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瓊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一、 前言
花蓮受到中央山脈形勢阻絕的影響，與臺東同為臺灣島上「孤立的另一個世界」(施添福 2000)。針對東西部區域發展的長期失衡，政府在1990年提出「產業東移」將臺灣產業開發重點由西部移向東部，不過其結果僅見高耗能的水泥業東移(林湘玲 2003)，卻未能帶動整體性的區域成長(註一)。政府在1997年修訂《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發展計畫》一改過去以移植西部工業化模式來繁榮地方經濟的策略，明確定義花蓮要以觀光遊憩產業為主要發展取向(行政院經建會 2010)。儘管如此，由於政策的制訂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認定自由市場的充分運作才能有效解決花蓮發展困境，因而強調地標型景點的建置與大型觀光案的規劃。政府大量釋出土地以求資本擴張造成的土地正義問題(註二)，而大型建案對於自然環境的衝擊也使得民眾充滿疑慮(陳雅玲 2007; 劉致昕 2012)。事實上，觀光產業的經營財團化與規模極大化發展所創造的勞動需求有高比例屬於低技術性服務業人口，其工作內容往往是在執行例行性勞務。在同時，伴隨著這種「度假式」觀光產業而來的是以遊客為主體的消費環境，反而抬升在地的消費水準，為在地居民添增日常生活支出的負擔(註三)。
資本擴張的失控與國家治理的退位所帶來的地方發展矛盾已經引發了草根力量匯集，除了抗爭性的群眾動員，有許多個人與組織開始積極參與投入非商業導向的經濟活動，體現經濟生活與社會正義、環境永續三者的平衡(如好市集、大王菜舖子)。本文以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以下簡稱勞動社)為案例，探討一在地社群 – HAPPIS – 透過合作社事業的籌辦來將社會力轉化為經濟行動的過程。在現今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當道的經濟形勢裡，原本由國家與市場所形成的共軛結構不再積極承載就業與福利的任務。這個持續擴大的「制度性空缺」(institutional vacuum)(Rifkin 2000:245)乃轉由「志願性」的制度部門 – 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 – 來填補(曾梓峰 2013)。依平等互助原則創造社員經濟效益的合作社事業是「人們志願結合的自治團體，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實現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需求」，故乃屬社會經濟企業之一環。本文焦點關注在HAPPIS的成員如何透過日常生活層面的「微政治」力量之展現、實踐與集結(Ginsborg 2005)，積極參與地方經濟。
二、好生活的夢想啟動
政府將資本化視為扭轉花蓮經濟處境的弱勢的解決方案並未能受到在地社群普遍性的認同，成立於2013年10月的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即是針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發展取徑的草根回應。勞動社目前社員人數18人，絕大多數為不同時期遷居花蓮的國內移民。社員組成背景相當多元，包括廚師、企劃經理、生態解說員、心理諮商師、農夫、教師、藥劑師、護理人士、社工員與司法人員等。其共同想法是「來到花蓮，就是希望工作時是幸福的」(小魏，田野紀錄2012.07.12)，因此如何尋求生活與生計兩者的平衡成為社員勞動參與的共識。換言之，除了為社員創造就業機會，勞動社將「創造幸福感」視為穩定社員經濟生活的重要目標。
早在2012年6月花蓮樸門永續生活設計協會(以下簡稱花蓮樸門)所舉辦的「開放空間工作坊」中，一個討論小組提出組成HAPPIS Café的社群。參與討論的成員共同針對「讓每個人找到自我價值，自我滿足」、「透過合作經濟，實現理想生活」與「啟動社會新價值運動（合作找出路）」三大目標，來擬定可行的行動方案。HAPPIS一詞取自於Hapis。這是一種布農族神話傳說中的鳥(即紅嘴黑鵯)，在大洪水時代，肩負著使命，前往未知的遠方為人類取回象徵希望的火種。社群藉此宣示將以合作事業模式經營的Happis社群企圖要在主流經濟體制中為合理的社會經濟生活開拓另類的途徑。Hapis改寫成Happis是為取happy諧音，衍生為「多重的幸福感」之意。
然而，幸福不能只是一味的浪漫，必須回過頭來思考基本的生計需求，因為「生產穩定才能從容，生活才能優雅」(小魏，田野紀錄2012.07.12)。在工作坊結束之後，社群持續通過密集的聚會討論，試圖找出可以擺脫以資本主義為中心的生活方式。最後提出以「美好生活，在地蔓延」為宗旨，達成經營以優化社員的經濟利益為目的的非營利企業形式，在花蓮開辦合作事業，開始進一步召集有意願參與合作經濟的個人共同參與，於2013年10月正式成立「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
三、主體化的微型經濟
由於社員職業背景各異，因此勞動社一開始便設定不將業務單一化，而是以「永續的綠色生活」作為主軸，擬定出「食、農、教育」的三大業務區塊(圖1)。
飲食是社員所共同關注的焦點，因此以「社區廚房」為概念成立勞動社第一個事業體 – HAPPIS Café，提供創意蔬食的無菜單餐點服務，希望透過食物的美味去傳遞健康飲食的理念。這一方面是訴求於健康觀點，一方面也強調飲食的社會層面。供餐所需的生鮮食材選自於以土地友善方式耕作的在地小農，來支持永續性農業生產的發展。在食物的物質層面外，社員也希望能經由社區廚房的經營來推廣共食文化，因此積極營造一個kid-friendly(甚至pet-friendly)的家庭式共食空間。值得補充的是，HAPPIS Café只供應午餐，這是社員經過討論所取得的共識，理由不要讓工作綁架社員的家庭生活，所以要將晚餐時間留給自己與家人(而同時也是希望HAPPIS Café的客戶「在家」用餐)。就市場邏輯而言，這樣的思維顯然完全不符商業營運的準則，但這卻是一個反向操作資本主義的「彈性」概念的「主體化」發想。在主流勞動市場中，資本的彈性累積是由企業所控制：提供彈性的工作時間、給予彈性的工作薪資。勞動社則是從社員福祉為出發點，透過共同決策的經濟參與過程，為自己扭轉這個強大的結構性態勢，讓「彈性」為到勞動者手上，包括工作內容、工作的時間，甚至工作的地點，以集體營運理念，發展提供能享有高度生活彈性的組合型工作。
勞動社中有許多具備解說、課程設計與營隊帶領等專業的社員，因此規劃了以推廣「永續的綠色生活」各式教育活動為業務的事業體 – HAPPIS Academy。在執行上，其所需投入的固定成本相對於社區廚房較低，到目前為止，已經協辦過多場合作教育講座，容後文介紹。現階段HAPPIS Academy所辦理的課程活動為短期的系列課程，例如從今年9月開始，在每個月第一個週六上午與主婦聯盟共同舉辦「食見生活」的創意料理教學，其餘的週六時間則辦理主題式的好生活午茶講座(圖2)。勞動社未來將增加在地深度旅遊與體驗教育活動，擴增活動廣度與能動性。由於社員的工作時間可彈性調配，因此吸引了一些仍在學中的大學生參與。對於學生而言，其加入其實是在可承擔的時間負荷下得到彈性的工作機會，並累積在學校專業課程之外的實務經驗。對於勞動社而言，年輕社員的加入無疑是新血的投注，儘管這些年輕社員可能在畢業後離開，不過這是一段「合作人」的養成過程，即便最後選擇出社，但是這些社員將會帶著珍貴的工作經驗與合作人意識在其他地方開展他們的經濟生活。在勞動社的發展藍圖中，經營一座有機農場是社員共同目標，以成為HAPPIS Café的食材供應地，並規劃為為HAPPIS Academy的課程場域，成為合作社基地。不過，現階段其投資金額遠高過社員所能承擔。
四、草根社群的集體行動
根據國際合作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教育、訓練與宣導」為全球合作社所共同遵守的七大原則(註四)之一。早在成立勞動社前的HAPPIS Café社群已透過花蓮樸門規劃合作教育的系列講座，在2012年9月到12月間舉辦「花蓮合作人培力」的初階與進階課程，並邀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主婦聯盟)的資深講師來到花蓮，向民眾分享成就「自助互助的幸福經濟」之合作價值。事實上，在勞動社成立之前後，社員已多次協助其他NGO團體辦理相關講座(圖3)。勞動社的合作對象不僅限於花蓮在地的公民團體，另也擴及臺東的環保社團、全國性的合作社團，形成跨地區、跨尺度的公民社群的動態延展。
勞動社與其他社群的集體行動具有兩層意義。首先，對於勞動社而言，參與協辦有助於勞動社累積實務經驗，並且增加能見度。以2013年「花東合作事業發展前行論壇」為例，這是主婦聯盟受到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與內政部合作事業輔導科委託案(王常怡 2014)。勞動社接受主婦聯盟方面邀約，協助辦理各場次活動。此次論壇的辦理模式結合了全國性(消費)合作社與地方性(勞動)合作社的行政資源與人力資源。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由一個已具規模的大型全國社來陪伴新興合作社成長的發展過程(朱安棋 2014)。換言之，社間合作超越了業務層面的連結，而為臺灣合作社運動樹立一項創新典範。再者，勞動社與其他社群的連結不侷限於合作經濟議題的教育性宣導與功能性交流。在不同領域從事社會運動與倡議的草根社群，得以藉集體行動的機會共同累積社會資本，進而共同強化社會參與的能量。
五、結論
經濟並非逕自運作於時空真空裡，而是鑲嵌在特定文化脈絡之中，故不能簡單地就一套法則化的市場機制來解釋經濟活動(Polanyi 1999)。所以要跳脫主流經濟論述的結構性箝制，則必須去採取置身所在的(situated)經濟實踐；特別是「當全球資本主義被自己的負荷、矛盾與廣大民眾的抵抗擊倒時，我們應該有可行的經濟民主範本，有地區性的經濟可以照常運行為自己的社區服務」(Huet 1997; 引自陳方隅 2012: 103)。就一個新成立的地方性合作社而言，我們並不能預言花蓮好生活勞動社在未來是否成功。但觀察其經濟的實踐過程，可以充分感受到這個新興的微型經濟組織所著重的並非資本否能大量產出，而是傾向日常生活政治，採取更為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強調以更為倫理的方式對待地球；而同時，在勞動過程中，社員透過水平式的決策機制，共同決定、共同參與，並且與社區鄰里及其他在地或非在地的公民團體發展緊密的聯繫與互動。以Vieta的話來說，這種藉由合作、信任與協力，來自我組織，爭取捍衛自身經濟權益的主動性所落實的「新合作主義」(Vieta 2010)，具體呈現出有別於以往合作社組織的形構，因而在產業化過程中以更為積極的公民意識與創意，去參與經濟論述的「主體化」建構。
參考文獻
Ginsborg, P. (2005).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Making choices, changing live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Huet, T. (1997). “Can coope go global? Mondragon is trying.” Dollars and Sense 214.Polanyi, K. (1999).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臺北, 遠流.Rifkin, J. (2000). The age of access. New York, Tarcher/Putnam.Vieta, M. (2010). “Editorial: The new cooperativism.” Affinities: A Journal of Radical Theory, Culture and Action 4(1): 1-11.王常怡 (2014). “合作找出路-發展具有花東特色的合作事業.” 合作經濟 121: 31-38.朱安棋 (2014). “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連結在地，為創造良善社會而勞動.” 綠主張(30).行政院經建會 (2010).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核定本). 臺北, 行政院.吳其璁 (2012). 花蓮好事集邁向參與式保障體系的發展.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 碩士.林炯丞 (2011). 運用社群支持型農業促進臺灣有機農業發展 – 大王菜舖子的個案研究.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 碩士.林湘玲 (2003). 花蓮的環境與發展：淨土與落後的論述與真實. 環境政策管理所.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 碩士.陳方隅 (2012). 「社會經濟」的在地實踐：論合作經濟與花蓮案例的可行性. 政治學研究所.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 碩士.陳雅玲 (2007). “大建設，大崩壞.” 商業週刊(1008): 90-101.曾梓峰 (2013). “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產業化.” 研考雙月刊 27(6): 31-39.劉致昕 (2012). “臺灣海岸浩劫.” 商業週刊(1259): 90-105.
註一：參見〈前車之鑑：沒配套恐如「慘」業東移淪為口號〉(自由時報2009.06.11)。註二：參見〈建國百年，東西山海盡失–四大建設發展條例的土地亂象〉(東海岸論壇 20110308)。註三：參見〈網友感嘆花蓮薪水低物價高〉 (自由時報2012.06.07)。註四：全球共通的合作社七大原則包括：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社員的民主治理、社員的經濟參與—出資與利用、自治與自立、教育、訓練與宣導、社間合作與關懷地區社會。參見http://ica.coop/en/whats-co-op/co-operative-identity-values-principles [2014.09.19檢索]。
作者介紹
張瓊文，英國諾丁漢大學經濟地理學哲學博士（PhD. in Economic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過去以高科技產業的跨國生產網絡作為研究議題，試圖從經濟全球化視角來理解北臺灣與長三角的經濟脈動。現在則是聚焦在歷史背景、社會脈絡與自然環境迥異於西部都會的東臺灣，其研究興趣圍繞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另類樣貌，例如部落有機農業。在同時，也針對一個被視為後山偏鄉的花東發問：「有沒有機會在主流經濟之外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途徑？」因此目前也嘗試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進入田野場域，參與在地合作經濟的空間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