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篇小文無意與傳統女性主義直接對話，而是試圖延續Loic Wacquant、Philippe Bourgois等Bourdieu學派學者有關hustling（拉客、拉皮條、小騙小賣）與賣淫的研究，以探討國境邊區底層男女的性愛實作及其意義。誠如Loic Wacquant和Philippe Bourgois，以及Joao Biehl、Nancy Scheper-Hughes、Viviana A. Zelizer等研究者所指出的，純然利他的性與愛實不可能、而且以貨幣為主要媒介的工具理性精算，或主導、或隱含於現代社會的親密關係之中；而交換理論的創始者Marcel Mauss，則早就在其經典著作The Gift（1924/1990）一書中聲稱，即使在所謂的原初社會裡，異性婚姻的合法性也奠基在丈夫購買（或補償）妻子初夜權的行動上。然而，上述觀點廣為國家機器（尤以立法與執法機構為然）和社會與人文學界研究者忽視。尤其在新自由主義掛帥的世界裡，愛情關係的建立，不僅不被認為是普世能力，甚且常被視作社會區隔、權益分配、以及倫理互動的必要要件；而Anthony Giddens於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1992）該書中倡論的「匯流愛/純粹愛」（confluent love/pure love）概念，雖然對當代親密關係的研究影響甚鉅，卻不具批判性地複製了歐美布爾喬亞階級的「核心家庭浪漫愛」（romantic domesticity）意識型態。
國家機器固然多將底層人士納入「無愛鬻性」的「道德低劣者」之範疇，並予以對應性的懲處規訓，被視作我將稱為「流氓無產愛人」（lumpen lovers）的這些人士，則自有其性、愛、與金錢多重互構的倫理實作。另，「流氓無產愛人」一詞，源自Philippe Bourgois研究舊金山毒蟲游民專書Righteous Dopefiend （2009）的啟發。在晚近的台灣社會，兩岸國境管理機構（陸委會、移民署、國境警察）是治理與生產此類流氓公民與準公民的有力機制，而往往被暴力治理規訓的所謂低賤無愛鬻性者，包括婚後賣淫的中國妻子、與之結褵的底層台籍丈夫、以及有意迎娶偷渡來台從事性工作之「大陸妹」的台灣男性。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逾十年在台灣和中國進行的田野調查，研究場址包括上述人士在兩岸的原生和婚姻家庭、國際機場入境面談室、大陸人民收容中心（簡稱「靖廬」）、以及縣市移民署專勤大隊，訪談和參與觀察對象則包括這些「流氓無產愛人」們、與上述國境管理機構第一線工作人員。本研究的目的不僅在藉由民族誌書寫方式，以呈現並分析國境邊區底層人士性愛與金錢交織的親密關係倫理實作。
以下，我將藉由一則民族誌小故事以闡釋前述所謂「國境邊區底層人士性愛與金錢交織的親密關係倫理實作」。
約十年前我與助理在高雄某警局陸務科訪談一位在便當店非法打工的陸配。彼時法律極嚴，陸配需長期居留台灣六年方得申請工作證，而無證打工被補，在警局居留待開過簡易庭後，即被遣返中國，一至三年不得再入境。這位太太很憂慮她有心臟病的先生W，請我們務必去探望他。訪談後，兩位助理一路哭著乘統聯回台中，因為在她們有限的生活相對性舒適的生命裡，未曾遇過這麼不幸的但又溫暖的人士，即使她們的階級背景也不高，一位的父母做清潔工，另一位開家庭電焊工廠，「雇用」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總之，該近五十的男子之父親是外省老兵，來台後不久申請傷殘退役，彼時退撫制度尚未確立，因此日後無法取得眷舍，也沒有退撫金，更遑論水電米麵的配給，僅可憑榮民身分在榮民醫院獲得公費補助的醫療照顧而已。在台毫無親友連結的他漂流至高雄，打零工維生，認識了輟學在加工出口區做裝配線工作的本省籍太太，婚後住進後者老厝。W三四歲時，母親半夜氣喘病發過世，次日父子三人便被早就討厭外省人的阿公阿嬤逐出家門，展開拾荒的流浪生活。拾荒換點零錢，便買酒喝。酒精顯然是W最親近的朋友，直到現在他也是早上一起床便開始喝高粱直到睡倒為止，終年無休。
W讀國中建教班時，體育課踢足球割傷腳踝，隨便用衛生紙裹著，拾荒時感染病菌，入侵心臟，導致瓣膜損毀，當兵前體檢方知。之後做過兩次心臟手術，仍然應該再做，但沒錢請看護，就算了。心肺能力太差，偶爾為老顧客修電器賺點酒錢，其餘空閒時間就是去住處附近廟宇當修水電義工。但即使生存條件如此惡劣，他仍自發地關懷我的學生：數年間，我與不同的助理拜訪他幾次，沒有一次他不親切地與她們討論讀書狀況、關懷對方健康、甚至會準備小禮物（比方拾荒時找到的完好小家電），這就是何以當初兩位學生默默地一路哭著北返的原因。
他幾乎不會講國語，全程講台語。助理很訝異他既然是外省人，怎不會講國語？他靦腆表示，小時在外流浪，常因是外省人的因素，被懷有惡意的本省大人小孩口出穢語扔以石塊予以驅逐；當時，他就發誓台語非要講得比本省人好才行，否則無法保護自己與年邁的父親。但國中畢業沒多久，父親就過世了，除了出嫁後再也不見蹤影的姊姊，他已無任何親人，是個徹底的工業大城中的陌生人/異鄉人（stranger）。
父親生前，該市在工業區新建廉價勞工住宅，兩人申請得一間兩坪大小住房，沒有隔間，一根蓮蓬頭與一座洗手臺侷促地比鄰在後門走道，屋內僅可容納一張雙人床、小茶几和兩個破舊木椅，三者顯然皆由拾荒而來。1980年代市政府開放長租居民低價購買地上產權，W花了五萬元購得，這是他唯一的財產。
因為身體差，沒想過結婚，也覺得不可能得到任何女人的愛。未料，在小吃店用餐時，遇見在此打工做饅頭花捲兼清潔的未來夫人H。對方是再婚來台的「大陸新娘」，剛逃出前一段兩岸婚姻，但尚未辦妥離婚，而且年紀較他大上五六歲，所以用正統道德話語來說，他們發展了一段「逆倫姦情」；或者，所謂的兩性專家可能也會說，W自小失母，故有戀母情結。若告知兩人上述話語，他們恐怕會哈哈大笑吧。總之，兩人一見鍾情，深情繾綣，故而在H結束在台第一段婚姻後，他們便立即辦理結婚。
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浪漫愛意識型態的影響，許多人恐怕會以為所謂的自由戀愛表現方式，為親密愛語的頻繁互動、肉體性事的反覆實作、以及雙方共量長期未來的人生規劃，而起必然與金錢交易無關。以上，卻不見W與H的關係裡。我問：你們可曾想過生育子女？W先說，現在養小孩太貴了，我們的經濟條件不允許；然後才靦腆表示，自己身體太差，連「那個」（指性交）都做不來，怎麼可能生得出小孩呢。兩人之間，似乎也不見浪漫愛語，他們都是不多話的人士，最常見的對話與男子飲酒有關。當年暑假，我同兩位助理赴中國做田野調查，在重慶期間，借住女方老家，每天一早，男子起床，就開始打電話給遣返回家的太太，喝醉了，從頭到尾不斷重複「老婆，我想你！我醉了！」，一日多次，直到完全醉倒為止；而自凌晨起即等待男子來電的她，也喜孜孜地溫顏軟語不斷回聲：「喔，又喝醉了唷，呵呵」；一般人可能以為機械的對話模式進行至今。
對於未來，顯然也沒有特別打算，W總說，過一天算一天，哪天心血管會爆掉，都不會知道啊；H則表示，哪天他走了，自己還是可以打麻將啊。另，與重慶庶民一般，不論在老家還是台灣，H的唯一娛樂，就是打麻將；在重慶時，母親曾對她發脾氣，怎麼有台灣客人在這裡，你還出去打麻將？W倒是總以寬容諒解的態度予以緩頰：她沒事做，個性又害羞，打點麻將很好啊。他甚至以賺賠邏輯自嘲性地解釋兩人關係：「說起來是我自私，我身體不好又不能賺錢，所以娶個大陸老婆打工養我，是我賺到了，她賠到了。所以她去打麻將，看看可不可以賺一點回本啊，呵呵」。
那麼兩人究竟為何一見鍾情，且多年來仍深情繾綣？H至今仍愛講述他們的戀愛故事，然而從浪漫愛角度觀之，這個故事似乎也頗單調：當時她在南高雄餐廳工作，風雨無阻地，每日清晨W皆騎摩托車由北高雄住處去她在市中心住所，載她去上班，然後在附近遛達一整天，晚上餐廳歇業後，再載她回家，還曾因此心臟病發，摔倒路旁。在中國歷經政治運動與婚變，這是她一生唯一信任、可以照顧、並且感覺被照顧的對象。
但是，主流社會裡，似乎沒什麼人願意相信這兩位階級與族群皆屬賤民的人兒之間，可能存在真情，且甚至懷疑男子動機可疑、或二人各自擁有其他（多半意指非法獲利的）動機。 比如，那年暑假去中國調研前，男子請託助理捎去一袋禮物，臨行前助理與同學討論，大家都以為這是利用我們通關的非法物品，譬如禁藥；她們打開包裝，見到的則是仔細包裝好的一雙手環。此外，H再入境台灣進行入境面談，機場面談官因其兩次涉台婚姻的紀錄、丈夫無業、且之後私下告訴我之W曾有傷害前科等事項，「合理地懷疑」此乃虛偽婚姻，男子不過提供方便，以利她來台打工而已。我致電對方陳情，H才獲通過二次面談，但是該官員頗為驚訝：
「H上次跟我們講你們是好朋友，我們不相信──你是大學教授，怎麼可能跟她這種人做朋友？」
結語
W與H的故事，彰顯了以下事實。首先，因可以照顧對方以及理解被對方照顧而生的感激、信任、愉悅感受，才是親密關係得以常續的關鍵實作；其次，親密關係與金錢交換絕非純然互斥的社會範疇；第三，針對特定國族人士而執行的國境管理制度，實體化了既存社會對於該國以及本國男性的既存偏見：兩岸婚姻的案例凸顯了異性戀規範性（hetero-normativity）實奠基於國族、階級、性別三重交織的歧視之上。因此，若無視上述事實，弱勢人群很可能成為既存社會結構不義的代罪羔羊，而新興社會運動的推行，也勢必滯礙難行。
延伸閱讀
Anthony Giddens著，周素鳳譯（2003）《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Marcel Mauss著，何翠萍、汪珍宜譯（1984）《禮物：舊社會中交換形式與功能》。台北：允晨。Joao Biehl. 2009. Will to Live: AIDS Therap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ierre Bourdieu. 2000.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hilippe Bourgois. 2009. Righteous Dopefie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Nancy Scheper-Hughes. 1993.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ic Wacquant. 2009.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Viviana A. Zelizer. 2007.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介紹
我的學習背景可能比較多元。大學時代念過化學工程和化學，在轉讀人類學之前，也曾就讀生命科學研究所。我對「生命如何形成」的議題很有興趣，在生科所做的研究，便是透過矽藻這個跨越單細胞和多細胞的生物，以探究生命繁衍的原初機制。我還記得首次見到它在電子顯微鏡底下的細胞分裂影像時，如何感動於生命形成的美麗樣貌。這是至今我仍感有趣的課題。但是實驗室生活與社會生命的連結性太低，而且理工邏輯思維模式，無法解釋「人是什麼」的複雜議題。當時正逢解嚴，諸如工運、農運、學運、無殼鍋牛、老兵返鄉、婦女和性解放等新興社會運動大興，既存政治秩序與道德價值劇變，我便想「走出實驗室」，並「進入社會大眾」。另，我的選擇絕不特殊，此刻人社學界不少中生代教師，亦為如此。
基於上述人生再啟蒙的經驗，我相信社會科學的研究使命乃為實踐性地理解總在不斷變遷的社會實境，如此可以提昇我們的自我理解、擴充生命可能性的想像、並且回饋我們所關心的人群。我歷來的研究主題皆為所謂的邊緣社群，包括藍領與老年同志、抓伕來台的單身榮民、底層婚姻移民和偷渡客」。國家權力和個人能動性之間可以如何各自展現、但又彼此互構抗衡，是我特別感到興趣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