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當代人類學家的道德難題、職權與價值:跨入人類學的省思

許倍僑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前言:以研究為名

  提到人類學家,人們多憶及近代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與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展開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內涵(陳國強編,2002,頁 287、308)。(註一)因此,類似於他們的人類學家,莫不盡力在學術與文化調查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他/她們既仰賴因自身參與「被研究區域」的田野調查資料內容,又相信透過這些經過「系統性」調查與「科學化」數據的資料呈現,能夠為生活在與「被研究區域」不同文化與地方的人們,提供「更客觀」的文化視野與觀察(Barnard, 2012, pp. 117-118)。講白一點,當時的人類學家相信,經過系統性建立的調查資料,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異文化的內在精神與邏輯,乃至於呈現該人類社會運作機制的結構關係。

  雖然許多近代人類學家不接受上述的觀點(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科學化、數據化,並將異文化的人類社會與行為當作分析客體),甚至排斥假研究之名行文化歧視(乃至於種族歧視)之實的作為,進而揚棄這類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轉而強調「文化相對性」觀點(陳國強編,2002,頁 269),試圖建立新型態的人類學工作綱領。但其研究成果卻不時成為國家機器工具,被用來有效理解國民行動準則,抑或解析被殖民地文化內涵,好利於現代國家政府遂行更深刻的統治(Geertz, 2009, p. 175)。

  此外,若人類學家基於實地觀察,收集資料並分析該項資料可被視為正當工作。則當人類學家悖於事實,僅是依照其所蒐集的二手資料,甚或過度解釋資料內容而當成其研究成果,此類研究比之上述更形惡劣。

  因此,當代許多人類學家,開始從根本上反對將自身經驗與生活排除在外的人類學研究過程,進而提出人類學家必須自田野中反思,並強調不斷回到田野當下的「文化脈絡」對養成人類學家而言的重要性(Geertz, 2009, pp. 28-29)。

  但也不免要問,人類學家的工作,還有沒有其他特殊之處?人類學家如何面對經過田野調查、訪談後所得到的資料?又該如何使用自身的「專業」來解讀、詮釋並呈現它?在此之中,有沒有什麼難題?尤其是道德上的難題?

當代人類學家道德難題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稍微討論當代人類學家書寫民族誌的些許難題:

客觀,到底存不存在:

  基於田野調查資料而書寫的民族誌,自始至終都被當作「相對客觀之呈現,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透過後續研究與再發現可以得知,人類學家無論在資料蒐集上,以及與當地「報導人」互動過程,甚或與研究場域內的人們所處關係狀態,乃至於研究者自身所涵帶之學術訓練內涵,在在都是影響最後研究成果的「極大變因」,甚至是影響研究結果關鍵因素。況且這些變因都極為隱晦、不明,又難以控制,絕非早期人類學家所諭示,可經由系統化論述與科學數據收集,進而導論出一地方之文化特殊性質與結構關係。

  人類學田野研究呈現,其第一難題即是:人類學家所仰賴的田野資料,什麼都有可能是假的,不是事實的;但也不是都是假的,有些是存在的,只是距離事實似乎還有點距離;有些東西是事實存在的,有些雖不是事實卻還是存在著,且在當地社會依舊運行著。譬如,當人類學家自報導人口中記下一則英雄故事,但轉手之間就從另一個報導人訪查中得知,該故事人、事、時、地、物皆有所出入,那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則「英雄故事」?筆者以為如何呈現真/假/事實/非事實,要不要呈現真/假/事實/非事實」就是一種難題。

中立,到底在哪裡:

  人類學家田野工作,很可能在施做當初、以及過程中就已經破壞其田野完整性。畢竟,人類學家不是一張白紙,也不是一張「薄紙」,他/她的存在對任何田野環境而言,都是一種特殊且巨大(或者說:礙眼的)存在。人類學家越是接近田野地各項環境與人群,越有可能將本身所涵帶各種「文化物」帶給田野地各項刺激,甚至在時間催化下改變田野原有樣貌;甚至對當地社會關係與文化機制,帶來巨大衝擊。

  這是人類學家無可迴避的道德爭議,也是一種難題:人類學家(身為外來者)對生活在田野內的他人(在地者)而言是有影響力的(Geertz, 2009, p. 176)。而當人類學家越是想客觀研究,越是離研究開始時的假設(想像、期待)更遠。因為人類學家已經參與進田野中他人的生命與生活中,甚至在交互建立關係的過程中,彼此影響、滲透,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改變田野現場。

  或許,我們可以假定交互影響乃相互的,但很可能在「不對等權力」運作下,卻變為單向的影響:實際上,人類學家自身所涵帶的知識,其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力量」,足以迫使田野中的人們(在地者)因此改變自身文化認知與行為。(註二)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當我跟著「知名學院教授」進入田野現場時,我可以很清楚觀察到「知名」兩字對田野現場的影響力:人們急於尋求「有力人士」之幫助,好解決他/她當下困境。

  我們必須理解,人類學家雖擁有描繪與書寫的筆力,但若沒擁有「時刻反省自我」之意志,則此筆力終究只是滿足自我支配與控制的慾望,只是將自身知識背景以及文化想像,強加在田野研究對象身上。這絕非中立表現,也不應該是田野工作者所欲追求之願景。

權力,要不要用一下:

  人類學家研究成果,往往以研究為名,持續被用於殖民統治、政治控制、以及影響力更為廣大之社會實驗,甚至是戰爭之需求。這方面討論較為複雜,但我們依舊可粗淺自「政治所屬與否」以及「是否需要符應政治需求」兩方,來看待此道德難題所代表的意義:人類學田野研究,是否需要幫助或反抗既有政治權力

  所謂的「政治所屬與否」,此問題在於:人類學家之研究,是否在研究過程中逐漸被「歸類」在田野當地政治勢力「期望」之中,因而被視為是所屬政治勢力的統治過程與手段。此種被歸類的行動,有時或可說是被動因素所致,它致使人類學家的田野研究要不「處處碰壁」、要不「春暖花開」(或者「毫無懸念」)。但若是研究者自身主動所為而成,那又是另一討論議題了。

  但無論是順利獲得研究資料,或者受到田野場地人、事、物的百般刁難,人類學家都必須理解,此乃絕大多數田野調查時皆會遇見之難題:是否要碰觸且接近政治議題,它都有否可能影響研究過程中的理解與詮釋,甚至是研究結果。換言之,我們究竟要離權力多麼近/遠,這絕對是道德難題

  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當初為達成研究工作必須走訪一島內當地「社會知名人士」,並探求這些人士對該地傳統文化產生變遷之看法。過程中,我們就必須不斷展現對當時島內政治議題之傾向,否則研究很難繼續下去;一時間,「見鬼說鬼話,見人說人話」本事立刻上身。

  若自「是否需要符應於政治需求」此點來看,則是人類學家在決定繼續或中斷研究時,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一個具有反省意識的人類學家,當其在田野內研究人類社會時,必定會察覺其研究場域自過往歷史中即存在的「政治影響力」,而此時是否應該繼續研究,或者就此中斷研究,即為一道德難題。其實,無論怎樣決定(接近或遠離權力,中斷或繼續研究),結果都是田野工作的過程之一,無可迴避。

前輩的話,要不要聽:

  人類學家「研究行動」似乎也存在著所謂「標準流程」問題。這是相當淺而易見的道德難題:即人類學家學群與各田野地之間所建構的田野歷史延續關係,是否應該被當下的人類學家所遵從

  雖然我們多能同意,田野工作內容便在「蒐集資料」(包含主動與被動蒐集)、「訪談關係人」(包含長時間接觸與突發態勢的接觸)、「傾聽田野環境與文化所發出的各項聲音」(包含與人的接觸、與物的聯繫、與事的學習、與地的連結、與時間的對談)、「整理並詮釋資料意義」等工作之中迴還反覆。但研究計畫執行自始自終都必須面對「執行研究時的另類文化」影響;譬如,報導人要求報酬(不一定是合理的要求)、隨行研究人員既有慣習的困擾(不願意配合)、研究經費請領(每個補助單位要求不一)、田野當地官方與非官方習慣(有時候是陋習)、研究計畫面臨突如而來挑戰(天災、戰亂、疾病)、當地人給予的冷漠與攻擊(有時將研究員視為敵對者)……等問題,都存在著讓人類學家的隨身手冊,永遠必須記錄「過往有經驗者的應對方式」,好用來解決這些隨時可能發生的疑難雜症。問題是,一個專業的人類學家,是否應該符應於這類手冊「指導原則」?是否應該基於「學術研究需要」對上述可能發生之問題,給出學院式對應?

  如筆者過往經驗,當一位沒有明確出示身分識別證、但外表看去卻又明顯具「重要性」的男子欲進入地方會議時,身為「門禁」又是研究人員的我,應該照著當地人員的暗示放他進入,還是應該照著研究準備時學長叮囑來做(阻止他進入),這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上述疑問或還歸類在「應對方式」上,但若當研究者自身總以一套「規準」來框架著自身所想、所見、所為時,則此種類似「自我審察」的約束,大多會變化成偏執慾望,不但強加在研究者自身上,也很可能影響其田野資料蒐集與詮釋。可謂人類學家書寫民族誌時,不得不謹慎思考的道德難題。

如何理解「人類學家的職權與價值」

  「田野工作」乃人類學家必須不斷學習與持續操作的工作;此工作要求,為人類學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特徵。人類學家自田野帶回各項研究資料,無論這些資料是否被選用,是否能夠用來支撐其研究結果,此田野過程中所思及所憶的各種資料,其屬性上都具有獨特地位:這些資料堪稱第一手觀察紀錄,對他者第一手互動的描述,也是對田野地域發生的各項文化表徵、事件做出第一手的「具脈絡化性質的描繪與詮釋」(或者我們叫它做「深描」)(林徐達,2015,頁 6-10)。

  由於人類學田野工作秉持上述觀點,並藉著長期置身於田野現場,獲得由「在地者」所處文化脈絡所陳述之觀點(角度),進而生產(撰寫)具「在地知識」內容之民族誌書寫(林徐達,2015,頁 5),不但保存田野地文化脈絡運行軌跡,更加入研究者自身觀察剖析(一些意見),混雜而成的研究成果勘可謂「見地」。這樣的結果於是造就人類學家特殊性質,也適當地呈現人類學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

  實際上,也正是人類學家具備這些特質,自可相對保障其民族誌書寫工作的「職權」條件。我們可自以下幾點看出:

人類學家很可能是「一些聰明的傻子」

  藉由長期投入並生活在田野現場,藉此調查、訪談、體會在地文化脈絡與發展,由此培養而出「獨特文化視角與省思」。此種視角乃是符合在地知識與經驗的工法,不但具有開拓性與廣納性,也並非一般社會科學單單只藉由數據收集與呈現可達成。而此視野之獨特性,更非社會科學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可企及,因為人類學家的訪談與調查,往往都比其訪談深度要再「深很多」。畢竟人類學田野調查「時間」,大多是以「年」為計算單位,且具「概念」的人類學家,也會刻意去注視那些「不被受到重視的事件、物品與『不是東西的東西』」,由此揭示隱蔽在幽微深處的文化知識與內涵。

  這於是讓人類學家看起來非常有深度,但又因為某些氣質的養成,以及必須長期投身在田野位置之緣故,讓外人看來,他/她們又像傻子一般:把聰穎天資用在東翻西找、閒聊聞問。

人類學家大多是「一些正直的聽眾」

  透過過往民族誌閱讀,透過前人研究成果,人類學家相信每個文化自有其特殊之處,並且盡力保持「文化相對性」觀點,用以投注在自身位於田野現場各項行動之中。於是,人類學家讓在地者發聲,讓在地者用自身的語言邏輯與文化方式,敘述出屬於在地知識的文化內涵

  人類學家記錄這些聲音與行動,並不時依靠「內心直覺」對所蒐集而來資料做出「省思」:正因為盡力去聽、盡力當一個良善聽眾,所以聽見更多不同聲音與敘述,自可養成更富多元性質的「民族誌資訊庫」,而人類學家便是依靠此「資訊串流」,從中提取需要反思且再詢問的問題點之處此類行動當然也會因為研究者個人因素(學術背景、信仰內容、價值選定),因負有「某種道德使命感」,而可能使研究失焦乃至於脫離原初設定。但若出現這樣的衝突,對研究者而言或許正是一項契機,可用來當作再次「聽取」他人敘述的動力。

人類學家絕對是「一些煩人的傢伙」

  人類學家不接受單一結論,他她們總是不斷地問著,不斷地對田野各處的人、事、時、地、物提出疑問,甚至對他/她自己所處的位置、知識、方法也都提出質問。人類學家應當懷抱著謙虛態度,尤其當他/她身負書寫民族誌職責時,不但必須陳述異文化脈絡中的在地觀點,又要能去除自身學術與知識背景中的價值判斷,從而去認識田野地所隱含文化價值(內容,作為)。

  甚至,人類學家應該在田野工作之前、之中、之後,都要能試著去顛覆自我過去所處的學術知識與要求,抱持著懷疑姿態,不斷質疑眼前事物,不輕易相信眼前所呈現的知識氛圍。或許矛盾,但此作為並非是為迎合田野地工作順暢,這反而是身處學術志業人類學家必須體認之事。

  我們所作所為都是因著善良的出發點而為,但只有善良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負有批判精神與態度,用務實方式著眼在自身研究中,相信這樣的反覆論證,將會有助於在地者知識呈現,也將幫助研究者自身從各項禁錮中解放出來。所以人類學家會不斷發問,不斷地對問題提出問題,對既有權力造成挑戰,對過往已被認定的知識提出質問,而沒有休止的一天。

人類學家有機率是「一些有故事的人」

  人類學家的確介入了田野地,也確實在此生活著,藉此,他/她們能夠說出(寫出)文化脈絡下細微故事。他/她因為浸營在當地文化之中,因而學會使用在地觀點與知識來理解(看待)事物;他她因為理解在地知識,所以可以瞭解(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在地人所使用的日常語彙與暗示;他/她因為可以體會在地人日常,所以能用在地人的思考、邏輯,編織與撰寫屬於在地人的知識與文化;他/她因為可以用在地人思考邏輯與知識來書寫、編織文化內涵,所以當他/她用這樣的邏輯來撰寫民族誌時,人類學家就可以用自我省思參入其中,建構一種既屬於在地人知識內涵,亦屬於研究者自身關照與理解的「詮釋性文本」資料。

  如此既主動又屬被動的詮釋在地知識,自可從中看見許多原本當地人也未曾發掘(發覺)的知識與意涵,甚至是研究者自身也未曾在田野中體會的文化內涵。這類的人說起故事來,自當更負深度,更有意義,也更加引人入勝:「看更多,想更遠。只有 XX,沒有距離」(完全引自「台灣遠傳電信廣告詞」)。

結語:「互為主體」的呈現

  正因為人類學家是「上述那樣的」工作者,他她們特殊的職權與價值,也就因此而彰顯出來:人類學家必須同時面對學院理論與田野現況之間的矛盾,他/她要能起身迎向迎面而來的挑戰,要能一邊使用學院規矩書寫民族誌,更要能同時處理那些在田野當下所發生的各項「活生生血淋淋」的生活實況。諸如我要怎麼在田野地活(待)下去?我要如何讓在地人接納我(或者討厭我)?如何與在地人交朋友(或者保持一種特殊的、若即若離的關係)?如何成為當地人眼中的「人類學家」(或者只是一個外地來的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怎麼成為一個對當地而言,有用的人)?能否適應田野地的氣候、食物、衛生條件(不能接受的話又當如何)?……等等問題。

  而當人類學家克服上述困難,進而成功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類學家」時,他/她應能取得如同上述所言之特殊價值(成就達成,價值解鎖),而這個價值用筆者自己的話再說一次:

他/她因為浸營在當地文化之中,因而學會使用在地觀點與知識來理解(看待)事物;他/她因為理解在地知識,所以可以瞭解(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在地人所使用的日常語彙與暗示;他/她因為可以體會在地人日常,所以能用在地人的思考、邏輯,編織與撰寫屬於在地人的知識與文化;他/她因為可以用在地人思考邏輯與知識來書寫、編織文化內涵,所以當他/她用這樣的邏輯來撰寫民族誌時,人類學家就可以用自我省思參入其中,建構一種既屬於在地人知識內涵,亦屬於研究者自身關照與理解的「詮釋性文本」資料。

  如此一來,人類學家與在地人間或當建構一種「互為主體」關係,而能在書寫民族誌過程中,有別於僅僅呈現「在地者觀點」的書寫 (林徐達,2015,頁 71-73)。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不為完全斷裂關係,也非主從權力配置,研究者雖然大多擔當聽者角色,但被研究者所敘述內容也並非都是「聖經」。他們(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倆者,其實可以用更符合「遊玩」的方式,來共同編織民族誌研究內容;可在摸索中前進,在歡笑中質疑,在戲謔中取得共識。只是,這些都必須仰賴人類學家更多且更強大的努力,畢竟,沒有人會想要跟一個無趣且無用的人說更多話語,表露更多事情。

作者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前往花蓮光復太巴塱的田野照片


註解

  • 註一:馬凌諾斯基,以創立「參與觀察法」著稱,他認為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應從「整體上去分析其各組成部分間的關係」,並認為「社會人類學即為一門應用的科學」(陳國強編,2002,頁 308)。李維·史陀,將結構語言學的概念引進人類學,他把這種方法用於分析人類社會親屬關係與神話結構,認為人類社會文化行為背後,實際是由一複雜的「深層結構」所支撐(陳國強編,2002,頁 316)。
  • 註二:實際上,敘事的權力,或者是阻礙其他敘述形成與發展的權力,對形塑自我、個人、社會乃至於民族國家認同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Said, 1993, p. xiii)。正如我們自過往歷史經驗所示,當社會環境中的某一群體以文明所在自居,並意欲將其文化與知識傳遞給他者,而他者回應的行為若不當或反叛時,以文明所在自居者往往以「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因此他們應該被好好地治理」這類想法給予對待(Said, 1993, pp. xi-xii)。

參考文獻

  • 徐雨村(譯)(2012)。人類學的歷史與理論(原作者:A. Barnard)。高雄市:巨流。(原著出版年:2000)
  • 方怡潔、郭彥君(譯)(2009)。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原作者:C. Geertz)。台北市:群學。(原著出版年:1988)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林徐達(2015)。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苗栗縣:桂冠。
  • 陳國強(主編)(2002)。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市:恩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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