的三大方向：「反思批判」、「多向詮釋」，以及「（新）典範建立」。這三個方向一直貫穿崑陽教授二、三十年的學術思考；從以上各本專著，不難發現他一直念茲在茲，孜孜不息，進行一項大規模的學術工程。
崑陽教授著述成文有先有後，以上所標舉的三方面工作，於諸篇或各有偏重，但究之每篇都融會了他的主體思想，而且交互徵引、前呼後應，血脈相連而合為一有機整體。為了便於敘說，我們可以依次探視，作為閱讀顏老師學術著作的入門之階。
首先，「反思」是這裏最重要的關鍵詞。因為它代表了崑陽教授的學術志業的第一要務。要之，崑陽教授不為己而「反思」，是為天下學者省思，為學術的前途而深思。他的好朋友蔡英俊（《反思批判與轉向》序）和龔鵬程（《學術突圍》序）兩位都提到 1979 年崑陽教授還是在學階段，就主編《古典四書》；他自己寫《喜怒哀樂》，蔡英俊寫《愛恨生死》，龔鵬程寫《春夏秋冬》，蕭水順寫《青紅皂白》，採現代語言賞析古詩詞。記得當年我和同學們在香港書店看到這四書套裝，都非常珍愛，一起購買來作同群共讀。崑陽教授在總序中對其時由顏元叔引進的英美「新批評」方法大肆批評；另一方面又以為講傳統的學者沒能力以現代觀念解析傳統。所以說，他的「反思」之旅在四十多前早已啟航。《中國詩用學》之〈導論：用詩，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的社會文化行為模式〉更宣明：
近二十幾年來，我對現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研究，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如何經由反思批判，以突破晚清至於「五四」新文化革命，因「反傳統」又加上「西化」所形塑偏謬的「知識型」。
我們注意到崑陽教授往往「反思」與「批判」並用，可以說是「反思」以「批判」，甚或「反思」意即「批判」（例如廖棟樑序《詩比興系論》就題作〈批判性反思〉）。崑陽教授的「反思批判」，具體而言，其實是針對「近幾十年來台灣中文學術界的古典詩學研究」：以「純粹性審美」的詮釋視域為主流，主張「無關實用」、提倡「純詩」，強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一碰觸到「詩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尤其事涉政治、道德」，就視之為「外部研究」的問題，幾句話就將之排除掉。崑陽教授認為這些觀念其來有自，其一來自晚清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以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形塑的「反儒家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其二是受西方「唯心主義」、「心理學派美學」影響，其罪魁禍首是朱光潛，以其譯作流播，影響廣遠；近年王夢鷗也是依據這類理論，「建立自己一套『語言美學』，以解決文學『本質論』的問題」。由上述二成因，又生出兩種文學詮釋典範：「文學自覺與文學獨立說」與「抒情傳統論述」；於此二說崑陽教授都撰寫長文嚴加批駁。他的總結性「反思」就是：
主導著中國古典詩學研究幾十年的詮釋典範，其中雖有差異，卻都是「五四」以降這一歷史時期所產生的「知識型」。他們大致上，是將歷史「靜態化」，並且把「詩」從總體文化、社會情境孤立出來，而以取諸西方「純文學」的觀點，認定文學必然有個超越、絕對、唯一的本質，以做為文學意義及價值的根源，可持以詮釋、評斷古今一切不同類體的文學。
見〈當代「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反思及其轉向〉，載《反思批判與轉向》
崑陽教授在上述著作中，都非常誠懇認真地反覆申論，為現當代學子敲響警世鐘。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實在可敬可佩。尤其對「靜態化」、「純文學」的反思，對來自西方的「唯心主義美學」的批判，都值得現今年輕一代古典文學研究者用心琢磨，深刻思考。崑陽教授又特別勸導我們：
應該想像地進入詮釋對象之實在、動態的語境中，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及其歷史才可能向我們開顯它未被固態化、孤立化的多元性意義。
見仝上，又參見《中國詩用學‧導論》
換句話說，面對所論對象，要能將之置入「動態化」的語境作詮釋，要能「同情地理解」，才是崑陽教授認可的研究態度。故此，雖則晚清、五四以降的文化人是崑陽教授主力反思批判的對象，但他也會體認當時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的貢獻，說在梁、胡二人的論述中，「清楚感知到一個特殊的『歷史主體』，那樣元氣淋漓地展現」，又說自己的詮釋視域曾受顧頡剛論述的啟發（均見〈當代「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反思及其轉向〉，載《反思批判與轉向》）。這種「非‧固態化」的評論態度和眼光，更是我們的楷模，提醒我們閱讀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文學，甚或晚清至五四以降、兩岸分治以還、大陸文革前後、台灣解嚴前後、香港九七前後，以至西方思潮之諸種起伏變奏，都要能以非固態的觀點審視，還他們一個「歷史主體」。這正是顏老師「反思批判」的吶喊之足以振聾發聵的緊要處。
崑陽教授提倡「多向詮釋」的論說，當然以見載於《詮釋的多向視域》的各篇論文最為集中。此著副題為：「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當中「輯一」是「中國古典美學系論」，「輯二」是「中國文學批評系論」；分別以具體實踐的方式展示「詮釋」之方法。至於論述的宗旨，則見於卷前的長篇〈導言〉，全文注滿啟迪後進的心意：
一切文本的意義都是角度繁多的圓球體，每一個詮釋者都只是站定一個角度在觀看它，有所見也必然有所不見。因此，任何經典的意義當然沒有絕對唯一正確的詮釋。我們只能選擇一個最開闊、最能看清美景的角度，用心觀看，而做出相對比較接近「主客觀視域融合」的詮釋。同時也了解別人所選擇不同角度所觀看到的美景，進行彼此「對話」。
《詮釋的多向視域‧導言》
這是多麼通達圓融的觀點與言辭，只能出自一位讀書閱世經驗非常豐富、胸襟無限寬廣、睿智聰明的人文學者之筆下。崑陽教授再說明本書之與前行學者進行「對話」，包括：朱光潛、宗白華、郭紹虞、羅根澤、王運熙、顧易生、胡適、聶紺弩、嚴敦易、某些「隱性他群」，甚至「無數的大眾」等等。
當然，崑陽教授進行「對話」絕不表示凡事模稜兩可。他聲明「詮釋的多向視域」是他為學的「基本觀念」；而為學的「基本態度」是：
在理解、反思、批判前人詮釋視域的取向之後，轉而選擇一個可以更逼近、更看清對象的獨特視域，開啟它一向被前人所遮蔽的風景。這個視域的風景，從來沒有人曾經看過它，就是他的「新面目」。「新」與「舊」不是這個意義圓球體的固態，而是觀看者視域轉向所「揭蔽」的風景。
他再進一步申論：
人文學術必須回到個人直接的生命存在情境，以自己所面對當代的存在經驗，以自己的所「學」所「思」，用心建立一個「自有我在」的歷史性主體；並反思、批判學術傳統與學術社群既有的詮釋視域，轉向找到自己觀看一切文本的獨特角度，從而提出前人所未發的「問題」，並且使用自己所選擇的適當方法，去獲致貼切的詮釋效果。從觀念、態度、目的、行動到方法，我就是這樣要求自己，也要求學生。
仝上
由此可見崑陽教授認為學術研究與人文精神、生命存在境況密切關聯，對「歷史性主體」之「自有我在」的肯定。在這個基礎之上，崑陽教授一往無前，全力追求典範之轉移，以建立新的「知識型」為己任。正是此一精神、此一承擔，老友呂正惠乃稱譽崑陽教授為「魯殿靈光」（《詮釋的多向視域》序）。
最能將這個信念「顯題化」的著作，就是以「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為副題的《學術突圍》。正如龔鵬程所撰序文說：崑陽教授「論學勇悍，人稱顏大刀」，此書之論，「哪是突圍？分明是雷霆重砲在攻城」！所攻之城，正是「五四知識型」，「要把五四新文化諸公所建設的知識型，以及其徒子徒孫通通打倒，建立當代人文學術新典範」。此書末章〈內造建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研究之詮釋視域迴向與典範重構〉對這種「攻城」或「突圍」的思考與策略，作了很好的總結，先是引述〈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羅列「五四知識型」種種迷蔽；「大破」然後「大立」，一改前人「消費西方理論」之陋，自家「生產」理論，「回歸自身民族文化情境，尋求典範重建的途徑」；以「重構傳統典範」與「創構當代新典範」為目標，建構三種「專門性知識領域」：一、建構「中國詩用學」；二、重構確當的「中國文體學」；三、重構「中國原生性文學史觀」。
眼前的《中國詩用學》書稿，就是構建「典範」的首要工程。書稿在〈自序〉以外，正文凡五章，另外附編二章。覆檢各篇初撰年月如下：
一、 〈導論：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2008 年 6 月；
二、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2021 年 12 月；
三、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新撰）；
四、 〈「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2016 年 6 月；
五、 〈中國古代「詩用」語境中的「多重性讀者」〉，2020 年 6 月；
附編：
一、 〈先秦「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2006 年1 月；
二、 〈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1999 年 7 月。
各篇以「附編二」之〈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撰定時間最早；正文第三篇〈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最新，筆者撰序時仍未見到；各篇撰年相距超過 20 年。我們又注意到 1999 年討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文章初刊時，其副題標作「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到後來同一個副題改移到 2008 年發表的〈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此文先收入《反思批判與轉向》，然後再大幅增修，作為《中國詩用學》之〈導論〉）。再追查下去，原來 1999 年的文章在開篇就引用更早發表的另一篇論文，當中已對「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作出初步界說（〈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1996 年在成功大學主辦會議發表，後來收入《詩比興系論》）。故可以說，「中國詩用學」之「初論」已有超過十年的推敲磨礪；再經十餘年的深思才增修為專著《中國詩用學》的整合性論述。嗣後崑陽教授又有副題作「建構『中國詩用學』二論」的〈論先秦「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於 2006 年發表（收入《中國詩用學》「附編」）；副題作「建構『中國詩用學』三論」的〈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於 2003 年發表（此文沒有收入本書，而錄作《學術突圍》的一章）。初論、二論、三論，再經緯縱橫、升降開闔，卅年的陶鑄錘鍊，才成就這一本鉅著。
崑陽教授在〈導言〉宣明他要處理的不是「美學」的問題，而是「社會學」中有關個人在社會群體中「互動」的方式及其意義詮釋的問題；需要的基本態度與理解能力，不是「審美的」想像，而是「歷史的」或「社會的」想像。至此，可見崑陽教授已跨越了所謂「文學」的界限，而進入「社會學」、「歷史學」，以至「文化學」的跨領域的境地。然而他不滿足於「現象描述或意義詮釋」，力求「精密地建構一套系統性理論」，其成果就是貢獻於讀者面前的《中國詩用學》一書。
作為「自家首創」、「內造建構」的系統性理論，《中國詩用學》當然不是一部易讀的書。然而崑陽教授在書中不厭其煩的說明他如何開拓創造性的詮釋視域，區分「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指出「作者」的「諷化」、「通感」與「期應」的「行為意圖」，如何以「比興」作為語言形式實踐於「禮文化的存在情境」，再而接引到「多重性讀者」的觀念。初學者若要進入顏老師的理論世界，筆者建議他們最好循這「讀者論」入手。因為論述背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信念：「中國古典人文學的本質就是詮釋學」。眾所周知，崑陽教授於學術上的第一座高峰，就是 1991 年出版的《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其後的「反思批判」、「多向詮釋」，均由此萌動。我們可以先關注崑陽教授如何序列「特指讀者」、「泛化讀者」、「個體讀者」、「群體讀者」、「顯性讀者」、「隱性讀者」，然後怎樣構建成五個重層：「想像文學社群」中的「泛化」的「隱性他群讀者」、「特定指向」的「隱性他群讀者」、「特定指向」的「隱性個體讀者」、「特定指向」的「顯性他群讀者」，以及「特定指向」的「顯性個體讀者」；細嚼其間如何綰合「歷史參證及文本分解」與「直觀感悟而綜合判斷」之詮釋類型以建立新的「詮釋視域」，以「重構本意」，而避免「謬想本意」。
崑陽教授的學友們，常常表揚其著述之「自鑄偉詞」、「自創理論」（例如鄭毓瑜序《詩比興系論》）。很多中文系的碩博士研究生讀到顏老師的長篇鉅製，深受啟發而稱頌讚嘆的固然極多；但因為其中理論複雜精密、觀念術語繁多至目不暇給，甚或叫苦連天者也不在少數。我會對那些叫苦的同學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大家要奮發圖強，才有望入門，進而窺睹堂奧。
今年初崑陽大兄來信命我為《中國詩用學》撰序，特別提醒我他這本《中國詩用學》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我們既是幾十年知交，不可推辭。這番話一直縈繞在心，動筆為文，不由得我不回想個人與台灣學界的因緣。我與台灣古典文學界的交往，大概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1983 年我開始有學術文稿在台灣發表，同年第一次到台灣參加淡江大學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記得當時我提交的論文是〈變中求不變：論胡應麟對詩史的詮釋〉（後來發表在 1984 年 1 月的《中外文學》），評論人是柯慶明大兄。他對這個自香港來台，國語講得東倒西歪的年輕人非常照顧，會前先與我午餐，詳細討論我的文稿，兼且送我《境界的再生》等著作。會上又有發言提問的龔鵬程兄，會後拉着我接續討論中國詩學問題，告訴我他的《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快要出版。後來才曉得，這是我與「月涵堂傳說」中的人物相交之始。崑陽大兄是月涵堂論學群英的核心人物，我在香港很早就讀過他的書；但初見應該在四年後的第五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當日我提交的論文是〈試論唐七律於明代復古詩論中的「正典化過程」〉（文章在同年 11 月的《中外文學》刊出），講評人正是崑陽大兄。當時「顏大刀」之名已傳到香港，學友們頗為我驚恐了一番。可幸會議上雖有火花，但算是安全過關，而會後新知舊友歡聚暢談，非常愉快。從此我也漸漸成為「月涵堂論學團」之友。次年還在我任職的浸會大學（當時校名是浸會學院）籌辧了一個小型會議，接待鵬程、崑陽，以及李瑞騰、簡錦松諸兄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代表的名義來港，又引介他們訪問我的母校香港大學。當時台灣應是解嚴未久，他們的學術探索之旅，據說也頗有奇遇。
有感於「月涵堂聚會」壯思飛的逸興，我也曾在儲夠機票費用時，偶爾飛來台北陪席，而夜宿則是得黃景進先生收容在他府上躺地蓆，省卻入住旅館之資。即使大多數時間沒能親身參與，景進大兄也常寄我當時的討論文稿影本。回想起來，我也算得上是個誤闖學術桃花源的漁人。我與崑陽大兄一直有書信往來；重量級著作《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也承他擲寄到香港。自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文學史」論述成為兩岸三地的一個學術焦點；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與我合辦民間刊物《文學史》，我又應邀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一書，在台的景進、崑陽、鵬程諸兄均有供稿支援。此後我到台灣訪問或參加會議，都會與月涵堂諸友聚面。陳萬益先生也同此緣份，思量招攬我加盟清大新成立的「文學研究所」。崑陽大兄主持東華大學系務院務時，我多次探訪花蓮，認識了更多的新朋友。數十年來我在香港從事教學研究，隔岸的學術情誼，一直滋潤我心，是我為學之途的重要撐持力量。崑陽兄反思批判的識見、智慧，與勇氣，當然是我私下慕效的榜樣。我很高興有機會先行拜讀崑陽大兄《中國詩用學》這部精心鉅著，匆匆寫了以上的閱讀心得和感想，借以表達我從崑陽大兄著述受益的謝忱，也記下我與台灣學術的前緣，盼望我有機會在這個溫暖的島上，與師友同道一起為文學研究盡心力。
二二二年六月廿八日完稿於清華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