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於2013年7月起執行國科會人文處(現為科技部人文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劃──「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此一計劃的目的在於推動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研究與實踐的結合。這樣的結合一方面可讓人社領域的基礎研究產生具體影響，另一方面亦可促使人社領域的學者走出校園，親身考察在地實況，親炙在地知識，藉此開啟理論創新與突破的新管道。本校有幸與政治大學、暨南大學和成功大學，共同執行此一深具行動力與學術研究意義的計劃。本期「在地實踐」專欄由團隊成員發表初步成果之外，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東升，同時也是科技部人文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主持人發表專文。
──編者
陳東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導言
法國社會學家Latour(1993)指出我們從未現代過，區分現代和前現代是一個不合適的分類，也開創一個主客二元對立的本體論，以及衍生出來的人類中心的認識論。在這樣的本體框架下，將有些社會定義為進步的現代社會，而有些社會定位為前現代社會，前者是優越的，而後者是落後的。在人與物、人與環境的關係，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可以分隔人與物，人和物一直都是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區分的。在現代社會硬要去區分人與技術物，只是讓更多人物混雜體滋生蔓延，直到我們不可忽視，重新檢討我們不恰當的框架。這樣的反省也重新讓我們認識到現代與前現代的分類是不合宜的，當然進步與落後的對照也應該要改變。每個社會的存在是有差異，但並不是好壞與優劣。
主客對立的另外一個向度會表現在理論與實作的分隔，現代社會兩者分別擺置在平行的場域，互不關聯，而且也有上下從屬的關係，也就是說理論是優於實作的。就像我們要打破歐美社會啟蒙運動以來主客兩元對立的本體論，去除掉理論與實作區隔化的錯誤。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推動，在學理上的價值就是展現這樣的意圖，透過理論與實作的混合體，豐富我們對於社會的理解，同時也對於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積極的參與去做一些改變。
從南方、從在地的社區政治經濟生活經驗
我們對於諸多社會議題的關注是以經濟和民主政治為主，大多數社會的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擴張穿透下，逐漸地同質化，但是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勞動者剝削、環境破壞與資源過度消耗、階級對抗等，一直都是核心課題，只是1980年代東歐與蘇聯瓦解，代表社會主義和階級革命的路線是有侷限的。那麼新的出路在那裡呢？1960年代當階級對於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不再是改革的集體行動者，於是性別團體、族群團體、一般社區公民組織都可能是新的選項，Gibson-Graham (2006)，提出一種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們透過在所謂的南方，澳洲、新幾內亞、菲律賓等地，進入社區的實作來嚐試建立新的路徑。他們的實作經驗的累積和系統的反省是在非歐美社會。
Gibson-Graham的理論位置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她並沒有完全站到對立面的大敘述，那就是採取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實踐模式，因為替代(政治)經濟模式是複數、多樣的(diverse)，一定在站在特定社會、社群的歷史、結構特殊性來想像可能的替代論述和實踐模式。她們結合女性主義(特別是酷兒理論)、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典範，發展出一套對於資本主義替代論述，更重要的她也建立一套以一般民眾為中心，強調行動研究、民眾具有資產能力的規劃實作模式，很積極地將理論與實踐、學術社群與公眾整合起來發展資本主義的替代政治經濟模式。
Gibson-Graham的重要性在於拋棄兩分或三分法的思考方式，傳統上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就是左派的共產主義，或是蘇聯革命後的國家主導的計畫經濟，當這兩個都失敗時，就有人主張第三條路。例如，英國工黨的第三條路，擁抱全球資本主義，以強化公民社會的名號，讓社群組織、非政府組織接手解決貧窮問題或是社會排除的問題。或者，以社群經濟、合作經濟當成第三條路，發展出既不是國家，也不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經濟模式。Gibson-Graham雖然使用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的概念，當成是替代模式，不過這個社區經濟是豐富的、繁衍的，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因此，蘇聯瓦解、東歐經濟模式的改變所顯示的計畫經濟、共產主義的失敗，不代表資本主義的模式是無可取代，也不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錯誤的，反而是期待有更豐富的，但不是決定論的理論建構。
民主政治是在歐美社會萌芽後，逐步推動與累積，直到二十世紀才由非歐美國家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向前者引介輸入，這一段民主制度學習的歷程是相當豐富、有趣的，但也產生許多衝突和矛盾，畢竟要將一套發生在其他社會的新制度移植進來，缺乏搭配的公共利益取向之公民價值、互信的民主文化、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參與行動，民主政治要落實是相當困難的。巴西在某些省份長期的市民社會運動，促成工人黨提出參與式預算的制度，也就是說社會運動、公民社會與政黨促成的社會創新，已經在巴西103個城市推動，而逐步推展到歐洲的一些城市，目前全球約有250個城市實行不同版本的參與式預算(Cabannes, 2004; Moulaert et al. 2005:1983;Novy and Leubolt, 2005;Santos, 1998; Souza, 2001)。從南方創新的民主參與模式反向的到北方國家是相當特殊的，也顯示經過民主學習後的非歐美社會是有可能開創具有自己歷史和文化特色的民主參與模式，並且成為世界各地學習的範例。
參與式預算在巴西的愉港(Porto Alegre)開始實行，是巴西底層群體為了爭取基本生存權利長期發動的社會運動所促成的。面對威權國家的高壓統治和人際關係為主軸分配利益的侍從主義，公眾只有透過激烈的抗爭，才能得到菁英統治集團的部份回應。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的關係是高度的衝突，而且權力宰制是非常明顯的。巴西的公民力量在1960年代開始集結累積，透過和巴西工人黨的合作，1989年工人黨在巴西許多城市贏得選舉後，嚐試讓公眾參與政府治理，建立公眾行政的模式(popular administration)，其中愉港選擇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制度，讓這個城市的公民參與市政府預算分配的討論和決定 (Novy and Leubolt, 2005;Santos, 1998)。
參與式預算推動的直接成果可以從公民參與和預算分配產生的成效來討論。參與式預算的推動讓女性、黑人和低收入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增加，這些邊緣與弱勢社會群體的意見可以得到發聲的管道。女性參與預算討論的比例從1993年的46.7%增加到2002年的56.4%，相較於女性在議會的席次只有21.2%，大幅提升女性的參與程度。而全市收入最低的社群為總人口的11.4%，但是他們在2002年的參與率是39.5%，顯然貧窮階層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來爭取社群權益。參與式預算分配的結果是貧窮社區平均得到更多的資源投入，這些社區在污水下水道、道路、教育、垃圾處理、醫療緊急照護等近用性都大幅提高(Novy and Leubolt, 2005:2028-2029)，也被巴西的重要雜誌選為全國生活品質最好的城市(Santos, 1998:464)。
實行參與式預算之後，被排除的社會團體可以廣泛的參與市政府重要決策，公民社會不只是中產階級或是菁英倡議者所領導，而是讓不同利益或主張的各種團體進行討論，並排列出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公民社會這種制度化的管道，集結社會公眾的意見和政治影響力，進入到政府決策體制，而不只是表達意見或諮詢，落實公民社會和市政治共同治理。由於公民社會的參與，也改變侍從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分配方式，使得社會公眾，特別是中產階級對於政府治理的信任，提高他們繳稅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公民社會和政府並行的提升他們的能耐。而工人黨在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決策方式和具體執行預算的使用，也增加公眾對於政黨的支持程度，顯示在工人黨的選舉從1988年的得票率為34.3%逐年上升到1996年的56%(Santos, 1998:464)。
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E. O. Wright (2010)提到參與式預算制的制度設計原則是：1) 草根培力的民主參與(bottom-up empowered participation); 2)實用取向(pragmatic orientation); 3) 審慎思辨(deliberation); 4)移轉權力與去中心化(devolu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5) 權力中心的政府和在地社區的有機組合，雙方的決策交流與權力分享 (recombinant decentralization); 6) 體制內、長期與制度性的參與 (state-centered institutionalization); 7) 對於既得利益者有組織的制衡權力 (Countervailing power)。一個新的民主制度要同時包涵這些關鍵性的元素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要具體地、長期地實施就更困難了，因此我們選擇巴西四個二線城市的比較研究，來探討這些由移民組成的新興城市，在缺乏悠久的社會運動傳統和公民團體的條件下是如何推動參與式預算？以及推動的成效又是如何？有什麼樣成功或是失敗的經驗可以參考呢？透過這些在南方的南方城市之比較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缺乏公共意識的城市要如何克服困難，推動新的草根民主制度。而且，顯現出推展參與式預算會遭遇的挑戰，以及參與式預算可能的侷限，畢竟參與式預算不是非歐美社會的民主萬靈丹，不能因為一些巴西成功的經驗，而產生過高的社會變革和民主發展的期待。
動手做事情
我們從社區經濟到參與式預算，基本上都發現實作模式對於社會變革的重要性，以及學術觀點的新啟發，面對問題要怎麼提出具體的做法來解決是必要的。一直以抽象思考為主的社會學，在具體方案的提出是缺乏想像、缺乏創新的，因此將已經習慣做出產品的設計領域的經驗引介進來，發展出社會設計的不同模式是有意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學習從設計領域在產品或服務設計所發展出來的操作模式，以及進行的方法論(例如，設計思考、公共利益設計、人本中心的設計法等)來發展實踐的方案，參考這些模式做彈性創新的修改，對於理論家尋求實踐方案是會有幫助的。
此外，社會劇烈變革後，必須要提出一套長期永續的實踐方案，如果有設計思考的基本概念，可能是有幫助的。以農業土地的圈地抗爭來說，基本的問題在台灣農業邊緣化、農產品生產無法維持農家基本生活、以及農村勞動人口高度老化、農業土地所有權零細化等，透過社會運動抵抗公部門不正義的圈地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取回的農地如何在弱質農業體系中回歸農用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因此創新又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必要的。例如，東華大華的綠色廚房當成連結周邊自然農法耕作的小農，成為產銷平台，建立通路、建立品牌，開展一、二、三級整合的六級農業。或是，宜蘭縣政府推動的自然或有機耕作的農地銀行，向地主承租土地，提供移居宜蘭耕作的年輕農夫耕地。另外，苗栗的迴鄉有機農場，從私人產業出發，建立合作式的有機農場，取得在地老農信任擴大租用農地，建立農夫市集保證收購周邊有機農家產品，提供年輕有機農耕地等，再逐漸擴展到鄉鎮發展與社區營造。理論和實作、社會運動和長期社會改革結合，可以因為抽象學科知識和設計實務操作而逐漸形成。
從設計的角度來看，做出具有美感和質感的成品是科班設計師的主要任務，但是如果沒有能力看到是為誰設計、為什麼設計，那麼很有可能只是在強化鞏固既有的社會結構，基本上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或許增加了市場的價值與收益。設計領域從1993年Whiteley在1993年出版Design for Society 與1971年Papanek寫的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出版後，後續也有一些至作品討論到設計的社會責任，設計專業工作者略微意識到設計成果的社會、環境等公共目的，因此開創了設計學科和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合作，這些學科的專業知識對於了解社會是什麼、社會的組成、社會不同的、衝突的需求、使用設計物或設計的服務所在的社會結構是什麼等問題，都有重要的幫助。因此，倡議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專業者Tim Brown(2009)在How Design Thinking Transforms Organizations and Inspires Innovation一書就提到以人為中心的設計，以及設計專業者如果無法看到既存社會結構的運作和限制，而只是接受目前的狀態，設計出來的成品，可能是好用、有市場價值，但是並沒有解決基本的問題，最後雖然是以人為本，卻製造了更多的社會衝突或是社會不平等。例如，昂貴先進的資深公民照顧設備，在進行許多高收入高齡公民的使用者經驗研究，也透過非常深刻地設計思考程序，雖然這些尖端產品是有功能，但是只有最富有的小部份退休者負擔的起，大多老人家沒有足夠的財力購買使用，貧富在長期照顧的不平等更為惡化。反之，如果瞭解資深公民的平均月收入，大多數公民的經濟情況，採取適當科技的概念，結合社區支持和照顧的模式，設計出有功能但是可負擔的產品，它所產生的社會福祉和社會效果是完成不同於昂貴先進的設備。
社會的變遷透過社會設計就足夠了嗎？這個問題的回應很明確，社會改革有許多不同的方式，社會設計是其中的一種選項，它所強調的是透過問題的分析找出一種可行的、可操作的模式，實際解決問題。社會設計絕對不是獨立的，擺脫歷史場景和社會脈絡的影響，它必須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條件下執行才是有意義的，它有時也必須和其他的社會改革(社會運動、革命等)形式連結，才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如果社會問題的核心是在既存的經濟生產方式、經濟資源分配的方式、或是政治權力的對等關係上，不改變這種結構性關係，而只是在既存框架上尋求解決方案，很可能只是強化既存的不平等。另外一方面，激進的社會運動或是革命之後，長期運作的各種社會作為絕對是必要的，這時社會設計的定位就相當關鍵。
做了以後產生什麼影響?做了以後沒有效果，要怎麼辦？
人類學家James Scott (1977)的貧窮佃農發展出來的道德經濟，夠生活就好，但是逼到無法生活時就會革命。只要老板給他們可以生存的空間，抽再多稅都無妨。點出了在貧窮狀態下，社會行動者的基本價值和行動邏輯是和生活在衣食無虞的公眾不大相同。Anuj K. Shah et al (2012) 在Science發表一篇論文探討當社會行動者太窮時，所表現出來的特殊行為模式。對於貧窮狀態的研究Duflo與Banerjee (2011)的專書相當有系統的透過許多研究涵蓋醫療、教育、微型貸款等不同領域，他們指出這些處於貧窮狀態的民眾當收入增加時，他們投入維持基本生活熱量(基本食物)消費並沒不會等比例增加，反而是去買一些奢侈品(香煙、糖果)(Duflo and Banerjee, 2011)。貧窮的民眾資源有限，他們更在意現在、當下可以得到的成效。因此使用預防照顧(打預防針、使用防蚊帳等)意願低，因為花費是在當下，可是成效是在長久的未來。如果他們看到一些民眾，沒有打預防針也沒有感染疾病，更增加他們認為不需要打針的決定。或者，不生病和打預防針到底有什麼關係，民眾是很難連結在一起，因為兩者間隔時間相當長。最後，那些提供預防照顧的衛生教育是要有公信力的，如果民眾不信任提供者，也會增加民眾使用的意願。此外，父母親對於教育的回報有過高的期待，他們會認為讀書只有讀到大學畢業才會有回報，因此在眾多小孩中，可挑選一兩個能力最好的栽培，其他的小孩就棄之不顧。這會讓小孩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且製造家庭內的不平等。家長不願意投入資源讓每個小孩取得基本能力，這樣的能力是可以提升其未來的收入，改善生活。這些具體的討論都有理論上的重要性，也讓我們瞭解貧窮狀態行動者的行為模式，當要發展實作方案時，是很重要的知識。
除了理論分析外，他們也發展出一套方法，也就是隨機分配的分組比較法，來評估實際操作方案是否產生影響。如果有是為什麼？如果沒有達到成果，是為什麼？以理論性的思考來回答這樣的問題。已經提出的做法沒有成果，那麼透過知識的反省，可以發展出什麼樣不同的方法，並且是可能解決問題的。這一套論述、評估和反省的方式，充分的結合理論分析與實作方案的提出，在理論和實踐過程非線性的建立交互回饋的動態機制，使得理論發展和實作的成果都可以有所進展，這不是唯一實作和理論整合的模式，但卻是值得我們參考。
在地理論的可能性，以及在地理論的意義
在地理論的發展沒有唯一的路徑，而是存在著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強調在地是希望指出各個地方歷史與社會脈絡的重要性，無論是理論建構或是實作方案的提出必須要考慮到的。在地理論是可能具有全球的意義的，主要是在什麼條件，用什麼樣的知識連結方式拓展出去，就像Latour(2005)所提到的Work-net之概念，每一個理論概念或是知識都會有所連結，這樣的連結就是中介、轉介，其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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