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吉書(國立東華大學語言中心兼任教師)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屆滿七十年，在昔日的亞洲戰區，無論哪一黨執政，每隔一段時間，日本執政當局總被要求對其侵華歷史表示立場—這也許是日本民眾的期許，不過這更是國際社區對日本的期待，在西方國家，德國至今仍需面對其納粹的幽靈—德國這個國家與其人民一直背負著萬字符號的原罪。
同樣是二戰的戰敗國，德國與日本戰後的發展差異甚大，德國歷經戰後的東西分裂與1989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分分合合的過程中產生德意志民族對其納粹歷史至少三種不同的詮釋。這些詮釋反映在學校教導學生二戰歷史的立場與方法上，進而影響德國年輕人對二戰歷史，尤其是德國納粹歷史的態度。
教育在國民對重要觀念上的釐清影響深遠，不過教育的向下紮根需要時間去慢慢開花結果。視覺媒體的影響相對快速，大眾對二戰歷史的理解除了學校教育外，還包括電視，電影對該段歷史的重建與刻劃。當然，閱聽者與文本的關係並非單向—觀眾可能從一部電影中得到新的啟發，但也可能將其至今社會化的歷程或結果作為對一部片詮釋甚至批判的基石。
本篇論文要探討的是兩部希特勒傳記電影 (由美國/加拿大 Alliance-Atlantis 製作，艾美獎得主電視電影 Hitler: the Rise of Evil 希特勒： 惡魔的崛起 (2003) 與德國巴伐利亞省文化廳支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主 Der Untergang帝國毀滅(2004)) 如何刻劃希特勒，兩家製片公司的基本立場， 與觀眾對兩部片的詮釋與批評。
在細讀兩部電影前，我們也許先將二戰後西方世界對納粹歷史的基本立場與態度作概略的了解。英美國家在二戰結束的 5 ~ 10 年間曾經有對希特勒與納粹的文獻產出。與其說是 「產出」 還不如說是 「流出」—這些文獻大多出自情報軍官之手，將解密的資料釋放出來。英美學術界對希特勒與納粹的正視出現在 1960 年代。這些學者大多都有猶太背景，他們的初衷是希望了解其父執輩在二戰的遭遇。由於這些學者的積極推展，他們的立場成為主流，最後為英美國家對希特勒與納粹歷史的態度定調，決定了英美媒體界與教育界對德國前領導人形象塑造的基本方針。
德國東西分裂以後，德國領土上出現了對德國納粹歷史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趣的是, 雖然兩種態度迥異，卻是源自於同一個心理防禦機制—denial—積極與納粹德國切割。東德自我定義為一個共產政權，聽命於蘇維埃政府。蘇聯反納粹，因此東德自然在情感上與納粹為敵。積極作為方面，東德成立後，在軍官任用上他們會確保血統的純正—入軍校前, 申請人需經過身家調查，申請人與家屬必須在二戰時沒有擔任納粹官職才能就讀。西德由於並非共產，在歷史的數線上，被視為唯一接續納粹德國的正統。當然，納粹德國於二戰末倒台，戰後成立的西德與萬字符號無關，但因為在國際社區中是德國的唯一繼承者，必須對納粹德國的黑暗過去概括承受。然而，西德以「納粹德國已滅亡且與目前新共和無關」作切割。
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歷史的冷處理反應在教育與電影產業上。教育方面，德國基本教育的歷史課綱不將納粹歷史包含在基本架構內。 (西德以及 1989 年後的德國，課綱由各省自訂. 東德的教育系統在宣揚共黨思想，自然無暇處理納粹歷史。) 這種絕口不提納粹的默契在 1970 年後慢慢改變。至於電影方面，東德在二戰剛結束的 6 ~ 8 年間，有拍攝以納粹為主題的劇情片。這些電影有幾部得以留傳下來，成為 「另類經典.」 不過這些作品旨在改變成長在納粹政權下的東德人對納粹的看法—1950 年代初期，問卷顯示，有些德國人對納粹德國掌政的時期充滿依賴情感，無法放下。西德的電影產業的確在二戰後持續有拍以納粹為時空背景的電影， 然而這些電影多為處理人際情感的虛構劇情片，有肥皂劇的特質，只是故事剛好發生在二戰時期。這類影片大多集中在 1970 年代。西德的確出產幾部根據納粹史實改編的電影，不過國際間的評價是：「缺乏自省，德國人想告知世界，他們也是納粹政權的受害者。」
「希特勒：惡魔的崛起」 是一部三個小時的電視電影，描述希特勒從求學，參加一次大戰，加入地下組織到成為黨政領導人的過程 (1900 ~ 1933)。三小時的電影分成上下兩集，第一集從希特勒的孩提時代到 1922 年他被以叛亂罪打入地牢；第二集從他離開 Landsburg 監獄至成功誅殺異己，成為德國 「合法」 領導人。故事以希特勒為主軸，描寫環繞於他周遭的人與他的互動—Hanfstangl (希特勒早年的文宣部主任)，Helena ( Hangstangl 之妻, 因與丈夫漸行漸遠而將情感寄託在希特勒所領導的 「德國工人黨」 的黨務上)，Geli (希特勒的姪女，長期被希特勒軟禁在柏林的豪宅中最後舉槍自盡) 與 Eva Braun (希特勒的情人)，本片贏得艾美獎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裝等大獎，與最佳配樂與最佳男配角提名。
「帝國毀滅」 國際版片長 2.5 小時 (德國原版三小時)，主要是描述希特勒在碉堡中的最後幾天。故事是從希特勒的貼身女秘書二十二歲Trudl 的視角去看毀滅中的第三帝國。電影的頭尾用真實世界中 Trudl 於 2002 年過世前的專訪片段為框架，故事嘗試重現 Trudl 眼中崩解中的納粹德國—不同人等，如不同軍階的黨政要員，高官的妻兒，一個平民男孩對瓦解中的黨國機器的不同反應。本片以 Trudl 訪談傳記為主要資料來源，2004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主。
「希」 片的基本立場是將希特勒塑造成一個令人害怕的惡魔 (devil incarnate)，或是一個有人格異常症狀的患者，這個立場反映在幾個電影元素上：
一、鏡頭： 「希」 片使用許多極近鏡頭 (extreme close shots)，特寫希特勒誇張的臉部局部表情 (i.e. 嘴吧口沫橫飛地宣揚反猶太言論，對 Hanfstangl 生氣時激動到把口中的甜點噴到盤中，還有一些碎屑黏在嘴角)。跟隨著這樣特寫的是攝影機翻轉 180 度，從希特勒的頭頂上去俯瞰與希特勒面對面的人 (i.e. 與會民眾) ，借以希特勒的視角藐視當事人，反映出希特勒鄙視他人的病態心理。
二、燈光： 「希」 片在希特勒慢慢掌控大權後的數個場景，開始頻頻使用傳統恐怖片慣用的燈光安排，燈光可能由下往上打，或從希特勒的後方向攝影機的前方打，利用光影的變化，造成希特勒如惡魔般或如邪教教主般的黑暗形象。
三、配樂：於 「希」 片一開始，配樂團隊就介紹了 「希特勒」 的第一主題曲—讓人不安的弦樂。這首主題曲在之後希特勒出現的數個場景都有使用，在第一集中間，Helena 密會希特勒時，出現了希特勒的第二首主題曲—這個讓人不寒而慄的主題以緊張的管弦樂為伴奏，由低沉的男聲合唱團唱出表示惡魔出沒的主旋律，營造希特勒是邪教教主，想吸納 Helena 入甕的意象。
四、情節對白：電影中的希特勒被刻劃成一個只有 「非黑即白」 世界觀的人，片中，希特勒對順他的人百般呵護，甚至有強烈的情感依賴，但一但這些人反對他，他馬上反目成仇，並想盡辦法趕盡殺絕，這種將同夥視為自我的延伸而將所有負面情緒投射到異己身上的心理防衛機制，剛好符合美國心理精神學會定義的 「邊緣性人格異常」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帝」 片的基本立場是將德國的前領導人塑造成一個凋零中，被追隨者背棄的領袖。在國際社區期待德國製作出一部 「自省」 電影的壓力下，「帝」 片的立場很難被視為 「政治正確.」 德國製作團隊利用幾個電影元素自保：
一、紀錄片式的外觀：劇組幾乎不用額外的燈光，碉堡的佈景很考究—完全根據當年碉堡的藍圖重建，藍圖上哪兒有壁燈才會有燈，鮮少額外燈源。拍攝幾乎都用手持攝影機，攝影機還會因爆破場面隨之晃動，有種戰爭記者攝影的印象。這樣的選擇意在建立一個在 「重建歷史」 (representing a historical incident) 而非 「戲劇化歷史」 (dramatizing a historical incident) 的形象。
二、不用配樂：配樂的功能是在暗示觀眾在某個場景需要用特定的情緒去閱讀該場景。 「帝」 片除了開頭與結尾，幾乎沒有配樂。這樣的安排除了延續上述 記者現場直擊的印象，也塑造製作團隊 「客觀」 的形象 (i.e. 無意刻意用音樂營造悲情)。
三、「大亨小傳式」 的故事結構：用 Trudl 2002 年的訪談當框架，讓電影中的 Trudl 成為 unreliable narrator. 倘若製作團隊因為某種原因被質疑，他們可以置身事外—「本片是 Trudl 對事件的看法，是數種看法之一，我們只是去重現她眼中的世界。」
製作 「希」 片的公司 Alliance-Atlantis 是全球第 6 大的媒體集團，總部設在多倫多，分別在洛杉磯，倫敦與雪梨都有分點，橫跨電視與電影。代表作包括 CSI 犯罪現場系列影集. 「希」 片的製作團隊由猶太裔監製 Peter Sussman 與製片 Ed Gornon 領軍。早在製作階段, Sussman 與 Gornon 就接受媒體專訪，借此宣傳；亦有一位獨立製片為 「希」 片製作長達四十五分鐘的幕後花絮，紀錄拍片的過程。
「希」 片的製作 過程曲折，主要是因為影片立場的拔河戰。Sussman 與 Gornon 的基本立場是不要神話或美化希特勒；片子需要著重希特勒的黑暗面。為了要讓 「希」 片有足夠的歷史感，Sussman 與 Gornon 特別請納粹歷史權威 Ian Kershaw 擔當顧問，並在官網上特別增加 「歷史教材」 項目。然而當 Kershaw 發現影片著重希特勒的黑暗面而非客觀的有褒有貶，他憤而離開團隊，導演也是因同樣的原因戰前換將。
眼看 「希」 片兩周內就要開拍，但是希特勒的角色仍沒有人演。本來 Sussman 要請英國小生 Ian McGregor 飾演希特勒，但是擔心 McGregor 螢幕上的正面形象會神話希特勒，最後作罷。在最後關頭，製作團隊找上實力派性格演員 Robert Carlyle (以飾演常有黑暗面的 dark character或爭議性人物著稱)。
Sussman 與 Gornon 在 四十五分鐘的幕後花絮中極力為 「希」 片的立場辯護，訪談者質疑 「希」 片的製作團隊有刻意強調希特勒黑暗面，醜化他的嫌疑。Sussman 一再認為訪談者在做很嚴重的指控，最後說：「We can’t make him our best pal!」 剪輯師則在訪談中直接承認, 若大眾覺得希特勒是邪惡的，那麼製作團隊就有必要多少 「曲解」 (bent) 歷史去屈就大眾的口味。
「希」 片最後賣給 CBS 電視公司，本來 Alliance-Atlantis 的目標是 ABC 電視台，但是被 ABC 拒絕。由於 Alliance-Atlantis 一再包裝 「希」 為一部忠於史實的歷史劇 (該片在德國最後是在 History Channel 播映)，讓 ABC 擔心 「希」 片會是一部小眾的作品。
「惡」 片屬標準的獨立製片，製片與導演需要自籌資金，該片的資金來源很大部分來自於各省文化部的 「電影基金.」 這些電影基金的管理者根據申請者之前的表現 (e.g. 影展入圍或得獎紀錄) 轉換成點數來評量申請者應得資助於否，然後從劇本構思階段就一直有督導的權利，這些基金發放單位的職責是確保受資助的電影對該省或全國的文化達到宣傳的功效。
「惡」 片的製片與導演在該片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接受洛杉磯的媒體訪問，他們強調，片子若還掉入一般黑白對立的層次就太低了。「我們生為德國人有義務重啟對希特勒與納粹德國的討論，並把這個討論提升到高層次」 (discuss it on a high level)。他們的 」高層次」 指的是 「人格化」 希特勒—畢竟希特勒也是人，會害怕、會難過。
「希」 片與 「惡」 片在 2010 年分別給六位約 22 ~ 25 歲的德國年輕人看，並在播放後做深入訪談，每人 4.5 小時錄音， 打成逐字稿。以下是一些有趣的發現：
一、這些成長在 1989 年後的德國年輕人對國族認同普遍很低，在 1~5 的自我評量中，大多選 2 ~ 3。他們不再以德國人自居，而傾向於視自己為 「世界的公民」。
二、1998 年，德國在二戰終戰紀念日時，公開宣示正視德國納粹歷史的決心，雖然十六個省仍有權自訂歷史課程課綱，許多省份已經將二戰歷史視為課程重點。一位來自柏林主修教育的女孩說，回想起來，她從小學到高中的歷史課，50% 都在講納粹歷史。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德國人能記起教訓，不讓歷史重演。
三、其中兩位受訪者表示，德國人目前很低的國族認同除了教育之外，還有累積已久的歷史包袱 。如果德國人像美國人那樣整天把 「以身為 xx 人為榮」 ， 很有可能會被稱為 「納粹的同路人」 (Nazi sympathizer) 。
四、受訪者在一聽到希特勒的直覺反應就是 「他很恐怖」 「瘋子」 「惡魔」 不過在他們進一步討論時，會希望電影能更深層地去探討希特勒，而不是只停留在 「瘋子」或「惡魔」 的層次。基於這個期待，受訪者一面倒對 「惡」 片有較高的評價。這與電影使用的語言無關，而與電影的整體呈現有關。其中一位受訪者說， 「希」 片的燈光、化妝做得很美，可是這就是該片的敗筆—美到讓人覺得不真實，甚至有美化希特勒與整個納粹政權的嫌疑。值得一提的是，這群受訪的年輕人對於是否是明星擔當演出並不在意—他們要的是演技。有些受訪者說, Robert Carlyle 在 「希」 片中的希特勒 「太過」 (overdone on makeup and performance). 另外，他們希望看到平常所沒有看過的希特勒 (something we’ve not seen) ，「惡」 片中那垂垂老矣，遭眾叛親離的希特勒成為一個新鮮的形象。
受訪者有兩位 (皆男性) 來自於南部巴伐利亞地區，土生土長的巴伐利亞人自稱 Schwabian，是德國文化傳統的守護者，甚至稱自己是真正的德國人。兩位來自於巴伐利亞地區的受訪者在訪談中會常常談及他們的 Schwabian 傳統與身分，還會宣傳他們引以為傲的美食。談到希特勒，兩位先說：「希特勒是奧地利人，不是德國人」，接著他們說： 「沒錯，他後來入籍德國，但他不是我們 Schwabian」。
美國電影圈慣用公式，以既定或觀眾長時間被灌輸的立場或審美觀依樣畫葫蘆地去大量製造骨子裡完全一樣的影片。「希」 片可說了無新意，觀眾並非永遠被動接受被餵食的資訊—他們的看法會改變，在此，以其中一位受訪者一針見血的評論做結尾：「如果真的要妖魔化希特勒，那種慣用把希特勒刻劃成瘋子，惡魔的作法已經行不通，因為那種呈現方式會讓人認為，希特勒就是一個瘋子、惡魔，是歷史上的特殊個案，唯有人格化希特勒，我們才會驚覺，原來你我周遭的一般人也有可能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因此我們更需要小心謹慎，確保噩夢不會重演」。
作者介紹
葉吉書 (Nick J Yeh)，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學士，美國波士頓學院 Boston College 諮商心理心理衛生組碩士，克萊蒙研究大學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文化研究 (主修媒體電影) 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語言中心兼任教師，主要研究領域：電影批評與電影美學，電影產業 (含美國好萊塢、獨立製片、歐洲電影)，電影與周邊商品行銷、閱聽者研究與觀眾心理. 博士資格考研讀領域：傳記文學與傳記電影的分析與撰寫、團體認同 (國族認同、極端激進分子)、領導者風格與追隨者心理、偶像形象塑造與粉絲文化、政治文宣 / 宣傳 (propaganda)。 本論文研究的靈感來自於在東華求學時做的一項有關二戰時期文宣的報告，以及從 1998 年至今與美國新納粹主義者的互動，2007 年與住在德國法蘭克福的 Vollmerhaus 一家人以及德裔的美籍室友 Hauser提及大學時做的報告，他們提供一個可能的研究題目，並積極協助，給予意見，最後促成研究成行。 目前的論文有: Watching Joy Luck Club (1993): Theorizing the Anachronism (2010); Playhouse of Politics, Morals and Laws (2011); Translation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Som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to these Challenges (2012); 「I am Ready for my Close-ups」: a Microcosmic Look at the Power Struggle in the Film Industry (2014)除了學術研究外，並投身美國電影產業，劇本 The Man with a Video Camera 在 Lone Star 動作片影展中提名最佳編劇，監製並編劇的電影 The Miracle Archives 入圍 2015 年 坎城影展30 分鐘短片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