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志（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
前言
2015年5月5日，來自英語世界十個國家的一百八十七位日本研究學者，聯名發表了給安倍晉三首相的公開信。希望日本政府能善用紀念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難得機會，妥善面對日本的殖民擴張與戰爭侵略的歷史課題。信中指出「日本戰後擁有民主政治發展等重要成就，但仍面對著歷史詮釋問題的障礙。」包含普立茲獎得主約翰·道爾(John Dower) 和《日本第一》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等知名美國歷史學者都出面支持連署。公開信中以慰安婦議題為實例，提醒日本在面對中韓等國利用歷史問題作為民族主義動員及國際外交手段的同時，仍應正確而公允地面對戰爭史實，並繼續致力促成與周邊鄰國的和解：「慰安婦問題在日本及韓國與中國已經被民族情緒的惡言謾罵所扭曲，以至於許多學者、媒體記者與政治人物，均無視於歷史研究的基本宗旨在於理解並促進人類的生存情境。」此一公開信發表後，學者連署名單迅速增加至三百五十多人，並引發日本國內政壇及學界的關注和回應。
為了準備戰後七十年的紀念談話，安倍首相在二月底即邀請日本學界及輿論界代表西室泰三及北岡伸一等16名人士，組成「21世紀構想懇談會」（全名為「回顧20世紀並構想21世紀世界秩序及日本角色的有識者懇談會」），定期進行討論諮詢，並於8月6日正式向提交《報告書》，做為其談話的重要依據。此一報告共分6大章38頁，並有英文譯本。懇談會成員延續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二戰結束50週年時發表的《村山談話》的要旨，以「侵略」與「殖民地統治」的詞彙，指出了當時的日本政府和軍方領導人的責任。並強調戰後日本的「痛切反省」以及作為和平國家對國際的貢獻。但部分委員對「侵略」一詞是否應列入報告書正文表示異議，而紀念談話是否使用《村山談話》中的「道歉」等語彙，則留待安倍本人取決判斷。《報告書》亦指出日本與中韓兩國仍未能達成完全和解，建議以謙虛的態度與東南亞各國交往，並以積極的和平主義回應國際社會期待。
在國內外矚目下，安倍首相在內閣會議決議後，於8月14日晚間正式發表終戰70週年談話。在這篇近四千字篇幅的演講詞中，包含了侵略、殖民統治、反省及道歉等四個關鍵用語：「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為了以實際行動表明這種心情，我們將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台灣、韓國、中國等亞洲鄰居人民走過的苦難歷史銘刻在心，戰後一直致力於這些國家的和平與繁榮。」在強調戰爭犧牲及人民苦難的同時，安倍也提到日本是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並許諾「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強調將以積極和平主義，在非核、女性人權及區域經濟等方面，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此一談話在日本左右翼媒體間雖有各種不同評價，但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而國際間亦出現不同反應，相較於歐美、澳洲及東南亞等國的正面肯定，韓國與中國則持保留和觀察的態度。在8月15日舉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中，明仁天皇亦首次以深刻反省進行致詞：「基於維持和平願望的國民意識，我國構築了今日的和平與繁榮，在此回顧過去，深刻反省先前的大戰同時，祈願今後不要再發生戰爭慘禍。」
關於日本如何面對二戰期間軍事侵略史實及道歉問題，日本國內和亞洲進鄰國家的看法頗為分歧：相較於韓中等國家對於日本處理戰爭責任的不滿與抗議，許多日本人則因廣島和長崎的原爆記憶，而普遍認為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並為政府需不斷向外國道歉而感到疲乏乃至屈辱。安倍首相及其政府官員曾爭辯日本的軍事行為不是「侵略行為」，否認日本曾強拉亞洲國家婦女充當「慰安婦」，並於2013年安參拜靖國神社，均引來亞洲國家的抗議和撻伐。由於其民族主義色彩鮮明的言行，上述《安倍談話》的演說因此備受關注及討論。本文擬從當代日本面對二戰記憶及國際和解的努力出發，回顧戰後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論爭過程及其反映的時代意涵。並與台灣近年來環繞著認同政治的歷史論爭相對照，進一步從和平教育和反思史學的角度，探索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及公共歷史的關聯。
二戰記憶與戰後日本教科書問題
教科書是歷史教育的主要媒介，也是歷史知識的傳播文本。其內容涉及國家的教育方針，常導致國內不同史觀立場者之衝突，在國際上亦常引發對歷史事件解釋的爭論。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近年來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從制度發展、課綱制訂、編審選用、到內容與議題分析、乃至社會及政治因素的影響等，均成為歷史學及教育學者關注的焦點。因此如欲探討戰後日本對於二戰歷史記憶與教科書論爭問題時，需先瞭解其歷史教科書制度的特殊內涵及運作實態。
具體而言，日本的中小學校教育制度六三三制：小學六年、國中三年及高中三年，前兩者屬義務教育，後者則有極高入學率。學校歷史教育從小學六年級開始，接著在國中的社會科，歷史與地理及公民領域同屬必修課。小學階段主要是介紹日本的歷史人物，國中教學則從世界史背景介紹日本史。到高中歷史課則分成必修的世界史和選修的日本史兩科目。而歷史教科書的編製及發行，受文部科學省的「學習指導要領」及「教科用書檢定規則」所規範，由多個民間出版社編寫製作。各出版社參考過去教科書的使用經驗，並因應社會變遷的新觀點召開編輯會議，邀請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師共同執筆。經文部科學省審定合格的教科書方可獲得在學校使用的資格。
不同於戰前日本與中韓鄰國由國家統一編寫發行的教科書制度，戰後日本的教科書審定制的特點是在實際選擇權的多元化：高中、私立小學和私立國中由各學校自行選擇，都道府縣立以及市町村立小學、國中則由各個地方自治體的教育委員會負責選定。全國依照人口規模分為數百個選用區，各區分別選定其使用的教科書，而文部省每四年一次審查上呈檢定的教科書。此一由中央審定，民間編寫，地方選用所構成的教科書制度，在文部科學省審定階段重視的是手續上的透明性，在地方選定採用階段重視的是居民意願的反映。反映了戰後日本作為自由民主及法治國家的教育制度。
進而言之，日本教科書制度在課綱修訂與教科書編審選用上有以下特點：
- 課程修訂每十年進行一次，不僅穩定且過程嚴謹。如設置教科書調查官負責相關事項及課程實施的調查工作，並以其結果做為下輪課程修訂之主要依據。
- 課程的實施除有課程綱要解說作為教科書編輯之指導文件，亦給予各教科書出版單位充裕之準備時間，以維持教科書品質。
- 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執行上，除了法規體系嚴密外，在專業人員設置、審定基準建立、以及審定周期安排等各方面均有成熟發展。
- 相較於台灣以學校為教科書選用單位，各出版業者競相滿足教師需求作為選用條件的成規，日本以各地方教育委員會統籌選書，政府立法約束不當競爭，加上出版業者的自律，故能建立以教科書品質取勝的良好風氣。
- 經歷了家永三郎教授教科書訴訟事件的重要發展（詳下節）。法院認為文部省的審定雖符合憲法，但判決文部省提出的各項修改要求是恣意且非法，國家介入審定過程乃至提出修改要求的行為，從此獲得抑制。
從以上的簡介中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實反映了國內政治社會的民主化發展過程，以及教育理念和價值觀念的變遷趨勢。此一結合檢定和採擇過程的教科書制度，雖然不如澳洲完成委由民間發行，或美國若干州政府的事後認定措施，但相較於戰前以皇國史觀為核心的專斷獨裁，則更為民主而進步。另一方面，日本在1980年代雖因歷史教科書論爭的國際化而修改「教科書檢定基準」，並加入「鄰國條目」（詳下節）。然而教科書審定過程的透明化與多元化，以及對於國家恣意干預審定行為的自我抑制，使得各種企圖大幅度影響教科書內容及灌輸特定史觀的國內團體及國外勢力，不容易遂行其意志。
東京大學教授三谷博曾從比較觀點，綜合評論戰後日本教科書制度的三項特徵：一是教科書在日本對於型塑歷史認識的功能並不如韓國和中國那般重要，其影響力遠遜於電視時代劇、歷史小說及漫畫等大眾媒體。二是戰後日本的教科書雖由政府檢定，但立基於自由民主主義體制，重視客觀及透明性。實際採擇過程是由地方進行，國家並不直接介入。三是當代日本的教科書問題的脈絡和性質，已經與二十世紀後半葉有所不同。並已經成為東亞地區各種彼此對立「國史」問題的一部分。上述觀察可作為理解戰後日本教科書論爭的重要視角，以下試舉代表性事例加以說明。
戰後日本教科書論爭的回顧：史觀、法律與政治
戰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是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其主要焦點為對於二戰史實的歷史解釋、新教材的審定與採用、以及國際外交與和解等三方面。歷史教科書問題不止引發日本國內學界、媒體、政界及民間團體的熱烈討論，更受到週邊國家如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各國，尤其關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載和評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近年來更因為東亞各國的領土爭議而發生各種摩擦，成為日本國內及國際政治的爭點。面對當代錯綜複雜而高度情緒化的教科書論爭，以下試以1960年代至90年代的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1982年的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國際抗議，以及1996年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的右翼歷史修正主義運動等三個代表性事件，說明戰後日本教科書論爭的發展過程及性質。
1965年6月，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1913─2002）不滿日本文部省藉教科書檢定名義，要求刪改其主編的三省堂《新日本史》。認為此舉違反日本憲法以及教育基本法而向國家提起訴訟。此一案件於1965年、1967年及1984年三次上訴，歷經長達32年的馬拉松審判過程，並引起日本法學界、教育界、歷史學界及市民團體的廣泛討論，史稱「家永教科書訴訟」。家永教授雖然遭遇二次敗訴，但1997年東京高等法院法院的判決，認為審訂教科書行為本身並非違憲，但文部省要求刪除「731部隊」以及「南京大屠殺」、「日本軍的殘虐行為」、「草莽隊」等四件二戰史實記述的行為，則超越了教科書審查裁量權。本案除了是學術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對抗，也呈現了戰後日本在左右翼史觀以及對於二次大戰歷史解釋的重大意識型態差異。
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審查通過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修訂版，其中實教出版社《世界史》版本將侵略華北改為進入華北，企圖淡化日本戰爭責任，引來臺灣、中國及南韓等鄰國的不滿和抗議，並掀起了一股反對篡改歷史教科書的運動，認為此舉象徵著軍國主義的復活。因應此一外交危機，文部省在11月底於「教科用圖書審定標準」中設定了近鄰條款：「在對待與亞洲各鄰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態時，要立足於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觀點給予必要的考慮。」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爭議，中國則設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日中關係再度惡化。1986年6月，日本右翼團體「守護日本國民會議」的原書房《新編日本史》通過審定，再度引起中韓兩國抗議。自此之後歷史教科書除國內教育政策、學術自由與左右史觀的議題外，更加入了國際外交和地緣政治的因素，此後周邊國家經常因教科書審定的歷史解釋問題，以及日本官員對二戰史實的不當發言，對日本的反省和謝罪態度提出質疑。
1996年12月，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發表成立聲明，其核心人物為藤岡信勝及西尾幹二等人，批判戰後日本的「自虐史觀」，並主張應決從根本上改變歷史教育，重建日本人的驕傲，告別謝罪的命運。該會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於2001年由扶桑社出版。此一國家主義色彩的教科書，雖經文部省要求大量修改，但最後仍通過審定，引發日本國內的爭議。2005年4月，修訂新版《新歷史教科書》及《新公民教科書》被宣布審定合格。雖然此類教科書的實際使用率較低，但其中對於二戰侵略史實的爭議性敘述，仍引起周邊鄰國及日本公民團體的不滿。伴著釣魚臺領土爭議及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等事件的升溫，中國大陸民眾更出現罕見的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而新加坡外交部亦首次發表聲明，抨擊日本當局掩飾二戰時日軍的暴行，造成亞洲鄰國關係緊張。
在右翼團體積極介入地方歷史教科書採擇的行動裡，從核心的東京都到沖繩的八重山，都出現了對於教科書版本採用及教材用語的爭議乃至訴訟。而東亞各國的領土糾紛，更為此事件加入的新的爭議。2006年3月，文部科學省對高中教科書提出審定意見，要求按照政府的見解進行記述，以便讓學生能夠明確理解「尖閣諸島及竹島是日本領土」。而日本的教科書問題自此成為國內左右翼史觀、中央及地方政治、以及國際領土糾紛的複雜論爭場域。及至201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審查結果，多本教材採用「日本的固有領土」的表述，並對二次大戰史實如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等內容進行修訂。此一發展呈現了日本政府及右翼民間團體推動「領土教育」和「愛國心教育」的思想趨勢。
另一方面，在理解戰後日本教科書問題的發展軌跡及複雜脈絡的同時，吾人亦不容忽視日本政府、學界和民間對於推動歷史和解的努力。歷經了1990年代中期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以及環繞著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及東亞領土爭議等事件的各種歷史論爭的同時，日本政府除官方重大宣示外，亦曾參考歐洲德法共通教科書的編寫經驗，嘗試推動日中及日韓歷史共同研究與教科書交流。而民間學術和教育工作者在亦開始從全球化的視野，反思過去割裂日本史與外國史的做法，並檢討強調學生記誦單調歷史事實的教育方式，作為每十年修訂「學習指導要領」的準備。在此同時，為了抗衡日本右翼勢力所發行的爭議性歷史教科書，來自中日韓三國的學者自2002年起，開始共同合作編寫近代史教材，並於2005年5月出完成《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本書強調超越國別史的邊界，以共同建設和平與友好的東亞新格局。並由三國各自發行本國語言譯本。然而由於日本教科書問題與周邊各國的國內政治及國族主義錯綜纏繞，近年來更因領土爭議造成東亞國際關係的衝突及阻礙。如何達成共同的歷史認識及真正的和解，仍面臨重大的挑戰和考驗。
記憶、認同與和解：當代東亞教科書問題的多重面向
在政治論爭的硝煙中，近年來各國的歷史、社會及教育學者，開始研究東亞的教科書究竟如何影響人們的歷史認識及記憶。過去三十年間，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爭論焦點。來自國內外的批評者均認為，日本的教科書在日本挑起亞洲太平洋戰爭所應承擔的責任、日軍對亞洲占領地造成的苦難，以及在與同盟國的戰鬥中犯下的戰爭罪行等問題上均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悔悟。而對於日本殖民地統治及侵略戰爭史實，尤其是二戰期間日軍搶劫並強迫女性提供性服務的「從軍慰安婦」等問題上，更存在迴避和淡化的傾向，未能向年輕一代正確地描述本國的過去。此外由於來自保守的修正主義者及其政治勢力的壓力，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審定工作，總是力圖弱化有關日本侵略行為的表述。
為深入瞭解前述普遍流行的刻板印象，並探討美國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APARC）的申起旭(Gi-Wook Shin) 及 Daniel C. Sneider的研究團隊，便針對日本、中國、韓國、台灣以及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進行費時數年的調查和比較分析。他們首先從分析各國使用率最高的高中歷史教科書進行翻譯，並選出包括盧溝橋事件和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在內的八個主要歷史問題加以對照，以瞭解歷史記憶是如何在教育課程被塑造。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Peter Duus教授指出：認為日本歷史教科書如同國外評論的那樣帶有愛國主義色彩的一說法並不正確，也缺乏具體的根據。相較於中韓等國以戰爭故事促進民族光榮感及國家認同感的作法，日本的教科書則頗為克制，並重視事實，愛國主義傾向並不明顯。甚至連激發愛國情緒的內容都是各國教科書中最為稀少的，可以說猶如枯燥無味的編年史。
日本的教科書採用了此種頗為克制的論調謹慎編寫的原因，除了避免過於露骨的史觀解釋，也是考量學生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的實際狀況。以間接方式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以及發動戰爭導致國家和國民的重大犧牲。正因此一戰後和平主義的基本論調，修正主義的右翼團體自行編寫了教科書，以圖修正其所謂的「自虐史觀」。
在學者進行國際教科書比較研究的同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日裔記者大井真理子則從個人體驗和海外經驗的對照，反省其在日本時所受的歷史教育內容。她指出日本人經常不理解為什麼鄰國對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生的事情抱著深深的怨恨。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數日本人並未能充分而完整地學習二十世紀的歷史。依照日本的歷史教育制度，學生至國中一年級才首次接觸世界史，並開始瞭解日本和外部世界的關連。然而從史前人類到現代的歷史在日本僅僅是一年的課程：「我每周花3小時，或者說全年105個小時學習歷史，慢慢地去向20世紀的歷史靠近。毫不奇怪，許多學校根本就沒有走到講授20世紀歷史的階段，這些學校的老師往往要求學生在課外把課本讀完……而當我們最後開始學習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在357頁的歷史課本中，只有19頁講述了1931年至1945年間發生的事件。」
大井後來在澳洲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選擇以南京大屠殺作為英文論文題目，並發現中日雙方有關此一歷史事件存在著爭議。進而接觸到右翼學者藤岡信勝否認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的言論。更因為讀到歷史教師松岡環對於參與南京暴行日本老兵的採訪證詞而激動落淚。雖然日本文部省中學教育指南規定，要教育所有兒童了解日本同亞洲鄰國的歷史關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災難性損害。但是松岡環認為日本政府在有意避免讓年輕人知道日本歷史上所犯暴行的細節。大井在報導結語中指出：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指責中國的學校教育過於反日。他和藤岡信勝一樣，希望改變日本講授歷史課的方式，以便讓日本兒童為自己的過去感到自豪。這無疑將會在日本的鄰國引起軒然大波，而許多日本人將不會明白這是為什麼。「但是，無知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除了對於教科書內容的比較檢視，以及教學現場的親身體驗外，當代日本社會和輿論面對來自鄰國的政治性批評言論，亦出現了心理上的轉變：許多人認為雖然日本有左右派之爭，但基本上日本教育界已經徹底傳達了對戰爭的自我批判。日本政府也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示謝罪和深刻反省。現在的教科書問題其實是中國與韓國充滿被害者意識，利用東亞戰爭和對日本的持續控訴，以壯大自己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政治工具。並藉著對戰爭責任的指責，作為威脅和打壓日本的一種手段。而中韓鄰國相關論者故意強調日本右派少數者的言行，而忽視整體日本教育與國民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修正，責顯示出戰爭受害國對戰爭根本沒有反省，只是在利用歷史而已。
面對上述對於教科書政治工具化的反彈及不滿言論，「21世紀構想懇談會」成員的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川島真曾做出評論。他認為安倍談話中是否使用「侵略」、「殖民地統治」、「痛切反省」、「道歉」等詞彙雖是媒體焦點，但更重要的是在正視過去的同時，還要重視戰後和解與面向未來的展望。換言之，日本除了需要真誠的反省和道歉外，更應以積極的作法，從外交、國家及社會等面向，與各鄰國進行和解並共同建構東亞地區的和平。然而「和解」是在極為複雜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的均衡之上所形成，並具有可逆性。因此日本仍需持續舉行象徵和解性的儀式，並開展和平教育，以敏銳地應對各種形勢的變化。川島進一步指出：雖然日本和中韓兩國目前仍無法達成和解，但面對鄰國媒體的過激言論以及國際輿論宣傳，日本不能因為二戰歷史的政治工具化乃至濫用，而放棄尋求和解及共通歷史認識的努力。在國家及媒體，以及社會和個人等各個層面，均應以謀求和解的實際行動克服缺失，不斷表明從未忘記和贖罪的態度，並應負責地面對對於未曾經歷戰爭的下一代。
代結語：歷史教育、反思史學與公共歷史
2015年8月30日，在中國北京一萬二千人大閱兵的前幾天，十二萬人聚集在日本東京的國會議事廳前，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動安保法案。群眾中有各類公民團體，並包含了如坂本龍一、瀨戶內寂聽與山田洋次等日本老一輩文化人，以及大學生新世代反戰組織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 -s），也有高中生前來投入抗爭。參與人數超過主辦單位預期的十萬人，把日本國會議事廳前擠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央政府部會所在的霞關也都是抗議人潮。同一天，日本全國八十座城市也同步舉行抗議集會，這是反安保抗爭以來最大型的示威行動。近年來日本和中國及韓國間因領土糾紛和歷史認識問題不斷的磨擦衝突，喚醒了經歷過二戰、一九六○年代反安保鬥爭一代日本人的記憶。而今年五月安倍加速推動安保法案，也激發了社會大眾與年輕人對於未來的不安全感。
SEALDs等學生運動者透過網站宣傳和嶄新的抗爭形式，主張立憲主義及社會民主，並在國際問題上強調和平主義，通過對話化解與中國等周邊國家矛盾，也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知名導演山田洋次說：「年輕人們的活動是巨大的希望。」
在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當代東亞社會，從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沖繩等地，處處可見所留下來的遺緒與國家暴力的傷跡，人們忙著撫平傷痕、保存記憶、控訴迫害、要求賠償、反抗壓迫。如同社會學者汪宏倫所指出的：在1989年冷戰體制的瓦解後的世界局勢重整，讓許多原本被壓抑凍結的戰爭遺緒問題逐一浮現。另一方面，歷史週期感與世代意識讓人們意識到留下歷史見證乃至搶救歷史記憶的重要性。記憶與遺忘的政治，則無非是戰爭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因此戰爭的記憶，很容易就變成記憶的戰爭。在此意義下，戰爭從未結束，只是從軍事場域進入到符號象徵的場域。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看似和平的年代，但無論從時間或空間來看，我們一直生活在戰爭遺緒（即戰爭所創造或殘留未決的問題）當中。當前東亞區域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點，幾乎都與戰爭或戰爭遺緒有關。如紛擾多年的所謂「歷史認識」問題，幾乎都是集中在如何記述與紀念二次大戰的問題，因此所謂「歷史認識」，其實是個「戰爭認識」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詮釋戰爭的意義、如何看待與處理戰爭結果的問題。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背後都隱含著對戰爭及其後果的態度與評價。
在中日韓各國分別以不同方式紀念二次大戰結束的同時，2015年的台灣又是何種歷史和政治的氛圍呢？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學者若林正丈分析了「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與「台北大空襲70週年」等兩個代表性實例。前者是否由政府及中國國民黨舉辦的盛大進行的一連串軍力展示、發行紀念郵票、攝影展、大規模國際研討會等盛大官方活動。而後者則是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以1945年5月31日被美軍轟炸台北空襲為主，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主辦的資料特展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若林指出：「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反映了兩種迥異的二次大戰經驗以及對日本的觀點。也顯示出在現代台灣兩種日本觀共存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以上一代本省人為主的「被殖民」經驗，與外省族群為主的「被侵略」經驗及其衍生的記憶和情感，並未在戰後的歷史發展中順利整合。而戰後日台關係則因為美日安保體制、臺灣民族主義及總統選舉等內外因素，無法如日中和日韓那樣的檯面化，使得「親日台灣」的印象在日本被流傳。甚至與常與過去日本殖民地統治肯定的言論相連結。然而隨著在國際局勢、兩岸關係，以及臺灣島內政治社會狀況的變化，日本在殖民地統治與戰爭期間發生的國家暴行，並不會自動被遺忘。而諸如臺南玉井紀念「噍吧哖事件」一百週年等事例，也將陸續進行中。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仍是有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台灣，正充斥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的競逐乃至衝突。人們除了以不同方式回顧1945年的戰爭經驗，亦爭論著1895年的歷史意義。而歷史教科書及課綱問題，更引起了高中生的反課綱學生運動。從理性訴求、到佔領抗爭、苦行環島、乃至以死身殉，令社會為之震撼，至今餘波未息。對照戰後日本在教科書問題的經驗，吾人深刻體會反省歷史教育的意義和本質。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慈淑指出：在課綱微調程序瑕疵的爭議中，各方在意的是「歷史要學什麼？」由於台灣目前歷史教育仍偏向於灌輸，所以課綱、教科書，還有學生「心智」，就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大家都要在學生心智和記憶版面上留下最深刻的痕跡，以便爭取未來的「忠實信徒」。然而真正的歷史教育是讓學生有機會探究過去、思考和理解對過去的不同觀點、評斷各種看法所依據的證據和推出的解釋：「真正的多元是讓學生深刻認識不同觀點的內涵、緣起、訴求，以及彼此衝突之處。學習歷史重要的不是讓學生導出蓋棺論定的答案，而是藉此學生得以開展眼界，得以見識差異和不同，理解分歧所在，最終能夠獨立判斷、自我抉擇。」
當前我們所生存的當代，正面臨極端氣候變遷、環境災害、國際衝突、政治紛擾、經濟失衡，均已經不是一地一國之內的狀況，而是全球危機的一部份。而在東亞區域經濟及文化互動更加頻繁的同時，仍籠罩在二戰歷史的包袱與政治衝突的陰影之中。造成此現象的主因之一，在於各國間仍存在著分歧乃至彼此矛盾的戰爭記憶及歷史敘事。藉著解明各種國族敘事並存競爭的事實，才有可能培養各國公民更具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歷史思維，形成新的自我認同及共通的歷史認識，進而建立區域合作和和解的基礎。就此意義而言，本文擬呼應中央研究院王明珂院士所提出的「反思史學」主張：學院的研究者應結合多種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研究，進行歷史文獻、圖像、人們的社會行為、口述歷史與神話傳說等材料的分析。並透過「公共歷史」的參與和實踐，有效進行歷史知識的公共化與民主化。進而協助不同的記憶群體進行理性的溝通與對話，促進社會之和諧與公平，並提供未來另類可能性的方案。
註釋
本文的完成感謝東華大學吳翎君教授的邀請，以及早稻田大學淺野豐美教授與東京大學周俊宇先生的協助。文中意見或可能錯誤，均由筆者負責。作者相關論著可參見以下作品：
Lung-chih Chang, ”Island of Memories: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History, Culture and Modernity, Vol. 2,No. 3, (2014) pp. 229-244.Lung-Chih Chang, 2011, “Telling Histories of an Island Nation: the Academics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 in Gotelind Muller ed., Designing History in East Asian Textbook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Aspirations( London: Routledge，2011), pp. 117-134,.Lung-chih Chang, “Re-imagining Community from Different Shores: Nation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aiwanese Historiography,” in Steffi Richter ed. Contested Views of a Common Past: Revisions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New York: Campus Verlag, 2008), pp. 139-155.
作者介紹
張隆志，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曾任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合聘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台灣社會文化史、族群關係史及比較殖民史，現正從事台灣史學史及公共歷史學的研究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