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東台灣的圖像與東華大學的地方實踐──黃宣衛

 黃宣衛(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東華大學自2013年7月起執行科技部「新世紀東台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研究計劃,計劃主軸為「秀姑巒溪流域安居於地的合作啟動」,希望藉由本校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整合,凝聚校內的研究能量,與在地積極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兩年來團隊各個成員深入社區,進行調查、訪問與溝通,期透過重要議題的研究和社會行動方案之設計,來彰顯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對社會改革的可能貢獻。本刊特邀請本計劃執行長──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黃宣衛院長撰寫本文。至於本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可參見本校「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官網,或參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科技部,2015年6月)東華團隊成果之分享。──編者

東台灣的邊界與場域特殊性

        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全球各地都受到很大的衝擊,地理區位屬於邊陲的東台灣也不例外,甚至面臨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地區可能更為嚴峻。此處所指涉之東台灣,主要為花蓮、台東兩縣轄境範圍,此亦為當前大多數東台灣研究者對東台灣空間範圍的界定。究其原因,涉及地理條件、歷史發展和人群組合等因素。

清代文獻中即以「大山之後」、「山後」或「後山」指稱東台灣。雖然,後山的語意本身,是以台灣島的西部平原為中心,帶有漢人本位的立場,更藉由「番居之地」,將後山再現為一未開化的、次等的地域。日治中期,「東台灣」或「台灣東部」,並不指涉廣大的中央山地的東側,而僅指縱谷和東海岸所組成的平地和丘陵地帶。即使隨後的日本殖民政府和戰後的國府,逐步調整行政區劃,將中央山地東側納入,但卻依舊另立「蕃地」或「山地鄉」區隔治理,且限制一般人士進出其間。戰後隨著山地平地化政策之推展,在交通系統、生活機能、行政管理上,各山地鄉逐步整合,併入各縣轄境的功能區範圍之內。因而,愈是晚近,「大山之後」不僅僅是指花東縱谷和東海岸,同時也逐漸包含原本異質性甚高的廣大中央山地東側。花蓮縣和台東縣整個轄境範圍,也就逐漸成了台灣東部、花東地區、或東台灣的基本範圍。

戰後東台灣的邊界,由早期的自然邊界取向,逐步轉而成為國家治理下的行政邊界取向。對此,地方居民的生活經驗和研究者的知識建構上,均有類似的認知。除此之外,戰後,以花蓮台東兩縣境為台灣東部或東台灣的範圍和邊界,並成為多數人的認知,和政府推動區域計劃也有相當的關聯。

約1970年代左右,政府開始著手推動區域計劃,作為國家整體發展策略上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雖然經過歷年區域計劃數度的調整,台灣由被劃分為七個區域,逐步調整為四個區域,並配合生活圈的規劃,其中,最後將台灣劃分為北、中、南、東四大區域的架構,維持最久,一直迄今,而花蓮縣和台東縣卻始終是被歸類為東部區域。換言之,不論國土規劃的目標和策略如何調整,從國家空間治理的角度而言,由花蓮台東兩縣所組成的台灣東部,都一直是單獨的區域,必須單獨定位,不宜併入其他區域。不僅國家如此認知,居民和東台灣研究者,亦復如此認定。部分由於上述地理條件與早期歷史發展因素之影響,花東兩縣的「四大族群」分佈相當均衡,而原住民人口比率遠高於台灣其他地區,也使得這兩縣的獨特性益發凸顯。

若就現況而言,東台灣的人口自1980年代後,長期呈現負成長,高齡人口比例逐漸增加。在自然環境的共通性部分,則有地形變化大,平原相對狹小,河短溪湍急,夏季多颱風,且為地震頻仍之地區,然而,有陸域及海洋資源豐富且多元等特點。兩縣面臨的課題也很類似,例如:1. 缺乏充分的在地就業機會,青壯人口必須出外謀生,導致人口逐漸流失,人力資源的短缺又造成經濟活力低迷不張,形成惡性循環的現象。2. 高齡人口(65歲以上)高於全台比例,然而符合高齡社會的公共設施及服務均感不足。3. 地形屬於狹長且多變化,因此發展呈現小規模且分散為長軸之狀態,串聯整合的困難度較高。4. 海陸資源均豐富,惟地理環境脆弱度高,開發與生態保育之間須建立平衡且健全的機制。

然而,當東台灣的各項資源分配、軟硬體建設與西部發展拉大的同時,東台灣內在的認同亦有逐漸弱化之勢,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是,隨著交通建設的擴展,花蓮與台北的互動,以及台東與高屏的互動不斷增強,花蓮與台東兩地的互動反而十分微弱,此可由近年全台各地物流網絡強度得到證明。此一南北分向的外部聯結,相當程度地弱化東台灣的內部認同。

 換言之,東台灣雖因地理條件、歷史發展等因素而有若干共同面臨的問題,但內部的差異性仍然十分顯著。以小區域的發展而言,花蓮台東兩縣的人口都有向兩端移動的趨勢,因此台東縣的人口集中在台東市,花蓮縣的人口則往花蓮市集中。其結果是兩縣內的人口密度落差甚大,以至於公共服務可及性低與成本過高,位於縱谷中段的花蓮縣南端玉里鎮、富里鄉以及台東縣北端的池上鄉、關山鎮,或者處於海岸山脈東側的豐濱、長濱、成功、東河各鄉鎮,相對之下,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就更為險峻。設若再將族群文化的因素,以及近年不同類型移入者的背景考慮進來,東台灣的內在差異性將會更為顯著。進一步從各地面臨的課題來看,東台灣的內在差異也很明顯。因為各地的歷史發展、區位條件、族群組成、產業結構、社會議題等也都明顯有別。(註一)

東華大學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劃」

        國立東華大學位於花蓮縣壽豐鄉,2008年8月合併兩所國立大學後組成。花蓮教育大學前身為花蓮師專、花蓮師院,在國內師院體系中素負盛名,為台灣各地(尤其是花東地區)培育無數的小學師資,具有優良且悠久的傳統。成立於1994年的東華大學則是東部地區第一所綜合大學,在歷任校長的領導下,有完整的系所規畫,也發揮了多元化的教育功能,大幅提昇了台灣東部的學術及文化水準。兩所大學合併後,經過近年的調整,目前擁有八大學院,四十四個系所,是東台灣最具規模的大學 。

當年,教育部為了強化東部的學術發展,允諾新設一所綜合型大學,以符合區域發展之需。花蓮縣和台東縣均積極爭取,最後確立設於花蓮壽豐鄉志學,並強調是以服務整個花蓮台東兩縣,青年學子就讀以及培育地方發展人才之需為宗旨。因此,東華大學成立之初,即肩負作為台灣東部學術研究與區域發展領航者的角色,至今不變。值此全球化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經濟效應,東華大學一方面必須有著全球新視野,另一方面,更應積極將花蓮台東視為一整體性的區域,深耕地方,並致力發展一套適合東台灣的全球化在地發展論述。

 東華大學創設以來,不少校內師生就投入社會實踐、社會服務工作,對東台灣發展貢獻良多。但是若以研究計劃而言,先前大多是以教師的個別型計劃為主,且較少與民間團體、政府機構綿密互動,也未能在學校內部產生質性的變化。感謝科技部提供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劃」,讓東華大學在串連不同學科教師、師生與地方發展產生關連、乃至於翻轉教學上,都有了嘗試的機會。

東華大學於2013年7月開始執行科技部此一專案計劃。由校長吳茂昆院士擔任主持人,主要便是希望這是一個校級計劃,讓不同學院、不同系所的老師都有機會參與。就此而言,計劃長期固定參與的教師成員約25位,分別來自校內八個學院中的六個,可說已經達到初步設定的目標。而為了有效執行計劃,幾經調整後,目前分成三個小組:行政工作、東台灣、秀姑巒溪實作場域(含縱谷與港口兩團隊)。其中行政工作小組除了一般例行工作外,也辦理文化沙龍等講座活動,更重要的是發行《人社東華》電子期刊,2015年6月已發行至第6期,目前點閱數已達1萬4千多,為串連東華校內外的重要媒介。本計劃團隊成員或發表相關在地實踐之觀察和成果,或透過理論與實作的驗證撰述專文。至於東台灣小組與秀姑巒溪實作場域的成果與經驗分享,以及計劃成員在校級制度改革上的努力,請詳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科技部,2015年6月)東華團隊成果之分享。

願景與展望

        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劃」之初,即有以下的三大願景:1. 改變大學的體制,2. 與地方社會協力發展,3. 探索嶄新的知識領域。兩年多來,這三個方向雖然進展不盡相同,但也都有些微的成果,然而也面臨許多的挑戰,有賴團隊成員群策群力,設法一一克服。

    長久以來,學用落差是大學較為人詬病的一環,這種情形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尤其顯著。此外,教師之間缺乏相互對話合作的機會,造成不同學科知識無法交流;以及,學院高牆把師生框在校內,大學與地方社會的連結因而太少。凡此種種,都是值得檢討的地方。配合這個校級計劃的執行,東華大學教師間的跨領域團隊已經有了雛形,透過計劃內的分組與分工,不同學科間有了較多的對話、合作機會。經由部份計劃成員的努力,校內最近一兩年也陸續做了一些體制上的改革,例如教師共時授課共享學分、參與計劃減免授課鐘點、教師多元升等方案、推動寒暑假開設正式課程等,都已經初具成效。而後若賦予新成立的校級單位「東台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更多的職能,則在研究、教學與服務方面必能發揮更大的整合作用,讓大學的體制有更根本的變化。

    與地方社會協力發展是本計劃的執行主軸。根據我們的觀察,近年來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強調以大型開發案與建設競賽的方式,大力推展產業發展之下,擁有得天獨厚自然景觀的花東地區,觀光產業化就像一帖急症的救命仙丹在東台灣蔓延。產業化本身並沒有問題,因為經濟生活向來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任何追求經濟物質條件更好的發展企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經濟生活的方式並非一體適用,在強調金融商業的都會區、科技工業區,和農林漁牧業一級產業區,因應不同地方的差異性,便須發展具有適地性的經濟生活方式。目前花東地區的產業仍以農林漁牧一級產業為主,觀光產業化似乎難以和在地生活接軌,反倒成為在地居民的夢靨;不過產業化的嚮往依舊持續在發酵中,如何發展出符合在地需求的經濟生活,是最重要的課題。

        以我們主要的實作場域來說,秀姑巒溪流域的鄉鎮大多是以農業為主要生計來源,然而在台灣當前農業環境處境,因為生產成本高而所得過低,對於有志從農的青壯年是相對不利的環境條件,因此農業大多由老農在維持,而多數老農長期習慣以慣行農法的耕作方式,以便於減少除草或管理蟲害等勞力的體力透支,同時又使用化學肥料以追求量產,使得處於第一線的農業生產者成為罹病風險的高危險群,再加上慣行農法的農產品又悖於現今逐漸受到重視的環境生態與食品安全的潮流,農產價格也就一直是偏低的狀態。然而,即便能夠分析出慣行農業的種種不適,但對於農作物的生產者而言,慣行農業仍有其立即性的獲益價值,因此要催生慣行農法的轉作至今依舊有著重重關卡需要突破。

        此外,東台灣共同面對的課題,還有人口外流嚴重,以及暫居或移居來此的居民對在地人文與環境的認識不足的情況下,習慣以主流市場機制試圖為地方帶來改變,地方人士也在非環境永續的主流市場文化的影響下逐步退讓,轉而更加重視利潤的取得而忽視對環境永續與生態多樣的維護,從而使得具有文化差異的社群生活樣態逐漸消失,例如:原住民族的多樣化的農作知識,在趨同搶種的潮流下,使得作物環境越來越單一化,同時也使得該族群依著作物所蘊生的文化跟著消失。相較於主流市場文化因為追求量產而著重於控制與管理技術,小眾微型運作則看重各種人文與環境中不確定性因素的關照與理解。就此而言,如何為秀姑巒溪流域共同面臨的處境,投注某些非主流改變的可能性,以及創造各式具有在地性的微型運作機制是當務之急。

        對於東華團隊而言,我們期待的是東台灣全體居民的共榮共利,而不是獨厚特定的人或財團,也就是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環境與社會文化的永續,而且要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在這樣的前提下,基於東台灣的特殊性,團隊將實作場域分成三個空間尺度:大尺度:東台灣、中尺度:秀姑巒溪、小尺度:港口與太平。目前港口組、縱谷組與東台灣小組都分別有運作的模式與合作對象,但不論是在那個場域,我們都很慎重地選擇合作的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希望以合作、串連的方式,達到公民社會、公民經濟的目標。這方面目前已經累積了不少成果與心得,但仍有繼續努力的空間,因為與我們的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

        在探索嶄新的知識領域方面,坦白說現階段進展較緩慢,目前已經完成的學術性論述仍相當有限。大學的目的本來就兼具教學、研究與服務三者,以往的大學發展受限於各種因素,造成教師有重研究、輕教學與服務的傾向。這種情形當然應該改變,但若因而重教學、服務,而疏於研究也是矯枉過正。因為不論是要培育下一代,還是要社會參與,仍應以深厚的學養為基礎,畢竟大學基本上還是學術團體,是知識的殿堂。唯有在現有知識基礎上從事教學、服務,但又不斷拓展新的知識領域,這才是大學永續發展之道。

        就此而言, 東華團隊在近兩年的執行過程中,忙於掌握地方脈動、串連公私部門、安排學生到場域現場上課、擬定並執行一些實作方案,在學術論述上相對地產出比較少。事實上,以此種行動研究為基礎,我們已經累積不少難得的經驗,爾後若能根據不同空間尺度觀察到的現象,與現有理論、觀點深刻對話,不但能增添我們對東台灣的理解深度,甚至提出完全不一樣的視野,建立嶄新的知識典範。期待大家往這個願景共同努力。(本文節錄、改寫自:新世紀東台灣的脈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15,6)一文。感謝團隊成員投入計畫內各項工作,也謝謝大家同心協力完成此一成果報告。)

 註一:本節主要參考:夏黎明 2011〈東台灣邊界:歷史、社會建構與地理想像〉,《東台灣研究》16:3-26。


作者介紹

黃宣衛,國立台灣大學學士、碩士。英國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博士。研究專長為文化人類學,關心主題包括族群、宗教與認知。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博物館主任。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2013年2月起借調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目前主要研究場域為秀姑巒溪流域,企圖打破以往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各自分離的模式,並以區域研究的眼光,探索學術研究與地方社會共謀發展的可能。主要著作有:《阿美族》。台北:三民書局,2008。《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日治時期宜灣阿美族的例子》(台北:南天書局,2005)。《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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