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文化遺產中一個隱含的心理工作

蘇愈芳 (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學士)

  2017 年12月13日,臺灣正式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企圖透過系統化的整理,記錄下臺灣人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被迫害歷史。除了將龐大的記憶與物品檔案逐一典藏,此條法案更致力於推行「負面文化遺產」的保存,開始正視這些有形文化資產中的創傷記憶。除了兩大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景美、綠島),人權館籌備處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中,羅列出53個白色恐怖的史蹟點,並在106年的「臺灣監獄島: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特展」,展示全台45處不義遺址,做為臺灣有形空間中的轉型正義不可忽視的一環。

   負面文化遺產 (Difficult heritage)作為一種高度凝視創傷記憶的歷史空間,其中的元素與政治角力不僅複雜,更涉及許多沉重難言的歷史敘事。以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為例,村址內廢棄的「秀林慰安所」一直是婦女救援基金會(簡稱婦援會)極力保護的地點,透過在這裡成立慰安婦資料館,揭露陽剛的戰爭歷史中,不透氣的女權黑牢。然而,良善的美意卻遭到當地居民的大大反抗,除了任由防空洞任意廢棄與遭人塗鴉,也不願意承認這裡曾有慰安所的歷史事實,更遑論日軍慰安婦受難者的現身。如此「內在創傷真實」與「歷史真實」相互糾纏、無法彼此合作與疏通的案例,為數也實在不少。 

  當我們企圖挖掘過去,試圖對私人或集體的歷史創傷工作時,我們必然遭逢沈重之回音,更勢必受到正當性與倫理性的質問──「過去的傷痛,你何必掀開觀看?」,而負面文化遺產的再現,究竟是一種殘酷凝視,還是一種針對歷史不正義之處的平反運動?當站在如此的痛楚空間、公共敘事與私密創傷的鏡映邊際,我們該拿這一切怎麼辦?又如何在負面遺產的修建工程中,與私密的傷痛偕同工作?我試圖專注在以上的思考,提出個人的整理和見解。

負面遺產 (Difficult heritage) 中的傷痛主體

  對於負面遺產 (Difficult/ Negative heritage) 的討論,始於2002年日本社會學學者荻野昌弘。他針對十九世紀以來因高度工業化與戰爭所出產的災難空間,提出一個完全顛覆「光榮歷史」的觀看。負面文化遺產(負の歴史的遺産)作為一樁歷史證據,記錄了災難與創傷系統化的「被」發生,更寫下極權政府無法規避責任的暴力罪行和人性的衰敗與陰暗,甚至成為一處見證著哀傷、痛苦、死亡、道德質變的殘酷空間(林潤華,2014)。此然歷史與追求正向價值、召喚民族認同的文化遺產可說大相逕庭,卻是一堂嚴肅的歷史教訓,1930年代納粹集中營如今被批評為「充滿現代性的殺人工廠」,便是負面遺產中相當經典又沉痛的案例。

  負面文化遺產在學界的定義皆有各家說法。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更因其「負面」之詞彙不夠客觀中性,遲遲未給出明確的學術定義。大家之言者眾,有倚靠主題式的分類:天災紀念園區、屠殺與種族隔離位址、戰俘與政治獄,以及以「慈善」之名行「殖民」之實的精神病院或傳染病管控病房等(Logan, W. & Reeves, K.,2009);抑或專注於「空間文化特質」的開放性描述:「凡有關傷痛、欺騙、抑鬱、污染、恐懼、貧困、疾病、瀕臨死亡的空間經驗,都可能和負面遺產有關。」(林秀叡,2013);而美國人類學教授Lynn Meskell則以世貿雙子星大樓為例,將焦點放在空間中「衝突性事件」與「群體性經驗」的同時發生,即是負面文化遺產中的雙重表徵(黃龍興,2011)。

   實然,對於負面文化遺產的思辯眾說紛紜,卻暗暗不脫「創傷發生之地」這一悲劇性的脈絡指向。負面遺產作為一創傷空間,羅織著暴力、死亡、災難性的歷史事件與創傷憶痕(memory traces),更收攏各式行為者與被行為者的人地參與。台大心理系林耀盛教授於〈觀念平台-療癒二二八創傷〉一文中,提及「創傷方格」(grid of trauma)的概念:

做為重創的歷史事件,受創是一種「創傷方格」(grid of trauma),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同謀者、抵抗者、位居方格模糊區位者,以及後來的誕生者,甚至未來尚未出世的人,都包含在此方格矩陣裡。 

林耀盛,2012,中時電子報

  遂,創傷作為一種「迫害文本」(persecution text),已非單純牽涉歷史事件的發生與否,更幽微複雜的,即是負面遺產中勾連的人情傷痛,形成一樁具有「連坐性」的創傷事件。受害者之親密家族、伴侶,或是當下參與在迫害文本中的加害者、怕被波及的旁觀者……,皆在「創傷」隱而未見的關係網絡中。所謂的創傷,已從準受害者的身分上遷徙,蔓延成一如鬼魅般迴返的精神地理空間,各個受創心靈在現場喃喃自語。

負面文化遺產中的兩種時間

   在許多名列紀念性質或文化價值導向的負面遺產中,不難看見的是遺址工作團隊對於歷史真實的追求──人事時地詳實精確、前因後果無錯置的時序空間,創造了負面文化遺產空間中第一個時空性。以臺灣為例,從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對於「白色恐怖不義遺址」所撰寫的初步調查研究報告可看出,近45處的調查點多數詳載西元紀年(19XX-19XX年),測量精準的空間面積(房舍XX公頃、牢房XX平方公尺)或監獄人口實數與男女比例(人數XXX人、男女比例X:X),乃至酷刑數量的計算(X種),並以此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來建立空間歷史。如此詳盡的歷史真相追求,是「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的工作指標:史料檔案之保存、歷史整理與書寫,「不義遺址資料庫」的資料正當性更是建立其上。這般公共的、具因果脈絡的、多方核對因此牢靠的「歷史真實」,除了代表一定的歷史意義與實證價值外,同時大規模建構了一批「正典記憶」,如此的記憶典律,具有政治上的排他性,無法容錯、不接受曖昧幽微的記憶歷史,企圖掌握一條以客觀為要、以因果秩序為信的線性時間。

   然而,在創傷現場還存在著另外一條屬於「創傷方格」內的時間線軸,當代精神分析學者以「過不去的過去」來描述其存在處境。當人受到有意識的極權暴力、壓制、虐待與凌辱,或是在特定時空之下,被噤聲或言行控制,該空間的參與者又無法獲得倫理性的平反與訴說,這個人就會出現重複迴返的精神症狀(彭仁郁,2014)。如此失序的時間,在Josef Breuer與Sigmund Freud合撰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便可在經典個案Anna O.上發現「記憶缺失 (amnesia)」的症狀表徵而出。個案無法將創傷事件的內容言說完整、精確,這並非出自受傷者己願,而是無意識在面對創傷之龐大,所發展出的心理需求;除了以上精神分析學派對於創傷時間的解讀,現象學心理學者Stolorow也提出「創傷摧毀時間(trauma destroys time)」的觀念,意指創傷所造成線性時間的斷裂狀態(李維倫,2017)。在如此一個受傷的時間中,對沉重歷史下的見證者而言已不再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兜連,而是在創傷發生的當下,進入一處破碎的、自我的、無法被因果串聯的、冰凍不前的創傷時間。

   以上討論可看出,創傷主體的心理真實與歷史真實在時間性結構上相去甚遠,但同時是負面文化遺產空間中,兼容的兩條時間線軸。值得思考的是,儘管空間內的「歷史話語權」已被重新洗牌,負面文化遺產所撰寫的歷史,究竟在出土誰的歷史記憶?會不會有一個新的難關?當世人重新以「飽滿的語言」(林耀盛,2018)把歷史敘事說完了、說死了,並堅固形構痛楚記憶的正典性?而如此的狀況,是否再形成一個壓迫的意識形態,使那些曖昧難言、無法兜連與整理的受害記憶更加失語?

窺探?凝視?見證?創傷中的看與被看

   綜觀其上,我們可以看見負面遺產中存在著沉重的心靈痛楚,與其難言的記憶創傷時間。因此來到一個倫理性的辯證:我們該不該以一位探訪者的行動位置,凝視這處災難性的他者空間?美國女權主義者Susan Sontag相當嚴格地對待此般觀看,在她所撰寫《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中,甚至以「窺淫狂」來形容觀看他者受苦之人,甚至只是「例證了一種不知羞恥的文化以及對野蠻行為的一份無悔的仰慕」(蔣興儀、魏建國,2010)。儘管桑塔格所批判的觀看倫理,是針對有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的觀看族群,然而面對如此「迴避觀看,不在他人的痛楚上逞自己的窺探慾」的觀點,興許是建立在一個前提假設:創傷結構並不想見光。進入討論前,我想先說一個童話寓言:《國王長著一對驢耳朵》。故事是這樣的:

從前有一位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耳朵一天天變長,國王非常焦慮,留了長髮和鬍鬚,試圖遮掩醜陋的驢耳。有一天,他實在受不了壓力,便找來在皇宮中的理髮師說了他天大的秘密。理髮師將秘密藏在心裡面,每天卻不斷回想:「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秘密一天比一天還要重,最後使他生病了。
醫生告訴理髮師:「如果你有什麼祕密,就去深山裡找個樹洞,對著洞口說出秘密吧!」理髮師照做了,他用泥土將樹洞填起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病也痊癒了。春天到了,洞口長出一片蘆葦,只要有風吹過去,洞口就會發出「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國王長了一對驢耳朵!」的聲音,最後全國的人都聽見了。

希臘寓言–《國王的驢耳朵》

  人經歷可怕的事情,總會想要將傷口蓋住──然而,國王還是忍不住找了理髮師來聆聽秘密,理髮師還是想找一個樹洞,說出心中隱忍祕密的痛楚。蘇珊桑塔格的批判是否成立?創傷真的不想被聆聽、被看見嗎?在猶太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的眼中,反而持了一個和桑塔格截然不同的觀點。西元1939年,列維納斯不幸被抓入俘虜營,雖然逃過大屠殺之劫,卻也在營中渡過人不成人、鬼不成鬼的傷痕經驗。在當時,有一隻叫做Bobby的狗,天天跑到營外的柵欄看著他們勞動,在那段連警衛都不正視他們的「非人」歲月中,是Bobby作為一個不離去的他者臉孔,召喚並陪伴列維納斯身而為人的存在(being)。因為這番己身經驗的強烈感召,對列維納斯而言觀看不僅是必要,透過他者有「臉龐」的觀看,足以使創傷有重新獲得肯認、參透的可能,更是一種具有巨大能量的見證行動。

  「觀看傷痛」作為負面文化遺產造訪者被討論的主要行為,節制的觀看、謹慎面對沉重歷史敘事、避免受創主體受到冒犯與二次傷害等曖昧不明的「觀看潛規則」,幾乎是當代負面文化遺產中被來回拋擲的提問。然而,一個創傷主體,就有一種創傷敘事,便會有一種被冒犯、感受不快的方式。在如此個人層次的陷阱題中辯論「倫理」,我反而認為,背後的結構性事物:「個人創傷並無在創傷被公共化之前,獲得好的倫理照顧」因此受到遮蔽,並使受創者主觀的受苦狀態不斷被移轉與失焦,使創傷更難以現身。身為一個心理助人工作學習者,我們該拿這一個創傷處境怎麼辦?

從道理到倫理:一個具體為之的工作方法

  接續以上思緒,負面文化遺產的歷史興建過程,必定要有一個正當性的倫理轉向,發展出一個顧及到創傷主體敘事的工作方法。試想,若身為一位歷史創傷中的處境者,他會如何看待負面文化遺產的地景重建呢?那樣一段可能在親族之間都無法訴說的創傷,如今不禁被公共化、被國家或非營利組織鋪陳的「官方歷史」所壟罩,還有大批遊客造訪。如此的觀看究竟是使他感受到寬慰?還是感受到赤身裸體? 

   從心理工作的角度而言,使固著的創傷時間有流動可能,即是負面遺產的第一個工作價值轉向。受創者的創傷長期被自己與他人掩蓋與忽視,也從來沒有透過語言敘事來建構創傷語境,只持續讓創傷經驗停留在身體性、感受性的創傷形式。是以,傷痛固著在過去而不見光。當今臺灣負面文化遺產的工作期程發展也有環境上的限制,政治氛圍的轉變、籌備團隊的工作期程規劃等,皆非以「撫慰創傷」為工作主體,使創傷的疏通更為不易。

    以「聆聽、見證」作為團隊工作價值的轉向,並非只是使負面文化遺產的價值轉型更具正當性,亦能使受創者固著的創傷有所破口。而這一切若要有可能,創傷主體與工作團隊的接觸經驗相當重要。當人在訴說過去的傷痛經驗時,有人在當下的時間現場從旁聆聽,過去的創傷經驗便有機會獲得一個線性時間的復原途徑(李維倫,2017),創傷經驗可以就此展開訴說、追認、哀悼與復原的未來可能,也藉此重構了創傷世界的存在狀態。我將以圖示闡明之:

改自李維倫《受傷的時間性:受性侵害及家庭關係斷損少女之生活經驗的存在現象學分析》

    在當今臺灣的負面遺址工作團隊與創傷主體的相遇,對於創傷主體而言並沒有共享的經驗介面。創傷主體經驗到最多的是垂視的支配關係(團隊工作的「空降」的工作方針、內在創傷真實長期被排除、受難者長期是空間客體、內在傷痛經驗成為轉型正義發展的工具等)與失語創傷的疏通困難,遂在秀林防空洞之例,當地居民與受難者面對興建工程,呈現出逃避、抵抗與不願直視的經驗狀態;若負面文化遺產的工作方法開始有倫理性的轉向,使創傷經驗到「共在」的觀看與聆聽,創傷經驗與主體存在的樣態即有復返成為空間主體的可能,線性的公共世界開啟了私密內在傷痛的認納工程(Paul Ricœur,2000),透過家庭、村落、地方上的陪伴,以及NGO、政府組織的照顧等,對受難者與其親族便是一趟「療癒的接引」的新生體會,客觀歷史真實和內在創傷敘事亦有新的切點,產生疏通、對話的可能性。同時,內在創傷私密的他異性(alterity)也在團隊工作的個案探訪、田野調查工作下,獲得尊重與倫理的見證。

  負面文化遺產的建立工程因此產生新的著力點,使歷史傷口下的「受害者」移轉成遺址工作的「參與者」,此為第二個工作轉向。如此位置的移動並非否認歷史的創口,也非以遮蓋受傷的感覺為目的,而是讓他們站在新生的療癒介面,參與遺址工作的歷程:挖掘、探訪、哀悼、初癒與重建。值得一提的是,如此的時間線軸建立並非依照工作進度安排,而是跟隨著「創傷」的存在處境線軸來發展,以此創造出「參與位置」的工作可能性,與情感關係上的「結盟位置」。也因此,負面文化遺產的建立工程本身是提供了修復經驗的耕耘向度,「參與者」的位置發展透過共同歷程中的「象徵性儀式」,使「受害者」的歷史位置被抽換,並創造出新的公共性意義。奠基在如此可能性之上,負面文化遺產的第三個工作轉向因此浮出,其為由社會大眾一同承擔「見證」的責任,從初期落在遺址團隊的見證工作上移轉。在這個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新的眼光進來,工作團隊要特別關注有可能的惶恐──「我的創傷即將(為了歷史真相意義)而被世人觀看,他們怎麼看我?」也因此,團隊們需留意這段時期的心理穩固性。當受創者的「內在創傷真實」擁有新生的療癒切面與相對通暢的溝通渠道,受創者經驗不再停留在被赤裸裸凝視的感受,觀看因而產生倫理轉向的可能,使大眾共同承擔起「見證」被殖民歷史的社會責任。

  在臺灣當今負面文化遺產中的歷史書寫,時常隱隱約約的將一段創傷譜系畫上句點,使許多內在的受創經驗被迫封成一個迫害文本供人閱讀,並就此停滯。我希望透過發覺一個負面文化遺產中隱含的心理工作,使負面文化遺產成為一個進行式的創傷記憶空間,亦是一處召喚隱蔽傷痛、勾連尚未被訴說的傷痛的倫理空間,並成為轉型正義的一股相互認納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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