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億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自十八世紀末現代民族國家發微以來，「想像共同體」在首都營造紀念性、象徵性與功能性建築與場所，作為物質化與空間化群體共享光榮與創傷記憶載體，形塑國族認同的有形基礎，乃國家建構工程的重要一環。[1]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國族光榮的美好過去，抑或者創傷的難堪過往，同樣可成為國族認同形塑的基礎。若北京天安門廣場物質化了中國革命光榮傳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族記憶空間，德國柏林「歐洲被迫害猶太人紀念碑」（National Memorial for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以下簡稱「浩劫紀念碑」），則提供一個以納粹猶太人大屠殺此一「困難的遺跡」(difficult heritage)[2]作為冷戰後再統一之新國家認同建構基礎的極端例證。[3] 近日臺灣頻頻回首、檢視與再記憶「二二八」此一臺灣的創傷過去，期待構築「前行的力量」[4]之際，柏林「浩劫紀念碑」的例子，或有值得借鑒與反思之處。
1990年再統一後，德國為建構新國家認同，在首都柏林市中心營造了有關猶太人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過去歷史的紀念性建築與空間。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 b. 1946)設計的「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於2002年開放，認可猶太社群對德國社會與歷史之貢獻。猶太裔美國建築師艾森曼(Peter Eisenman, b. 1932)設計的「浩劫紀念碑」，則於2005年落成，永久物質化猶太人大屠殺記憶。德國建築師卒姆托(Peter Zumthor, b 1944)設計的「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於2010年落成，成為收藏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國家暴力相關文書與文物的「記憶所繫之處 (realm of memory) [5]」。如此猶太人與猶太人大屠殺的紀念性與功能性空間，構成德國首都柏林的「記憶區」，甚至是國族創傷的「記憶區」，而諷刺地成為重構國家認同的基礎。[6] 何以再統一後的德國嘗試營造以納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為中心的國族記憶空間，並作為其新國家認同建構的基礎呢？此一再現德國「困難的遺跡」的「記憶區」，何以被揀選為標示德國歷史新頁的里程碑呢？本文將從文化記憶之物質化與空間化的研究取徑，以「浩劫紀念碑」個案，嘗試回答這些問題。[7]
一、建構國族記憶空間的傳統
二次大戰後，德國分裂成兩個國家，柏林也區分成東、西柏林，1961年8月後中間還隔著柏林圍牆，形同兩德國族認同與民主和共產陣營的有形分界。1980年代末，兩德逐漸邁向統一，柏林圍牆於1989年末拆除。1990年9月，德國再次統一。隨著新德國誕生，冷戰建構的兩德國族認同逐不適用，必須建構新國族認同。[8i] 統一後，德國聯邦議會在1991年6月正式議決定都柏林。統一初期，很多人希望將柏林營造成一個可再現國族記憶以重建德國國家認同的基礎，最後落實在柏林「記憶區」的營造。
1990年完成再次統一的德國，企圖營造新柏林「記憶區」作為建構新國族認同的基礎，並非新發明的政治技術，在其帝國時期，便已有這樣的傳統。[10] 例如，意在紀念「七年戰爭」勝利的「布蘭登堡門」，被建構為普魯士與現代德國的國族象徵。[11] 原布蘭登選侯獵場「Tiergarten」，在1830年代以至冷戰，不斷被置入諸如「勝利紀念柱」(Siegessäule)、俾斯麥紀念銅像與「蘇聯戰爭紀念碑(Soviet War Memorial)」等象徵國族意象的紀念碑。[12]
在納粹時期，希特勒及其御用建築師史皮爾(Albert Speer, 1905-1981)曾主張透過柏林城市重新規劃，建構一個超越羅馬意象，具體展現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統一性與純潔性的空間。[13] 希特勒將此概念具體落實在1937年提出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 計畫，企圖將柏林改造成世界首都，政治易名為「日耳曼尼亞」。[14] 雖然最終未見實現，但「日耳曼尼亞」計畫之提出，確實呈現希特勒企圖透過首都城市改造，營造展示權力與建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認同的物質與空間基礎。
兩德分治時期，東、西德也意圖透過東、西柏林城市紀念性空間營造，來建基新的國家認同。雖分屬不同政經體制，卻不約而同找到一個建構國家認同的共同基礎：反納粹德國的過去。雙方官方論述，皆強調反納粹英雄或受害者的故事，東德名之為反法西斯論述，西德則直稱反納粹論述。如此的選擇性記憶，也具體化在東西柏林城市景觀。冷戰時期，東柏林政府致力興建與保存反納粹英雄的紀念建築，諸如象徵Treptower Park、德共主席台爾曼(Ernst Thalmann, 1886-1944)與列寧紀念碑。[15] 西柏林則積極拆除或棄置與納粹相關的建築，例如蓋世太保與黨衛軍等納粹黨政軍中心的「蓋世太保地帶」(Gastapo Terrain)，戰後該空間地建物遺跡被拆，且被棄置不理，只作堆放納粹建物碎石(或鬼魂)之地，具體再現遺忘納粹過去的心跡。[16] 兩德統一後，「蓋世太保地帶」成為「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所在，東柏林列寧紀念碑則如電影「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所再現，從柏林城市景觀中被拔除，服膺正確的意識形態。一如在後冷戰時代，史達林與蔣介石銅像也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或「保留區」。
二、柏林「記憶區」與「浩劫紀念碑」
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決定將柏林營造成一個統一德國的象徵，設置許多紀念性建築。其中，最要者為「浩劫紀念碑」、「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與「猶太人博物館(Jewish Museum)」，以及它們所形成的「記憶區」(參閱附圖A)。首先提出「記憶區」概念的是「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學術部門主任魯路普(Reinhard Rürup)。199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 b. 1944)成為德國總理，其文化部長諾曼(Michael Naumann, b. 1941)提議興建一個國家猶太大屠殺博物館，魯路普擔憂此將造成預算排擠，導致中心建設危機。為合理化文獻中心興建必要性，魯路普提出「記憶區」概念，將「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與「浩劫紀念碑」和「猶太人博物館」聯繫一體，指出三者所構成的「記憶區」才是再現納粹歷史及其災難結果的最佳方式。他如此辯道：
[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基金會嘗試說服國會議員、政府官員與新聞界，指出「恐怖之地」乃是再現與解釋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罪惡與迫害者社群的一個地方，並且是首都記憶文化核心而不可或缺的部分。讓我們思考一下，柏林的「猶太人博物館」和「浩劫紀念碑」分別獲得來自李伯斯金和艾森曼的重要建築設計，而基金會也要提醒大家，[文獻中心的]建築師卒姆托也相當適合而引人注目。考慮到這三個機構的互補性，「恐怖之地國際文獻中心」[的重要性]不能被放在另兩個在建築美學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物之後。[17]在此，魯路普指出文獻中心作為「首都記憶文化核心而不可或缺」的意義，並強調三個紀念性建築的互補性，合理化文獻中心存在的必要。這裡的互補性意指，相對其他兩個紀念性建築，文獻中心可藉由其收藏的「實體」文物再現納粹大屠殺，並指涉三者所形成的互補性「首都記憶文化」的「整體」意義。誠如山德(Andreas Sander)所指，這三個紀念性機構「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整體」。[18]
柏林「記憶區」構成什麼樣「非常有趣的整體」？1980年代末起，面對「納粹」歷史創傷成為德國主流論述，其物質化結果就是「記憶區」的形成。它是德國以國族記憶空間形式，向國際承認其屠殺猶太人罪責的具體作法，體現其中心化、國家公共紀念文化之出現。[19] 在首都建構記憶納粹大屠殺的空間，以物質形式向國際宣示德國願意承擔納粹罪責，並作為重新建構德國國族認同的基礎。為何要選擇納粹大屠殺此一「困難的遺跡」作為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基礎？如此記憶政治的操作，如何產生意義？其國內與國際政治的脈絡為何？
兩德統一後，民間倡立「浩劫紀念碑」。1989年，新聞記者羅什(Lea Rosh, b. 1936)與史家傑克爾(Eberhard Jäckel, b. 1929)參觀「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後，驚覺德國竟沒有為被屠殺的歐洲猶太人興建一座國家性紀念碑，於是提議在首都興建一座紀念碑，並組織「支持興建歐洲被屠殺猶太人紀念碑協會」(Association Supporting the Memorial to Commemorate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20] 在此社團推動下，德國聯邦政府與柏林市政府終在1992年認可這項紀念碑興建計畫。
德國官方認可紀念碑興建計劃後，經兩次公開競賽，歷時七年有餘，正式設計圖才出爐。[21] 1999年6月25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艾森曼的設計，紀念碑興建終可落實。經漫長籌備與眾多爭議與討論，紀念碑於2005年5月揭幕。紀念碑群最終樹立在柏林象徵與政治中心，鄰近布蘭登堡門、聯邦政府區、波次坦廣場、德國聯邦議會和總理府。紀念碑群由2711個水泥板方塊組成，表面無任何象徵圖案與紀念性文字。此外，在紀念碑群底下，設置了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信息中心，佔地約800平方公尺。[22] 歷時近十七年設計、籌備與興建，「浩劫紀念碑」終出現在柏林城市景觀。
三、「浩劫紀念碑」與新德國國族認同之建構
「浩劫紀念碑」由美裔猶太建築師艾森曼設計，其旨在紀念遭納粹滅絕的600萬歐洲猶太人。根據艾森曼設計，紀念碑群由2711塊體積不等的長方形中空自動密封混凝土組成，佔地約19,000平方公尺。碑體平行放置在起伏的地面，碑寬0.95公尺，長2.38公尺，高度介於0.2-4.7公尺，平均重量8 公噸，最大碑體高4.7公尺，重達16公噸。[23] 總體而言，艾森曼將無象徵圖案與文字的紀念碑群定義為一「靜默之地」(Ort der Stille)，希望參觀者能所感動並獲得反思與啓發。對艾森曼而言，他要建構的是一個不同於傳統的紀念碑，企圖展現新的記憶文化。[24] 著名猶太大屠殺記憶史家阿蕾達艾斯曼(Aleida Assmann)則認為，紀念碑群構成「不存在墓碑的替代性墓碑」意象，將其解讀為新德國共和「建國神話」(founding myth)的一部分。阿蕾達的解讀與設計者意圖不同，但與德國官方企圖賦予的意義相同。[25] 一旦空間建構完成，其意義即進入「社會生產」階段，阿蕾達從國族認同之物質與空間基礎視角提供了她的解讀。
德國官方所設定的「浩劫紀念碑」意義，與阿蕾達的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2005年5月10日，「浩劫紀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德國總統克勒(Horst Köhler, b. 1943)、總理施洛德、聯邦國會議長提爾澤(Wolfgang Thierse, b. 1943)等政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猶太團體代表等1000多人出席了開幕儀式。當時，議長提爾瑟表示：「德國聯邦國會透過決議建立這座紀念碑，就是自覺到統一的德國，必須坦白承認它的歷史責任，而且要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公布其歷史上的最大罪行，以永遠牢記這一切。」[26] 類似意旨，也表現在1999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艾森曼設計方案的決議文。根據決議文，德國興建紀念碑意在「保存[猶太大屠殺]此一德國歷史上無法想像事件的記憶」，藉紀念碑「警告未來世世代代，以免再次發生違反人權情事，永遠保守民主憲政的國家，確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反抗任何形式的獨裁與建基於暴力的政權。」[27]
從官方紀念碑設計指導方針，可進一步窺得「浩劫紀念碑」與新德國國族認通建構之間的關係。根據設計方針，紀念碑應表達如下義涵：以悲傷和羞愧之情記得與紀念被屠殺的歐洲猶太人、具體呈現德國願面對與承擔屠殺猶太人罪責、展現德國克服與超越納粹德國困難過去的決心，並以此象徵德國歷史的新起點。亦即，德國不只為了紀念猶太人，更為了他們自己，興建了紀念碑群。亦即，藉由紀念碑群見證德國民族面對、處理與揮別德國國族創傷，開啟歷史新頁，凝聚「前行的力量」。[28] 時任德國總理施洛德的解讀，直指「浩劫紀念碑」興建與新德國聯邦共和國歷史發展的辯證關係：「過去已發生之事既不能挽回也無法消除，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中記取教訓，德國人做了這些事。我們瞭解自己所應負的歷史責任，也應認真對待這份責任。回憶戰爭、回憶種族屠殺和犯罪成了我們『國家認同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永久性的道德義務。」[29] 換言之，統一後德國首都的國族記憶空間營造，不僅反映其面對「困難的遺跡」的態度，也是建構新國族認同的物質與空間基礎，如提爾(Karen Till)所言：「一個新國族認同的形上學延伸」。
[30] 國族認同建構之本質抽象，國族記憶空間相對具體。故此，「浩劫紀念碑」可被視為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物質延伸與基礎。
但是，有另外一點需補充說明。所有國家紀念性建築的設置，其實充滿爭議、折衝與妥協。以「浩劫紀念碑」為例，德國民眾至少表達兩個質疑。第一，除猶太人外，國家是否需要紀念其他在納粹期被迫害的群體，如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呢？又，紀念碑設置地點並非發生大屠殺所在，許多人主張應將紀念碑置於集中營遺址。德國政府認為，將紀念碑放在首都中心，正能體現德國紀念被害猶太人的決心，而此正突顯國族紀念性空間的「建構」性質。類此國家紀念性建築之爭，也體現在臺灣諸如「二二八紀念碑」與「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的建構上，尤其後者甚至長達十餘年有紀念碑而無紀念文。
[31] 此一「有碑無文」的窘境，正反映臺灣各群體對某特定「過去」與認同的分歧，也可見諸歷史課綱與教科書因政黨輪替一再修改與引發的爭議上，類此均可視為臺灣國族認同歧異的表徵。
四、「浩劫紀念碑」之官方論述基礎與「歷史家論爭」(Historians’ Debate)
然而，為什麼德國開始正視並積極處理納粹猶太人大屠殺此一「困難的遺跡」呢？納粹猶太人大屠殺一直是戰後西德的國族創傷，對其「國格」造成不可磨滅的創傷，這使西德在戰後，一直處於修正納粹過去和嘗試排除或忽略「歷史錯誤」的歷程中，而歷史研究則傾向致力解釋納粹只是德國歷史上短暫、特殊而脫軌的現象，甚至是一個被選擇性「遺忘」的創傷。[32] 直到六十年代，才有史家費雪（Fritz Fischer, 1908-1999）從事大戰過失問題的檢討。[33] 經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終因政治環境變遷，費雪所引發之爭議與討論，才更為熱絡。
1980年代初，德國政經環境產生「轉折」(wende)，加諸國際政治因素，西德面對納粹大屠殺的態度轉趨正面與積極，不再回避，轉趨正視，官方論述也產生「轉折」。由於各種內部與國際政經因素，1982年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Germany, CDU)聯合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各項政策隨柯爾政府成立修正。在外交政策上，柯爾採取「新親西政策」，積極改善臨近歐洲國家與美國關係，企圖提升西德在國際影響力，致力歐洲統合與統一。在此背景下，西德必需營造新的「國家形象」，建立新的國族觀念，勢必得正視並嘗試洗刷或解釋「過去」的創傷。為迎合西方人道主義主流論述，西德更得處理「第三帝國」的國家暴力。因此，不管是政府官方論述，或歷史學界部分研究，傾向企圖合理化解釋納粹猶太人大屠殺之罪。此外，在此一「轉折」之際，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畢德堡(Bitburg)事件。1985年，世界大戰終戰五十週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舉行紀念活動。其中，美國總統雷根在1985年5月造訪德國，並與德國總理柯爾前往畢德堡軍人公墓，向德國陣亡將士獻花致敬。但因公墓中正好埋葬著多位禁衛隊成員，而引起軒然大波。再加上「納粹光頭黨」(Nazi Skinheads)頻繁活動，大眾憂心「第三帝國」歷史教育之不足，將導致納粹的復甦。因此，學者認為西德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遺忘」或消極忽視納粹時期歷史，並不適切，應以「正常」的心態面對「過去」的創傷，積極正視並探究「第三帝國」的歷史。[34]
在此諸多「轉折」下，總理柯爾開始以營造國族記憶空間的形式，建構新的國族觀念與認同，以塑造符合其國際新角色的國家形象。例如，為紀念柏林建城750週年，柯爾在柏林設立了「德意志歷史博物館」(German Historical Museum)，企圖建構一個「正面」理解德意志國族的歷史，以「減輕」納粹大屠殺之「原罪」，建構「正常」的國族觀念與認同，以向國際社會宣示，德國已成為一個「正常」歐洲國家，不再受困於納粹此一「困難的遺跡」。[35] 此一官方論述的「轉折」，呈現出德國官方在納粹大屠殺的問題上「正常化」與「相對化」的傾向。
1980年代初，柯爾政府官方態度與論述的「轉折」，也表現在歷史學界論述之中。尤其，1985年畢德堡事件後，德國歷史界關於納粹猶太人大屠殺「正常化」與「相對化」的討論更趨激烈，論戰延續至1987年，學者稱為「歷史學家爭論」[36]。
這一系列論戰，肇端於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b. 1929）於1986年7月在《時代》（DieZeit）週刊上所發表〈一種損害的管制〉（Eine art schadensabwickelung; “A Kind of Settlement of Damages”）一文。在文中，哈伯瑪斯嚴正批評德國史家諾特(Ernst Nolte, b. 1923)與希爾格魯博 (Andreas Hillgruber, 1925-1989)企圖「正常化」與「相對化」德國「第三帝國」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觀點。[37] 簡言之，諾特納粹以「種族」立場進行猶太人大屠殺，實仿自蘇共的階級屠殺，且由於希特勒懼怕蘇俄共黨及其同路人──猶太人──遺禍西歐，因此必需同時消滅蘇聯與猶太民族。[38] 希爾格魯博在《兩種滅絕:德意志帝國的粉碎與歐洲猶太人的終結》（Two Sorts of Destruction: The Shattering of the German Reich and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Jewry），也提出類似觀點。他還主張德國在東戰線的軍事挫敗，戰後被清掃出東歐的慘況，和猶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殺相比，毫不遜色，且美、英、俄野心瓜分造成兩德分裂的「受害者」命運。[39]
諾特與希爾格魯博「相對化」與「正常化」歷史解釋的觀點，象徵歷史學界興起的「新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傾向，與柯爾政府的政策與論述轉向，及其建構「正常化」德國國族觀念與認同之企圖，相當一致。[40] 亦即，1980年初期以來，西德官方論述與歷史詮釋的「正常化」與「相對化」，顯示德國面對納粹猶太人大屠殺此一「困難的遺跡」態度的轉向，而以「浩劫紀念碑」為核心的柏林「記憶區」之建構，正是此一官方態度與論述轉變的物質化結果。
五、結論
由柏林「浩劫紀念碑」的個案，可獲致幾項省思。首先，柏林「記憶區」與「浩劫紀念碑」的建構，呈現德國政治社會變遷與首都城市景觀間密切的辯證關係，且根植於德國近現代在營造首都國族紀念性空間以為國家認同建構之基的政治文化傳統。其次，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由於國內與國際政治因素，德國官方面對納粹過去之態度與論述開始轉向，而「浩劫紀念碑」乃是此一轉向的物質化結果。再者，德國面對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的個案，可跟日本如何面對南京大屠殺，以及臺灣政府如何面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國家暴力的態度進行比較。最後，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的國族創傷，竟成為德國建構新國家認同、展開歷史新頁，以及凝聚「前行的力量」的基礎，或可跟「二二八」在臺灣國族認同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
柏林有個德國國族歷史「記憶區」，臺北也有個臺灣國族歷史「記憶區」。臺北「記憶區」的分佈區域，約略等同於今博愛特區及其周邊空間。在此一臺灣政治與象徵中心的空間裡，隨著臺灣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政治的變遷，如今日中山堂、總統府、中正紀念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與紀念公園、凱達格蘭大道、「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反貪腐民主廣場」、「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以及自由廣場等功能性與紀念性兼具的建築與空間，先後出現在臺北城市景觀與地圖（政治命名）之中，成為著儲藏、具形與流轉臺灣歷經清領、日治、國民黨統治戒嚴時期，以至民主化之後歷史關鍵時刻的「記憶所繫之處」。從文化記憶之物質化與空間化的角度出發，探討與思考臺北「記憶區」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也是一種理解與再記憶臺灣國族歷史與創傷的取徑之一，值得嘗試。
附錄：插圖
圖A：Karen E. Till, 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 198.
[1] Alois Riegl,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Oppositions 25 (Fall 1982): 21-51; Andreas W. Daum and Christof Ma1ch, ed., Berlin-Washington, 1800-2000: Capital Citi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sp. pp. 3-30.; François Choay, The 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sp. chapters 4-6; Dan Ben-Amos and Lillane Weissberg, ed.,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此處「困難的遺跡」採用Sharon Macdonald闡述德國紐倫堡城市如何面對與處理納粹遺跡的提法，參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 關於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可參拙着：〈浮現北京城的時間中軸線：中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台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頁 347-402。
[4] 2014年2月25至27日期間，為紀念「二二八事件」，國立東華大學舉辦了一系列以「前行的力量」為題的演講與座談會。
[5] Pierre Nora,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esp. 18-24. 「記憶所繫之處」即記憶研究史家諾哈（Pierre Nora）所指“lieux de mémoire (realm of memory),” 本人在此使用戴麗娟的譯法稱其為「記憶所繫之處」，見: 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2012)。
[6]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Memory, Politics,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esp. 193-228.
[7] 文化記憶之物質化與空間化意指社群對特定過去意義的認知，首先概念化於官方或權威論述，隨後被具體「物質化」於紀念性建築與空間，最後被國家權威與各社會群體所詮釋、再定義與利用，而各群體對特定過去的記憶也得以傳遞與演變。關於歐美與臺灣「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之學理探討與文化記憶之物質化與空間化之定義，可參閱拙着：〈浮現北京城的時間中軸線: 中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頁 353-360。
[8]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7-39.
[9]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224-239;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p. 201; Bill Niven, Facing the Nazi Past: United Germany and the Legacy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ed., The German Army and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War Prisoners, Jews, and other Civilians, 1935-1945, trans. Scott Abbot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10]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39-40.
[11]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70-81.
[12i] Christof Mauch, “Captial Gardens: The Mall and the Tiergarte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Andreas W. Daum and Christof Mauch, ed., Berlin-Washington, 1800-2000: Capital Citi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3-206, 209-212.
[13] Alan Balfour, Berlin: The Politics of Order, 1737-1989 (New York: Rizzoli, 1990), 72, 83.
[14]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34-141.
[15]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48-153.
[16]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39-40;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54-167.
[17] Topography of Terro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April 1999-March 2001, 6.
[18]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202.
[19]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197, 202.
[20] Karen Till, The New Berlin, 123, 172; Janet Ward, “Monuments of Catastrophe: Holocaust Architecture in Washington and Berlin,” in Andreas W. Daum and Christof Mauch, Berlin—Washington, 1800-2000: Capital Citi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5), 166.
[21] 關於兩次公開競賽與設計圖出爐之過程所涉政治問題，參閱: Till, The New Berlin, 170-172; Carolyn Widmer, The Claims of Memo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locaust in Contemporary Germany and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3.
[22] Till, The New Berlin, 169.
[23]陳郴，〈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思想》5 (2007.4)，頁 133。
[24 Till, The New Berlin, 168-169.
[25] Ward, “Monuments of Catastrophe: Holocaust Architecture in Washington and Berlin,” 177.
[26]陳郴，〈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思想》5 (2007.4)，頁131。
[27] German Bundestag,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June 25, 1999, cited in Stiftung Denkmal, memorial brochure.
[28] Jane Kramer, The Politics of Memory: Looking for Germany in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98.
[29]陳郴，〈克服過去〉，131。
[30 Till, The New Berlin, 194.
[31]關於「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與意義，參閱：吳金鏞，《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32]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307.
[33] 費雪有關德國現代史的修正主義的討論及其影響，請參閱: 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6 (2006.11)，頁239-246。
[34 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頁247-248。
[35] 關於「德意志歷史博物」的設置及其意義，詳參: Till, New Berlin, 7, 129; Charles 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6] 關於「歷史家爭論」的要點概述及其歷史脈絡，詳參: Peter Baldwin, ‘‘The Histrikerstreit in Context,’’ in Peter Baldwin, ed., 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3-37.
[37]全文可參閱Jurgen Habermas, ‘‘A Knid of Settlement of Damages: The Apologetic Tendencies in German History Writing, ’’ in James knowlton and Truett Cates, trans., 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The Dispute about the German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3), 34-44.
[38]Charles S. Maier, ‘‘Immoral Equivalence: Revising the Nazi Past for the Kohl era,’’ in 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41;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17。類此觀點，諾特不但發表於1986年6月6日刊登在《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r Allgemeine Zeitung)〈不願成為過去的過去〉(“Die Vergangenheitm die nicht vergehen will”)一文中，也可見諸其學術論著《法西斯主義的三個面孔》（Th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1963）與《歐州的內戰，1917-1945:國家社會主義與布爾什主義》（The European Civil War,1917-1945: National Socialism and Bolshevism, 1987）一書中。
[39] Maier, ‘‘Immoral Equivalence:Revising the Nazi Past for the Kohl era,’’ 40.
[40]Baldwin, ‘‘The Histrikerstreit in Context,’’ 27;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oward the Historikerstreit of the Mid-1982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