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日治台灣文學與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沈乃慧

 沈乃慧(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出生千禧年前後的台灣年輕世代,雖不曾親身經歴過蔣氏威權或日本殖民的統治,但都見證了近年來台灣島內詭譎的政權更迭丶社會運動和思想論戰的巨大震撼。縱使當今台灣已從威權走向民主,平和社會的表面仍掩飾不住內在的騷動,藍綠橘土黃甚至所謂白色的各種政治力量不停拉扯爭鬥,而隔著海峽對岸的中國也挾著強國之姿時時處心積慮意圖介入台灣內政,不時高調要求我們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還屢屢借由美國強權施壓放話,這些都是當今不得不面對的困境,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原罪。

         檢視台灣的外在困境與內在衝突,無論統獨丶藍綠丶階級丶貧富丶環保丶國土安全等等議題都不是簡單可以二分法明辨是非的,尤其是台灣的未來想像更是極端分歧與衝突。執政黨説台灣的未來選項是維持現狀,我們都知道這是神話,也是謊言,畢竟沒有人能永遠十八歲,永保青春美麗,台灣這艘船也一樣,她不可能恆久徘徊於茫茫大海之中,而永不靠岸。有一天她終將航向彼岸,只是我們想知道的是那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海岸?我們將會看到什麼樣的風景?

         台灣人的困境與衝突其實源自於最深層最內在的認同問題,這個困擾曾經長期被壓抑漠視甚至摧殘成政治禁忌,我們曾被迫噤囗不可語及,即使在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後的今天,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仍是個敏感的議題,仍被很多人視為撕裂族群和諧的禍首。但是我們真能忽視台灣人的認同問題嗎?現實的世界社群中我們不是一直被很多的類似的問題而所困壓嗎?譬如:台灣是一個國家嗎?還是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台灣人是誰?是原住民?是福佬?是客家人?外省人是台灣人嗎?新住民呢?台灣人是中國人嗎?不是中國人嗎?台灣人是一個國族嗎?還是一個邊陲族群?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嗎?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嗎?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嗎?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嗎?中華民國真的存在嗎?中華台北呢?為什麼不是中華花蓮或高雄?為什麼我們不能平等的被接受為世界社會的一員呢?為什麼我們台灣人要面對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需面對的這些國族認同問題呢?

         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問題其實不是當今的新議題,也不是當今的我們的新困惑,事實上台灣的國族認同問題已經困擾了至少四代的台灣人。早在1945年吳濁流完成《亞細亞的孤兒》之前的日治時期,已經有不少的文人學者和社運人士以不同的形式為文論述台灣人的認同危機,他們立場分歧見解互異,唯一相同的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和台灣命運的無奈。

         其實在日本1895年統治台灣之前,根本沒有所謂「台灣人」的概念,數百年來島內各族群間互相爭鬥不止,不僅有漢蕃之爭,亦有閩客之鬥,甚至同為福佬人的也漳泉內鬥,台灣住民各自有分歧的地域族群概念,欠缺統一的認同,這種狀況直到日本人統治台灣後才有所改變,「台灣人」的意識與認同於是開始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有不少作品觸及這個議題,值得我們深究。

         最早如發表於1923年的漢文小小說〈神秘的自制島〉,不僅是台灣最早的小說之一,也是極少數有關於台灣的政治寓言,作者以無知為筆名,隱匿其真實身分,在故事中對日人的殘暴和台灣人的愚蠢大加撻伐。故事始於敘述者有一天喝了幾杯酒後作了一個夢,便發現自己騰雲飛落在一個翠綠的島上,當時島民正在熱烈「祝自制」,他很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住民都配戴枷具,而且還視為珍品,他們告訴他這些枷具是祖師賜予的寶物,可以「使人饑了不想食飯,寒了不想穿衣」,還「使人勞不知疲,辱不知恥」,更重要的是能使人不需要「新學問」和「新思潮」,妙用無窮。對照作者寫作的生活年代,那正是日本殖民台灣近三十年間,不僅政治統治愈來愈穩固,日本語言思想教育也深耕全島,台灣島民正漸漸被殖民地的愚民教育所馴化,逐漸接受為日本軍國主義犧牲奉獻的精神改造,無知這裡所嘲諷的就是被殖民者無奈的愚昧,枷具是島民恥辱的象徵。

         敘述者在故事中還質疑為什麼祖師不將寶物傳給自己的護法,獨給島民。有趣的是島民們相信這是祖師的獨特恩寵,認為只有自制島的島民才能享擁其奧妙美果。這一段論述呼應了後殖民主義的「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理論,具體呈現殖民者如何以強勢統治洗腦被殖民者。但更重要的,這篇短篇小說反映的是台灣人自我的反思,對當時世局處境的認知,也是台灣人意識建構的濫觴。         龍瑛宗1937年在日文雜誌《改造》上發表了他最重要的一篇日文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篇小說文字典雅,結構完整,獲選為該雜誌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這也說明了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後,大戰前的台灣年輕世代已經完全日文化,他們可以毫無障礙地使用日文,甚至成為日文作家,當然這也意味著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面對新的挑戰。

         這篇小說無疑是一篇極具自然主義陰鬱色彩的小說,除了對唯物拜金的批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殖民論述」的清楚闡釋。主角陳有三以優異成績從中等學校畢業,是街役場(鎮公所)的新錄取員工。他積極上進,對未來懷抱遠大理想,有趣的是他夢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希望能和日本姑娘戀愛結婚,而且希望能成為對方的「壻養子」,因為根據〈內臺共婚法〉,壻養子可以改入內地人戶籍,薪水因此可增加六成。除了這些現實的利益,陳有三承認他對日本女人的浪漫綺想,他認為日本姑娘是「絕對順從、高度教養、如花艷麗」的,為了和日本姑娘結婚而折壽一二十的壽命都是在所不惜的。作者也毫不避諱地描述陳有三對台灣人的鄙視,陳有三認為本島人是卑屈醜草,骯髒、低俗、吝嗇,無教養、且好詐欺訴訟,他恥以為伍,因此他常穿和服說日語,以表明自己是優於一般台灣人的。不過這裡作者也不忘譏諷說當他穿著和服,卻住在泥土間,憑靠著台灣竹製床的畫面是多麼滑稽不和諧。

         陳有三的思維反映了殖民論述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殖民者迷信自己的族群是偉大優越的,應享有統治者的特權;而被殖民者面對著自我形象的被扭曲醜化,過去的歷史文化被抹滅鄙視,也往往自我否定,接受統治者的價值體系。陳有三喜愛和服日語和日本女人,說明了被殖民者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企圖進入統治者的史觀,學習並頌揚統治者的文化,並期望有一天能與之共享權力。

         另一方面,陳有三對台灣人醜陋低俗文化面向所作的批評,確實也發人深省,例如台灣人社區遠不如日人整潔,這其中固然有其經濟不平等的原因,但也無法否認也有部分出於不同的生活習慣。但無論如何,在這篇小說中台灣人(文中常用本島人)作為一個的集體概念已經清楚建立,並且台灣人的族群習慣也因和日本人做對比而具體地被討論。

         二戰時期另有王昶雄的《奔流》出版於1943年,幾乎和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同時,兩書所呈現對當時台灣人國族認同的焦慮也非常雷同。《奔流》這篇日文短篇小說寫作細膩成熟,非常動人,主要角色包含敘述者我、中學老師伊東春生和伊東的侄兒也是學生的柏年三人,雖然三人都接受自己是日本國民的事實,但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卻有不同的認同觀點。

         伊東是一個娶日本女子為妻而生活徹底日本化的本島人,也是皇民化運動的樣板楷模。伊東穿和服住日本房子,在學校教授國文(日文),非常熱愛日本古典文學,無論何時都堅持說國語(日語),他的妻子是個清純高雅的日本女人,他們把日本內地悠閒的心情和生活原原本本的帶回台灣,認真而堅持地過活。但這篇小說最終並不止於成為皇民化運動的作品,因為作者刻劃了更複雜的人性,更深層的認同困境。當作為伊東的學生也是親姪兒的柏年指控伊東拋棄自己的生身父母,卻只對日籍岳母侍奉盡孝時,故事凸顯的是文化、歷史、人性、認同意識多層面的衝突。

         柏年則和伊東不同,他不僅對姨母(伊東生母)被親身兒子所拋棄而恨恨不平,也對本島人被鄙視屈辱而不已,他認為台灣人也是堂堂的日本人,而且唯有成為堂堂的台灣人,才能做一個堂堂的日本人。柏年的論點清楚抨擊殖民論述二元論的荒謬,也亟欲建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敘述者我則在小說中數度回憶起在日本內地的往事。他承認在日本的時候,他很怕被認出是台灣人,常常以來自四國或九州來掩飾自己的出身,究竟他有什麼樣的顧忌,王昶雄在小說中並沒有解釋清楚,敘述者我只表達他對曾經鄙夷過台灣相當悔恨。

         類似的場景在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更是清晰,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困境是此書的核心議題,不願意大大方方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不僅是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的普遍現象,即使在中國,台灣人的身分一樣尷尬,但究竟為什麼,吳濁流給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說明。當《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角到日本留學或在中國工作,也見識到很多台灣人不願意承認台灣身分的狀況。不管面對日本人或中國人,台灣人的身分是難堪的,對日本人言,台灣人是二等公民,次等人種,不可能平等對待,對中國人而言,台灣人身分非常可疑,很可能是間諜,不能信賴。

         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絕對是近代台灣最重要的文學巨作之一,它的書名更是台灣人國族意識的隱喻。書中眾多人物分歧的認同印證了台灣人苦難的歷史情境,如憧憬古中國春秋孔孟大義的阿公胡老人、科舉登龍夢碎的雲梯書院敎書先生彭秀才、身上總有肥皂日本味的堂哥志達、醉心皇民化運動的大個志剛等等。然而對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言,斷然地選擇國族文化認同並不容易,很多人都在這認同衝突中痛楚畏縮,徬徨不已,這也就是吳濁流所謂的「孤兒」意識形態。

         另外,號稱「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對台灣前途的關心在他的漢詩表露無遺,他的〈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一〉寫道:「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根據成大林瑞明教授的研究,此詩後來改稿,最後改作詩云:「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註一)如此改作呈現了賴和本人對台灣獨立未來想望的轉變,從根本否定轉向樂觀的期待,但好奇的是這轉折過程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且又是何種的心情轉折?

         日本的高壓統治,尤其是皇民化運動,無疑是台灣人國族認同的觸媒,這過程也印證國家主義的理論。美國學者邦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1983年出版他的學術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他在書中宣稱國家是個純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不是天經地義天然形成的,這共同體中的成員並不見得認識彼此,但卻有共同的關懷和認同。更早的法國十九世紀學者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國家的形成根據的是一種精神原則,國家是由歷史傳承和人民未來的共同想望所形成,尤其是憂傷悲痛的歷史最能構築國族的精神。(註二) 這兩位學者的理論都說明認同意識才是國家形成的原因,而日治時期以及之後的很多台灣文學作品中,我們見到一個國家想像的形塑歷史過程,經由閱讀和理解這片土地過去的震盪和先人的苦難,我們期待台灣有更好的明天。 


註一:見林瑞明教授書《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第六章「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
註二:見What is a nation?一文收錄於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 編輯的 Nation and Narration一書中。 

作者介紹

 沈乃慧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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