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進（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壹、前言
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了自黃巾之禍以來的亂局，表面上歷史的波滔似乎暫時歸趨平靜。隨後十年間，來自蜀國的陳壽完成了《三國志》，可謂對三國史的一次總結與素描。事實上三國史的錯綜複雜，也在魏蜀吳各地史家爭相追憶故國家邦之人物神采與山河風雲的激情中悄悄擴展開來。而一百四十多年後，劉宋元嘉六年，裴松之則奉命完成深具史學意義的《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再一次將此錯綜複雜的三國史屬性揭示出來。
《裴注》中蒐羅的史料總計225種書目，史部典籍即有157種，若將《三國志》視為指標性的定位，成書時間點在其之前的著作，主要有曹魏(220-265)官方史籍王沈《魏書》、魚豢《魏略》《典略》、孫吳(229-280)官方史籍韋昭（曜）(204-273)《吳書》、胡沖《吳曆》等等，可視為陳壽著書時能夠及身可見的史料。至於陳壽撰史時未能見及的著作，則有西晉東晉之交虞溥《江表傳》、張勃《吳錄》，東晉習鑿齒(?-384?)《漢晉春秋》、孫盛(307-378)《魏氏春秋》等等。
然而，歷來對於《裴注》的研究雖已累積不少成果，但大多在外緣的幾個區塊打轉，包含一、《裴注》成書歷史環境的描繪；二、《裴注》注書體例的考察；三、《裴注》字數與引書篇目方面的爭辯。均未真正將其置諸三國史的大架構中逐步去探究《裴注》所引諸書在歷史語脈中暗藏的語碼與意義，以致大多停留在「導論」層面的概述與解說。
本文研究《裴注》的新方向，則在於陳壽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角度與立場對這些「棄餘」之言進行刪剪？陳壽所及見者有《魏書》、《魏略》、《吳書》、《吳曆》，重點在於推敲陳壽刪減的構思與原委，此為裴松之注的第一種讀法；其中《江表傳》、《漢晉春秋》、《襄陽記》、《吳錄》、孫盛《魏氏春秋》史評等是陳壽《三國志》成書之後方出現之史籍，在本文的方法架構上則將其視為對陳壽《三國志》的質疑與挑戰，此即所謂裴松之注的第二種讀法。若能將兩種方法相互交叉運用，並與陳壽《三國志》文本詳加參照辯證，即可就此獲得三國史重建的線索。
貳、陳壽巧妙刪剪《魏書》以裁抑曹魏王朝的光環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曾批評陳壽說：「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註一）《三國志‧魏書》因為以本紀的規格敘述曹氏父子，而以傳體記載劉備、孫權，素來為史家所責難。而趙翼更進一步覺得名為禪位實為篡奪家國的史書體裁實乃陳壽建立，可說為史書體裁下了個壞榜樣。（註二）然而，實際上若能對陳壽身為蜀漢「舊民」（註三）的處境加以考量，就可見其曲折心意，維護曹魏乃是不得不然之苦衷。
今若由王沈《魏書》與陳壽《三國志‧魏志》對照，即可發現陳壽在選取史料時別具用心，如對曹操和劉備的出生本末，就有明顯差別待遇。王沈《魏書》所記載的曹操「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註四）將曹操的先祖追溯至黃帝，並且將一系列的世系完整列出，直至漢相國曹參，但竟為陳壽所刪。陳壽敘述曹操出生來由的文字合計竟不到百字，甚至對曹操還作出「莫能審其生出本末」（頁1）極為不利的斷評。此現象不只發生在曹操身上，王沈《魏書》對曹丕也有如下傳奇之筆：「(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註五）但陳壽對此也蓄意刪除。反觀對蜀國先主劉備的敘述則虎虎生風，如「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註六）陳壽除了對於本國先主劉備的出生本末詳加交代之外，其年幼時的符瑞異相則破例收入。若對比曹操，先主傳可謂不厭其煩刻意誇示。
陳壽為何將這些可以見到的史料刪棄不用？實際上，《裴注》中王沈《魏書》共保存引用190次，反而可以用來反面證明：陳壽其實是有意刪除曹魏正史王沈《魏書》的諸多內容，試圖裁抑曹魏政權的合法性。（註七）
參、魚豢《魏略》企圖摧毀諸葛亮神話
魚豢《魏略》在唐宋以下史書中的地位來看，它逐漸從正史變成雜史，這反映了魚豢作此書的立場明顯有偏頗，但也意味著它保留了曹魏地方人士對本國歷史的圖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已經家喻戶曉「三顧茅廬」的故事，它所指涉的正是劉備與諸葛亮「君臣相得」的佳話，然而此佳話對於曹魏來說，卻是一件極為尷尬的敵國傳聞。是以形成魚豢《魏略》和陳壽《蜀志》紀傳互異的原因。
陳壽《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寫道：「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註八）可見陳壽認同劉備和諸葛亮之間確實有「三顧茅廬」的相遇之情，也可認定當時社會普遍認知這件事的真實性。但魚豢《魏略》卻以另一種筆法巧構劉備與諸葛亮相遇的情節：「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註九）致命一擊就在「亮乃北行見備」六字，此乃魚豢和陳壽筆下諸葛亮本質上的分歧。再次顯示陳壽斷然刪除此一可能侵蝕蜀國君臣傳奇的筆痕，乃是對蜀地故國佳話的流連與吟唱。事實上，連諸葛亮自己留下的文字「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註十）都可證明魚豢的說法捏造。
肆、韋昭《吳書》「孫氏其興矣！」宣傳東吳正統性
關於孫堅的出生，陳壽《三國志．吳志．孫破虜傳》只說明是孫武之後，並描寫孫堅少年的奇策和膽識，足見他確有謀略，不同於一般凡夫俗子，可以說加強了孫武後人的說法。然而，韋昭《吳書》對於本國的君主卻有更傳奇的描繪：「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註十一）其用意就是要強調「孫氏其興矣！」的宣告，然而韋昭身為東吳史官亟欲標舉東吳孫家的符瑞，也一概難入陳壽《吳志》正史。
為了使孫家與帝位拉上關係，韋昭甚至不惜捏造傳國玉璽一事以創造孫氏神話：「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註十二）玉璽在中國是政權正統的象徵，韋昭藉由玉璽落入孫堅之手來暗示孫家是天命所在，但玉璽一事實際上早就有人質疑，東晉虞喜已經注意到這件事，並且說明「天子六璽」和「傳國璽」是不一樣的兩種信物，而韋昭《吳書》的記載顯然將兩者混淆，所以虞喜認為陳壽沒有將這件事納入正史是正確的，因為韋昭所言確實令人質疑。
所以，陳壽對於韋昭《吳書》中敘述的孫氏興旺的資料採取裁撤的作法，之所以如此實與面對曹魏《魏書》和《魏略》時有著一樣的心曲，即陳壽有意刪棄敵國所留下瑜揚過度的史料，以裁抑其功臣名望。而《裴注》徵引史籍與陳壽正史有所出入，也意味著其對於陳壽《三國志》的質疑與重建。
伍、胡沖《吳曆》「生子當如孫仲謀」的黨吳神話
即便在《三國志．吳志．王樓賀韋華傳》中陳壽引用了胡沖的評論，但是對於《吳曆》呈現的江東面貌，陳壽依然有所取捨。東吳和蜀漢一樣，在三國的爭霸中並沒有勝出，唏噓之餘對於家邦人物的緬懷和讚揚顯得不遺餘力，這一點在胡沖《吳曆》的文字中表現得相當清楚，對比陳壽《三國志．吳志．孫破虜討逆傳》筆下的孫策：「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註十三）陳壽只是以客觀的現實條件敘述曹操因為袁紹的強大不願多樹敵人而決定安撫孫策的事實，在這裡反而是曹操顯現應對諸侯的方式和對未來戰略的佈局相當完善，主動權是在曹操身上的。
但胡沖《吳曆》云：「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註十四）由曹操口中說出「猘兒難與爭鋒也」，可謂將孫策的強悍膨脹數倍，主動權變成在孫策手中，顯然孫策的勇猛讓曹操難以抗衡，加上由這位敵國君主開口讚歎，也使得孫氏家族的強大更具說服力，甚至在十多年後，曹操也依然「敬畏」著孫氏家族的軍事實力，胡沖《吳曆》：「公（按：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註十五）胡沖藉由曹魏開國君主對於本國孫氏兄弟的讚揚來烘托東吳強大不容侵犯的氣勢。
陳壽對於胡沖的史才應是肯定的，如若不然，胡沖的看法就不會出現在《三國志‧吳志》的最後幾位大臣的評語中，於此同時陳壽刪棄《吳曆》更顯得耐人尋味，原因無他，陳壽依然是循著處理曹魏史料的路徑，巧妙地避免過度放大孫吳政權的史料。而《裴注》則是保留了這些足以解構陳壽《三國志》的線索，讓今日我們可以藉此探勘三國史文獻叢林的縱深。
陸、《江表傳》乃吳人欲專美之詞
當公元290年左右，陳壽完成《三國志》後，三國歷史的解釋權並沒有縮限為一家之言。反之，各史家開始質疑陳壽的一家之言，以後隨著裴松之作《三國志注》遂使得三國歷史化作萬花筒般炫人耳目。《裴注》中「後陳壽時代」諸多三國史籍中，以西晉虞溥的《江表傳》引用123次最多，由此可見它與陳壽的記載必然相互擅場。
歷代關於《江表傳》的評價並不高，諸如孫盛評論此書為「吳人專美之詞」（註十六），即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它有「專美本國」的色彩。《江表傳》實際上保存了東吳士民基於南方立場的言論紀錄，故裴松之才謂其「粗有條貫」（註十七），與郭頒的《世語》虛錯百出相對比，進而繁引博徵來補充陳壽《三國志‧吳志》之不足，而這也正是代表了裴松之質疑陳壽的立場，故即便是《江表傳》如此深具地方色彩的史籍，裴氏依然徵引之，代表其對《三國志》的質疑與修正。
最明顯的莫過於對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的敘述。有關赤壁之戰的過程及真相，在《三國志》中，始終是魏、蜀、吳三家各自站在於己有利的角度分別表述。對於曹魏來說，是不欲承認卻又必須交代的潰敗，亦是曹操一生最大的隱痛。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一筆帶過。陳壽已經將赤壁之戰的主導權劃歸於劉備，也造成日後在《山陽公載記》中對火燒曹艦之功屬之先主。但在虞溥《江表傳》中，赤壁之戰的主導者卻是以東吳馬首是瞻，並且對此戰役過程鉅細靡遺地詳加記錄，顯示周瑜與程普的主力才是能大破曹軍關鍵，與陳壽的文字相比，《江表傳》鉅細靡遺地記載戰役過程，不僅強化了其真實度，相對地刻意就此提高東吳在此役中的彪炳戰功。
另外，「借荊州」一事亦是如此。是否有「借荊州」一事，陳壽《三國志》和虞溥的《江表傳》則出現不同的表述。陳壽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中其實並沒有明確落筆「借荊州」一事，但最具體明確將「借荊州」三字串成一氣之語者，乃是專美吳國的《江表傳》，且將借貸範圍擴大成「借荊州數郡」（註十八）。事實上，赤壁戰後荊州乃魏、蜀、吳三方勢力共管，其後劉備自食其力打下荊州四郡，足見蜀國已對此地進行主權管理，顯見《江表傳》「借荊州」之說並不合理。
其次，《江表傳》還刻意模糊劉備於赤壁戰前與孫權結盟時的駐軍地點。據《三國志》可知劉備當初為躲避曹操追殺遂攜荊州百姓及其部眾一路南逃，至「夏口」與劉表長子劉琦會合，多處記載劉備駐軍夏口的事實，如《武帝紀》：「(建安十三年)九月，公到新野，(劉)琮遂降，備走夏口。」（註十九）《劉表傳》：「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註二十）《諸葛亮傳》：「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註廿一）等等。但是唯一出現不同記載的即是以專美吳國為職志之《江表傳》：「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註廿二）一旦落實劉備係駐軍於樊口，則暗示劉備顯係孫權所轄之部將。而赤壁之戰理當成為孫權獨力與曹操對決的勝負，間接削弱劉備在此戰役中的戰績與貢獻。再推衍下去，荊州的主權，當然歸屬於孫吳，劉備不得與之，爾後「借荊州」、「討荊州」當然振振有詞。換言之《江表傳》塑造劉備駐軍樊口說的目的，其實仍然是前文「借荊州」系列事件的呼應與強化。總而言之，在陳壽《三國志》問世之後的《江表傳》本就有挑戰《三國志》的性質。（註廿三）
柒、習鑿齒藉諸葛亮神話強化「尊蜀抑曹」
結束三國時代的是司馬家，而司馬家乃是承襲曹魏政權而來，所以入晉以後，北方人心目中三國的正朔就是曹魏，即便是蜀漢舊民陳壽，在強大正統論壓力下不得不以本紀的規格來對待曹魏政權。然而數十年後，襄陽地區的習鑿齒就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正統觀：「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對於習鑿齒來說，政權的正統應該是由蜀漢接續漢朝，晉室則繼蜀漢而獲得正統地位。
此外，習鑿齒對於陳壽評論諸葛亮「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註廿四）也不以為然，習鑿齒卻順著尊蜀抑曹的筆調進一步神話諸葛亮的超人能力，例如他塑造諸葛亮南中「七縱七禽」的神話，這段文字後來成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七擒七縱」故事的原曲依據。其中諸葛亮從容應付孟獲，儼然有著談笑用兵、雍容自在的神采，其實已經和陳壽筆下諸葛亮短於兵戎的窘迫有著截然不同的造型。
更有甚者，以敵國人物來襯托出諸葛亮北伐的兵威，習鑿齒《漢晉春秋》中即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註廿五）的情節，來呈現身為開創晉朝的司馬懿，一旦和諸葛亮對壘始終就是相形見拙。在北伐之役始終乏善可陳這一無法撼動歷史事實框架之下，習氏則在細節中，嘗試加入對諸葛亮有利的軼聞，從而進行了修飾諸葛亮「應變將略」的瑕疵。（註廿六）
捌、張勃《吳錄》拼湊出更完整的三國史圖像
藉由《裴注》保留的史籍資料，可以看出陳壽確實在選取史料及敘事方面暗藏維護故國家邦的用心。因此，《裴注》能夠穿透陳壽一家之言的表層，透視更完整的歷史圖像，其中東晉張勃所著《吳錄》就有這樣的功能。陳壽在評論吳主孫權時用了「性多嫌忌，果於殺戮」的評語，實際上藉《吳錄》保存的史料，我們可以得知更多關於孫氏家族的血腥事跡，對比陳壽在正史中簡單的記載，可以拼湊出更完整的前因後果。
雖然《吳錄》揭發了孫家父子的負面形象，但是一旦涉及三國正統之爭時，《吳錄》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孫堅是討伐董卓的諸侯中第一位進入洛陽的將領，東吳史家對於這件事著墨甚多，《吳錄》的敘述最具代表性：
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註廿七）
這段文字記載諸侯討伐董卓時的故事，關東諸侯沒有盡心盡力討董，反而開始爭奪地盤，面對這種狀況，孫堅未將焦點置於爭奪地盤的紛爭，反而興發無人能和自己共同匡扶社稷的感嘆。這條資料顯然將孫堅由各懷異心的關東諸侯群醜中抽離出來，凸顯出孫堅忠於漢室的立場，無怪乎裴松之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孫堅於義興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註廿八）可見裴松之也認同《吳錄》的說法，可見《吳錄》的功能便是使東吳人物的形象更加完整。
玖、結語
筆者長期浸潤在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等三國史籍的歷史語脈中，發現了研究《裴注》的兩種新進路：其一，《裴注》所引諸書有些係三國志成書之前所得及見，正可藉《裴注》所引推敲陳壽究竟基於何種構思與原委刪減裴注所引的文獻；其二，《裴注》引用諸書有些係三國志成書之後方出現之史籍，在三國學方法的大架構中可視為對《三國志》的質疑與解構。
雖然以嚴謹的史學理論而言，歷史真相本難以重構，也不復存在，但是歷史工作最迷人的地方也就是此中自有一份誘使吾人持續不斷勇於追求真相的響往與動能。本文僅先就上述幾家重要典籍將兩種方法相互交叉運用，並與陳壽《三國志》文本詳加參照辯證，在其既解構又重建的關係之中，深掘出更接近真相的三國歷史，及諸書中蘊藏的史學價值。
註釋
註一：﹝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國志書法》，參王樹民(1911-2004)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1。
註二：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57。
註三：本文所以用「舊民」不用「遺民」指稱陳壽，主要係遺民所指蓋對新朝有所抵制以抗議者，謂之遺民。由陳壽本傳似乎未見其有此性質，故以舊民稱之。
註四：﹝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以下引文均出自該版本，僅標書名及頁碼。
註五：《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王沈《魏書》，頁57。
註六：《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頁871。
註七：請見王文進：〈論裴松之的「統一觀」〉，《六朝學刊》第1期，2004年12月。
註八：《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2。
註九：《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3。
註十：《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魚豢《魏略》，頁914。
註十一：《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韋昭《吳書》，頁1093。
註十二：《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韋昭《吳書》，頁1099。
註十三：《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頁1104。
註十四：《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胡沖《吳曆》，頁1109。
註十五：《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胡沖《吳曆》，頁1119。
註十六：《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虞溥《江表傳》，頁879。
註十七：《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注》，頁133。
註十八：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虞溥《江表傳》，頁879。
註十九：《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頁30。
註二十：《三國志‧魏書‧劉表傳》，頁214。
註廿一：《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5。
註廿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虞溥《江表傳》，頁878。
註廿三：請見王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成大中文學報》第四十六期，2014年9月，頁99-136。
註廿四：《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34。
註廿五：《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頁927。
註廿六：詳可參閱王文進：〈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建構〉，《臺大中文學報》第三十八期，2012年9月，頁71-120。
註廿七：《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張勃《吳錄》，頁1100。
註廿八：《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裴松之自注，頁1100。
作者介紹
王文進教授，1996年即至本校服務，與東華有20年的情份因緣。治學範圍以魏晉南北朝為主，並熱愛現代文學。在東華期間，曾在各大報發表一系列「花東縱谷隨筆」。由九歌出版社結集出版為《豐田筆記》。2008年之後，興趣轉向「三國學」，在全國各大專院校演講二十餘場，此文為王教授新書《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的簡要導讀，係專為人社東華而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