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台灣人的「戰爭記憶」與「記憶戰爭」──潘宗億

 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015年是二戰「終戰」七十週年,世界各國官民或將藉各種儀式,紀念此一具世界性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在二戰「終戰」的全球記憶文化脈絡下,台灣官方也擬辦各式活動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七十週年。但在政府紀念活動背後的官方二戰歷史論述之「外」,台灣各社群對於如何定義二戰、如何紀念二戰、選擇紀念「誰」的二戰經驗等問題,仍存在不同認知。台灣人關於二戰的「記憶戰爭」有其歷史脈絡,實為台灣特別之歷史發展與多元社群移民經驗的結果。本文認為,興建「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引發的爭議,及其最初落成時「有碑無文」的狀態,正是戰後台灣人二戰「記憶戰爭」的具象化結果。

         台灣多元社群對於二戰的記憶差異,是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先後統治的歷史結果。由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現實,台灣住民以「軸心國」日本國民身份,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如電影《天馬茶房》所再現,體驗了在防空壕躲避「同盟國」空襲轟炸與疏散的驚恐;如台人菁英日記所記載,親歷生活物資缺乏的悲淒;也如小說《孤燈》所描寫,台籍日本兵無法逃避投入中國、南洋戰區的痛苦;或如「高砂義勇隊慰靈碑」所承載的原住民太平洋戰爭記憶。此般特殊的歷史經驗,不禁使台民在聆聽「玉音放送」時,產生曖昧觀感與身份認同的矛盾,或以「戰敗國」國民身份為日本投降感到同情或唏噓,或以「戰勝國」國民身份為抗戰勝利感到光榮,或因將回歸「祖國」而感到興奮與不安。然而,此一日治與二戰的經驗與記憶,並未隨1945年10月25日接受日本投降儀式而消逝,也未隨台人菁英日記由日文改易中文書寫而失憶;它在解嚴之後仍如鬼魂般被喚醒,牽扯台灣人對日治時期與二戰的歷史認知,影響戰後台灣社會的認同政治與記憶文化。

         1949年迄1980年代末,國民黨在語言、文化、政治、歷史與空間論述等方面力行「中國化」政策,也是台灣呈現多元二戰記憶的重要脈絡。為確立中華民國在台統治的正當性,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法統論述,強調戰後移民社群的歷史知識與經驗,台灣地圖與地景之中,也出現諸多具中國淵源的地(街)名與建築。如此以戰後移民歷史知識與經驗為核心的中國歷史書寫與教育,也特別凸顯對日抗戰經驗,而被指稱台灣住民深受「奴化教育」的日治時期,以及台灣住民的歷史與二戰經驗,則遭到選擇性遺忘;畢竟,在「同盟國」戰勝國土地上,回憶「軸心國」國民的戰爭經驗,顯得極為尷尬與違和。台灣戰後官方歷史書寫「中國化」的另一面,即「去日本化」,其影響深遠,連部分台人書(改)寫傳記時,還特意遺忘日治時期的生命經驗。是故,直到解嚴前,在中國史觀的記憶政治下,如「媽祖接炸彈」等台人二戰經驗,在結構性壓抑下,遭到遺忘,但仍如伏流存於民間記憶之中,最終經解嚴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眾聲」得以釋出而「喧囂」。

         解嚴後,台灣各社群的戰爭與政治受難經驗得以浮現公領域。台灣本為多移民社會,在形塑社群記憶的官方主宰性歷史論述框架消解之後,具不同歷史經驗的多元族群,自然呈現相異的歷史認知。值得注意,在此一台灣記憶「民主化」歷程中,除了呂赫若、鍾肇政、陳映真、李喬、黃春明、楊牧等戰爭文學再現之文化記憶載體受到注意,有關台籍日本兵、高砂義勇隊與慰安婦二戰經驗的口述整理與研究也逐受重視,但仍需進一步拓展,以促進更多大眾的關注。

         歷史記憶「民主化」的結果之一,便是台灣不同社群之間的「記憶戰爭」。在諸多爭議中,「日治」或「日據」時期的歷史定位,以及二戰「終戰」或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記憶戰爭」的主要場域,不但呈現在《認識台灣:歷史篇》與「課綱微調」等教科書編修的爭議上,也以具象方式反映在中山堂前「有碑無文」的「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上。

         「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之興建,從決策、籌備到落成,因命名與地點等爭議,風波不斷,期間牽動不同社群的戰爭記憶,前後經歷四年,才落成於中山堂前。1995年7月5日,時值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五十週年,國民黨副主席郝柏村在國民黨中常會提議興建紀念碑,認為由於抗戰勝利,台灣才能脫離日本統治,國人必須謹記這一段歷史。郝柏村的提議,獲得李登輝主席正面回應,並裁示行政院將紀念碑興建列為紀念活動項目。值得注意,當時在野人士認為,郝柏村提議興建紀念碑,意在反制「二二八紀念碑」之興建,而李登輝的正面回應,則意在安撫與平衡非主流人士的歷史情感與記憶。

         1995年7月6日,行政院長連戰指示成立「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建碑委員會。8月31日,委員會正式成立,由政府、學者與民間等二十二名代表組成,前後歷經五次會議,審議紀念碑名稱、地點與造形設計等議題。1995年12月7日至1996年1月20日,經委員會公開徵選設計,最終由十八名政府與專家代表組成的評審小組,從兩百二十七件作品當中,選則黃承令的「歷史留言板」作為紀念碑造形設計。期間,在野人士與台北市政府一再異議,紛爭不斷,立法院在野黨立委甚至刪除工程預算一億元,要求委員會「再予研究」紀念碑的名目。凡此,紀念碑直至1999年5月開始興建,同年10月25日方才落成。紀念碑的難產,主要是因台灣各社群對紀念碑意涵、二戰「終戰」或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定位、建碑地點等認知歧異所造成。

         關於碑名爭議,實涉及台灣人應如何定位二戰的難題。一開始,行政院的定位就是「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雖建碑委員會確立「不以名稱限制設計者之思維」的原則,紀念碑落成時之名稱,卻未曾稍改。但是,這並不意味委員會或者台灣社會沒有異見。曾任碑址專案小組成員的台北市長陳水扁與內政部長黃昆輝,即提議將碑名改為「終戰五十年紀念碑」。在市議會接受質詢時,陳水扁明確表達反對以「對日抗戰紀念碑」或「台灣光復紀念碑」作為碑名的立場,因為都「尚有爭議」,應以「終戰五十年紀念碑」為名,寓意「戰爭的結束」與「維護和平」的省思。同時,作為委員會中少數在野黨代表,陳水扁無奈表示其「異見」無法獲多數認同。對於陳水扁的改名提議,市議員龐建國提出質疑,認為「終戰」是日本用語,有淡化日本戰爭責任之嫌,不宜使用,而這也代表特定社群的意見。值得注意,當時若干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站在日治時期台灣住民歷史經驗與記憶的立場上,直指在「戰敗國」土地上興建紀念戰爭勝利或台灣光復紀念碑,對當時的台灣人民與台籍日本兵,都是一種「侮辱」。如此這般,在碑名爭議中,我們得見兩種不同二戰記憶的聲音。

         紀念碑興建地點的爭議,實涉及台灣各社群對中山堂一地空間歷史意義的認知差異。在籌備過程中,大安森林公園、青年公園、大湖公園、榮星花園、凱悅飯店旁停車場、總統府廣場與中山堂前廣場都曾被考慮,最終由碑址專案小組擇定中山堂廣場作為建碑地點,其主要理由在於中山堂曾是盟軍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儀式所在,深具台灣光復的象徵意義。中山堂前身,亦即日治時期台北公會堂一隅,曾為日本在台始政儀式、總督府舊廳舍、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所在地。戰後,中山堂曾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議所在,特定台灣社群甚至認知,許多參與委員會的台灣菁英曾在中山堂被抓或被殺,是一創傷之地。因此,當時的民進黨市議員認為,將紀念碑立在二二八創傷之地,「像一把劍插在台灣人心裡」,尤其是對「遭受二二八事件之人」言,就像是「台灣之淪陷」,而且距離「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如此之近,實在不當,因此反對在中山堂前建紀念碑。換言之,對台灣特定社群而言,中山堂一隅,實是承載戰後台灣二二八事件創傷記憶的空間,因而於該地興建紀念碑,實在違和,相當「不適所」。故此,中山堂空間意義,也成為台灣人「記憶戰爭」所繫之處。

         紀念碑終於落成,但「有碑無文」引起更多爭議。最終落成的紀念碑空間,以非傳統長方形留言板碑體為核心,碑上除了名稱,僅刻上1895 、1937與1945三組數字,象徵割讓台灣、抗日戰爭爆發與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等三個歷史時刻,之外並無任何說明文字。針對此,設計者黃承令表示,「有碑無文」的設計,意欲讓參觀者自由反思,不受碑文限制。不過,根據檔案資料,委員會從未能確立紀念碑的「具體意涵」,最後只能保留。雖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曾設專案小組研擬碑文,但卻言明工程「不受碑文撰擬進度之影響」,未來核定後於適當時機再行刻崁。碑文難產,顯示台灣各社群對「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的意義仍有爭議,處於「記憶戰爭」狀態,背後牽涉李登輝主政後政治勢力分立,以及中央與地方對抗之局,需進一步深究。

         更有趣的是,1999年光復節紀念碑落成時,李登輝總統並未出席典禮,僅由副總統連戰與行政院長蕭萬長主持,且紀念碑只見副總統署名,未見總統背書,值得玩味。「有碑無文」引起民間爭議,例如中華新民黨創黨主席詹同章,即曾上書國民黨與台北市長,主張補立碑文,以增進大眾對甲午戰爭、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之歷史認識。「有碑無文」之狀況,直到2010年民間再向馬英九總統請命增立碑文,才由台北市中山管理所於同年10月成立「碑文委員會」,並由下設的「碑文研議小組」在2011年3月定稿碑文,最後於同年光復節以「歷史長軸」形式立於紀念碑前。從「有碑無文」到「有碑有文」,歷十餘載,其中所涉記憶政治,值得再探。

         台灣人二戰記憶的戰爭,有其獨特之歷史發展與多元移民社群經驗的脈絡,而解嚴後台灣記憶文化的多元面貌,也應以開放態度視之。更要者,台灣各社群需以溫情與敬意,真誠理解不同社群的歷史經驗與情感,及其背後的歷史淵源。在台灣記憶「民主化」浪潮下,於戒嚴時期受到壓抑的日治時期歷史與台民戰爭經驗,終於獲得「解嚴」。雖然,隱身文學記憶中的台人二戰歷史經驗與記憶,近年已逐漸由歷史學家恢復,但諸如台籍日本兵、高砂義勇隊與慰安婦的歷史正義,仍猶待落實於更廣大群眾的歷史認識與理解之中。如此,許昭榮先生為喚起政府與大眾正視台籍日本兵歷史與問題而自焚的悲劇,才不會再度發生。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社會的公民,理應要能相互理解、尊重與包容不同社群之間相異的歷史經驗與記憶。


作者介紹

潘宗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學博士,目前於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任教,從事歷史與記憶、西方史學史、傳播媒介史與全球史等課程之教學,對歷史記憶理論與研究、全球化歷史、歐美史學思想與理論具高度學思興趣。近年關注文化記憶之物質與空間基礎相關研究,曾出版北京天安門廣場、柏林「浩劫紀念碑」等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及四五運動之歷史記憶與政治使用等相關論文,對全球化歷史分期的學理性思考,也將於近期出版。目前集中於兩方面之研究,一為由文化記憶與空間之社會生產為取徑,以日治時期台北公會堂與戰後中山堂為起點,探究台北「歷史記憶」之建構及意義變遷,二為由懷舊商品化視角,以《再見列寧》為個案,檢視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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