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德國戰後七十年間的歷史回顧──胡昌智

胡昌智(德國魯爾大學歷史系博士,前國科會駐德國及英國代表處科學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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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德國柏林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浩劫紀念碑) (作者提供)

前言

        2015年歐元金融風暴中,希臘出現德國總理梅克爾畫像上被塗上納粹十字鉤標誌;同時,希臘總理也提出德國應該替二戰在希臘造成的傷害賠償3620億歐元。二戰結束屆滿七十年,但是德國民族國家一段黑暗既往之事,於國際事務中還在躍動著。在德國國內,終戰後的政界、知識界、輿論界,人們曾嘗試忘卻,也曾嘗試詮釋安頓納粹德國的往事。七十年來他們面對過去的態度呈現出繽紛記憶文化的風貌,多采多姿。「民族國家」 這個從十九世紀起讓歐洲,甚至全世界,風雲變色災難四起的歷史現象,在戰後德國人心目中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德意志的民族國家1871年經由俾斯麥一手促成,歷經威廉帝國、到納粹德國1945年的崩潰,這段75年強烈民族主義的國史在戰後的70年裡是怎樣被看待?尤其1933年到1945年最後的12年,人們如何面對它?這些問題是本篇短文的課題。

        本文將戰後70年分為四個階段,依序檢視戰後德國各界對民族國家的感受。

一、1945年德國投降,英美法俄四國盟軍分區佔領全德國,不到五年,在冷戰的序幕中發展出東西德兩個分裂的國家。60年代中期以前,東西德雙方的政界、學界與輿論界都很少面對納粹德國的歷史問題。一般視這段時期為德國人歷史反省的蟄伏期。

二、60年代後期,戰後第二代成年,學生運動的浪潮配合著社民黨左派執政,尤其是它的東向政策,激發了第一波對德國民族主義歷史的討論。

三、80年代右派的基民黨再度執政。西德在經濟成就斐然以及冷戰國際地位穩固的環境中,又興起了民族主義的呼聲。左派知識份在惶恐中針對民族主義的新思潮宣戰。1986年正式展開的「史學家論戰」,可以說是戰後德國歷史反省大爆發,左右兩派立場鮮明。論戰的主題圍繞在納粹德國與民族形象。這場論戰延續到兩德1989的統一。

四、突如其來的兩德統一對左右兩派、對德東德西都是一項挑戰。這個階段的討論在政界與學界都被德西的菁英主導著。德國從1871年建國開始到今天,走了120年的歧途嗎?再統一的德國終於回到了西歐的傳統,德意志民族也成了「正常的」 民族國家嗎?第四個階段我們以問號的方式看待。

艾德諾的融入西方與曼乃克的回歸源頭

         1949年8月西德在英美法佔領軍支持下通過憲法成立政府。總理艾德諾在他的連續四個任期內自兼外交部長,強勢領導。他堅持的外交原則是「融入西方」(Westbindung),將西德整合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安全體系中。在這樣的原則下西德很快的獲得冷戰中西方盟國的信任。1955年英美法撤出德國佔領區,西德已獲得絕大部分的國家主權。但是同時,艾德諾與東歐集團對抗的政策,強化了兩德的分裂,尤其是1952年他拒絕了史達林兩德統一的建議。批評者認為他分裂民族的證據在檔案中處處可尋。

        美軍將1945年解放納粹集中營時拍攝的影片在當時的西方佔領區城鄉巡迴展出與播放,獲得震撼的效果。許多民眾在被安排集體 「觀賞」教育片時,痛哭失聲或閉眼不忍續看。然而,納粹罪行並非當時輿論的主題。當時很少有輿論認為俄國人、波蘭人或猶太人是戰爭受害人。當時德國人認為自己就是戰爭受害者,原因是:(1)盟軍戰爭後期對全德國各大中型城市展開的轟炸,所謂的 「道德轟炸」,受害者是平民。戰後日常生活中在廢墟瓦礫中一磚一瓦整理家園的 「瓦礫婦女」(Trümmerfrau)是戰爭受害的具形。(2)戰後德國國土縮小,奧得河與奈瑟河以東,原來東普魯士的廣大地區割讓給波蘭。(註一)當地1200萬德國居民被迫遷離。這眾多的離鄉流民(Vertriebene)流入東西德帶來的問題,讓德國人認為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3)艾德諾政府在1950年將8萬名滯留在俄國的德軍贖回。年輕但身心極度受創的軍人是當時社會中普遍的現象,它也讓德國人民自然地自視為戰爭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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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德國戰後在廢墟瓦礫中整理家園的 「瓦礫婦女」(Trümmerfrau)(作者提供)

        德國戰後的15年,德國一般人並沒有明顯的罪惡感。(註二)政界、輿論界也沒有展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學術界有兩位史學家著書表達錐心之痛。當時84歲的唯心史家曼乃克 (Friedrich Meinecke) 1946年出版〈德意志的災難〉(註三)以及政治史家瑞特(Gerhard Ritter)1956年出版〈德意志的問題〉(註四)。

        曼乃克認為科技的發展、群眾政治力量的興起以及工商慾望的主宰等幾個大趨勢是這場災難的歷史根源。而這些大趨勢都根本埋伏在西歐的啟蒙思想中。在他書中他屢次引述布爾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對現代文明悲觀的論點,支持這樣的看法。曼乃克痛心的指出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正是這些大趨勢帶來的結果。他的反省最後再集中在希特勒個人因素上。希特勒的自大與愚昧將 「德意志族人」 帶往滅亡。借用第三帝國用在藝術上打擊異己的術語 ─「不倫不類的」 (entartet),曼乃克說希特勒正是將德意志精神 「不倫不類化」 (Entartung)。在 「外來政權」 (他指的事盟軍)統治之下德國族人該何以自處呢?1946年他在書中自問自答的說,族人該踏著俾斯麥以來的廢墟,回到歌德所代表的原初德意志的純淨。

        1949年歌德200週年冥誕,西德擴大慶祝,正合曼乃克將德國歷史 「去現代化」 的意向,同時,紀念歌德也是當時德國人心理上對抗撲天蓋地的美國教育的一種回應。不論如何,我們看到老邁唯心大師反省的限度:對現代性的斥拒,對 「異邦的」 啟蒙的思想排斥,對德國的 「本質」 的信仰,以及將納粹罪行的關鍵歸之於希特勒一人。

        中生代史家瑞特的〈德意志的問題〉是政治史的作品,檢視路德以來的普魯士精神。他仍堅信德國的中歐地理位置所引發出的長期政治信念:德國應該有異於西歐的政治理念與自己的歷史發展途徑,該有所謂的 「獨特途徑」(Sonderweg)。(註五)他認為希特勒的崛起,把德意志文化國家當成獵物是樁神秘的意外。意外崛起的希特勒帝國異化了德意志本質。瑞特的反省沒有曼乃克的精神深度,提出的解釋仍極為有限。

布蘭德下跪與費雪的歷史新論

        60年代後期西德逐漸跳脫出艾德諾的強勢政治領導。戰後成長的新一代帶起蓬勃的學生運動,反抗權威,要求更多的寬容、多元與自由。1969年保守的基民黨結束了20年的執政。新上任的社民黨總理布蘭德(Willi Brandt)展開對東歐友善的新外交政策。原先艾德諾是以敵對與忽視的態度面對東歐集團,對納粹德國在波蘭、俄國以及東歐其他國家的巨大罪行沒有任何補償與賠款協議,而布蘭德則積極展開與東歐國家對話。他的 「東向政策」 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在1970 年8月訪問波蘭時,在世界媒體前向華沙猶太人禁區紀念碑下跪。他代表西德人民替納粹德國的罪行悔罪與道歉,打破將近百年以來德國人對斯拉夫民族的歧視與仇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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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i Brandt)向華沙猶太人禁區紀念碑下跪(作者提供)

        60年代裡納粹暴行漸漸在西德媒體裡取得地位。1961年納粹一位中級頭目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報人員在阿根廷綁架並偷渡回耶路撒冷審判。西德輿論關注這場極不尋常的政治審判秀。同時,西德經歷多年的蒐證也終於在1963年對奧斯維茲集中營的各級幹部與工作人員提出告訴。這項審判在法蘭克福市舉行,從1963年到1968年開庭百餘次。媒體的報導讓西德人民對納粹有了新認識。

        漢堡大學歷史教授費雪(Fritz Fischer)於1969年出版〈為虛幻而戰〉,(註六)在史學界裡投下一顆震撼炸彈。費雪以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戰前德意志帝國社會各種菁英集團的利益。這些集團包括:東易北河的傳統大地主,克魯伯、提玉森、佛格勒等重工業財團,土地貴族出身的軍官階級,天主教,以及文官階層等。這些菁英集團因為經濟與社會利益,他們都支持領土東向擴張的政策。甚至,費雪認為帝國政府受這些利益集團的挾持而東向侵略,形成德國在一戰之前長期追求中歐霸權地位的國策。費雪以此論點解釋一戰的爆發。同時,他論述反猶政策與東侵略奪 「生存空間」 等納粹德國的政策都不是希特勒發明的,而是根本早已植根在希特勒之前半世紀的社會利益集團中。費雪後來將他的這個論點以標題方式提出,他說:「希特勒不是意外事件」(Hitler ist kein Betriebsunfall)。(註七)費雪的論點完全推翻了曼乃克與瑞特希視希特勒為非德國的異象的看法。他擺脫了歸罪希特勒個人,替德意志民族脫罪的歷史鴕鳥心態。

        在布蘭德的東向政策與納粹審判的氛圍中,費雪透過社會史與經濟史的新研究取向,將歷史的批判上推到建國初期,他強調了納粹德國在整個德國歷史中的延續性與不可避免性。費雪的研究摧毀了「本質論」 的歷史研究舊取向。費雪出書後,引起史學界的論戰:一場社會科學方法針對傳統政治思想史以詮釋文字為主的研究方法的論戰。事實上論戰延續至今,剛過世的維勒(Hans-Ulrich Wehler)以及柯卡(Jürgen Kocka)延續著費雪開啟的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傳統,他們建立起的學派在80年代之後不斷修正、同時也證實了費雪在60年代裡提出的許多論點。

哈伯馬斯與民族主義的「四人幫」

        70年代後期,在經濟有了卓越成就與政治長期穩定的情況下,保守陣營裡明顯的出現正面歷史解釋的需求。1979年巴伐利亞邦右派的基社黨黨魁史特勞茲(Josef Strauss)競選時說: 「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長期忍受沒有歷史認同的處境」。1982年重新執政的基民黨柯爾總理誓言要在戰後40 年的西德展開一個 「精神與道德上的大轉向」,他要的是一個沒有罪惡感的民族認同,與有光榮事蹟的民族歷史。1985年歐洲終戰40週年,美國總統雷根在柯爾總理陪同下在德國畢特堡(Bitburg)軍人墓園獻花。該墓園葬有44名納粹禁衛軍。這舉動有將二戰的過去一筆勾消的象徵意義,引起大西洋兩岸左派人士的不安。西德左派知識份子這時最擔心的是德國民族主義的復活。柯爾總理1983年依據紐倫堡大學史家史提玉默(Michael Stümer)建議就已經開始籌建柏林歷史博物館,此時更顯示出這是政府開始要塑造一個定於一尊的官廳版歷史解釋。史提玉默於1986年6月6日在法蘭克福廣訊報暢言,他說:「誰能夠將記憶填滿,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可以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裡贏得未來。」 (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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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美國總統雷根在柯爾總理陪同下在德國畢特堡(Bitburg)軍人墓園獻花(作者提供)

        好辯的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忍無可忍在7月11日的 「時代」 週報發出戰書。(註九)他指名批判包括史提玉默在內的四位歷史學教授,恩斯特.諾特(Ernst Nolte),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以及希德布蘭特(Klaus Hildebrandt),所謂的 「四人幫」。其中史提玉默當時兼任基民黨的康拉得.艾德諾基金會董事,曾當過柯爾總理的歷史顧問,他與政界關係最為密切,歷史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他表達的最直接,他在論戰前曾說:「沒有歷史的自我認識,就沒有內政與外交行動的可信性」。然而哈伯馬斯的戰書更主要是針對提出具體歷史解釋的諾特與希爾格魯伯。

        軍事史及外交史專家希爾格魯伯在敘述東線戰史中嘗試建立他的歷史認同:(註十)希特勒他不能認同,盟軍他也不認同(他不認為盟軍 「解放了」 德國人),暗殺希特勒的軍官們的作法太 「理想主義」,他也不願意認同。(註十一)他認同的是東線戰爭中德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犧牲精神,他認為東線德軍節節敗退時仍英勇抵抗俄軍,使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居民可以逃亡,免於被俄軍殺戮強暴,他認為這才是真正有責任感(Verantwortungsethik)的作法。哈伯馬斯認為現代的認同該是對憲法價值尊重,並逕稱希爾格魯伯為納粹。

       「四人幫」 中真正具有學術震撼力的是諾特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諾特沿襲韋伯類型化(Typologiesierung)的研究方法歸納出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幾項特質:充分使用暴力、極度的宣傳、操弄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以及反共產主義。他認為納粹所代表的法西斯是對共產主義 「過度的」 反動。1917年10月革命後從列寧到史達林展開的長期大屠殺,被當時的德國輿論視為是 「階級屠殺」。在中產階級面對國際布爾雪維克的危機感之下,德國納粹順勢而起。諾特甚至在〈歐洲內戰〉 (註十二)書中認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奧斯維茲集中營是模仿布爾雪維克的古拉格(Gulag),不只是模仿,他說兩者根本就具有因果關聯(Kausale Nexus)。在他的看法中,奧斯維茲是德國中產階級在猶太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雙重壓力下反擊行為的產物。諾特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相對化了納粹罪行的歷史,否定了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單一性(Singularität),也使德意志民族,尤其是納粹德國歷史,在冷戰中獲得正面的意義。納粹成了對抗共產黨的先鋒,而冷戰可以說是納粹失敗後,納粹所開啟的戰役之延續。

        哈伯馬斯的立場很明確:他要從自己的歷史中批判納粹罪行的根源,歷史不是用來建立民族認同的工具。一個社會所需要的認同,他認為該以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為基礎來建立。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他要徹底的批判德國反對西方啟蒙傳統的一切思想與制度,並認為德國兩百年來所走過的歷史全是歧途,必須 「全盤西化」。支持他的史學家著名的有漢斯.孟森(Hans Mommsen),沃福岡.孟森(Wolfgang Mommsen),維勒( H.-U. Wehler)。其中繼承費雪從事威廉帝國社會史研究的畢勒斐大學的維勒最為積極。

        這次論戰共有70多名史學家參與,論戰持續三年多,到東西德統一為止。「史學家論戰」 其實是一場政治論戰,雙方攻擊性的文章完全不發表於學術期刊或專業文集。右派的言論多刊載於法蘭克福廣訊報、世界日報,而左派言論則刊登於時代週報或明鏡週刊,報界、雜誌界的壁壘分明。同時,參與論戰的學者許多身兼政黨職務,漢斯・孟森當時擔任社民黨歷史委員會召集人,史提玉默則是基民黨基金會董事。事後學界回顧此次論戰,直截了當的認為,論戰沒有產生出學術上的新知識。

東西德統一與民族正常化

         80年代在西德政黨、輿論與學界裡,左右派陣營分明。相一致的是,他們都沒有預見東西德的統一,事實上他們也都不期望統一。即使西德政界因應政治正確的準則常提統一,但眾人皆知這是 「沒有實際需求的口邊話」(Bekenntnis ohne Bedürfnis)。(註十三)戈巴契夫的 「透明與改組」 讓整個蘇聯共黨體制瓦解,德國的統一就這樣 「從天上掉進了德國人的懷裡」(史提玉默名句)。

        配合著國際協商的急迫性,柯爾政府也在兩德內部展開急速的統一措施。哈伯馬斯高唱兩德應該在一個新憲法架構下統一,強行統一將拖緩西德西化的步調與能力。一向支持布蘭德的諾貝爾文學獎葛拉思(Günther Grass)認為一個有奧斯維茲歷史的民族沒有統一的權利。左派社民黨領袖拉芳田(Oscar Lafonten)認為急速統一將替雙方帶來經濟上的不利後果。這些學界政界輿論界的立場顯然與時務無法銜接。事實上,急速統一 ─ 將東德完全納入西德的憲法與體制中 ─ 最具體的現象就是百分之七十三的德東地區公職與相關職務都由西德人擔任。急速統一對德東人民而言,等於被自己同胞殖民,對西德人民而言,這是繼去除納粹思想之後,另一個去除共產社會主義意識的長期任務。兩德人民在經濟上、價值關上、心理上的差異極大,這是左右派各政黨所共見。左派社民黨前總理史密特(Helmut Schmidt)因此推動成立德意志民族基金會。右派基民黨第二號頭目 「萬年王子」 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更在德國論壇呼籲強化民族認同回歸民族常態,獲得企業輿論界極大回應。左右兩派在民族認同的這個議題上已經沒有統一前的尖銳對立。彌補兩德差異的實務,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1996年4月德文版〈希特勒的那些順從的劊子手們〉出版,作者哈佛大學教授葛哈根(Daniel Goldhagen)解釋大屠殺為什麼會在德國發生,畢竟反猶主義全歐都有,而且於法國與俄國更行昭著。他提出三點原因,一、德國有當時最極端的政府,二、全面的戰爭迫使德國政府採取激烈措施;以及三、最重要的是反猶主義深植德國一般人心中,這是他全書的重點。葛哈根利用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地區納粹罪行檔案研究該地警察單位人員及居民日常生活與心態。

        該書德文本出版後數週內賣出8萬冊,極為搶手。同時,9月與10月作者本人在德國各城市的巡迴演講與討論,幾乎場場爆滿。1997年茍得哈根獲頒民主獎,哈伯馬斯應邀致詞,稱讚該書激發統一後德國人對納粹歷史的反省。相形之下史學界對該書評價不佳。終身致力於納粹德國研究的伏艾(Nobert Frei)直言該書僅提出德國人有 「集體罪行」 的舊論點,不具新意,在媒體軒然聲中,他斷言該書沒有引起論戰的條件。魯爾大學的漢斯.孟森指出該書兩點基本問題,第一,作者沒有參考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第二,作者對所使用檔案供詞中狡黠的文句沒有讀懂。孟森的評語可以說完全否決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熟悉該路德維希堡納粹罪行檔案的英國史家柏恩(Ruth Bettina Birn)也認為葛哈根扭曲檔案原意 「編織幻象」,並指出作者論述常用虛擬詞,敘述的方式不是理性的歷史解釋而是感性的煽情。(註十四)

       〈順從希特勒的那些劊子手們〉造成熱潮,它顯示出統一後的德國仍然非常關心半世紀前納粹德國的罪行。2009年葛哈根又出版〈比戰爭更可怕:滅族的緣起〉。書中作者再度強調德意志民族 「集體罪行」 的論點,並建議懸賞緝拿納粹人犯。該書未再引起輿論的注意。1996/1997年的葛哈根熱潮只能視為德國民族走向正常化的一部份。沒有迴避歷史的批判,但也沒有盲目的接受批判。

         1998年 「民族正常化」 的呼聲甚至出自一位曾經明顯屬於左派的文學家及文學批評家瓦爾色(Michael Walser)。該年,瓦爾色獲得該年德國書商協會和平獎。10月11日於法蘭克福市保羅教堂發表得獎演說。演說中他希望德意志民族有一個正常的民族認同,奧斯維茲不可以一直拿來當 「道德教鞭」,納粹罪行不該被塑形化成為德國永恆之恥,(註十五)二戰既往之事更不得被工具化作為政治勒索的手段。演講結束全場1200人起立鼓掌,(註十六)顯然積壓在眾人心中,但卻因政治忌諱不敢說出的想法都被瓦爾色合盤道出。統一之後德國官方的民族主義表現的很溫和。民間除了少數新納粹的活動,一般人對民族主義也不具激情。2001年德國重修極具軍國主義意義的普魯士軍廟,未引起左右派的騷動,普魯士第一任國王移靈波茲坦,也沒有政治遊行,相反的,這些都被 「去政治化」,視為增加了柏林市觀光景點。在右派異議聲中,柏林的大屠殺紀念廣場如期完工。傳統民族主義的激情不再活躍,這也許是瓦色爾能無懼地提出 「民族正常化」 呼籲的原因。

         2015年5月8日,德國投降70 週年,總統高克(Gauck)與總理梅克爾率領全體閣員在國會舉行紀念會。議長拉莫爾(Lammert)重申一個重要的基調:70年前德國是 「被解放」 (Befreiung)──盟軍不是敵人是解放者,納粹德國不是祖國。(註十七)出身史學世家的溫格勒教授(Hans August Winkler)─〈走向西方漫長的路途〉 (註十八)作者─也在紀念會演講,他相信拋棄德國 「特殊途徑」 信念走向西方,這是戰後70年來德國人覺悟歷程,他同時並指出面對新近發生的排外活動,一定要記取納粹教訓,讓新的民族國家裡,每一個生命都受到尊重。

結語

        戰後七十年中,曾掀起兩次歐戰的德國呈現出繽紛的記憶文化。千禧年前後的兩次 「國防軍展」 對德國國軍形象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項展覽顯示在戰後的德國,沒有禁忌的歷史反省是可行的,而且會被群眾所接受。為期七年的巡迴展,激起了正反雙方的激辯,這種記憶文化令人嚮往。1999年德國國會決議在新首都柏林中心地帶建造大屠殺紀念廣場,紀念全歐洲被屠殺的猶太人,在紛紜的討論與攻擊中,政府堅定地將計畫完成,2005年5月正式揭幕。我們認為知恥與羞愧的決心長存於紀念廣場的背後。同時,順著史家溫格勒的說法─德國戰後七十年邁出了走向西方的步伐,我們可以說,戰後七十年的德國記憶文化豐富了它所追求的西方的精神。 註一:這片土地是1937年德國國土的四分之一,11萬4千平方公里,是台灣面積三倍多。註二:有關戰後人民罪惡感參見Stefen Berger, Germany – Inventing the Na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4.註三:F.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Brockhaus 1946。二戰後他的論點在1936年〈歷史主義的緣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書中已見端倪,但歌德的源頭此時已完全去政治化成為美學化純粹的世界觀。這兩部經歷了納粹時代的作品又大異於之前(1914)〈德意志的復興〉(Deutsche Erhebung)政治理念史的取向,以及對德意志民族國家強烈的自信。曼乃克1862年生,還上過朵伊森的課,讀大學時蘭克大師仍在晚年著述中。註四:G. Ritter, Das deutsche Problem. Grundfragen deutschen Staatslebens gestern und heute. Oldenbourg, München 1962.註五:「獨特途徑」 意識形態提供德國背離西歐英國與法國民主政治制度與價值的理論基礎。1940年前後中國也有類似 「獨特途徑」 的呼聲。錢穆〈國史大綱〉是一個代表。「獨特途徑」 中文資料,參見本文註十六。註六:Fritz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1914, Düsseldorf 1969註七:Fritz Fischer, Hitler war kein Betriebsunfall. Aufsätze. Droste, Düsseldorf  1992.論文集就是以其中一篇 「希特勒不是意外事件」為書名。註八:Ernst Nolte: 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 Eine Rede, die geschrieben, aber nicht gehalten werden konnte.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Quel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6. Juni 1986.註九:維勒在他1988年的〈清除過去〉書中總結兩年來的論戰。第一章他敘述四位新民族主義史家背景,第二章他引述四人挑釁言論,第三章他敘述哈伯馬斯指名道姓的攻擊,該章他稱之為「防衛戰」。在他看來哈伯馬斯不是主動攻擊而是不得以的防衛。第四第五章是論戰的經過H.U. Wehler, 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 Beck Verlag, München 1988註十:Andreas Hillgruber: 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aischen Judentums. Corso bei Siedler, Berlin 1986。在〈兩種沈淪〉書中,希爾格魯伯的威廉帝國歷史解釋有些接近費雪社會史經濟史之處,但無批判性,相反的,卻著墨於他對東線軍官的認同。註十一:他認為暗殺是理想主義行為(他用韋伯的概念Gesinnungsethik說明暗殺性質)他尊重,但對實際無益。事實上1944年7月20日史陶芬貝格暗殺行動若成功,德國可以提早投降並減少戰爭一半的傷亡人數。暗殺有實際考量。註十二:Ernst Nolte: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Herbig Verlag, Frankfurt/M. 1989.註十三:當時另外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西德政府認為東西德該是一個國家,而東德政府認為彼此根本就是兩個國家。東德人民認為東西德應該是一個民族,而西德人民認為彼此根本是兩個民族。註十四:他的評論刊於1997年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 葛哈根的回覆是:要告柏恩及該雜誌。註十五:瓦爾色反對在柏林市建大屠殺紀念廣場。他形容那是:首都中心足球場大的夢魘。註十六:只有德國猶太人協會會長Bubis與其夫人,以及另一位人士持有異議,未起立鼓掌。註十七:二戰德國不是被擊敗,而是被解放。這個歷史解釋是魏思哲克(Richard von Weiszäcke)總統1985年定的調。1986年史家論戰中,右派的史家卻無法接受德國被盟軍,尤其是被俄軍解放的說法。註十八:H. 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Beck, München 2000,林欣蓓曾介紹並評論本書英文版,〈德意志的特殊之路? ——從反猶情緒看德意志民族對「我者」與「他者」的追尋歷程〉,刊於:http://europeanhistory2013.blogspot.tw/2013/08/germanythe-long-road-west-winkler-1945.html 作者自述:1956年起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所就讀,開始對史學史產生興趣,關心史學作品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1976年到德國魯爾大學,嘗試瞭解十九世紀以來德國知識界如何在時代的浪潮中建立特殊的歷史基本概念,並用以對待當時不同的史學思潮。後起的韋伯在現實生活中感受的困境以及他的方法學,哈伯馬斯從語言學與哲學的角度堅持啟蒙精神,這些對我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1983年至1991年東海大學教學期間,從概念史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思想的變遷。同時,歷史意識在青少年道德成長過程中的轉變,也是我當時的研究課題。十九世紀德國歷史主義經典作品的翻譯是我2000年後重新開始的工作。2014年客座東海大學期間,透過授課,檢視德國戰後史學發展與戰罪反省的關聯。德國當代史學是我目前關注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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