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文蔚(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過去學者研究台灣文學史的現代主義美學思潮流變時，多半僅論及本地在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文學傳播現象。討論的文本多半環繞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刊登在《現代詩》、《創世紀》與《現代文學》等現代主義立場鮮明的刊物，以及這些文學團體展開的現代主義論述上。如是討論的模式，多半會將紀弦、夏濟安等人的主張，與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人於三○年代上海即倡議的美學理論與創作實踐，遙遙呼應。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前台灣文壇騷動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與理論主張，以及在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與台灣相互唱和的香港文壇，分別產生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影響，卻鮮少為學者注目。
一九四九年以前台灣文壇現代主義美學的文學史論述，最近不斷推陳出新。劉紀蕙（2000，2003）先後處理了，一九三○年代以楊熾昌為中心的現代主義論述，以及一九四○年代以林亨泰等《銀鈴會》同仁共同支撐的現代主義論述，將五○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的思想淵源，與台灣文學史上兩股重要的思潮相聯繫。陳芳明（2004）則探究日據時代的小說創作，發現現代派的創作當時就已經出現，可窺見殖民體制對台灣文化主體造成的扭曲，也可發現作家抵抗意志之不碎不滅。
相形之下，本地就文藝思潮跨區域傳播現象的研究，就少有人觸及，隨著史料不斷的挖掘與體系化，歷來提及五○年代中葉前後的香港文學，多半認為香港是受到台灣現代派的影響，但是一九八○年代後，隨著劉以鬯（1984；1984a）提出異見後，港台兩地現代主義美學「互有影響」的說法，較為一般學者接受（盧瑋鑾，1998：65）。鄭樹森甚至認為《文藝新潮》是「五十年代港台兩地現代派文學的一大集結地」，多元的譯介甚至超越《現代文學》（鄭樹森，1998：47）。無論先後，不論超越，在文學史的評價上，台、港兩地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在1950年代到1960年之間，有著微妙的傳播、互動與競爭關係，更是引領華文文壇的光輝時刻。
二、台港現代主義文學跨區域傳播的場域分析
1950年代的香港有一些報紙是持中立的政治立場。如創辦於1925年的《華僑日報》，社長岑才生先生說，此報並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主要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這是因為《華僑日報》的前身是《香港華商總會報》，是工商界出版的，因此較能容納左右派的政治形態。而《華僑晚報》的副刊，有許多港台小說家在此發表，如「劉以鬯和南宮搏的連載小說、台灣作家撰寫的武俠小說等，都是由總編輯歐陽百川約稿的。」（張詠梅：2006：80-83）
其中，最能反映港台文學之間的交流報刊，非《香港時報》莫屬。其副刊《淺水灣》主編劉以鬯直陳《香港時報》是由國民黨辦的，但他從來都不是國民黨黨員。但他有特此聲明，在當時委任副刊編輯時：「我是為了生活到報館辦事但是我會了解報館的立場，我不會在國民黨辦的報紙刊登反右的文章。」從中也顯示了當時的副刊編輯，仍難以擺脫敏感的政治地帶，而獲得真正的自由。（何杏楓、張詠梅：2004：12-17）。
在如是緊張的政治氣氛下，五、六○年代的港台兩地，恰巧同時處於高舉現代主義思潮。洛楓（1990：30-35）認為始於五○年代的香港現代主義運動，在實踐方面，如在期刊《文藝新潮》上大量翻譯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與刊載了不少具有現代色彩的作品。這段文藝改革的發生背景，首先是源於自中國移民到香港的馬朗，他曾回顧說，當時因有感四○年代末的中國，對於文學藝術和思想等都加以抑制，並直陳這是一個新的黑暗時代的濫觴。因此，在馬朗感到迷失與惶惑的時候，他毅然遷居香港創辦《文藝新潮》。
王晉民（1998：6-15）則舉出現代主義在香港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一、反對和超越現實主義的傳統，因當時的香港文學，無論是右翼或左翼的，運用的還是傳統的寫實主義方法。
二、受中外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如劉以鬯早期的新感覺派小說就直接受日本新感覺派小說和三十年代我國新感覺派穆時英、劉吶鷗等人的影響；馬朗、葉維廉、崑南等人，則主要是受三、四○年代中國大陸的現代派和「九葉」詩人的影響。
三、對中國社會現實的不滿，如上述指出馬朗因新中國對文藝的抵制而感到不滿，於是在回顧《文藝新潮》的過程中，認為「除了現代主義外，《文藝新潮》另一主要使命就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要求。」
相對在台灣現代主義的發展，首先要提及的是紀弦。陳祖君（2007：67）指出他早在三○年代就以「路易士」的筆名在《現代》雜誌上發表，1936年與戴望舒、徐遲等人在上海合辦《新詩》月刊。1949年從大陸赴台，並於1953年創辦《現代詩》，並在創刊號上發表「六大信條」。於是認為紀弦的見解，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所強週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類似。因此，紀弦宣稱現在已經是工業社會，理應有屬於當下的現代詩。在他把傳統與現代的詩歌作區分之時，這與馬朗反思過去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時，力圖追尋新的技巧與審美精神，可謂在創新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
隨後，在台灣的夏濟安也於1956年9月《文學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致讀者〉，也是一篇為現代主義呼喊的宣言：
不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不想逃避現實……，不想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反對舞文弄墨……，反對顛倒黑白……，反對指鹿為馬……，不相信單憑天才，就可以寫作……。
這是一則具有政治味道的吶喊。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正如馬朗感慨當時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風行，對於文藝採取控制的手段，於是夏濟安也列出現代主義文學，必須對中國共產黨的毛記文學作反動（陳國球：2006：7-42）。有關港台在五、六○年代的現代主義的交流，不妨檢視兩地的平面媒體，就可初步得知密切互動的狀況。
三、一九五○、六○年代臺灣媒體上的香港聲音
有關台灣一九五○、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流變的討論上，陳芳明（2002）敏銳地指出，由於國民政府未能脫離國共內戰的陰影，而對台灣社會進行更加嚴密的控制，加上全球冷戰的對峙，使美國不斷加強對台灣的政治支持與經濟支援。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對美依賴，也無可避免地形塑了一面倒的親美文化，美國現代主義思潮，便是由於帝國主義文化與台灣親美文化的相互激盪，而終於在島上開花結果，將五Ο年代中期以降的法國象徵主義，轉為六Ο年代的美國現代主義文學。但台灣作家自覺地將西方現代文學所表現的荒謬、扭曲、孤獨的美學，諸般對工業革命後都會生活的反動與批判，轉為流亡、放逐與幻滅，實則是對反共政策與戒嚴體制的抗拒。
五○年代中葉起，李歐梵（1996）則指出，詩比小說搶先一步成為台灣現代主義的主流，一方面由於紀弦在1953年創辦《現代詩》雜誌所倡導，加上《創世紀》詩雜誌的接續，譯介一系列西方現代主義的詩作，鼓勵富有創意的詩作，他們達到現代主義詩作的一個主要目標：原創的意象。
在現代主義詩學「橫的移植」過程中，紀弦特別重視外國現代派詩作品的刊登與翻譯，自創刊號到第十三期的《現代詩》季刊上，經常可以看到紀弦所譯的阿保里奈爾、高克多的作品，方思譯的里爾克以及其他英美詩人的作品，葉泥譯的岩佐東一郎的詩作等。至於到了六○年代以後，紀弦的現代派已經解散於無形，藍星詩社同人雖仍有個人表現，但集體的活動則幾乎停頓（陳義芝，2006：75），此時創世紀詩人活躍的要角不少：張默、瘂弦、洛夫主編《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及《中國現代詩論選》出版；辛鬱於1966 年策劃「第一屆現代藝術季」；洛夫於1965 年及1969 年出版重要詩集《石室之死亡》及詩論集《詩人之鏡》。瘂弦與商禽的名著《深淵》、《夢或者黎明》亦已完成，創世紀以超現實主義詩學，席捲六○年代詩壇。
接在詩之後，台灣小說的現代運動，由一群台大的學生，在他們刊物《現代文學》上發動。這份雜誌發掘和評估了二十世紀現代主義，因此在歷史性意義上佔有一席之地。職是之故，這份雜誌最隆重的創舉，是在於有系統的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李歐梵，1996：181）。《現代文學》介紹的西方作家，名單洋洋灑灑，大有可觀：卡夫卡、喬埃斯、勞倫斯、吳爾芙、葉慈……除了少數例外，這些作家(主要是小說家)構成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精華。這種西方取向也由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野心支撐著。創刊號的發刊詞指出，這份雜誌的任務是「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而且要對中國傳統作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張雙英（2005：252）在探究《現代文學》上刊登的小說後，發現寫作技巧包含了意識流、象徵手法、超現實手法等，都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標籤。
不過絕大多數對台灣五○、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討論，都侷限在台灣一地的文學現象與文本解讀。關於《現代詩》、《創世紀》兩本刊物，以及文學集團的成員不斷進行「跨區域」文學傳播的現象，一直到楊宗翰（2003）發表〈台灣《現代詩》上的香港聲音——馬朗‧貝娜苔‧崑南〉一文，點出1956年紀弦在《現代詩》第13期提出了六項「現代派的信條」，同一年間馬朗在香港創辦《文藝新潮》也倡導現代主義文學，在紀弦、馬朗的穿針引線下，「現代詩社」不但作為《文藝新潮》的「指定台灣總代理」，兩個刊物均曾製作專輯，介紹、推薦對方同仁的力作。
不僅《現代詩》與香港互動密切，《創世紀》更積極在1961年吸收葉維廉為同仁（解昆樺，2004：455-456）。從1963年6月《創世紀》第18期開始，香港評論家李英豪開始供稿。該雜誌1963年邀請香港的評論家與編輯李英豪與崑南加入，1965年9月李英豪更成為《創世紀》編委。李英豪引介了新批評理論，並進行實際批評。楊宗翰（2006）就「新批評」在台灣詩壇引進的流變，李英豪應是第一人。實則，葉維廉在60年代和李英豪先後翻譯與介紹新批評的理論，他在1960年於師大念英語研究所寫的碩士論文《艾略特詩的方法論》，就已經體系性地探討了新批評的理論（葉維廉，2006：175），應更早於李英豪。
至於在超現實主義理論的推動與建構上，過去的研究多半為能指出台灣與香港文人互動的影響。如余欣娟（2003：2-3）就認為，洛夫、商禽和瘂弦在尚未正式研究法國超現實主義理論前，以透過法國超現實詩翻譯與閱覽畫作，直接吸收其內涵與技巧，當時詩壇極少人能直接閱讀法文，因此洛夫等人所接觸的超現實理論多為英文單篇譯介或是西方流派的片段簡介，而缺乏超現實主義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全面且深入的瞭解。洛夫等人早期撰文介紹超現實主義文學技巧，只知「潛意識」與「自動書寫」的粗框，而不知其究竟。葉維廉為創世紀同仁引介原文資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創世紀》提倡超現實主義的關鍵力量。
至於，台灣的現代文學雜誌《筆匯》月刊（1959-1961），也出現過「香港的聲音」。《筆匯》月刊在革新號一卷十期（1960年2月28日）曾轉載香港《文藝新潮》上羅謬譯紀德〈德秀斯〉一文。《筆匯》月刊革新號第一卷三期（1959年7月1日），亦曾和《文藝新潮》刊登相近的阿保里奈爾詩選。就連以畢卡索的繪畫為封面，兩個刊物也有相似之處（梁秉鈞，2005：54）。
四、一九五○、六○年代香港媒體上的臺灣聲音
五○、六○年代是香港文學主體逐漸確立的關鍵期，也是現代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黃繼持提出：「研究香港文學需要注意到三個方面：第一是報章副刊，第二是文藝雜誌，第三才是成書的作品。」（鄭樹森等2000：8-9）如就報刊觀察，香港在五○年代中葉，文藝刊物紛紛開始引介現代主義文學。《詩朵》（1955）首揭現代主義文學的新聲，《文藝新潮》（1956-1959）翻譯和介紹英美現代主義詩歌和法國存在主義小說；《新思潮》（1959）介紹存在主義小說和反小說；《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1960-1961 由劉以鬯主編之時）及《好望角》（1963）介紹英美當代作家和文學批評；《海光文藝》（1966-1967）介紹法國小說、意大利新詩、荒誕劇等現代文藝。文藝刊物對現代主義的介紹，顯示了現代主義的幾個發展階段和派別，即意識流小說、存在主義文學、新小說等。
梁秉鈞（2000：67-68）認為，五○年代隱約開始發展的現代主義，在當時影響面並不寬廣，要到六○年代諸作才見成熟。五○年代的現代主義，一方面可說繼承了三○年代以來上海《現代》雜誌及其他初現的都市文學的探索，一方面則香港三○年代已有寫作都市生活而往上海寄稿的作者，而土生的作者如舒巷城亦有本身來往大陸與海外的經驗和探索。另有王敬羲等作者從外文作品汲取營養，在台灣念書時已經開始發表作品。香港現代主義的源頭不自一處來，卻在五○年代開始出現了雛型，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並認為「在基本上是繼承五四寫實主流的文藝風氣底下，五○年代在香港出現的現代主義文藝有如下特色：一、從集體的、共同的信仰與價值觀轉往肯定個人探索與體驗到的信仰與價值觀；二、從外在描寫轉往刻畫人物內在心理的複雜變化；三、未必以前衛激進的姿態出現，作者多是中年穩健一路。
《詩朵》（1955 年8 月創刊，共三期）由崑南、王無邪、葉維廉主編，包括創作、翻譯和詩論。與五○年代初的雜誌相比，其突破之處是主張對詩歌語言的革新和對現代主義手法的吸收。《詩朵》第一期的獻詩〈八月的火花〉寫道：「有人斥罵我們是一群傳統的叛徒，哦，難道要我們在棺木裡找著一具腐屍，給它披上現代的衣服，便拿往四處摟著舞？」由於《詩朵》只有三期，它的影響有所局限，也顯得小眾（盧因，1986；黃靜：2002）。
在現代主義文學的推動上《文藝新潮》居功厥偉。1956年2月18日，由出版通俗作品為主的「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之《文藝新潮》創刊。鄭樹森認為。此刊「在譯介現代主義文學方面，遙遙領先兩岸」。且「由於《文藝新潮》能夠與台灣文友郵政交換，對日後台灣少數現代派作家的個別發展，多少有點影響。」（鄭樹森等2000：25）1956年3月1日，馬朗（1933-）以「新潮社」名義，發表宣言〈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文藝新潮》發刊詞〉，號召了楊際光與崑南等人的投效：「我們要重新觀察一切的世界。我們要求一切靈性的探求者，在這裡立住腳。……理性和良知是我們的旌旗和主流，緬懷、追尋、創造是我們新的使命，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鬥士的，請站起來，到我們的旗下來！」（馬朗1956a：2）馬朗於1983年，以馬博良之名發表〈《文藝新潮》雜誌的回顧〉，提到：「《文藝新潮》創刊前後，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翻天覆地的大變動，現代文學的發展已被連根拔起；而台灣方面，一切都在草創，還未成為甚麼氣候。」（馬博良，1983：25）。1985年馬朗接受張默訪談時，更提出「鼓吹現代主義並不僅祇是追隨時尚，當然還是由於我們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愛好。最主要的是，那是我們打開世界之窗所看到（的）現象，在這個時期以前，受到政治勢力影響，我們視聽都矇蔽多時。……當時，我認為，通過現代主義才可以破舊立新。」（張默，1985b：84）。在在可以發現馬朗希望藉由香港的自由空氣，透過文藝抵抗兩岸政治蒙蔽文藝的現況。
1957年2月與8月，在紀弦安排下，《文藝新潮》第九期、第十二期分別刊出台灣「現代詩社」與《現代詩》同仁的專輯「台灣現代派新銳詩人作品輯」，介紹林冷、黃荷生、薛柏谷、羅行、羅馬（商禽）詩作。「台灣現代派詩人作品第二輯」介紹林亨泰、于而、季紅等人詩作。方思、紀弦、葉泥亦曾在《文藝新潮》發表詩作與譯詩。經本研究統計，在《文藝新潮》雜誌上所刊登台灣作家作品出現超過兩期者，計有紀弦、方思、葉泥、高陽、思果等人，其中以紀弦出現五期、方思出現四期以及葉泥出現三期，可以發現台北現代派的創作與翻譯，有相當數量出現在香港。《文藝新潮》遂成為五十年代港台兩地現代派文學的一大集結地，多元的譯介甚至超越《現代文學》。（鄭樹森1998：47）
1958年12月，崑南與王無邪、葉維廉組成「現代文學美術協會」。並於1959年1月，草擬〈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延續馬朗〈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文藝新潮》發刊詞〉的精神。根據盧因（1986）的回憶，「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成立，屬不牟利非政治性團體，《新思潮》 以協會的機關刊物姿態出現。1963年3月，在李英豪會長任內，曾以英文出版過《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員名錄，發表協會四大任務：一、推展香港文學藝術運動；二、發揚現代文學藝術的真正價值；三、與香港各文學藝術團體緊密合作，共同推動文運，四、聯絡全港職業及業餘畫家及文學工作者。會員名錄共三十人，當中不乏今天飲譽港台文壇的詩人名家。畫家、作家平分春色，各領風騷，例如劉國松、張義、文樓、呂壽琨等人。
1962年李英豪開始在劉以鬯主編的國民黨黨報《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撰寫介紹外國文學和藝術的文章，其著述並見於《中國學生週報》。1963年3月《好望角》創刊，創刊號上刊登了李英豪（1963）〈論現代文學批評〉，創刊的宗旨為「繼承現代派文藝活動」（鄭樹森等2000：28）。值得關注的是，《好望角》的創刊號作者包括大荒、司馬中原、洛夫、陳映真、張默、商禽、管管、鄭愁予、于還素、王無邪、呂壽琨、李英豪、思朵、崑南、李歐梵……等人。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一、作者群可歸入「寬泛定義的現代主義」支持者；二、《好望角》為台港文學藝術工作者著述的匯聚地之一。（陳國球，2006：9）。經本研究統計，在《好望角》雜誌上所刊登台灣作家作品出現超過兩期者，計有張默、汶津、商禽、大荒、古貝、司馬中原、沙牧、秀陶、葉泥、葉珊、鄭愁予等人，其中以張默出現四期，汶津與商禽出現三期，數量最多。如和出現在《文藝新潮》的臺灣作家名單比較，不難發現《好望角》雜誌大量湧現了臺灣《創世紀》詩雜誌同仁的創作，包含了張默、商禽、大荒、秀陶、葉泥、葉珊等詩人，可以發現《好望角》與《創世紀》在創作與理論上相互呼應。
《好望角》共發行十三期，每一期都有李英豪的評論和翻譯文章，後來大都收入《批評的視覺》（李英豪，1966），部分收入張默和管管主編的《從流動出發：現代小說批評》。台灣學者梳理台灣「現代主義」詩史時，都「毫不猶疑地，或者說毫不警覺地」（陳國球語），將李英豪納入討論。包括蕭蕭（1994：44）、游喚（1994：67）、簡政珍（1994：5-6）、林燿德（1993：4）、孟樊（1993：38）。《批評的視覺》於1969年獲得《笠》詩社的評論獎，其中的〈論現代詩之張力〉為台灣現代詩史的重要文獻（張默，1985a：157）。陸續入選洛夫、張默、瘂弦編的《中國現代詩論選》（1969）；張漢良、蕭蕭編的《現代詩導讀》（1979）；瘂弦、簡政珍編的《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1954-1994》（1994）等選本內。
另一位在香港六○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推手劉以鬯，就未獲得台灣學界的重視與討論。雖然他自1960年2月15日，開始主編國民黨黨報《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與台灣文壇互動緊密，但他的意識流小說雖說開風氣之先，在台灣卻乏人研究。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時期，將該版改為純文藝副刊，大量刊登外國文藝思潮的介紹、西方文學理論及翻譯作品，以及討論香港文化的文章。今天回顧，該副刊不但在西方現代文學思潮的譯介方面具重要的作用，而且為香港文壇培育了一批本地成長的年輕作者，如西西、崑南、李英豪等，其影響甚至及於當時的台灣文壇。鄭樹森認為，劉以鬯最重要的功績，在於「推動現代派文學的發展」，且「自香港進口台灣，與台北現代派互動」。（鄭樹森等2000：20）
五、結語
五、六○年代港台的現代主義的相互傳播，除了透過文藝雜誌、報章的副刊等媒介外，兩地的交流學生也是值得注意。六○年代到台灣升學的學生，較為著名的有戴天、葉維廉等人。他們參與《現代文學》雜誌，在1960年，結合同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所創辦。此時期的《現代文學》介紹了卡夫卡、喬依斯、勞倫斯、福克納、卡繆等西方現代派著名作家的作品。引進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後期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等戰後西方哲學和文藝思想，並刊登台灣現代派的文學作品，對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掀起了巨大的影響。（曉燕：1994：55-56）。
綜上所論，儘管這些現代主義作者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受到冷淡對待甚至批判，但現代主義文學的作品在香港受到肯定，對香港年青本土作者也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已是無庸置疑的。王志宏（2006）就提出之，從香港的現代派作家身上，我們便已經看到香港文學中西跨地域性的情況，既有中國的，也有西方的外來元素。而在1950年代開始，台灣與香港引領整個華文文學圈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絕對是文學史不容忽略的一頁。
作者介紹
須文蔚，台北市人。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DOC）主任，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董事。 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學士、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博士。 曾獲國科會89年度甲種研究獎勵。曾獲中華民國新詩學會「優秀青年詩人」、創世紀40週年詩創作獎優選獎，86年度「詩運獎」、創世紀45週年詩創作推薦獎、五四獎（青年文學獎）、94年度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文學評論），曾獲92學年度東華大學教學特優教師，9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辦理志願服務績優教師，97學年度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學特優教師、98年電子化成就獎（優選）、國立東華大學101 學年度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國立東華大學102 學年度研究優良教授。
著有詩集《旅次》與《魔術方塊》（遠流）、文學研究《台灣數位文學論》、《台灣文學傳播論》（二魚）、編著《文學＠臺灣》（相映文化）、《那一刻，我們改變了世界》（遠流＼第四屆國家出版獎入選獎）、《台灣的臉孔》（遠流）、《台灣報導文學讀本》（二魚＼與林淇瀁合編），以及多種現代詩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