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我的重荷,我的救贖──張翎

 張翎(國立東華大學駐校作家)

今年(2015)春季,我作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和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講座作家的雙重身份,來到臺灣。在花蓮逗留期間,我在東華大學做了兩場講座,並和師長學子們有了一些討論和互動的時間。大家好奇的話題之中,似乎總浮動著一個不斷被重複的關鍵字,那就是“故土”。 “你在遠離故土這麼些年之後,是怎麼還能堅持故土書寫的?”“你覺得你書寫的故土和本土作家筆下的故土,有什麼不同?”“你覺得故土記憶的淡化,會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嗎?……

         這些問題使我不禁想起了2009年的一件往事。那個秋天我來到廣東中山市領取第一屆華僑文學獎,主辦方帶領我們參觀翠亨村孫中山先生故居,我和老友劉荒田在故居庭院中發現了兩隻烏龜。我一輩子沒見過如此碩大的烏龜,它們看上去體重足有二三十斤。當日適逢中山先生誕辰,園內在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烏龜的周遭圍滿了看熱鬧甚至餵食的人。烏龜完全無視著周遭紛繁的色彩和噪音,它們只是沿著院牆的邊緣爬行著,盔甲上灑著一層厚重的午後的陽光。它們行動起來的姿勢很笨拙,頭一伸一伸,似乎在丈量著地形和距離,手腳擺動的幅度很小也很緩慢,仿佛身負重荷。

         後來故居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兩隻烏龜曾經是中山先生童年時的玩伴。我不禁大吃了一驚:原來它們見證過中山先生從一個牙牙學語的孩童成長為一個巨人的過程,見證過中國歷史上從帝制到共和的巨變,見證過北伐和軍閥混戰,見證過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國土上的肆虐,見證過國共兩黨的數合數分,見證過新舊政府的更迭交替,也見證過新政府幾十年途程中所有的磨難和起落。多少偉人已隨風逝去,幾個時代也都成為日漸模糊的記憶,所有的喧囂和熱鬧亦煙消雲散,可是烏龜依舊還在。它們絲毫沒有誇耀自己的古老存在,它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古老存在。我怔怔地看著它們,突然覺得它們之所以能活過一切喧囂,是因為它們背上的重荷。傳承記憶,或許就是它們活下去的全部意義。

         它們讓我想起了我的記憶,我的重荷。我的重荷來自兩條河流,一條叫藻溪,一條叫甌江。

         藻溪是一條河名,也是一個鄉名,在浙江省蒼南縣境內。藻溪是我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裡有她童年少年乃至青春時期的許多印跡,那裡埋葬著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父伯母,還有許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藻溪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礬山,那裡有一個出名的礬礦。早些年沒有公路,礬山出產的明礬石必須通過藻溪的驛道水道,運往北國和南洋。一條由明礬而生的山路成就了藻溪當年的繁榮,也成就了我父母親的婚姻,當然,也間接成就了我的生命。

         甌江是錢塘江的支流,蜿蜒流過一個叫溫州的城市。我在溫州度過我的童年少年和部分的青年時光,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的溫州人。二三十年前的溫州是個極為閉塞的城市,不通飛機,不通火車。我們和世界的唯一聯繫,是水路。在那個物質和娛樂生活都很貧乏的年代裡,我和哥哥常常做的一件事,是跑到甌江邊上,看著機帆船在水面劃出一條一條波紋,農民的舢板在岸邊卸下讓我們垂涎欲滴的西瓜。我靜靜地坐在江邊,看著遠方水變成了天的地方,就想遠方到底有什麼?那裡的人是怎麼生活的?我對世界充滿了好奇。

         我母親的祖父輩在藻溪生下了兒女,外公長大了,心野了起來,就沿著藻溪往北走,走過了許多地方之後,在甌江邊上停了下來,於是母親和她的弟妹們就相繼在溫州城裡安下了家。後來就有了我。我長大了,我的心也野了,想去看外邊的世界。藻溪不是我的邊界,甌江也不是,甚至東海也不是。我的邊界已經到了太平洋。可是走得再遠,那兩條河流始終不放過我,一直揪著我的心。我終於明白,人和土地之間也是有血緣關係的,這種關係就叫做根。這種關係與時間無關,與距離無關,與一個人的知識學養閱歷也無關。縱使遙隔數十年和幾個大洲,只要想起,便心生疼痛,它是一個人背上永遠的負荷。你有時不堪重負,你真想卸下它,一路輕鬆地行路。可是你一旦失去這個重荷,你便丟失了牽掛,你會失重,繼而失措,繼而迷失。在負重和失重的兩難中,你只能選擇負重。記憶使人活著,就像那兩隻烏龜那樣。

         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曾說過:“離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種方式”。他指的是一個人在遠離故土之後,卻通過寫作回歸故里的路程。一個人一生的記憶是一個大筒倉,童年和故土是鋪在筒倉最底下的那一層內容。成人後的經歷會源源不斷地在筒倉裡堆積存儲更多的東西,到了飽和的狀態,最先流溢出來的總會是最表層的近期記憶,而童年和故土卻是永遠不會走失的基礎。在我作為聽力康復師的職業生涯中,我曾接觸過許多阿茲海默症(俗稱老年癡呆症)的病人,他們都無法維繫成年後的記憶,嚴重者甚至不記得自己共同生活過多年的配偶,然而他們幾乎都能清晰地敘述童年的朋友和故事。童年故土母語是一串特殊的生命密碼,已經永久地融匯在一個人的血液中,無法剝離,也無法排除。

         遺憾的是,故土不再是我們腳踩上去的那片土地,而是一個僅存於記憶中的概念了。現在的藻溪和甌江都築起了堤壩,岸邊圍著美麗的雕花欄杆,人行道上鋪的是大塊大塊氣派十足的青石板地磚。只是,我再也下不了水了,我的腳板再也無法和水嬉戲,鬥嘴,耍賴,甚至調情。站在寫著熟悉路名的牌子之下,我恍惚不知身為何處。現代化進程對人文地貌和鄉情的蠶食速度太快了,我記憶中的故土已經消失。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能做的就是把記憶以文字的方式存留下來,希望我的生命消隕之後,我版本的故鄉依舊在我的書中活著。我烏龜似地背負著我的記憶,和現代文明做著或許無謂的唐吉柯德似的抗爭。但這也是我的救贖,因為重量和疼痛都讓我意識到我活著,還能行動。

         希望這篇小文回答了上述的問題。

         其實,我更希望這篇小文能夠引發更多關於故土書寫的思考。


作者介紹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後就職於煤炭部某機關任英文翻譯。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于多倫多市,曾為美國和加拿大註冊聽力康復師。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代表作有《陣痛》《餘震》《金山》《雁過藻溪》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包括中國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臺灣時報開卷好書獎,香港《紅樓夢》全球海外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等兩岸三地重大文學獎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並六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其小說《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國小說學會評為2011年度中篇小說排行榜首。其長篇新作《陣痛》領銜新浪2014年3月中國好書總榜。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巨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了包括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根據其小說《空巢》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了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和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為暨南大學南昌大學客座教授,並任臺灣東華大學駐校作家和洪建全基金會講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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