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貽君（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對應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史脈，鄒族的吾雍‧雅達烏猶卡那（Uongu Yatauyogana，漢名高一生，1908〜1954），允為二戰期間（1937〜1945）原住民「文學」創作者的指標。
得年47歲的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終其一生，不曾以華語文在媒體公開發表任何一篇文學創作；吾雍的作品，主要是以日語（偶爾間雜鄒語）書寫；後世人們記得並感念他的存在，不是透過閱讀他極少的文學敘事作品，而是他以日語、母語創作的敘事歌謠，以及他的那段讓人痛惜、不捨的生命悲歌。如今的我們，當然可以嘆譽他是揭櫫「原住民族自治」的先覺者，但我更覺得他是一位雖已遙遠，卻易親近的生命者。
十歲（1918年）的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父親意外身亡，母親改嫁，他被嘉義郡的日籍高階警官收養，年少的吾雍遂從「蕃童」就讀的達邦教育所，轉學到「本島人」學童就讀的嘉義市玉川公學校，未久又被轉入專供「內地人」學童就讀的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十六歲（1924年）再被保送進入台南師範學校。少年時期的吾雍，因為個人不可抗力的族裔分類機制，入學資格的身分判定從「蕃童」轉變而成「內地人」，日常生活的文化學習空間網絡也從山林的部落，轉換而至平地的都市；入學身分的轉變及學習空間的轉換，無疑是對這位聰穎早熟、十幾歲鄒族少年文化身分認同線索的斷裂並重塑。 嚴格來說，他是第一位台灣原住民以文學書寫、個人署名形式在報刊雜誌發表詩文的「作者」。十三歲（1922年）以日本姓名「矢多一生」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一篇題為〈昨日の日曜〉的短文，採取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描寫他跟隨、觀察並模仿哥哥在屋旁持鏟挖掘蚯蚓，想去公園的池邊釣魚，但因看到東方的天色轉黯、雷聲悶鳴而悵然返家的情景；情節固然簡單，但卻顯示了當年僅只十三歲的少年吾雍，即有敢予具名的膽氣向報刊投文，顯示了他確實是有聰穎早熟的資質才氣。
1927年6月，當時正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學校任教的俄國語言學者聶甫斯基（N.A.Nevskij，1892〜1937）來到阿里山的特富野部落研究鄒語；時年十九歲、就讀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四年級的吾雍，經由部落駐在所的日本警察推介而結識聶甫斯基。透過吾雍的鄒語教導與協助，聶甫斯基採集了鄒族的詞彙語料、傳說故事，進而編纂出版《台灣鄒族語典》。
透過以上兩項事例，不難看出吾雍在廿歲弱冠之前，即已具備了以日文書寫、族語表述的文學敘事能力；雖然，他因個人不可抗力的因素而被日本殖民者的官員收養，但仍可以看到他勉力於自我維繫對部落族人的歷史記憶、語言詞彙、人我關係的連帶。
1930年結束師範生的修業身分，吾雍選擇返回故鄉阿里山的達邦教育所執教，並被派兼達邦駐在所的巡查補之後，他就被迫不時面對隨著多重身分而來的矛盾、衝突及抉擇。
根據1930年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的機關刊物《理蕃の友》記載，返鄉執教之初的吾雍，除了兼任達邦駐在所的巡查補，並在1930年開始以「高砂族青年團」幹部的身分，介入仲裁部落事務，另以部落族人「代表」的名義，發表應和於殖民者理蕃政策、依附於皇民化運動的詩文或談話，立論的思量層面率皆是向殖民者灌輸的現代文明想像的立場傾斜。
1936年11月，返鄉擔任教師、兼任警察的吾雍，在《理蕃の友》發表一篇以日文書寫的新詩〈更生の喜び〉（更生的喜悅）：
吳鳳の殺身成仁に∕其の名を謳はれた∕阿里山のツオウ族∕だか其の現實は∕桃源の夢を實りて∕來ろ日も來ろ日も飲酒に耽り∕因製にさいなまれて∕再び起つ氣力さへもなく∕あはれ自滅の道へと急いで行く∕間一髮∕見よ旭光を負ふて∕母國人は慈愛の手を差しのべて∕あはれな迷夢者阿里山蕃を∕自滅の淵より希望の彼方へと∕自力更生の喜びが∕中央山脈の一角阿里山に湧く∕そして村の若人は∕獵銃を棄て、鍬を取り∕老人は因襲をかなぐり棄て∕若者の後を追ふ∕目指すは希望に輝く∕鄉土の開拓へ――∕永年の迷夢今覺めて∕堅く堅く踏みしめろ∕自力更生の第一步∕石鑿の音も高らかに∕山田の稔りを樂みつ∕夜は國語の學習に……
全詩意譯略以吳鳳「殺身成仁」的事蹟、名聲受到謳歌，但是現實中的阿里山鄒族人，卻仍貪戀於桃花源之夢、沉溺於飲酒而醉生夢死，失去再度奮起的氣力，急速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所幸在千鈞一髮之際，祖國人們慈愛的手將迷夢者阿里山蕃從自滅的深淵拉向希望的彼方，自此之後，族人獲得自力更生的喜悅，村中的年輕人丟棄獵槍、拿起圓鍬，老人們也棄絕貪杯的因襲而在年輕人的後面追趕，開拓鄉土的目標閃爍著希望，長年的迷夢如今覺醒，使勁扎實踏出自力更生的第一步，石鑿開墾的聲音響亮、山田豐收的樂音響起，夜夜學習國語。
詩中，隱約可以感受到剛自師範學校畢業未久，返鄉執教並兼警察職務、青年團幹部之初的吾雍心理矛盾撞擊之情，他的敘事角度及書寫位置徘徊、糾纏於對部落族人的愛怨情結之間，一方面以局外人（outsider）的書寫位置，將日本殖民者統治之前的鄒族人形容為因襲傳統積習的「迷夢者」，貪戀於「桃源の夢」、瀕臨於「自滅の淵」，另一方面又以局內人（insider）的敘事角度，感念日本「母國人」伸出朝陽旭光一般的「慈愛の手」，使得部落族人放棄傳統的狩獵維生模式，改以墾荒農耕的生產方式，進而獲得更生的覺醒喜悅。
透過〈更生の喜び〉這首以日文書寫、發表於殖民者理蕃機關刊物的新詩，不難窺見吾雍在歸返部落之初的國族文化認同意識，是以依附、同化於殖民母國的現代文明想像、文化優越意識的權力共謀角色，逕將維繫部落族人的生命禮儀停格於吳鳳「殺身成仁」之前的蠻荒之域。
1940年5月，吾雍受邀參加「高砂族青年內地視察團」前往日本各地參訪三週，返台後在《理蕃の友》製作的專輯「神國日本の感銘」，發表一篇題為〈憧れの內地へ、我等の祖國內地へ！〉（到我憧憬的內地去、到我們的祖國內地去！
）的近萬字遊記，此文允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上首度出現以「報導文學」形式書寫、發表的作品，不僅意味著吾雍做為原住民文學「作者」的創作視域、書寫位置的關鍵性轉折點，同時預告他將不再以殖民者、統治者權力代理人的上位凝視角度，鄙夷看待部落的傳統文化、族人的日常生活。
在〈憧れの內地へ、我等の祖國內地へ！〉一文，吾雍以連載兩期的近萬字篇幅，展現了他對於日本近現代歷史智識發展的博學涉獵，及以蘊含詩質的流利日文進行文學性書寫的能力。文中，吾雍除了毫不掩飾描述他對於親臨「母國」、「內地」而遭遇現代性、機械化的文化撞擊的瞠目眩暈之感，引發高砂族青年的孺慕之情，但他顯然更加側重於觀察並贊歎日本境內神社、佛閣的建築格局充滿文化寓意，體現了住民對於土地、建築的集體感情及歷史記憶，尤其是在視察當時被譽為「天下の模範村」的岡山縣高陽村之時，吾雍的敘事角度明顯是以自己的鄒族部落做為參照比較。
透過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的敘事描述，高陽村從二十幾年前的「貧乏村」一躍而為「模範村」，主要是村中老幼、男女的協力總出動，每個家戶充分利用空地以發展養雞、養豬的副業，白天共同經營村落的產業組合，晚上共同炊事、歌唱娛樂，村中住民彼此友愛；文中，吾雍以感性的語詞發下豪語，有生之年將讓自己的部落「阿里山地方」成為另一個高陽村，這是「一生懸命」的奮鬥目標。
相較於初返部落之時的詩作〈更生の喜び〉批評族人貪戀於「桃源の夢」，但是隨著年歲漸增、部落生活日久，以及高陽村民建築在友愛基礎之上的協力互助模式，吾雍隱約察覺部落族人編織形構的「桃源の夢」，並不是可被譴責的。
結束「高砂族青年內地視察團」行程、發表〈憧れの內地へ、我等の祖國內地へ！〉之後，吾雍自此未在《理蕃の友》發表詩文或談話，開始頻繁以族語、日語創作歌詩，題材主要取自於對阿里山鄒族傳統生活場域的歷史典故、自然景觀的感懷或詠讚，這些歌詩作品在當時均未公開發表，僅向親友、族人教唱時流傳於各個部落之間。
吾雍生前最為外界熟悉的歌詩創作，當屬〈春の佐保姬〉（意指，春之女神）這首作品；此曲的確切創作時間，尚待更進一步的考證確認，但從歌詩的詞意觀察，佐以他在1940年代初期感受二戰時局肅殺氛圍愈趨緊凝的心情轉折研判，〈春之佐保姬〉創作於1940年代的可能性居高。此曲的日文歌詞及漢譯如下：
誰か呼びます深山の森で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靜かな夜明けに 在寂靜的黎明時候
銀の鈴のような麗しい聲で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
誰を呼ぶのだろう 呼喚著誰
ああ佐保姬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佐保姬よ 春之佐保姬呀
誰か呼びます深山の森で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淋しい夜更けに 在寂寞的黃昏時候
銀の鈴のような麗しい聲で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
森に響き渡り 越過森林
ああ佐保姬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佐保姬よ 春之佐保姬呀
誰か呼んでる深山の奧で 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ふるさとの森の奧の彼方から 在故鄉的森林 遙遠的地方
麗しい聲が 用華麗的聲音
誰か呼んでいる 有人在呼喚
ああ佐保姬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佐保姬よ 春之佐保姬呀
歌詩乍讀之下，明顯地，吾雍是把日本名字為「湯川春子」（ゆかわ はるこ）的鄒族妻子高春芳（1913〜1999）譬喻為「はるの佐保姬」，歌詞意境流露著春之女神思念遠方所愛的親人，遂以銀色鈴鐺一般的華麗聲音低吟、召喚遊子從遙遠的他方回返故鄉的森林。然而，如果放大歷史的視域來看，吾雍的這首〈春之佐保姬〉，毋寧是為日治末期遭到殖民者徵召投入太平洋戰爭，充當「高砂義勇隊」而遠赴南洋作戰的鄒族子弟而寫。
1942年，吾雍不再只以兼任巡查補身分的殖民權力代理人的上位角度凝視、規訓族人的身體，他因為公開反對日本殖民者以勸誘、威逼的手段徵調鄒族青年赴南洋征戰，而被部落駐在所的日本警官懲罰在神社面壁以羞辱之。1944年，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的敗象已露、「高砂義勇隊」傷亡慘重，吾雍多次銜命前往高雄軍港領回陣亡的鄒族子弟骨灰；後世學者的調查、研究發現，那時銜命前往高雄的吾雍，多次獨飲而醉，淚唱悲曲。
吾雍創作的〈春之佐保姬〉，絕不單單只是眷戀夫妻之間的兒女情長，毋寧是藉這首歌詩，能讓因故而遠離鄒族家鄉的族人在吟唱之時，真切感受到來自於故鄉森林的家人、親友的思念召喚。
終戰之後，吾雍因為倡議「高山族自治」而招忌當局，1952年9月被以涉嫌叛亂的「匪諜」罪名逮捕，之後未經合法的審判程序，1954年被以「匪諜叛亂罪」的罪名執行槍決，留下一具充滿消毒液體氣味的冰冷遺體，浮沉於屍池之中，殘酷地讓為人妻的高春芳辨認、完成領屍手續。
1952年11月30日，囚禁於台北的「軍法看守處」的吾雍，寫給妻子的獄中家書：「我的魂不在台北，每夜都在家裡的小房間陪伴妳，妳不會寂寞的。想到『春之佐保姬』這首歌嗎？想起來的話，請用妳的感情去唱，我想妳最合適唱這曲子」。
作者介紹
魏貽君，1962年出生，桃園楊梅埔心客家人。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成功大學台灣文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曾任《自立晚報》國會記者、《自由時報》中部特派員、台中有線電視台新聞部經理、《台灣日報》總主筆、東華大學語傳系助理教授。著作包括《台灣政治將士相》（台北：自立報系，1989）、《原住民的祭典》（台北：莎士比亞文化，2008）、《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台北：印刻，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