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慧君(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戰爭，意味著「人」被迫大規模、遠距離移動。而當人隨著戰火而移動時，「物」則不間斷的被放棄著，可能被暫時寶藏在隱密處，可能灰飛煙滅，或者，作為交換生存可能性的財貨。戰火仍零星時，收藏者可能透過典當抵押等方式，變賣一些值錢的家當，有效率的將「物」變換成貨幣，以應付越來越高漲的物價。當戰火全面蔓延開來，人必須快速的、輕便的、只隨身帶著最容易在他方換取食物與庇護的珍貴細軟。那些帶不走的，或者被掩埋起來，成為「文物窖藏」；或者根本來不及妥善安置，成為被敵方掠奪而去的「戰利品」。
在藝術考古學的語境裡，「文物窖藏」通常是戰爭脈絡下的產物，亦即在逃難時，收藏者匆促的將珍貴文物（通常是不會腐爛的貴重金屬寶石類），以安全的方式，譬如，放入大陶甕裡，掩埋起來，期待戰爭結束之後，家族成員回到故居，能讓這些文物重見天日。而許多逃難者，根本沒有機會再回來掘出寶藏，那些精心的掩埋安置，或許在歷經千年之後重新出土，成為當代博物館裡的珍寶。1970年陝西西安何家村意外發掘的千件唐代金銀器，便是安史之亂或涇原兵變時的窖藏，成為封存千年的時光膠囊。
而那些在主人逃難之前，被拋售變現的藝術品，有可能會遇到眼光精準逆向操作直往戰火裡去的亂世梟雄，為下一個太平盛世的藝術投資作準備。南北宋之交的傳奇古董商人畢良史，便是一個這樣的梟雄書畫古董商。他「四舉禮部不第」，在北宋末年亂世中，卻藉著精準的商業投資與政治眼光，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蒐羅從汴京世家大族流散到典當鋪或舊貨市場裡的各項珍貴書畫器物。戰爭過去之後，畢良史擁著大批北宋世家大族帶不走而拋售的寶物，順利的成為南宋高宗的御用藝術鑒定專家與藝術經紀人，以藝術收藏品作為其政治生涯的發展籌碼，進而影響南宋宮廷的收藏規模與品味。(註一)
不過，成就畢良史投資成功的那些動亂與戰爭，即使可歌可泣，畢竟仍然侷限於一方。戰爭規模與藝術投資成功與否之間的關係，一定有個常數關係。戰爭規模超過某一個程度之後，逆向投資也會血本無歸。就像股市崩盤時大量買進因惶恐而拋售的股票，這樣的逆向投資若要能在未來獲利，先決條件是短期內股市有重新整合並再次成為安全投資環境的可能。對畢良史而言，南宋偏安但尚稱穩定的政權，提供重新整合後的藝術市場。戰爭，促成「物」的大規模流動交換，成就畢良史這類靠戰爭發財的藝術投資梟雄，而他幸運的僅是遇到靖康之難，這場戰爭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那一小群的北宋皇族。
如果畢良史成為穿越劇的主角，來到二十世紀，在一戰與二戰之際，他能否全身而退？能否在戰後的全球藝術市場呼風喚雨？
在二十世紀，現代戰爭與跨國資本主義結合的政治經濟脈絡下，藝術品除了成為「窖藏」或者「戰利品」之外，還有可能被敵國政府視為「敵產」而遭沒收，即使那些原都是屬於個人持有的資產。
在現代藝術收藏史上，最傳奇的「敵產」擁有人，是立體主義的守護神康維勒（D. H. Kahnweiler 1884～1979）。畢卡索幫康維勒畫完一幅立體派風格的肖像畫之後，曾經慶幸的說道：「如果康維勒沒有商業眼光，真不知道我們會變成什麼德性？」（What would have become of us if Kahnweiler hadn’t had a business sense?）
康維勒是一個出生於德國曼海姆的猶太金融世家之子。1902年，在家人安排下，康維勒到巴黎去學習金融業務，準備繼承家業。不過，康維勒對成為股票經紀人並不敢興趣。幸運的是，巴黎是當時全球最重要的藝術城市，聚集了未來最重要的藝術人才，提供康維勒思考藝術的存在意義。認識年輕剛出道的畢卡索之後，千里馬遇見伯樂，康維勒決定成為藝術經紀人。1907年，年輕的康維勒以勇於探問並定義藝術前沿的獨到眼光，在巴黎開設了一個致力於推廣立體主義作品的畫廊，專門支持贊助當時默默無名剛出道想要翻轉藝術世界的新秀創作者，包括畢卡索、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萊哲(Joseph Fernand Henri Léger，1881－1955)等人。而康維勒的確在短短幾年之間，讓立體主義從被訕笑的狀態，成為現代藝術史上被認可的重要流派。
不過，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法分屬於不同陣營而成為敵國，致使康維勒這個在法國藝術圈的德國人，被法國政府視為敵國人。因此，1915至1920年，康維勒不得已放棄巴黎的畫廊流亡瑞士，他所有的藝術收藏被法國政府沒收並陸續拍賣，拍賣總數高達三千件以上，其中當然包括很多畢卡索等人早期的重要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康維勒仍然選擇回到巴黎，這一次，換成千里馬幫助落難的伯樂。在畢卡索等人的幫忙下，康勒維於1920年東山再起，重新在巴黎開一家畫廊，維持他一貫對藝術的熱情真誠且具開拓性的獨到眼光，贊助新興藝術家。經過20年的努力，當年不被看好的立體派新秀，已然成為現代藝術史上舉足輕重的藝術家。
然而，二戰來了。康維勒頂著敏感的德國猶太裔身份，比在一戰時期的處境更危險。這一次，不管戰爭怎麼發展，德法兩國政府都有可能沒收其財產。1941年，德國已佔領法國一部分領土，他害怕在巴黎的畫廊會被德國政府沒收，因而將畫廊經營權全部讓渡給自己的繼女Louise Leiris，他則到法國鄉下小鎮去避難，直到戰爭結束。這個策略使得畫廊裡的收藏安然免於納粹政府的掠奪。戰爭結束之後，他回到巴黎，專心進行藝術史論述。
二戰之前，東亞藝術品的歐美市場，由兩位呼風喚雨的古董交易商壟斷，一位是主持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1866-1936），一位是主導盧吳公司的盧芹齋（C.T.Loo，1880-1957），兩人的全球藝術交易網絡都崛起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為當時中國改朝換代動亂不斷，大量私藏書畫與文物流入市場。當時，這些中國古董文物，價錢便宜，入手門檻並不高。美國重要收藏家如洛克菲勒等人，都是透過山中與盧芹齋，累積東亞藝術收藏品。
不管是在古董貨源上，或者市場佔有率上，山中與盧芹齋都是王不見王的競爭對手。山中商會因為組織出現較早，在歐美的市場佔有率領先。同時透過日本政府與滿清落魄王孫之間的友好關係，山中可以取得極為精緻的王府藏品。 但盧芹齋的優勢也不小，透過與張靜江等國民黨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他可以躲過文物保護法的箝制，順利取得源源不絕的高品質出土文物與佛寺石窟造像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兩人都將主力放在於巴黎與倫敦的歐洲市場。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經濟崩潰的歐洲已然無法支撐全球的藝術市場，美國迅速成為新興市場，兩人紛紛到美國開設分店，繼續在紐約第五大道上彼此競爭，並且以各式各樣的展覽，指導新大陸的博物館館長和私人藏家們鑑賞東亞藝術。
不過，經過了將近20年的榮景，當二戰戰火席捲全球時，山中商會和盧吳公司都面臨「政治不正確」的追殺。
隨著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勝利，並且與同盟國宣戰之後，1944年5月，山中商會在英美法等國的龐大海外資產，以「敵產」名義，為聯合國財產管理局接收。美國各山中分店的古文物庫存，全部集中到紐約的Parke-Bernet Galleries（當時美國最大的藝術拍賣公司），以十二天二十三場次，全部拍賣一空，山中商會就此倒閉，盧芹齋的最大勁敵終於倒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盧芹齋終於有機會壟斷東亞文物的國際市場。不過，沒了最大競爭對手的盧芹齋，竟然也沒撐太久，因為他落入另一種正治不正確裡，成了盜賣中國國寶的「賣國賊」。
二戰結束之後，中國隨即進入內戰狀態，國民黨節節敗退，而共產黨主導中國政局之後，徹底破壞了盧芹齋既有的政治人脈網絡。1948年，上海海關查封了盧吳公司17箱要運往美國的中國古文物，預示了盧芹齋文物王國的結束。因為無法取得穩定的中國文物藝術品貨源，1950年三月，盧芹齋在紐約的報紙上公開澄清：
「中國新政權上台查封了我收購的大批文物…這令我意識到，我的古董生意已山窮水盡。因此，我不無遺憾的決定，從此退出古董交易這個行業。」
(註二)
然後，盧芹齋分批將手上還保留的文物古董，在紐約全部清倉拍賣。1952年，盧勤齋結束古董交易事業，回到法國，度過餘生。
戰爭，捲動著各式各樣的政治不正確。不管是畢良史的政治心機，康維勒的藝術眼光，或者山中定次郎與盧芹齋近半世紀的國際藝術市場競爭，所有曾經的用心計較，最終，在各式各樣的政治不正確下，皆如雲煙過眼。
（圖片來源：〈中國珍貴文物怎樣流失的〉，新華網）
（圖片來源：〈盧芹齋〉，維基百科）
註一：張臨生，〈畢良史：一個宋代骨董商傳奇的一生〉，《中國美術研究年度報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
註二：羅拉，《盧芹齋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頁184。
作者介紹
余慧君，多年前讀過宋人周密(1232-1298)寫的《雲煙過眼錄》之後，決定致力於東亞藝術收藏史研究。目前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