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強的凍逝──東尼.賈德其人其事──吳翎君

吳翎君(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們不過是用歷史的例子進行教學的哲學家。

──東尼.賈德

罹患漸凍症  頑強而逝的史學家

        著名史學家、文化評論者東尼.賈德(Tony Judt, 1948-2010)於2010年8月病逝,年六十二歲。他在2008年發現罹患漸凍人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得知自己的來日將是四肢逐漸癱瘓,被囚禁在自己的軀體中清楚看見自己一天天走向災難性的退化;此時的他正值學術生涯高峰,活躍於學術和文化界,二位兒女都在青年期,但「對命運太過輕易投降讓我感到某種罪惡」(頁22),他以卡夫卡《變形記》中的「蟑螂」嘲諷自己活得毫無尊嚴卻又頑強無比。頸部以下幾乎麻痺,但意識卻奇異清明,夜半無人私語時,伴隨他渡過漫漫長夜的是他清楚意識中的「記憶宮殿」(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曾引用此語),不停翻閱過去的記憶盒,打開一格格的時間壁櫥,思考、幻想和穿梭時光長廊讓他得以獲得片刻心靈的慰藉。童年在瑞士鄉村一座小屋,是他生命中的美好記憶片段。《山屋憶往》(The Memory Chalet) 是賈德發病後以口述方式完成的回憶錄,收錄24篇短文,由他回到十歲小男孩的感覺開展人生故事。 (中文版於2015年由左岸出版社發行,以下提及《山屋憶往》之引文為中文版頁碼,區立遠翻譯)。

         東尼.賈德出生於1948年倫敦,具有猶太血統,由擔任美髮工作的母親親手帶大,外祖父母為俄國和羅馬尼亞的移民。父親出生於比利時,祖父母來自現今波蘭與立陶宛交界地帶的猶太人在沙俄統治時期以無國籍身分移民比利時,後移民愛爾蘭,1935年才到英國。賈德年輕時曾是熱烈的左翼猶太建國主義者(Marxist Zionist),就在獲得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入學通知後不久,他以志願者身分加入以色列六日戰爭(1967年)在新獲得的戈蘭高地擔任宣傳和翻譯,但也因見證這場戰爭使他失去對猶太建國主義的熱衷,稱猶太建國主義為一種「時代錯置」(anachronism)。80年代以後他曾主張「一國方案」(one-state solution)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而引起廣泛爭議。賈德稱1960年代為年輕人打造希望的黃金世代,而他也曾熱切參與其中;當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如火如荼時,英國大學生為之聲援抗議英國政府支持美國詹森總統打越戰,他是劍橋抗議學生的一員;1968年春天巴黎學生運動他曾跑去「參觀」,呼吸真實的革命空氣。之後曾在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進修一年,於1972年取得劍橋博士學位後在國王學院任研究員並教授近代法國歷史,直到1978年。1975年首次到美國,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問一年,1978年再度前往美國,於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短暫任教。1980年到牛津大學St Anne’s College教授政治學。80年代中期他開始熱衷東歐的政治和歷史,學捷克文並結識捷克反對派人士包括後來的捷克詩人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1936-2011)等人,而他也從研究波蘭以及和波蘭異議分子的交往將自己的東歐猶太血緣和東歐的歷史聯結起來。賈德常被歸類為新左翼,對於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賈德晚年曾自我界定為「普世社會民主派」(a universalist social democrat)。

圖一:東尼.賈德(Tony Judt)

以「歐洲一體」為中心的戰後歐洲史

  1987年賈德被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延攬,後來任該校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歐洲研究講座和中心主任。他在遠離歐洲本土的紐約推動歐洲史研究,看似是做歐洲史研究的學術邊陲地帶,然而他的猶太家族血統、英國成長背景、在不同地區和東歐國家的特別經歷,加上能使用多國語言的天份(除了通曉英文之外,還能使用法文、德文、拉丁文和捷克文,並略懂希伯來文),都使他研究歐洲文化的根基紮得更深更遠,也使他能以多元的視角將他的學術激情開枝散葉。不同於國際政治史家以政治軍事的分析為主軸,賈德的系列著作關注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不同政經體制在歐洲的演變,而更深刻的關懷則是他對歐洲文化核心精神和一種社會價值的追尋。1996年成為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9年當選英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院士。

         賈德的成名著《戰後歐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中文版黃宗憲譯《戰後歐洲六十年》)出版於2005年,本書正是賈德所生存的世代──從戰後廢墟的重建、跨越60-70年代、80年代新保守主義的建立、80年代後期到90年歐洲共產陣營的天崩地裂,以及法德主導下歐盟建立和合作試煉;在這部以歐洲為中心的四卷本歷史敘事中,迥異於美蘇對峙的冷戰文化敘事,賈德從歐洲一體的思維將政治體制、文化思潮、經濟活動、空間差異和不同意識形態等複雜現象融鑄一氣。他有說故事的本能、豐富的想像力和同理心,一件小故事能說得讓閱聽者心折不已,流暢的敘事力和敏銳的觀察力當然和他長期在報章雜誌書寫文章的訓練有關。《戰後歐洲》一書費時十年始完成,可說是當代史家寫當代史的成功之作,出版後獲選為《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該年度十大好書,並角逐2006普利茲獎非小說類的最後名單。

長夜神遊自身歷史曲徑─《山屋憶往》

         賈德曾說更多時候他希望被視為歷史學者,而不是文化評論者。他認為歷史學家在撰述研究課題時,也必須是人類學者、哲學家、道德主義者的身分,同時必須了解那個時代的經濟發展,不論如何歷史學者必須超越學科的邊界,而歷史學者的職責是讓過去成為當下有意義的公共知識。《山屋憶往》他又再次宣稱「歷史」知識的公共性和回應現狀的關懷:「我們不過是用歷史的例子進行教學的哲學家。」而這本回憶過去的小書某方面也是沿著一條間接的路徑來實踐它(頁23)。儘管賈德常發表政治言論,對歐美政經人物時表尖銳批判,也引起一些爭論,但這樣直率坦言的個性按賈德自己的話來說正是做為獨立知識份子的高尚道德責任。他的回憶錄中信手拈來對西方藝文經典的生動引用,展現他驚人的記憶力和豐厚的人文知識(因他已無法動手動腳找材料)。最初在撰寫回憶短文時,並非抱著出版的意圖,在得知可能出版回憶錄時匆匆寫下短序,不久即撒手人寰,他對本書中可能讓人不快的事表示歉意,不希望本書的出版對生命中所關注的人造成冒犯。

         賈德成長於戰後物資短缺的英國,接受英式教育和文化,自認為是在刻苦(austerity)中長大的英國人。《山屋憶往》這本書中他稱刻苦(austerity)不僅是一種經濟條件下所養成的美德習慣,也應昇華為一種公共的道德標準,政治人物尤其需要這種美德。因此他特別稱讚二戰後領導英國在貧困暗淡中以身作則建樹刻苦儉樸之風的英國工黨首相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感嘆當今有幾位政治人物能有這樣的高尚道德?他在病中懷念童年,懷念起童年成長時難吃的英國料理和外祖母的手藝,以及童年時克勤克儉的美好時代。賈德有位著迷於汽車的父親,他們家換了不少輛跑車,但以雪鐵龍居多。他半開玩笑地說這是因為雪鐵龍汽車王國的創辦人安德烈.雪鐵龍是猶太人,是種族主義的發酵情節使他們家前後擁有八輛之多的雪鐵龍。十七歲賈德的成年禮後也從父親處獲得了一輛汽車,當然又是雪鐵龍。他在病中無法開車,懷念手執排檔桿奔馳於空曠草原和海岸公路的氣味,甚至懷念起第一次離婚一時衝動買了一部紅色的MG跑車大為慶祝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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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山屋憶往》中文版

童年、火車、渡輪

         對正常活動的人「存在」(being)是一種幸福和喜悅,但有時也充滿各種壓力,而「變動」(becoming)則是一種解脫,最好可以逃離熟悉的生活環境,享受獨自出遊的浪漫奇情。病中的賈德懷念旅行,懷念坐火車和渡輪四處出遊的情景,在歐洲小城和車站週遭悠遊步行往往是他靈思的泉源,一座座城鎮在他腦中不停浮現,如今「再也沒有變動(becoming),所剩的只是不堪忍耐的存在(being)」。(頁97)童年時期歐洲人主要的旅遊方式,除了火車就是渡輪,他娓娓敘述和父母搭乘英國渡輪華爾渡勛爵號(The Lord Warden)橫渡英吉利海峽的興奮心情,船上邊吃著早餐望著大洋、冰冷海風襲襲甲板風光和遠處的海平線,一一迴盪心中不已。旅行於史學家當然不祗是沿途風景而已,「 我們需要時間和空間的歷程,以便在其中安置各種變化與差異的象徵,並將之放入內心……」(頁108),與不同國境之人的共同理解是更美好的事物。

         賈德討厭上學,覺得呆板無聊透頂。他讀中學時英國仍保有軍事訓練課,每星期二要穿一種簡化版的一戰英國陸軍制服上學,在公車上和路上常令他覺得很不自在,特別是小女生的吱吱取笑令他尷尬。在伊曼努爾中學時即展現在語文上的天份,除了法文和拉丁文之外,他因語文表現特優,尚選讀了德文。教授德文的老師「喬」(Joe)則是以嚴苛出名,會連珠炮般咆哮和叱責學生不上進,但這位喬老師教學有方,令學生又愛又怕。「每次他走進教室,那瘦骨嶙峋的四肢,叮噹作響的鈕扣,凶惡犀利的眼光,彷彿顫抖的身體都讓我們滿懷期待地安靜下來。」(頁117)他說其實喬老師從未對學生動粗打罵,對他們進行的是語言恫嚇和道德侮辱(如「蠢蛋」、「廢物」這種惡劣的鄙視言詞),這種教學方式現今的老師肯定無法再使用。喬的紮實教學也令賈德後來申請劍橋大學時德文和法文都達到超過中等學校的水平,這是他對英國中學教育中唯一正面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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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The Memory Chalet (《山屋憶往》)英文版封面

狂熱猶太青年和劍橋生活

         《山屋憶往》回顧了賈德一生中非常關鍵的一件事,亦即十五歲時義無反顧從事青年猶太建國主義運動。1963、65、67 年夏天他曾三度到以色列奇布茲(kibbutz )集體農場工作,64年在法國西南部接受「培訓」,67年在加利利湖畔的奇布茲農場學習。奇布茲集體農場的勞動生活及其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披著強身的猶太教」教義曾讓這位十五歲少年瘋狂且堅定其猶太人光榮意識。然而,67年結束奇布茲集體農場工作後投入以色列戈蘭高地武裝部隊,他很快意識到奇布茲集體農場太過封閉且自傲,這種生活具有美德但卻又太不實際。他毫不掩飾對猶太建國主義幻想的破滅,當結束近一週在以色列武裝部隊的工作時,他迫不及時地想離開。「在那些日子裡,以色列像是監獄,奇布茲則像一座過度擁擠的牢房」(頁126)。以色列戈蘭高地的見聞更使他放棄猶太建國的想法,他驚訝地發現以色列人並非現代版的農耕社會主義者,而是年輕、充滿偏見的猶太人,傲慢自大地宰制軍火和對阿拉伯人土地的占領態度令他恐懼……。是以,他進入劍橋大學就讀時,當他的同學著迷於新左派時,他早已對新左派的熱潮和引誘免疫了。因為他還不到二十歲已經「經歷了成為、作為以及退出錫安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社群主義者身分的三個過程」(頁129) ,出於相同的理由他也不受反資本主義改造教條的影響或其他政治形式框架所約束。或許說在以色列的集體農經驗使他變成了一個具普世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信徒。

         誰會想到賈德回憶劍橋大學生活時竟是以幫學生宿舍鋪床、地位卑下的「鋪床人」(bedder)做為主線故事?劍橋是貴族學校保有僕人照應住宿學生的起居傳統,包括生火、清掃房間、整理床鋪、更換被單等事務。《山屋憶往》敘述二個世代之間學生在宿舍生活的「不雅行徑」(帶女伴住宿、酩酊大醉…等),令人會心一笑。通過對鋪床人的禮儀態度和後來他擔任該校當局(賈德曾短暫任國王學院副院長)調節學生生活和鋪床人的糾紛來貫穿不同世代對人際道德標準和禮節規範的改變,宿舍生活插曲莫不是最寫實的時代性格之移轉。賈德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曾在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進修,他對卡謬和沙特等法國知識分子獨樹一幟的道德主義傳統甚為折服,但他感嘆這是昨日的巴黎。對賈德而言,當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進修時一批新左派的學生事實上都不是激進分子,祗是紙上談兵──進行「暴力的修詞」。他認為「法國學生運動的激進派從未跨過革命理論而走入暴力實踐」(頁152),例如毛派的高等師範生三不五時就「占領」用餐大廳並貼著各式抗議標語,但他們從未和同一條大街上的學生運動串聯起來。他所進修的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後來幾乎就是培養共和國新生代官僚菁英的溫床,但他認為這批人是高度同質性,有天分、自我中心而且令人費解地守舊。書中語帶嘲諷這批當今的所謂法國知識份子已失去了過去做為真正知識份子的光芒。

革命的世代,卻錯過了革命

         如果要體驗什麼是革命,最好的方式便是到革命現場體驗成為真正入戲的觀眾。法國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對法國人已不是新鮮事,法國人付出無數的血汗代價換得一再上演的劇碼。事實上,賈德非常沾沾自喜他在二十歲參與了1968年5月巴黎學運,當時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任教的雷蒙.阿宏(Raymond Aron,1905-1983) 對於他的同事和學生們普遍左傾之熱潮有所批判,甚至鄙視這些人是真的搞革命還是上演政治秀,因為每個人都「玩得很開心」。(頁14) 誠如前所述賈德十五歲即是左翼猶太建國狂熱分子,跑去法國參觀學運時也是他想努力證明自己和左翼革命分子掛勾,但他後來對阿宏的見解抱以同情。賈德認為儘管革命是從嬉戲與笑聲中開始的,革命應是場嚴肅的派對和務實的政治操練,質疑「在舖路石下面就是海灘」(巴黎學運的著名標語,舖路石代表被打壓的生活,意指把體制翻轉過來就能獲得自由,頁158),口說輕率容易。書中直言德國年輕人對於「性與政治」的隱喻聯想,德國年輕世代對於納粹的戰爭罪責似乎用「性解放」來洗滌父母輩所犯下的過錯令他這位戰勝國的英國人難以理解。他認為1968「布拉格之春」和波蘭學運發生時,他們這批學生對東歐世界的了解極為有限,知識是非常封閉的,儘管大家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墨西哥學運和美國反越戰運動爭得面紅耳赤,但對近在不遠的東歐卻是極為陌生,這不就說明了1968年的歐洲革命祗是一場幻覺嗎?「至少在我們眼裡,我們是一個革命的世代,真可惜我們錯過了革命」(頁164)。

         賈德很年輕時就想成為歷史學家,但歷史學家如何養活自己?他在十餘歲即開打零工,在通過劍橋錄取後,他提早從高中退學,接著做過幾件非技術工人的粗活、送貨員和擔任短暫導遊,讀博士班時且在一間餐館打工。回顧這些工作經驗,令賈德深感幸運自己沒有一輩子幫人切起司片或幹粗活養家,他稱讚辛苦勞動的美德,工人階級福利更應受到支持,對於有些人斥責福利國家中失業者對經濟依賴的不道德,他認為是不當的。賈德進入劍橋國王學院時是1966年,那是搖滾與龐克勢頭正興的時代,歷史悠久的國王學院的入學式顯得那樣的莊嚴沈重,那些領著他們這群小伙子走向學術高台的老院士所散發出的文化和社會自信令他一輩子不能忘懷。賈德懷念起他們前後期畢業的同學菁英,多選擇與自己志趣相符的志業,進入教育界、政府機構、新聞界高層、藝術界和選擇無利可圖的自由業;但他回任牛津之後的一代,則是令人沮喪地大量湧入了金融銀行和法律業中獲利豐厚的部門。國王學院給他的寶貴資產是教導,也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即使面對意見相左的人,也願意跨過不同的政治光譜,雙方進行善意與真誠的對話。他對於英國當前的教育改革、學術評鑑制度和校園中的假平等主義正使大學做為菁英教育的任務走向衰敗頗多微詞,其憂慮和近年台灣的高教發展有異曲同工之處。

         賈德不僅文筆犀利而且口才便給。他從小就是愛演說的小孩,在同樂會中會反覆表演記誦、複誦和翻譯多國語辭。大學時就被封為能言善辯的演說家,但這種天份也予人鋒芒畢露之感而謗亦隨之。賈德一向自視甚高,他認為清楚表達立場與論述的可信度是西方數世紀以來的人文話語傳統。筆者曾於200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聆聽賈德一場演講,當時因《戰後歐洲》一書獲得很大的迴響,滿場座無虛席,他分析問題條條入理,冷靜中帶著感知,文詞華麗但不渲染,展現出高度的學術熱情和菁英學者的自信。賈德批評當今學院書寫的「職業化」導致一種奇特的兩極現象:「學院書寫的『職業化』──以及人文學者對『理論』與『方法論』安全感刻意死抱──常常偏愛故弄玄虛之風格。這從反面鼓勵了一種膚淺的『通俗』表達形式,像假鈔一樣在市場流行起來。在歷史學科裡,最典型的便是「電視名教授」的興起……」(頁195) 他認為話語是一種公共空間的文化,歷史學者有必要參與其中,但不應花里胡哨或故弄玄虛,他對時下網路媒體的「簡訊」可能帶來的表達粗糙、意思含混和文化破碎現象也頗為憂慮(儘管網際網路有其便利性)。「我們並未遭遇新語(newspeak)的興起,而是冒著無語(nospeak)盛行的危險。(頁197)可是最令他難過不已的是他如此重視修詞的人,最後竟癱在輪椅上一步步走向無法話語的境地。

踏上新大陸、中年危機、紐約客

         賈德於1975年首次到美國,已接近三十歲。在波士頓下飛機後的二十年他歸化為美國公民。曾經他猶豫是否該回到英國,但最後選擇了美國。賈德揭露自己曾接受電視台訪問關於捷克問題的回應時的不知所措感到羞愧,當時他正面臨對探索學術方向的中年之惑,於是從學捷克文開始,然後跨進東歐世界。他到捷克斯洛伐克蒐集資料,並認識異議人士,回到年牛津大學後便熱切張羅與聲援捷克反對運動。接著是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研究。1989年哈維爾接下捷克總統職務時他還特地跑去布拉格觀禮。「捷克冒險」讓他渡過最好的中年危機,並由是產生了《戰後歐洲》一書的構想,決定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放進同一個故事架構中。

         賈德對於波蘭詩人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1911-2004)《被禁錮的心靈》一書中剖析知識分子何以受到史達林主義的吸引及意識形態對我們當前的警示予以崇高的評價。他認為這種見解不祗是批判極權主義而已,知識分子不應奴從某一種意識形態,需時時警醒國家社會中各種被高度宰制思想文化,保有知識心靈的解放和獨立思考。賈德於1987年赴紐約大學任教,1992年出任紐約大學歷史系主任,大學校園中師生倫理的問題,特別是對性關係的世代見解也坦然出現於本書中。賈德於1977和86年兩度離婚,第三次結婚對象是一名芭蕾舞者暨舞蹈評論家。紐約有它獨具特色的魅力,而這個充滿各色族裔的世界級都會城市就某方面而言正是滿足了賈德個人的多元成長經歷和他自許為世界公民的想法。「作為一名歐洲人,我在紐約──比起在英國這個歐盟的半獨立衛星國家──更能感覺到自己的這個屬性」(頁255)。

邊緣人、魔山、人生謝幕

         人文學者大致都會碰觸到身分認同的終極關懷,自我、群體、國家和文化的認同往往糾結著人文學者的心靈。賈德在《山屋瑣記》中提到他在英國長大是道地的英國人,可是他往往又不認同自己是英國人,特別是當他思考英國問題的時候,他像局外人。當有人批評他說他思考問題像法國人的時候,他說這是帶刺的恭維,他直指當今法國知識份子風格早不如前輩人。他承認自己的猶太身分,但並不鼓勵猶太復國運動。這位歷史學家說服自己的方式是他喜歡邊緣地帶,因為在那裡國家、社群、效忠、親緣以及根源等問題都將相互碰撞,於是世界主義不會是一種認同問題,而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環境,正是這樣的「邊緣人」處境讓他得以自由遠觀不同國家和族群文化。「在這個美麗新世紀裡,我們將懷念那些容忍異己的、在外圍生活的人;那些邊緣人,他們才是我的同胞」(頁266)。賈德對美國猶太人身分認同的發言受到爭議,因紐約金融界和藝文界有不少成功的猶太人,在本書中他堅定表示對猶太人歷史的苦難同情,但對於已被解放的年輕世代的猶太人不必一再反覆追述先祖被迫害和大屠殺的歷史,必須超越猶太族群被迫害的思考。他說美國猶太人沈湎於對大屠殺無止盡的紀念活動,直覺上並沒有錯,這樣的活動可以提供歷史的參照點和道德教育。「可是他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他們錯把記憶的方式當成記憶的理由」(頁275)。「我更願意召喚昔日那種不受正統意見影響的猶太傳統:一種懂得開啟對話而不是封死對話的傳統」(頁276)。《山屋瑣記》的最後一篇又回到了他最愛的瑞士,童年時父母曾帶他多次去瑞士旅行,位於通往雪朗峰半山腰的小村莊慕仁(Mürren)是他心中的魔山(magic mountain),史家如同在暗夜中仰望星辰,內心充滿著閃爍希望──將永遠安息於此處生命之河的彼岸。

         回顧賈德的一生很難不令人想到左派史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霍布斯邦因其鮮明的政治立場,且是至死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無法躋身英國一流名校教書。《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等四部曲和其他重要的歐洲史和全球史著作,奠定他成為當代史學的頂尖大師。霍布斯邦65歲(1982年)退休之前始終在英國的一間小學校教書。自英國退休後,霍布斯邦遊走美國各大學並和國際社會有更頻繁的互動,學術視野和研究成果一再積累能量,終至實至名歸名滿天下,高齡九十五歲離世。霍布斯邦也常在報刊雜誌寫評論文章,包括對爵士樂情有獨鐘。賈德和霍布斯邦同樣畢業於劍橋大學,同樣有左派淵源,同樣具有使用多國語言的功力研究歐洲史和世界史,並且同樣能將敘述史學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更巧合的是兩人都有猶太血統淵源。霍布斯邦關注工人運動、農民叛變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實踐,是真正的左派史學家。賈德年輕時則是激烈的左翼份子,但60年代以後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他仍公開支持左派的一些價值理念;自承是社會民主派的賈德始終在牛津、柏克萊和紐約大學著名學府任教,他所宣揚的歐洲一體主張和泛世界主義的理想正要大放異彩之際,不幸在人文學者達到創造力的鼎盛狀態中匆匆謝幕。

         賈德在2002年曾得到癌症,就在努力抗癌獲得病情控制後,命運再次戲弄他,不知原因罹患漸凍症。這位頻頻回首過去的病人既憤怒又抑鬱,但他始終以「更好的我」自許,這樣勇敢的精神狀態如同著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一樣。史蒂芬.霍金的二十一歲被診斷出患有漸凍症,但他竟然奇蹟式的存活下來,不僅在物理學理論有卓越的成就,並且以科普著作《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大黑洞》風靡全球。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讀者應知漸凍人並不會影響感官意識,相反因為身體的退化和痛苦,不能自主行動,反而使得意識特別清楚。霍金在倫敦夏季帕拉林運動會所做的開幕旁白通過機器代言的聲音感動全世界觀眾:昂首仰望星空,不要只看腳下;激勵世人要以好奇心開創美好的世界,創意可以有多種形式,從體能成就到理論物理。更重要的是「不論生活多麼艱苦,總會有事可做,且能有所成」(However difficult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宇宙究竟是什麼?為何以這種方式存在?物理學家所問的問題和地球的歷史發展以及人類自身的命運共同交會。萬物均有其哲理,小至個人、世界的歷史、浩瀚的星球宇宙,莫不在天體運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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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Tony Judt, Postwar (《戰後歐洲六十年》)英文版封面

作者介紹

吳翎君,台灣花蓮人。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專業為十九世紀到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史。曾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系訪問學者、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學者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著有:《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書局,2003年,《晚清中國朝野對美國的認識》( 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簡體版,2014年1月)等學術專書及相關學術論文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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