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遷移與多元文化】移動的故事:一部份的自己

丁宜安 華文文學系學士生

  在東華大學華文系就讀大二的呂佩軒,在小學一年級時曾前往中國深圳待了六年,直到小學畢業後才回到台灣。

  她的父親是軟體工程師,因為工作的關係,外派到中國深圳。中國改革開放後,台商在 1980 年代廣泛前往中國發展,到了 1990 年代後,從規模較小的傳統產業轉而以電子產品等製造業為主。依照時間推算,佩軒家應是這個時期前往中國的。據她所說,父母到搬家的前一天都還十分猶豫是否全家人都要共同前往,最後在佩軒上完一天的台灣小學後,她的父母才下定決心帶著全家離開。是不是將孩子、妻子留在台灣,自己過去就好,抑或是舉家遷移,這樣的考慮,想必也是當時工作遷移的各個家庭心中的為難。開學第二天,即便在課本都買好的準備下,他們還是踏上了前往未知地區的旅途。深圳廣東如同福建等其他靠海的城市一樣,即使隔了一道海峽,在離開的人心中都是靠近台灣的,當地也聚集了很多台灣人,若是進到內陸,受限於外派的工作地點,浩大的國度中或許也難以脫身,因而選擇於此。

在中國的小學生活

  十幾年前的記憶,即便年代久遠,佩軒談起時,仍如同每一個在台灣長大的孩子談起童年趣事時的樣貌,語氣興奮地侃侃而談。她印象深刻的是居住在某一個富裕的社區,全家在剛落地深圳時,輾轉搬了六次家,多集中在前三年,從狹小暫居的出租公寓,到父母逐漸安頓後才搬進那個社區,他們家的經濟條件在當地只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反觀社區中有些父母在孩子生日時,會請全班四層生日蛋糕作為慶祝,抑或是包下整間麥當勞辦活動請客等,由此可見經濟差距。透過她的敘述,佩軒的父母似乎對於教育環境十分注重,並且將仍年幼的她保護於羽翼之下。

  他們全家在寒暑假時會固定回台灣,暑假會從香港,寒假則是廣東轉機,說及此,她語氣如同敘述什麼秘密一般地猶豫起來:「但是我們回家(台灣)的時候,會比較特殊一點。」她提到會和其他三、四個人一起共乘廂型車,手上貼貼紙上車之後,約莫經過三四個小時的路途,會到達在高速公路上的關口:「每次過那個關的時候,我媽都叫我不要說話,就是感覺那個氣氛就很肅殺。」年幼的她其實不太知道這個流程的意義,但仍能感受到當場的緊張氣氛,直到過關之後才放鬆下來。長大後的她回想起這個流程,在詢問過母親後,才知道當年的流程是跨境巴士,由深圳跨越河川到香港後,就如同過海關(據聞會坐跨境巴士的通常是身分地位相對較高的商務人士,不用下車走路通關,由公安打開車門檢查)。或許是關口如同過海關一般,被審查的場景令人心生緊張外,當時的身分與政治情勢,背負的國籍總能挑起兩方緊張情緒,稍有不慎便可能身陷困境吧。

回到台灣的格格不入

  升上國中後,父母從當地朋友的口中聽說中國因人口眾多、十分競爭,因而決定將佩軒帶回台灣繼續完成學業。對於適應問題,佩軒談較多的反而不是在深圳的生活,而是回到台灣之後的種種不便。

  由於口音一時改不過來的關係,剛回台進入再興中學的佩軒感到自己被其他同齡孩子排斥,再加上她當時只會寫簡體字,用語有時也與台灣不相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說我是台灣人,只是去大陸住一陣子,但他們還是會叫我『大陸妹』,我就很不爽。」她語帶不悅地補充,自己明明是台灣人,但卻被這樣捉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大陸口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跟大家有那裡不一樣。」詢問在中國小學的情況,不知道是否因為年齡層不同,在那裡的經驗其實並不差,同學都是保持著善意的好奇。適應不良的部分多與注音符號與拼音的轉換相關,若是在大學的現在看來,使用拼音或許也沒什麼,但在考卷第一大題仍會測驗字音字形的國中來說,確實是一大適應問題,當時遭受同學排擠的她甚至一天只說三句話。

  她還提到了台灣的「簡化字」文化,有些台灣人會將數學的「數」寫成「丯又」(電腦字體無法顯示因而使用偏旁組合),但其實中國所使用的簡體字是「数」,個性直率的她直接舉手糾正:「老師,數學的簡體字不是這樣寫的。」當時即使年紀還小,身邊凝固的空氣讓她也敏銳的感受到了格格不入:「因為沒有人跟我講這到底是怎樣,就是有點像大家不會說的規則嗎?因為大家生活上就是這樣啊,沒有人會問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就是問出來也會顯得自己很奇怪……。我媽也沒有跟我說應該要是怎麼樣。」

  父母對於這樣的差異並不多談,佩軒自身的政治敏感度也不高,唯一記得母親有提醒的,是在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回台灣,當時國文老師會要求同學背誦詩作,她背的最好的是毛澤東的〈萬里長城〉,當天回到家,受到稱讚的她得意地在餐桌上背誦給父母聽,然而母親卻嚴肅的說:「妳回去台灣,不要在妳同學面前背這種詩喔。」小時候深受打擊的女孩,直到回台灣很久後才逐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思。「不要問就對了!」比起一般台灣小孩對於政治議題共同的噤聲記憶,佩軒對這句話的回憶更交雜了兩岸政治議題的複雜與難言,小小年紀的她應該也懵懂一首詩也能象徵對於台灣的身分認同,在中國受到萬人傳頌的偉人,到台灣卻變成人人避諱抑或嗤之以鼻的人物。

結尾

  童年的暫居似乎沒有在佩軒身上留下太多痕跡,嘗試試探她的身分認同,對於政治並不太敏感的她,微微愣住後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小時候的經歷對於現今的影響是什麼,她說:「我應該更能適應新的環境變化吧。」

  問及若是未來有機會前往中國工作,是否會想要前往,她承認確實有語言、口音、認字等等的優勢,然而現今住慣的環境,離開其實有些不安,對於當地競爭極高的環境有所耳聞,即便高中有想過,但現今也「沒有很想了。」

  訪談結束後,我突然想起似乎沒有詢問這段記憶對於她的意義或是定義,用訊息詢問她,她回答雖然已不是什麼想和他人分享的、早已模糊的回憶,但還是對於那段時光充滿懷念,且對於房間格局、家中沒能帶走的寵物狗貓仍記的清晰:「對我來說在那邊的家定義也是『一部分的我』、『童年的地方』那樣子的感覺。」

後記

  過去,我很常在注音符號、語詞彙的運用上很刻意的糾正自己,有些對我而言是意識形態的東西,對佩軒來說其實是生活的日常。在台灣普遍社會觀感而言,使用拼音、使用簡體字,或是用錯中國詞彙(如影片、視頻等),常常被糾錯、揶揄甚至排擠,或許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小學生活與國中的不同,但也讓人反思對於中國的惡意是否被媒體渲染,有時過於太粗糙濫用了。

  畢竟那些看似能簡單以政治二元劃分的是非對錯,其實可能是一個人生活曾經的一部份。移居的經驗看似沒有在佩軒的認同上留下太多痕跡,但曾經居住的經驗與現實仍能在一些小地方上展現。認同上是台灣人的佩軒,生活卻不少是以「非台灣」的經驗組成,可能是手機上的羅馬拼音鍵盤,以及有所親近的海峽另一邊的深圳——即使這個經驗可能並非受到「允許」及贊同,如同佩軒媽媽告知的噤聲;相反而言,明明是應有所親近的「家鄉」,適應上卻有所困難與遭受排斥,對比原先的他方,情感的複雜難以一概而論,然而因經驗不同而產生適應上的痛苦則確實造成傷害。

  撇除政治與文化,最少曾生活在那處的經驗是無法抹除的,認同與經驗所交構的複雜與流動,並不能簡單以政治二元分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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