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繼偉(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副教授)
從許多方面來看，戰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神經症綜合體（neurosis complex）。儘管人類史上的戰爭普遍存在此種集體性和其領導者個人的神經症狀態，它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尤為鮮明。二戰前和戰爭初期，侵略集團的集體心靈被某種病態而自戀的「誇大自體」（grandiose self）所浸潤，且為虛矯的「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所蒙蔽。
戰端
誇大自體是充滿全能自大感（omnipotence）的自我狀態。它激起了發動戰爭所需的躊躇滿志和無敵的幻想。侵略者一方面低估對方反抗的力量，蔑視她們捍衛領土與生命的意志，另一方面則輕忽或漠視己方將付出國力與人命的慘重代價－梅寕哲稱此為「自毀」和「國民的自殺傾向」（符傳孝等譯，1975，頁403）。延伸荷妮的觀點，此種自戀性底下其實隱藏著「一種內在的破壞性因素」（陳虔譯，2004，頁251）。他們在過度膨脹的雄心和扭曲的現實感驅使下挑起戰端，甚至棄自毀於不顧。
在理想化面向上，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曾論及，源自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激進右派，即日後的法西斯之流，普遍患有歇斯底里的國家主義及「懼外症」，且易於將戰爭與暴力理想化（鄭明萱譯，2002）。從精神分析的觀點，無論誇大自體或理想化自我，它們無非是對抗懼外心理的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而偏執於種族汙染的「慮病症」則是名符其實的副產品。此時的心理機轉乃是透過「分裂作用」（splitting）將完美歸諸於己，而將全部的罪惡投射到希特勒眼中「令人厭惡的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魯特尼雅人、塞爾爾維亞人以及克羅埃西雅人的種族雜燴」，以及「猶太人和更多的猶太人」（翁嘉聲譯，2013，頁261）。除此以外，更為全面的理想化自我之心理狀態則賦予侵略者一種無與倫比的自視，和自詡肩負神聖託付的虛妄責任。以此觀之，納粹等法西斯主義者所自詡凌駕萬邦的「種族優越」和對「遺傳學」、「優生學」的癡迷（鄭明萱譯，1996），以及他們眼中需要被「種族淨化」的「劣等種族」，正是此一理想化自我的心理寫照和投射。極其諷刺的是，這支在希特勒狂想中將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種－所謂雅利安系的「北歐民族」，純屬無中生有之憑空捏造（鄭明萱譯，1996）。更不幸地，猶太人在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政治性「反猶主義」中被歸咎為種族毒害和腐化人類的罪魁禍首、以及共產黨的同路人（翁嘉聲譯，2013），因而飽受折磨，經歷史上最醜陋殘忍的迫害，在歐洲多處受到不同國家民族主義者的血腥殺戮；而波蘭人、捷克人、吉普賽人甚至精神病患等，則均因有汙染本地國族的純正之嫌，在二戰中大劫難逃。另一方面，儘管日本和種族主義的關聯性較不為人所熟悉，英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家之一弗格森指出，日本的「經濟共榮圈」也是建立在種族主義烏托邦。它真正的結果卻是，迷信其大和民族為「領導種族」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將他們眼中低劣種族生存之亞洲大陸，轉成屠宰場和殖民農場（翁嘉聲譯，2013）。
一如荷妮（Horney，1991）對理想化自我的另一詮釋－榮耀化的自我（glorified self），納粹黨人、法西斯份子和日本軍國主義者之流日益陶醉在其顧盼自雄的榮光中，將他們的征服和宰制行為合理化為「其實是為了那些民族的利益著想，是為了整個世界文化著想。」（劉宗為譯，2015，頁253）；或是為了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這類責無旁貸的使命。這些醉心於征服迷夢的法西斯首領和一干戰爭狂徒對戰爭躍躍欲試，且有為數可觀的幫眾和附和者為其獻策或供其驅策。當時的民心則普遍懷抱弗洛姆所指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心理（劉宗為譯，2015）。此一傾向乃導致他們寧可犧牲自由、忍受強迫和壓抑，將安全和保障寄託於極權政府。相對地，極權領導者和集體的理想化自我也勢必帶來荷妮所描述的「應該的暴君」（tyrant of should），也就是希特勒式意識型態中「施虐性」的一面。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論及納粹式意識型態與政治實踐的施虐－受虐傾向（劉宗為譯，2015，頁260～261）：
犧牲自我，將自我貶為一粒塵土，一個分子，依據希特勒的說法，這意味著放棄維護個人自我想法、利益與幸福的權利。
希特勒向其國人灌輸他們「應該」自我否認與自我犧牲的觀念，同時恐嚇他們「若要追求自身的幸福，人將會從天堂跌入地獄。」（引自劉宗為譯，2015，頁 261）此外，如同荷妮的觀察，理想化自我總是抨擊現實的自我，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斥責：「現在我國的國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陳式編譯，2000，頁148）；而且「不是缺乏知識，就是缺乏意志和毅力。」（頁154）納粹德國在力求防治精神墮落（即血統混雜和受到猶太人的腐化）之餘，強調誠實、犧牲和緘默三項美德陶冶，並訴諸體格、科學和軍事訓練以成就其偉大民族。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日本，一位在一九四五年陣亡的慶應大學學生於出征中寫下：「日本國民被強迫接受忍耐和斷念之久，已經使他們失去把握真相的能力。」（林耀川譯，1977，頁241）墨索里尼治下的義大利民眾也「必須為著根本不考慮個人人格的人〔註：即與納粹同盟的墨索里尼和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而不得不獻身、犧牲。」（林耀川譯，1977，頁57）這些現象無非是透過控制、洗腦、威嚇和宣傳所呈現的集體性施虐－受虐行為。弗洛姆對此陳述：
權威性格的本質在於同時展現施虐與受虐的傾向。施虐行為被理解為，行為者對他人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摻雜了破壞性；而所謂的受虐行為，目的則是在將自身消融於壓倒性的強權之中，分享其力量與榮耀。施虐與受虐傾向皆導因於孤立的個人無法忍受孤獨。
（劉宗為譯，2015，頁249）
此種孤獨包含著人們在無意義和無力應對下的茫然無助或漂泊無依的感覺（朱侃如譯，2004），還有它所衍生的「一股社會小人物的憤懣之情。」（鄭明萱譯，1996，頁175）。霍布斯邦指出，法西斯思想興起年代的主要支持者乃是中產及中下階層。他們對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動盪和舊秩序的解體感到處境艱難，且面對中產階級社經地位的失落產生強烈被剝奪感。寄之而起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則為二十世紀前期帶來巨大動亂。影響所及，「隨風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會的安定，以及經濟的體系；甚至連作為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社會基石的政治制度、智識價值，也日暮窮途化作頹垣。」（鄭明萱譯，1996，頁157）二戰前的大蕭條和大動亂於焉催生了中下階層的強烈焦慮，進而創造出破壞性的敵意（朱侃如譯，2004），並藉由「逃避自由」之心理防衛，寄託或棲身於法西斯主義，成為助長戰爭的集體動能。最終，兩者結合成一個「社群的神經症形式」（朱侃如譯，2004，頁244），且外化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浩劫。
戰禍
我們不忍細數戰爭的殘忍過程。然而，戰火蹂躪和戰爭激化的瘋狂苦果卻難以抹滅，甚至是那些經歷創傷者終其一生的夢靨。凌辱、活埋、掃射、強暴、集體虐殺在烽火前線、淪陷區和衝突區隨處可見。斷壁殘垣下則多是殘軀、餓殍或艱難求生的人們。許多倖存者不僅飽受威脅，也經歷或目睹這些殘忍過程。在某些族群衝突的場景，一位波蘭人回憶：許多人「被迫觀看他們的家庭成員被一步一步地肢解」（鄭明萱譯，1996，頁460）。在南京，某位女性指證，見到自己的嫂嫂在她丈夫和小孩面前被強暴和殺害。相同的血淚見證被記錄在許多記者、外交官和傳教士等人的日記或報導中，也被戰後大量的證詞或訪談所披露。除了經歷生離死別後的失落與哀傷（lose and grief），創傷後壓力症無疑是大戰中最典型的症狀。許多人遭受立即的創傷衝擊，產生麻木、恐懼、夢靨、驚嚇等強烈焦慮反應，且在日後不斷受到痛苦的災難事件回憶所侵擾。另一些人則是藉由隔離（isolation）、潛抑（repression）等防衛機轉來緩衝急迫性壓力，卻在戰後陸續產生「延遲發作」的創傷後壓力症。我們有理由推測，戰爭時期的非常狀態以及集體蒙難的意識－這是一種不幸的「普同感」，使受害者產生忽略個人痛苦，共赴國難的壓抑傾向與昇華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均調節或延宕了群體和個體的哀傷和創傷後焦慮症，導致其慢性或延遲發作。另一方面，那些被授命進行殘忍殺戮的軍士亦不得不透過自我催眠或烈酒，緩解其罪惡感。此等人員同樣難逃創傷，屢屢以戰後的憂鬱、自殺或心理崩潰作結，或在終身的懊悔中度過。
心理治療
戰爭的慘烈亦將前線戰士暴露在恐懼與焦慮等心理危機中。美國陸軍主任精神醫師（chief psychiatrist）即明智地判斷：需要為前線軍人提供立即的心理處遇（intervention）以預防更嚴重或慢性的精神症狀（Cummings，2006）。School of Military Neuropsychiatry 隨之在紐約州的長島（Long Island）設立，用以訓練服務於前線的心理治療人員。Cummings追述，這些心理工作者重返平民生活後，不僅繼續投入心理治療工作，且藉由退伍軍人部和新成立的國家心理健康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各項方案，以及臨床心理學博士課程的訓練，延伸其專業生涯，亦進一步提升了心理治療的專業性。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發現，心理治療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幾乎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戰同步。二戰後，諮商心理學家努力將諮商的效益普及到更廣大的群體，乃說服數以百計的大學成立諮商中心，致力協助那些受惠於「1944年軍人復員法案」（簡稱GI Bill）而進入校園的退伍軍人和一般學生（McCarthy，2014）。於此同時，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加速發展的生涯輔導運動（career movement guidance）以及Carl Rogers的「個案中心治療法」，大學諮商中心和第一代的諮商心理學家，更將心理治療進一步擴大到教育性、職業性以及個人適應（personal adjustment）的專業服務領域。
在心理治療理論方面，受到二戰的影響，「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創立和「客體關係治療」（object relation therapy）的發展最值稱道。意義治療法的創始者Frankl反思其身處集中營的苦難經驗，探索人類的自由意志與實存意義，主張透過創造、體驗和積極的態度去建構生命意義。Frankl的意義治療法不僅對人類的宿命、苦難、空虛以及存在價值等議題提出真誠有力的回應，亦成為存在主義治療的一個里程碑。另一方面，伴隨戰後經濟的復甦與繁榮，人們那種亟欲補償因戰爭而失落的物質、財富和幸福的心理，導致崇尚生產和消費的物質主義以及追求成功的個人主義。處在社群連結日益削弱的轉變中，個人內在價值的認同遂逐漸為外在資產或評價所取代，形成戰後集體的心靈空虛（emptiness）。邊緣型人格和自戀性人格正是當代此一空虛自體/自我（empty self）的典型徵象（Cushman，1990）。客體關係取向的心理學家對此類問題或現象開展了深入而豐富的理解，且獲得影響深遠的貢獻。此外，客體關係學派代表人物之一Winnicott，在二戰期間設立安置難民孩童的住宿會館。他對剝奪現象與反社會傾向的洞見，以及強調結構化環境對此類孩童的「護持性」功能等主張，依然為現代安置機構所奉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年的今日，戰亂和衝突仍然在全球多處點燃。全球化下的文化衝突、貧富差距和區域發展失衡等現象均大幅提高戰爭的風險。國家或社群的集體挫折感與懼外心理，往往衍生補償性的理想化自我，且進一步發展成排外、仇外傾向，透過絕對化的正義，訴諸戰爭或恐怖攻擊。回顧往事，殷鑑未遠。已開發國家和國際組織如何秉持人類一體的同理心，對均衡區域發展、穩定經濟社會秩序展現更積極負責的作為，應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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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林繼偉，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諮商與教育心理學系哲學博士，曾任中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主任、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專長：心理衡鑑、人格心理學、諮商實習與督導、短期心理治療、客體關係理論與治療。研究興趣為人格障礙與心理衡鑑、客體關係治療、敘事研究與敘事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